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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杨沫-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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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同志与郭开同志对小说《青春之歌》的评论对比
(摘要)
姚文元同志的评论文章《一部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小说——评小说〈青春之歌〉》载于1962年5月出版的《姚文元论文集——新松集》第58页。
郭开同志的批判文章《揭穿一个极其险恶的大政治阴谋——坚决批判〈青春之歌〉及其黑后台》载于1967年4月15日北影批毒联络站主办的《工农兵电影》。
郭开批:《青春之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小说,是株大毒草。
姚文元评:小说有强烈的共产主义思想,创作出色彩鲜明的形象,在生活发展方向和人物性格的描写中渗透了共产主义思想,渗透了无产阶级党性,因而在艺术上有一种激动人心的美。
郭开批:《青春之歌》辩护士们都说,《青春之歌》是优秀的革命小说等等。《青春之歌》的辩护士、吹鼓手以及他们的黑后台,就是一群披着羊皮的狼,他们大肆吹捧的《青春之歌》,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他们想把我们毒死——使我们接受他们谬论,好跟他们搞修正主义。
姚文元评:我们读着这部小说,就会感到革命胜利是经过多么艰苦的斗争才得到的……让我们大家从这样的现实意义出发来读这部优秀小说吧!
郭开批:书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和色情描写……(没有举出例证)对青年起了极坏的腐蚀作用,诱惑年轻一代和平演变。
姚文元评:《青春之歌》和许多优秀的社会主义作品一样有一股强烈的鼓舞和教育力量……它鼓舞青年唾弃一切丑恶的个人主义打算,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向前,向前,再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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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文革岁月(3)
郭开批:那种说《青春之歌》是学术问题,放在后期处理的论调是糊涂人的哲学。我们不能听。必须争朝夕马上干!过去几年没有批判,并不是群众不要求批判,而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阎王爷陆定一压住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没有批判是被陶铸这个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压住了。今天难道我们还不批判吗?一定要批判。因为正像前面说过的那样,《青春之歌》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它和《海瑞罢官》一样,是一个政治案件。
姚文元评:《青春之歌》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特点。小说是沿着三条线索发展的。一条是敌我斗争,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和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一条是党内斗争,党内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党员和左倾教条主义分子的斗争;一条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分化。这三条线索错综复杂地交织着,织出一幅鲜明的历史图画。
郭开批:《青春之歌》中有三个没有:一个是没有毛泽东思想,一个是没有阶级斗争,一个是没有人民战争。这都是我们事业的生命,革命的命脉,可它完全没有。
姚文元评:小说鲜明地反映了党内斗争的两条路线。一条是错误的左倾路线,一条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青春之歌》还写出了英雄时代的英雄人物,不管是牺牲的先烈,或继续战斗着的同志都引起了我们对他们的崇高敬意,激起向他们学习的强烈愿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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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始终没整海默(1)
海默1941年18岁时参加革命。延安鲁艺戏剧系毕业,当过中南文工团创作部主任,在朝鲜战场上负过伤。他文思敏捷,北影厂像他那样多产的编剧还不多见。但他脾气不好,刚直敢言,所以1953年30岁时才入党。拍摄完《粮食》之后,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文化部长陈克寒批评这部电影问题严重,宣扬合法斗争时,他反驳说:陈部长是不是看错了,这戏明明写的是非法斗争,凡是有敌后斗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敌占区搞民兵小组本身就是非法的,何况这戏还给党的“七大”上演过……结果四座哑然,最后这部影片终获批准公映。
韦明同志初到北影任厂长,在谈创作时经常说总理的意见如何如何,对海默与成荫合写的《春城无处不飞花》提出了批评,说这剧本“歪曲复员军人形象”,甚至上纲到“修正主义”。海默不服,就和他争执起来,指出“你这意见是典型的教条主义”。甚至还坦率地对韦明说:“你不要张口总理,闭口总理好不好!我们也没听总理说过,是否真是总理的意见也难断定……”
他感到对方是借用总理的意见来树立自己的威信。
对领导这样的态度,自然没有好结果。1960年他被揪了出来,打成漏网右派,说他“攻击大跃进,攻击人民公社,攻击党中央、毛主席,说大跃进都是假的,大炼钢铁都是假的,大炼钢铁逼死了几十万人……”他所编剧的电影《洞箫横吹》也被批判,遭到禁演。他一直不服,后通过该片女主演王云霞把材料递给了陈毅,陈毅调来影片看后,认为没问题,就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最先提出海默的问题应该平反。海默得以死而复生。可到四清时北影厂又把矛头对准海默,要新帐老帐跟他一起算。由于周扬出面说大多数同志属于认识问题,结果又没得逞。文革开始后,北影厂的革命群众决心彻底收拾他——写了“黄歌”《敖包相会》,又死不低头认罪的家伙。海默第三次给揪出来,剃了光头,多次批斗、坐喷气式、挨打,他总一声不吭。
据谢添说,批斗时,我们都低着头,海默却不老实,头给按下,又抬起来,再按下又再抬起来。给关起来后,造反派进屋打他,他还敢还手,并把窗户玻璃打碎,大喊大叫:造反派打人了!
