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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十分相信，不过随着年纪增长，阅历增多，才知道孔家店不应该被打倒，因为里面确有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胡先生致答词的时候则表示：“承‘总统’对我如此的称赞，我实在不敢当，在这里仍必须谢谢‘总统’。不过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总统’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总统”听到胡院长这一段话，立即怫然变色，站起身来便要走，坐在他旁边的陈诚，赶快拉他坐下，这样“总统”方在典礼结束时告辞离开。（见吕实强：《如歌的行板——回顾平生八十年》，　第213页）

第二章　“中央研究院”的任务（2）
李亦园与吕实强两位教授，都从1955年就入院服务，套用台湾军队的术语，两人算是“同梯的”，自然都是“中央研究院”在台北南港半世纪风雨的见证者。可惜的是，两位前辈教授的回忆，和本来的历史场景，多少有些出入。例如，依据文字记录，胡适就任研究院院长与第三次研究院院士会议的地点，正如吕教授的回忆，都是研究院史语所的考古馆楼上；不过，蒋介石出席的是院士会议而非胡适的院长就职典礼，吕教授的回忆，也非尽为正确（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659、2661页）。至于蒋介石和胡适抬杠交锋的重点，与“五四运动”或是“打倒孔家店”，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蒋介石当天的谈话，官方的记录并不完整（蒋介石：《对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致词》，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7卷），推测言之，他应该没有事先准备讲稿。胡适的响应，基本内容则可见诸《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还好，当时《联合报》、《中央日报》等报纸记录犹在，综合归纳起来，犹可知其双方交锋的大概。
　　就蒋介石一方言，他认为“中央研究院”是学术之最高研究机构，所以就应该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的任务。而且，在他看来：
　　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则吾人一切努力均将落空，因此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
　　蒋介石又推崇胡适“最令人敬佩者即为其个人之高尚品德”，因为：
　　今日大陆上“*”以仇恨与暴力，为其一切倒行逆施之出发点，其目的在消灭我国家之传统历史与文化，而其重点则为毁灭我民族固有之伦理与道德，因此胡适先生之思想及其个人之德性，均不容于“*”，而必须予以“清算”，即为“*”摧毁我国伦常道德之一例。
　　因此，蒋介石期望“教育界、文化界与学术界人士，一致负起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之责任”。他还说：
　　伦理道德实为吾人重建国家、复兴民族、治标治本之基础，必须此基础巩固，然后科学才能发挥其最好效能，*才能真正成功，而独立自由之现代国家亦才能确实建立起来。（《联合报》，1958年4月11日；参考同日《中央日报》）
　　“中央研究院”是台湾的最高学术建制，胡适身为院长，自然对研究院究竟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做出许多思考。然而，这样的方向和任务，应该以学术自身的逻辑与需要为依据。蒋介石的讲话却要求以“复兴民族文化”作为研究院的任务，还指定学术研究必须得配合“*抗俄”的使命。“是可忍，孰不可忍？”胡适当然非驳不可。
　　不过，胡适的回应，固然针锋相对，却又曲折委婉。蒋介石希望“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胡适则说：
　　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蒋介石）“总统”对我个人有偏私，对于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所以在他领导“*复国”的任务立场上，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这是他的热情所使然。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复国”的任务，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

第二章　“中央研究院”的任务（3）
蒋介石认为大陆“清算”胡适，是“摧毁”中国“伦常道德之一例”；胡适的认识，却完全两样：
　　他们的清算我，是我在大陆上，在中国青年的思想上，脑袋里，留下了许多“毒素”……
　　因为我这几十年来对学生讲：我考证《红楼梦》、《水浒传》是要借这种人人知道的小说材料提倡一种方法，教年青人有一种方法，等于孙行者身上有三根救命毫毛，可以保护你们不受任何人欺骗，什么东西都要拿证据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条主义、盲从主义，可以不受人欺骗，不受人牵着鼻子走。我说：被孔夫子牵着鼻子走固然不是好汉，被朱夫子牵着鼻子走也不是好汉，被*、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更不算是好汉……现在清算胡适，常常提到这几句话，认为胡适一生做的学问，都是为了反对*主义的……
　　来到台湾之后的蒋介石，念兹在兹的是“*”。他要证成打倒的对象是如何“倒行逆施”，所谓摧毁中国传统的“伦常道德”，毁灭中国的“传统历史与文化”，这就是他惯用的论证措辞。相形之下，胡适却是20世纪中国“反传统”的急先锋之一。在他看来，如果中国传统里蕴含着值得珍视的成分，那也是全世界人类文化所可共享同润的，非中国所独有。
