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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更多’刁民’-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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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按照你的计算，他从公司拿走的实物加现金一共是400多万，那他投进公司的钱有多少？
彭北京：投资260万。
按照协议的约定，黄生福所占股份全部转让给彭北京后，不再拥有水泥厂的股份，只与彭北京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协议签署后，黄生福开始不断从公司拿钱，直到1998年已从公司提走438万多元。此后，作为公司董事长的彭北京拒绝黄生福再从水泥厂提钱或水泥，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彭北京：他起诉我，起诉我个人。
子墨：以什么样的理由起诉？
彭北京：说我欠他的股份转让款多少钱。他那些从公司拿走的钱，是退股金。
子墨：他认为你欠了他多少钱呢？
彭北京：他的起诉状说我欠他600多万。
子墨：这600多万是怎么算出来的？
彭北京：我也不知道。我们这公司注册资金是580万，三方股东，我和黄生福各占260万，就是520万，加上城南乡企业出的60万是580万，这样注册的。
其实，直到这个时候，黄生福和彭北京还没有完成股份转让的过程。也就是说，两人原来签署的《内部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没有实际发生，但是郴州中院给出的一审结果是：认定《内部股权转让协议书》有效，彭北京至1998年7月底仍欠黄生福股份债务款179万元。判决：一、判决生效后，双方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二、彭北京付给黄生福债务本息499万。
每次开庭十几分钟，没有任何证据就休庭。休庭的时候法官跟当事人去制造伪证
子墨：一审判决的情况，你还记得吗？
彭北京：记得，开了五次庭，每次开庭开十几分钟、半个小时，没有任何证据就休庭。休庭的时候法官跟当事人去制造伪证。这些后来都证实了，是伪证。有一个伪证是这样的，他们不晓得怎么弄的，从我们公司的财务那里抄了几个数字，盖了一个财务公章，就作为我欠黄生福欠款的依据。按道理我欠黄生福多少钱，要我自己打欠条给他，才算我欠的钱。法院没有证据，胡乱拿了一个财务对账单做证据，而且还是我们公司一个已经走了的会计做的。黄生福和这个会计关系相当好，胡乱写了几个数字就作为判断依据。
第33节：司法决斗士（6）
子墨：对方可能会说，你欠他钱的时候并没有写欠条，并不是每一笔欠款都要立字据。
彭北京：对呀，不立字据，等于转让行为没有完成。虽然签了协议，但最后没有确定多少钱。打个比方，你要260万，我只答应给100万，你会同意吗？肯定不同意。而且协议上规定得很明确，要通过算账确定具体数字作为债权债务的依据。
子墨：一审之后，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了吗？
彭北京：到现在也没变更，变更不了。工商变更登记是有要件的，首先要全体股东开会，股东会议决议；二是在协议签订30天之内办理变更登记，否则无效。就像买车一样，我买你的车，虽然付了全款，但是没过户，这个车还是你的，如果你出了交通事故，还是你的责任。道理一样。
面对这样的判决结果，彭北京无法接受，他提出上诉，然而二审结果依然维持原判。2002年8月，经原告黄生福申请，郴州中院执行局局长郑建华等人来到玉溪水泥公司执行判决，将彭北京和其他经营人员赶出公司，并将公司强制租赁，九年的租赁权起拍仅580万元。彭北京说，这次执行，名为执行，实为穿着合法外衣进行抢劫。
彭北京：二审都没有重新开庭，还是维持原判。后来他们跑来拍卖玉溪公司。玉溪公司是一个法人单位，我是一个自然人，公司还有其他的股东，不是我一个人的。你判决我彭北京败诉，可以没收我的财产，拍卖我的财产，但你不能把整个公司卖掉，那不是卖掉，等于是抢掉。
子墨：你认为法院在判决的过程中，最大的错误是把公司资产和你个人资产混淆在了一起？
彭北京：对，故意混淆。他们并不是不懂法，并不是法律水平低，他们是人为地搞混淆。