患难识人心。某天,海默发现有位挨整的朋友心事重重,放心不下家中的父母老小。为让这位朋友早点解脱,海默用手指指自己说:“没关系,你揭发我几条,往我身上推。”劳改锄草时,女演员凌元发愁说:从小到大从没锄过草,锄错了怎么办?海默说:你就躲在我后面干,出了错,我担着。
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平反,海默已把生死沉浮看得很淡,置之度外。
私下,海默曾对众“牛鬼蛇神”痛斥过江青,给他们传看过江青三十年代的剧照,说她当初与王莹争着演《赛金花》……不幸这些言论被人揭发了。
1968年5月14日晚,经过精心策划,海默被骗到北影厂某处假装审问。一帮壮汉突然闯进来抓海默。海默极力挣扎,马上被蜂拥而上的人按住,怕他闹,特地用衣服蒙上他的脑袋,堵住他的嘴,强行拖上车,几个人用脚踩着他,拉到电影学院的摄影棚。在上千瓦聚光灯照射下,造反派质问:你反对江青同志,认罪不认罪?海默和往常一样一声不吭。于是造反派开始乱打,边打边吼:我叫你硬,看你还硬不!直到把他打躺在地,全身是伤,他还是一声不吭……中间,也有人提出异议,不要这么打。主谋绑架行凶的王造反派却说:现行反革命,不抓不打,他能老实交代吗?
在沉默了两天一夜后,5月16日晚10时海默终于停止了呼吸。
作为“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的遗体横在医院的地下室里好几天,无人收尸。后单位出面火化,骨灰扔弃。
50年代海默与母亲来往很多,并一起切磋过《青春之歌》的创作,给母亲提过一些很好的意见。我上小学时,老听到母亲提海默。海默有困难时,母亲还借给过他钱。
1942年母亲和海默曾在华北联大同过半年学。解放后母亲调到剧本创作所又与海默相遇,两个人的来往就比较多了。1953年母亲曾请海默看过《青春之歌》的初稿。他看后提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并热情鼓舞了母亲一番。母亲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修改。《青春之歌》出版后,是海默最先告诉母亲:周扬同志肯定了《青春之歌》,为母亲的胜利由衷地高兴。
后来《青春之歌》大获全胜,母亲红极一时,而海默却倒了霉,他个性刚直,竟敢跟北影厂厂长韦明、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克寒等人顶撞争辩。因为说过徐水县搞虚夸等等,1960年被冠以“漏网右派”,开除党籍,撤销编剧职务、工资降三级、下去监督劳动。他执笔改编的电影剧本《红旗谱》、《粮食》等影片开头也全抹去了他的名字。但是,母亲没有因为海默遭到批判,就歧视海默,与海默断绝来往。她依旧把海默当成朋友,期望他能时来运转。那时母亲还在北影厂当编剧,因生病休养,得以躲过了单位里的人人表态批判。她在家里提到海默时,充满同情,从没说过海默什么不好。
1960年左右,海默下放到北京郊区牛栏山公社劳改,不久即患半身麻木,卧床不起。北影厂视他为敌,年节补助的副食不给他。他请求跟领导谈话,也不理睬。有时他病在床上三天不下地,吃不上饭,也没人管。在朝鲜负的腰伤,使他直不起腰。为看病他四处借钱。在某导演处只借到20元,气愤之余,借着酒醉,他把这导演家养的名贵花盆全给砸了。百般无奈下,他来信向母亲借500元,母亲二话没说,立即把钱借给了他。——要知道别人向母亲借钱时,她一般都哭穷,能不借就不借,能少借就少借。一下子借出去500元,极其罕见。
15。始终没整海默(2)
1962年搞甄别平反时,海默给摘掉“漏网右派”的帽子,恢复了党籍。1964年又发表了作品,有了稿费后,立即把这500元钱还给了母亲。
母亲很感动,在重病中给海默写了一封信:
海默同志:
来信及款都收到了,因我正生病住在医院里,回信迟了,你不会见怪吧?你有病,经济也有困难,看到汇来这多钱,很感激,也很不安。以后,情况好转,我们还该互相支援的。