　　因此，当蒋介石强调“伦理道德实为吾人重建国家、复兴民族、治标治本之基础”的时候，照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思路，就得追问：所谓的“伦理道德”，究竟指的是什么？套用胡适的话，如果不能拿出证据来，反而被蒋介石强调的“伦理道德”牵着鼻子走，还要用以作为“重建国家、复兴民族、治标治本之基础”，实在不是“好汉”。“中央研究院”当然没有肩起“复兴”那不可证成的“民族文化”之任务的必要。可以说，对于什么是中国传统这个问题，蒋介石与胡适当天的交锋，正具体显现了两种极端不同思路的争战。
　　当然，对于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蒋介石与胡适的认知，表面上即使不能说是南辕北辙，实质上还是道分两途。蒋介石希望“中研院”的“学术研究”能够配合“*抗俄使命”，胡适响应强调的却是真正的学术，“在*救国复国上，的的确确可以有帮助”。
　　胡适举了法国的巴士德为例子，说“研究微生物”有成的巴士德，得以促成了蚕种、酿酒的改良，牲畜瘟疫的防治；而在研究蔗种上有很大贡献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李先闻，则是他举的第二个例子。所以，胡适认为：“我们的任务，还是应该走学术的路……”言下之意，要怎么样走“学术的路”，其实是学术界自己的事，与政治领域最高领导者无关；在学术的世界里，蒋介石不会也是“一言九鼎”的领袖。
　　从大脉络来说，胡适对蒋介石，实在不尽满意；只是，在时代的变局里，跟随蒋却是“无可奈何”的抉择。*军队渡过长江时，胡适公开表示对政府予以“道义力量来支持”；到了台湾之后，胡适也尽可能对蒋介石提出各式各样的意见。遗憾的是，蒋介石对胡适，往往“表里不一”。比如，胡适于1952年9月15日致函蒋介石，主张“国民党应废止总裁制”和“国民党可以自由分化，成为独立的几个党”等意见，并举土耳其为例，请蒋参考。蒋介石接得此函，在9月23日的日记里说，这是胡适的“书生之见，不知彼此环境与现状完全不同也。中国学者往往如此，所以建国无成也”。同年底，胡适来台，12月13日早上10点，与蒋介石在日月潭涵碧楼见面，两人又有一番“抬杠”，见诸蒋介石日记：
　　……胡适之来谈，先谈台湾政治与议会感想，彼对*自由高调，又言我国必须与*国家制度一致，方能并肩作战，感情融洽，以国家生命全在于自由阵线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战*阵线胜利，而我在*阵线中，牺牲最大，但最后仍要被卖亡国也。
　　所以，蒋介石批评说：
　　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彼之今日犹得在台高唱无意识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难得之运，而竟忘其所以然也。（均见：《先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1卷）
　　蒋介石“欢迎”胡适提出意见和建议，却将之视为“书生之见”，批评胡适“书生之思想言行”，极尽轻侮蔑视。然而，在胡适七十岁生日的时候，他却又受到蒋介石、陈诚，乃至于已位居权力核心的北大门生的崇隆欢庆。蒋介石玩弄胡适的“两面手法”，可见一斑。
　　胡适与蒋介石私下会面“抬杠”的时候，必然繁多难数。不过，胡适与蒋介石私下的“抬杠”，没有多少人得以亲睹其实况。在公开场合，胡适和蒋介石彼此之间，应该是客客气气，“揖让也君子”，因此，在研究院的这场“抬杠”，必然让人“大开眼界”。得以亲逢其盛的李亦园和吕实强教授，对此长存记忆，理有应然。所以，即使他们的述说，稍有小疵，也未必可以都得到文字佐证（例如，胡适是否一开始就说“‘总统’你错了”这句话，文献无征；至于身为“副总统”的陈诚是否有“胆量”拉了蒋介石一把要他坐下，恐怕更是无能验证），但是，胡适不向政治强人低头，不对最高领导唯唯诺诺的风骨，绝对是铁铮铮的历史事实。
　　再从蒋介石对胡适的“两面手法”脉络而言，蒋介石对胡适这回的公开“抬杠”，明里不置一词，心里应该不会好受。所以，李亦园教授说，蒋介石在胡适担任“院长任内就未再来过南港了”，是否显示他对胡适当场反驳自己“耿耿于怀”，固然没有史据可以证明，却也不是无迹可察。
　　大江东流，时过境迁，应该不会再出现指定“中央研究院”任务究竟何在的政治领袖了。然而，研究院作为一方自由与独立的学术殿堂，绝非理所当然一路平坦；胡适对蒋介石谈话的这番公开“抬杠”，就是具体例证。因此，回顾这桩陈年往事，正如李亦园教授的评价，胡适为研究院在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后世必将追怀永远，法式无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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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所长所长：从傅斯年说起1
在书写中央研究院的历史的时候，傅斯年绝对是不会被遗忘的人物之一。好比说，在1938年7月这个时间点上，他既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又是中研院的（代理）总干事，承担院务、所务之外，他还身兼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尝夫子自道曰，自己的职业“非官非学”，他在此刻的多重身份，即是清楚的印证。
　　然而，即便与傅斯年生命旅途相关的领域如是广泛，他未曾顾此失彼，还是兼筹并蓄，“做此官，行此礼”，扮演好每一个角色，拿捏好应该有的分寸。例如，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军、公、教的待遇极差，领导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的大师费正清，自1942年起从华盛顿的工作岗位上被调到重庆，先后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及美国新闻处处长，即亲眼目睹战争期间知识分子濒临经济绝境的困顿。他在家信里便说，送给中国教授一支自来水笔（fountain　pen）的价值，即远远超过他一年的薪水。在如是的大环境下，身兼史语所所长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傅斯年，一样也得为了“开门七件事”而苦恼，在写给夫人俞大綵的家信里，便仔细讨论“米贷金”的事该如何解决。只是，即使面临这般窘局，傅斯年依旧枵腹从公，俭朴自持，绝不以兼职身份拿两份薪水，所以毅然退还了向参政会领得的薪水及生活补助费。傅斯年的清廉自持，本来只是公务员应有的最低道德标准；可是，对比于当时权贵高官之贪婪横行，他的进退出处，却是空谷足音，深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道德风格的典范意义。