二审败诉后，彭北京对自己签署的《内部股权转让协议书》心有余悸，缺乏法律知识的他很想知道这个内部协议是否应该受到法律支持。在律师的建议下，他找到了多位法学专家进行论证。这些专家给出的意见是：如果申请人所说属实，总的来说，郴州中院在本案执行中存在明显违法之处。
第34节：司法决斗士（7）
子墨：如果在法学专家看来，这个道理这么浅显易懂，怎么法院的法官会不了解呢？
彭北京：黄生福很牛的，他是曾锦春的干儿子，郴州中院没有哪个敢不听他的，没有哪个敢不听曾锦春的，因为他是纪委书记，你不听，他马上把你“规”起来。
曾锦春，郴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自1997年下半年至2006年9月期间，利用担任郴州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的职务之便，收受、索取他人贿赂，共计195次，受贿索贿金额达3000万元，数罪并罚，于2008年11月20日被判处死刑。他在当地被称为“黑恶保护伞”，手下有马仔和干儿子数十个。按照彭北京的说法，黄生福是他的第28个干儿子。
关于黄生福其人，在曾锦春案发后，有多家媒体对他进行了报道。黄生福是当地有名的矿霸，不仅长期握有荣福煤矿的承包权，还组织了一支涉黑性质的“护矿队”，强行在当地收取“资源费”，并引发多起暴力事件。关于他和曾锦春的关系，在网上公布的一份曾锦春案起诉书中，专门列举了曾锦春收受黄生福贿赂的事实，其中一项清楚显示：2000年7月，曾锦春接受黄生福的请托，分别向郴州市中级法院负责人及执行局局长打招呼，要求执行好黄生福的经济诉讼案，为黄生福的执行款到位提供帮助。为此，曾锦春于2000年12月在办公室收受黄生福托人送来的20万元，2002年9月在办公室又收受10万元。
子墨：之前你并不了解他们的关系如此密切吧？
彭北京：我不清楚，只听说过黄生福很牛。在我们宜章，哪个人要做什么局长，黄生福说了算。
子墨：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商人，怎么能决定谁来当官呢？
彭北京：我们宜章都叫他“二组织部长”，你不相信可以到宜章问一问，宜章那些黑社会小兄弟都叫他“老大”。
子墨：有什么事实证明在这起案件中曾锦春袒护了黄生福？
彭北京：曾锦春在长沙中院亲自说了，为了这个案子黄生福给他送了30万块钱。二审以后，我找到湖南省检察院抗诉，检察院马上下达了暂缓执行建议书，同意再审。最后曾锦春带上郴州市委管政法的副书记、管政法的副市长跑到湖南省检察院去闹，用郴州人大代表的票数威胁。因为那个时候要开两会了，检察长最怕这个。
第35节：司法决斗士（8）
因为有曾锦春撑腰，黄生福对于彭北京及其公司资产的侵占更加肆无忌惮，甚至逼得他在当地根本无法立足。彭北京不得不“漂”在外地，靠做一些小生意维持生计。
他们把我逮住，跟香港警匪片里一样，用裤带把我反捆，用大胶纸把我的眼睛全部蒙住，还有20多支枪
子墨：原来的生意还做吗？
彭北京：实际上被抢了，怎么做啊？被抢了，我就逃了。逃了，黄生福还不放过我。
子墨：逃到哪儿？
彭北京：逃到深圳，最后曾锦春还派武警、公安、国安、纪委、黑社会，要把我“做掉”。2002年4月14日，他们在广州把我逮住，就跟香港警匪片里一样，用裤带把我反捆，用大胶纸把我的眼睛全部蒙住。我问他们，你们是不是打劫的？是不是土匪？因为他们有20多支枪。当时《人民日报》有一个记者在我车上，亲自见证了这一幕。
彭北京回忆说，这些人抓他时既没有穿制服，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相关抓捕手续。他问，你们抓我为什么不出示相关的手续，你们到底是黑社会还是执法者啊？结果，招致了两记耳光。彭北京被“关”进了郴州相思宾馆，整整八天。曾锦春手下的工作人员每天轮流来问话，翻来覆去只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给干部送过钱？”八天后，他重获自由。走出宾馆大门的那一刻，他脑海中只有一个信念：告倒曾锦春！
此后，彭北京开始了漫漫举报路。他与王文汉、李民主和黄元勋四人结成了“郴州举报联盟”，合作编写了一本反映曾锦春问题的检举材料。与此同时，媒体关于郴州官场的报道也在持续。2006年9月19日，彭北京在郴州市委意外看见曾锦春被湖南省纪委的人带走。2008年11月，曾锦春因贪腐一审被判死刑。这起建国后罕见的“官员腐败窝案”波及郴州政界商界共计158人：
李大伦，郴州市原市委书记，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周政坤，原郴州市市长，受贿罪，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200万元。
第36节：司法决斗士（9）