我是因胆囊病,大年初一住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的。来后,心脏病又犯了。长年害病,实在痛苦得很。你这个“壮士”怎么也闹得浑身是病呢?可要乘早治好,不要不在意,不然年纪大了,根治病更困难。你还常到北京来么?来时找我来谈谈吧!你结婚了也不告我,爱人叫什么名字?代问她好。
握手
杨沫 3.15
文革开始后,海默成了北影厂的斗争目标。他硬骨铮铮,令人拍案叫绝。
李少春的儿子李洪生说:海默真是条汉子!我打他一拳,他敢给我捶了回来。
批斗他时,一位女士喊:大流氓、反动作家海默低头!他当众回嘴道:我是反动作家,可我不是国民党的小老婆。把这位女士气得脸发青,跳上台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
红卫兵抄他家时,他还站在家门口试图阻挡。据邻居田壮壮回忆,那海默特横,拿着老粗的火通条,向来抄家的红卫兵嚷:你们不许进我家!我这些书有很多孤本,绝版,都是国家财产——他家有24个书柜藏书。
海默疾恶如仇,曾流着泪,向冯牧痛斥过江青,并表示:让这个女人夺了权,会把我们党带到哪里去!反正我铁了心了,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给他们低头(见《耕耘文集》第405页)。
最后,海默果真被活活打死。死了7年之后,1975年7月文化部核心组还以“恶毒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由,将海默正式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
人们说:海默若不跟造反派硬闹,不至于被打死。
对比海默,母亲的斗争性就差多了。她不敢像海默那样以明显抗拒的态度,对待造反派。在高压面前,她唯唯诺诺,驯服听话。她出身不好,骨头先天就缺乏钙质。可就这样,她也始终没有说过海默一句坏话。
所以,海默的前妻张青予晚年跟女儿聊天时说:原来剧本创作所的那些女作家都跟你爸关系挺好。但你爸倒霉后,那些女作家都整你爸,惟独杨沫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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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与关露的来往
除了海默,母亲与关露、王莹以及柳溪等人的关系也都很好。尽管这些人后来都给扣上了各种各样的帽子。私下场合,母亲从不避讳与这些人来往,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了这些人一些帮助。
自从柳溪成了右派,被发配到农村劳改后,丈夫与她离了婚,什么东西也没给她,经济上非常困难。很多过去的熟人都不敢再和她来往。有一年,柳溪穷得连过冬的衣服都没有,绝望之中,托人向母亲求救。妈妈就把自己的一些旧衣服偷偷送给了她,东西虽不多,却也表达了母亲的一点心意。她本质上不是那种斗争性很盛,朋友一出事就翻脸不认人的革命左派。所以,柳溪才敢伸手向她求助。
母亲对关露也一直很尊重。在1957年9月24日的日记中,她说:
今天我的心里忽然感到很快活。上午开会传达“十一”的事情。开会后同关露一同到西单商场买了狐皮大衣筒子。我很佩服关露,被公安局错押了两年,出来后,精神仍然是那么活跃,没有对党不满的任何怨言、姿态。这才是个真正的革命者。
而关露确实有骨气。她自己身受那么大的冤枉,背着“汉奸”、“日本特务”的帽子,却还敢仗义执言,替母亲鸣不平。母亲在日记中对此有记录:
(1957年)11月19日 北京
……今天开完会出来和关露同路。关露说:“听林蓝说,别人去年都提了级,而却没有给你提。他们都不平。这不是根据德才资取人,而是单纯根据‘才’。”她还打算在明天的会上提出来。我赶忙说:“因为我没有写出剧本,所以并没有意见。你可不要提。”她说:“这与你无关,这是我们的意见。”
