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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更多’刁民’-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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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可：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们大概也不是非要对我怎么样，最多是不想让我去管这个事情，别给他们惹麻烦。那几年很多人不想让人把艾滋病传播的事情说出去。
张可说，他是在1999年8月第一次得知艾滋病在农村传播的情况。一天早上，他刚从北京佑安医院的肝炎门诊出来，遇到几位来自河南新蔡县的农民，说要找医生看艾滋病。张可心里一惊，心想怎么会有这么多农民来看艾滋病。仔细询问下，才知道他们都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因卖血而感染的艾滋病，他们的村子从1997年开始就不断有人死亡。一个月后，张可怀揣河南新蔡县的地图，坐火车出发了。亲自考察之后，张可发现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乎意料之外，于是下决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帮助这些农村艾滋病患者。为了避免与医院发生冲突，他决定采取隐蔽工作，每月用一到两个周末，去河南看病人。几年来，他先后去过上百个艾滋病村庄，遍及河南省黄河以南的大部地区。2006年，张可悄悄开始了艾滋病“村医生培训计划”，现在这个计划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资助。
子墨：我记得您曾经说做这些工作时，医院给过您非常大的压力。
张可：现在没有了。几年前大家对这个问题都不能理解，后来通过长时间的沟通，单位也理解了，觉得我是在做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只要没大的原则性问题，可以继续下去。
子墨：今天从事艾滋病救治工作，会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第17节：艾滋病医生（7）
张可：现在的问题是基层技术力量非常薄弱，毕竟中国从事艾滋病治疗的时间很短，经验不够。这几年政府做了巨大的努力，但从整体来看，基层艾滋病医生的队伍还很薄弱，需要系统地培养。
子墨：您的“村医生培训计划”对当地医生是怎么培养的？
张可：我只要认识他，看他愿意干这个事，我就把他弄到北京来培养。最早的时候，我还让乡村医生到北京佑安医院来进修。我们从2001年开始办班，把他们请到北京来培训，每年一次，至今没有断过。
子墨：从哪找来钱呢？
张可：我从一些国际机构募集到一些钱，也有一些是国家项目。我申请一些国家项目，挪用钱来做这个事。
子墨：办一个学习班要花多少钱？
张可：一般是4…5万。但是作用很大，我们不但请了乡村医生来，还请了一些当地官员来。我请北京的好老师给他们灌输一些理念，逐渐改变他们对艾滋病的看法，作用还是很大的。
除了治病、培训乡村医生，张可还一边进行着调研工作。从2005年初开始，张可和部分研究生志愿者一起，走访了50多个艾滋病村，对近1700户感染者的健康、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整理出《2004…2006河南、安徽农村艾滋病调查报告》，这已经是他第二部关于艾滋病的调查报告。然而，每公布一次调查结论，张可仍然会受到来自各方的质疑和压力。可是这并没有阻止他在艾滋病救助方面的工作。
子墨：您认为自己的影响和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可：我其实没什么影响和作用，我主要是能给病人看病，然后说服当地政府去中国几个大的原料厂家买一些散装的粉剂，分装了给他们吃。这么大的事情，对一个医生来讲，肯定是无助的，不可能解决问题；但是参与进去做事还是必要的，不能说大家看到这么多病人都不管，那还要医生干什么。你就是治这个病的，有这么多病人，你就去治呗。你让别的医生去，他不会。
第18节：艾滋病医生（8）
子墨：多长时间会到村里去一次？
张可：现在可能得两个月才能去一趟。2004年以后我们从河南转移了一部分精力到四川凉山去了，给他们提供技术支持。现在等于两个地方来回跑。而且河南也不像过去了，一天看几百个病人，现在去的时候，一天最多看十几、二十个病人，重病的毕竟是少数。我们的重点现在主要放在那些治疗失败的艾滋病人身上；另外还从事一些感染者的教育工作，比如讲课，告诉他们艾滋病到底是怎么回事。
子墨：有更多的医生和您一起从事这项工作吗？
张可：都是志愿者，医生没有，这么多年连一个都没碰到。
从1996年第一例因输血感染的艾滋病病例被揭露，这些年来正是像张可这样的艾滋病志愿者让我们一步一步了解了中国艾滋病的真相，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艾滋病患者才得到了更多的关怀和救助。张可每次去农村，都需要在路上奔波至少一天的时间，最后步行到村里。在一周的时间里，他可能要对100多个病人进行问诊和治疗方案的修改。如今，张可已经收集了两万多艾滋病病例。目前他新的救助艾滋病人的计划——“阳光医生”正在进行。