雷渊利，原郴州市副市长，受贿罪，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樊甲生，原郴州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受贿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19年。
李树彪，原郴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主任，贪污公款罪、挪用公款罪与赌博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
子墨：听到曾锦春被判死刑的消息，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案子有转机了？
彭北京：是啊，我抱了很大的希望，高兴得买了1000多块钱的鞭炮，放了好长时间。
子墨：结果呢？
彭北京：结果到现在还是老样子，还是没有给我说法。我找过郴州中级法院院长李晓龙二十几次，见到四次，每一次都是搪塞我，忽悠我。有时候看到是我的号码，电话都不接，挂掉。中级法院戒备森严，不让随便进的，要先联系，在门口登记，联系以后才让你进，不联系不让进，所以见到他的几率很低。我每次去找他，他不是说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会议，就是说马上有急事，要出差，这样搪塞我。
《决斗书》事发后，郴州中级人民法院也曾接受媒体采访，称彭北京一案是依法判决，依法执行，并无过错。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认为，彭北京不但不自觉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而且在网络上虚构事实，散布所谓的《决斗书》，对他人诬告、诽谤和进行人身攻击，已属违法行为，如果他真的付诸“决斗”行动则是一种犯罪行为。
记者多次拨打李晓龙和郑建华本人的电话，但都是无人接听的状态。据《检察日报》报道，李晓龙目前已经调离郴州中院院长岗位。针对彭北京一案，郴州市市委书记戴道晋作出批示，要求上级法院复审。随后，湖南省政法委调查组也介入调查。另外，彭北京在自己的博客上透露，针对他要求和郴州中院院长及执行局长决斗一事，湖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康为民亲自到郴州，在郴州中院内一处办公室接访了他。
第37节：人大代表（1）
彭北京：约谈的时候，我畅所欲言，把他们一审怎么判决，二审怎么忽悠，全告诉他了。谈得很轻松，足足谈了两个小时。他说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个事情湖南省政法委、省高院组成了调查组，到我们村里、县里到处去调查。他说，调查那么多人，没有一个人说我的坏话，让我还是要走正当途径，要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力。
子墨：从内心来说，你是更希望这个案子能够翻过来，重新审理，还是就希望在广场上和他们一决高下？
彭北京：两个都可以。一决高下是表示我的愤怒，我觉得这帮人站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却不为人民办事，我觉得有必要跟他们打一架。我也有过极端的想法，像杨佳的做法我也想过，但是他们家人并没有得罪我，我觉得还是当事人对当事人吧，比较公正一点。
子墨：这样的决斗有意义吗？
彭北京：解恨嘛。
子墨：解了恨能解决问题吗？
彭北京：不解恨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子墨：是解恨更重要，还是解决问题更重要？
彭北京：那肯定解决问题重要嘛。
点评
从《决斗书》发出到现在，这场被大家关注的“决斗”并没有真正发生，但是彭北京以个人之力对抗一方司法部门的“司法角力”却仍在持续。对彭北京来说，他真正希望的当然不是一场决斗，而是司法公正。在2009年初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公民权益与法官尊严”研讨会上，彭北京以《我不想折腾，但我别无出路》为题发言。他说：“我实在没办法了，只能做点惊天动地的事情，用这种娱乐的方式为自己维权。”有人议论说，不管决斗会不会发生，这份《决斗书》已经杀死了中国司法的尊严。
人大代表冯有为
他是少有的选民自发联名推举的人大代表。他为了公众利益犯颜直谏，不避生死。二十余年人大代表生涯，甘苦自知。