11月23日星期六
在这个会上关露替我鸣不平。说我思想作风如何好,如果评级以“德”为第一标准,那么我该升级。而岳×不该升两级,因他的思想作风有许多毛病云云。我听了这些话,心情是很复杂的。升级与否,我不愿计较这些。……我没有写出剧本,如果真的升级,也许并不好。可是一听关露说出许多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好同志,接近群众,谦虚,因而为我鸣不平这些话语,我又很高兴。大概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之故吧?
关露这么说,自然与领导的意见相左,要得罪人的。她却毫不在乎,显示出她刚正不阿的性格。与她相比,母亲就缺乏这样的斗争性。对领导唯命是从,即使有意见也不敢提。
后来,母亲在香山租了房子,常与关露来往。有时还带我去看关露。我记得,关露的鼻子总是红红的,有点像酒糟鼻,烫发,身材瘦小娇弱。
即使关露名声“很臭”,母亲还是与她的关系不错。母亲在香山的房子,最初就是关露四处奔走,帮母亲找来的。
还记得母亲带我头一次去见关露的情景。临走前,她睁大眼,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关露是个大特务,那神情像是在谈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危险人物。我很不明白,既然是个大特务,母亲为什么还要去看她呢?母亲这么干不是两面派吗?
有时母亲甚至头顶烈日,步行到她的住处。跟她聊家常,嘘寒问暖,聊各种事,没完没了,有时还送给她些城里带来的小东西。我心中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疑问,母亲为什么对一个“大特务”这么亲热呢?为什么对一个“大汉奸”还嘘寒问暖呢?我那时也就十来岁,很不理解母亲,感到母亲口是心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关露独居香山一农民小院,树木丛生。1955年肃反运动中,受潘汉年冤案的牵连被捕入狱两年,释放出来后,也从没有正式给她平反,恢复名誉,群众威信很低,没人敢沾。其实她是受地下党领导廖承志的派遣才去当“汉奸特务”的。
母亲就以这样的“口是心非”,委婉地给悲苦寂寞的关露,送去一缕温暖。“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关露再次被捕,一关就是8年。1975年10月20日,母亲在日记中说:
被关了几年的关露前些时候放出来了。她仍然住到原来的房子里……自己生活很节省,几乎把钱都用在修房上。……关露是一个很好的同志。30年前,党派她做过日本人的情报工作,很有成绩。据说,她曾见过日本天皇。后来,在上海她的面目将要暴露时,党送她到了新四军中。在新四军中,她就因“汉奸”嫌疑被审查过。1955年“肃反”时又被抓起来审查(也因她是被潘汉年发展入党的)。文革后再被审查。可是,每次放出来后,她都是高高兴兴的,从没有一句不满的牢骚话。这次,她告诉我,她关在秦城监狱中,里面生活不错,有抽水马桶,有图书馆,有时还可以散步……听她叙说,我心里很难过。前些年,我、王莹、关露三个人都住在香山,经常你来我往,互相看望。听说,文革中王莹被捕后已死于狱中,关露虽然出来了,可是,她又在弄房子……我写作忙,没有时间常去看望她,但想起她来,总有一种不大舒畅的感觉。她孤身一人无儿无女,比起她来,我幸运多了。……关露总是在造房、造房。造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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