　　不过，傅斯年这般的自我规约，却不会“推己及人”，要求同侪同样遵守。相对的，他反而以个人丰富的政治/人际网络为同仁争取紧急救助和福利。例如，他将梁思成、思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按：蒋介石）”，表明他们“需实时之救急”的困窘。这等侠义作风，让梁思成之妻林徽因“感与惭并”，不得不致函盛誉傅斯年“存天下之义，而无有徇私”。
　　同样的，一代史学大师、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兼一组（后来的历史学组）组主任陈寅恪也是傅斯年帮助的对象，只要陈对自己的出处做出决定，傅斯年即一肩扛下，“有所见命，当效力耳”。然而，当陈寅恪于1942年从香港脱难转赴桂林之后，即拟领“专任研究员薪留桂”，暂不欲往史语所的常川驻地四川李庄一行，傅斯年便不以为然，主张陈寅恪如果要支领“专任研究员全薪，须以在李庄为前提”。傅斯年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当时的研究所组织通则明白规定：“专任研究员须常川在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陈寅恪不能为例外。傅斯年向陈寅恪剀切言之，自己的办事原则是：
　　凡事关人情者，当对同事尽其最大之帮助；然事关规例者，则未可通融。
　　面对傅斯年的要求，陈寅恪委婉以对，只说自己可能“迟早必须入蜀，唯恐在半年以后”。话虽如此，然而，他始终未曾踏入李庄一步。
　　坚持以“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为信念的陈寅恪，在战争困局下，“得过且过，在生活能勉强维持不至极苦之时，乃利用之，以为构思写稿之机会”，终于奋力写定《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两部巨著，学术成就可观。然而，学术是一回事，规矩是另一回事，对比于傅斯年的行止，陈寅恪大概难被视为公务人员的模范。
　　傅斯年领导下的史语所，成就业绩空前未有。只是，那些学术成绩的基础，并不只局限在学术范畴之中而已。身为学术社群的领导人，在“私”领域，傅斯年以身作则，无可挑剔；在“公”的范畴里，傅斯年于“人情”与“规例”之间，谨守分界大防，也无可诟病。显然，所长之所长，应该就是对“公”、“私”之交涉及其分界，拿捏得当，与同仁相处相得。在傅斯年波澜壮阔的生命历程里，史语所所长任内的一切，总会有诉说不完的故事；他的所长风范，也必在研究院的院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页。
　　

第四章　“胖猫”与“小耗子”（1）
在20世纪中国学术界里广受推崇（当然，也颇受批判）的钱穆，著作等身，也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在钱穆的众多著述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回顾记录了不少现代的学人风采与学林往事，深富兴味。可是，即如钱穆的得意弟子余英时的述说，这部书的文字“太洁净、太含蓄了”，因此，“读者如果不具备相当的背景知识，恐怕很难体会到他的言外之意，更不用说言外之事了”（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第13页）。例如，钱穆对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所所长傅斯年（孟真）的一些回忆，就很有意思，颇有值得探索玩味的空间。钱穆的回忆里，有这么一段话：
　　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按：傅斯年）必网罗以去，然监督甚严。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彼曾告余，孟真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然真于明史有所得，果欲上溯渊源，下探究竟，不能不于元清两代有所窥涉，则须私下为之。故于孟真每致不满。（《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第147页）
　　所谓“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傅斯年“必网罗以去”，确是历史实情。正如史语所创所*之一，后来也接任所长的考古学大师李济的指陈，傅斯年专门铸造了“拔尖主义”一词，意指网罗各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加入史语所的研究队伍，“往往使各大学主持历史系的先生们头痛”（李济：《值得青年们效法的傅孟真先生》，第69页）。正如身受傅斯年教化栽培之恩的邓广铭的回忆，傅斯年自己与史语所同仁于1930年代初期都在北大史学系兼课，既是培英育才，“要把金针度与人”，也兼有直接为史语所考评选拔新血的用意。（见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第8页）
　　至于钱穆说傅斯年对进入史语所的这批新秀“监督甚严”，基本上也非凭空虚构之论。盖若傅斯年对史语所的新进青年，立下的第一条“规矩”，就是“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就比喻说，这乃是傅斯年对青年学者的“下马威”。董作宾也指陈说，平素相处，傅斯年对这群小青年确实“管理又是很严的”。例如，有一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