冯有为，年已七旬。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三级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在他的例行代表接待日上，人最多时会有五六百人等着他。他呈送的意见和建议，沈阳市长每信必复，并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对照找差距。更为传奇的是，从1986年冯有为被群众联名推选为区人大代表开始，从区到市再到省，每一次人大代表选举，冯有为最初都没有出现在候选人名单上，但每一次都有足额的选民自发联名把他推举到上一级人大代表。这在中国的人大代表中，十分罕见。
第38节：人大代表（2）
冯有为：1986年换届选举，我们单位第一次不带任何条件，让大家自由选，三十多个支部推举出四五十个候选人。第一轮减半剩二十多个，第二轮减半剩十多个，第三轮剩六七个，最后一轮剩四个，然后再确定两个正式候选人。经过五轮，我被推举为区人大代表。
子墨：为什么大家要选您当区人大代表呢？
冯有为：我1979年开始兼工会工作，那时候很大一个事是为职工谋福利。当时大家住房都比较紧张，我们单位盖了1700平米的房子，需要分，大家推举我做分房委员会主任。我觉得大家对我这么信任，我不能辜负大家的希望。所以两次分房，我都跟我爱人商量，就是轮到我们，我们也不要。当选区人大代表之后，有些职工跟我说，冯老师，你去开会，可不能只带着嘴巴去吃，带着耳朵去听，一定要把咱老百姓的心里话、要求和愿望带上去。这话给我打的烙印很深，我不能担任一个徒有虚名的人大代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7章第29条的规定，人大代表的产生有两种方式，一是各政党、各团体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二是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事实上，中国目前绝大多数人大代表都是按照前一种方式产生的，像冯有为这样通过选民联合推荐产生的人大代表并不多见。
在担任沈河区人大代表期间，冯有为认真履行代表职务。八十年代沈阳市要求每户购买粮籍证，三块二毛钱一本，在他的干预下，政府部门重新核定了价格；公费医疗时，医院把食品、日用品作为药品发放报销，他在人代会上坚决批评。因此，虽然在沈阳市人大代表的选举中，他这个好代表依然没有被组织推荐，却凭借着代表的联名推举，进入了候选人名单。他进入省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也是同样的方式。
有些候选人，老百姓连你是男是女，是胖是瘦，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去监督你？
第39节：人大代表（3）
冯有为：两种产生人大代表的途径不在一个起跑线上，没有摆平。组织联名推荐的代表只多不少，而由下级联名推举的寥寥无几。我觉得这个状态应该改变，因为由选民直接推举出的人大代表才更具民意。有些候选人，老百姓连你是男是女，是胖是瘦，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去监督你？我认为国家在修改选举法时要完善这方面的决策。
子墨：一个由民众推选出来的代表，和由上面提名通过的代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冯有为：我感觉像我这样被老百姓推举上来的人大代表，接受选民监督的意识会更强，对选民履行责任义务的意识会更强，因为它来之不易，他要对得起这些选民。而过多由组织上确定的代表，不利于增强代表意识。许多老百姓说，爱选谁选谁，反正跟我们没关系。这是因为你没有充分给他们权利。
子墨：代表意识具体指什么？
冯有为：就是对选民负责，敢于发表选民的意见和呼声，在关键时刻明确表示自己赞成或不赞成。
子墨：您认为被推举出来的代表很少，原因是什么？
冯有为：这和民主政治建设密切相关。我们过去一度很忌讳谈“人权”，其实“人权”就是人们在生活中、在政治方面的各种权力，其中选举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权力。譬如国外对选举程序要求得非常严密，而我们选举时，投票一个挨一个，很多人都不自在，有时摄像机就对着你，你一画叉，马上知道。权力机关主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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