阳光医生（SunshineDoctors，SSD）是中国国内第一家由职业医生组成的志愿医生组织，其目的是招募国内（国际）职业的志愿医生，到那些医疗资源匮乏地区去提供直接的医疗服务和医疗技术支持，协助改善这些地区人群的卫生和健康状况，提高这些地区应对公共卫生问题的能力。
卫生部几次拉我进专家组，但又都把我踢出来，这就是一种边缘化
子墨：您认为自己处在一个边缘化的位置吗？
张可：可能会被边缘化。例如卫生部几次拉我进专家组，但又都把我踢出来，这就是一种边缘化。因为你进去之后，会说一些话，他们不愿意听。但是我不去想这些就行了，必须要能够忍受这些东西。如果你每天为这些事情痛苦的话，那你就别做事了，费那么大劲干吗呀。
第19节：告官“刁民”（1）
子墨：有人说您脑子有问题，也有人说您做这些是有功利心。
张可：是有人这样说。但就功利来讲，我得到了什么呢？得到钱？我不可能去收患者的医疗费。得到名？我也很少在媒体上露面。但有一点我得到了——熟练的技术，这是我唯一的目的。我今天积累的艾滋病治疗技术，在中国来说很少有人比我更熟练。我看一眼病人，就能看出他有什么问题。
子墨：听说您正在筹备一项新的救助计划。
张可：对，这几年的工作经历使我意识到中国的医生队伍是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在做一个“阳光医生”计划。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的医疗不公在全世界是最严重的。以艾滋病来讲，我在佑安医院一个月最多看10个病人，但我到河南去，一天能看几百个病人。像我这种有经验的医生到那儿去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什么不到那儿去发挥呢？这个问题在中国非常严重。我们希望搭建一个平台，让有志从事这项服务的医生通过这个平台去那些非常贫困的地方，不光治疗艾滋病，很多贫穷地方的传染病现在根本没人管，政府达不到，想管也管不了。那些地方需要我们这种医生去。
点评
如果说高耀洁以她的不怕死劲头让中国的艾滋病举世皆知的话，那么张可便是那个默默忍受压力的行者，他在救治艾滋病人的过程中，奉献了自己最大的光和热。局外人很难想象其中之艰辛。来自各方面的非议，甚至是人为的阻挠和威胁，都不曾叫停他的脚步。张可的行为在令人感佩之余，也让人对政府在艾滋病问题上的一度缺位和停滞感到失望，毕竟个人的力量远远不能和政府相比。
告官“刁民”古魁
十年创业，三次被拆，他倾家荡产。债主临门，被逼无奈，他扬言要炸政府大楼。前所未闻，政府出资十万，恳请“刁民”状告政府。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的将军碑，如今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商品房工地。2007年以前，这里却是拆迁户古魁开办的一家将军汽配城。古魁，1955年生，军人出身，曾任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特约研究员，成华区工商联汽车汽配行业协会会长。2003年，他开办的汽配城作为成华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在这片土地上建设起来。古魁估计，占地77。9亩、建筑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的汽配城走上正轨后，每年能赢利1500万元以上。然而，仅仅过了半年，汽配城里的商户们就接到了拆迁通知。
虫工木桥
第20节：告官“刁民”（2）
子墨：什么时候听到汽配城要拆迁了？
古魁：2003年年底完工，2004年的6月份我们就听到拆迁的消息。当时他们（成华区政府）叫另一个企业的人，拿了厚厚一摞宣传资料，到我们市场挨个分发。上面写着这片地政府要征纳，要拆迁。
子墨：理由呢？
古魁：没有理由。
此后拆迁的消息吵嚷了近两年，商户们人心惶惶，最终走得一户不剩。2006年5月，古魁在空荡荡的汽配城里接到了一份正式的搬迁决定书，限期三天。此后半个月内，汽配城就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被夷为平地，这宣告着古魁3000多万元的建设资金也化作了泡影。而这笔钱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古魁从亲戚朋友处借来的。在汽配城被强拆，亲朋们的财富打了水漂之后，债主们开始利用每一个机会，堵截古魁，向他讨债。
子墨：3000多万的建设资金怎么来的？
古魁：一个是我自己筹备；一个是融资，跟朋友借了一部分；另外建筑商给我们垫了一部分。好多朋友借给我钱的时候，把他们的房子都拿去做了抵押，借钱给我。
子墨：投资汽配城的钱还清了吗？
古魁：到现在还没还清。不带利息，还欠2000多万。
子墨：欠钱不还，跟债主们怎么交代？
古魁：怎么交代？现在讲句丢人的话，我当了这么多年大老板，寒酸到连自己的住房都没有，到现在为止我都是租房住。这就是老板的下场。
走投无路，且坚信强拆不合理，古魁申请了行政复议，认为能讨回公道，但复议肯定了强拆的合法性。古魁又频频找成华区领导理论，还通过省工商联和人大代表做工作，但也并不奏效。一年多过去了，办法想尽的他对于通过正常途径解决问题开始感到绝望。他用强拆时政府给的125万元设施补偿款买了两辆三菱越野车，雇人开车跟着区委书记和国土局长，威胁要撞死这两位领导。
子墨：始终没有结果，这时候你就想起来要威胁区政府领导了？
第21节：告官“刁民”（3）
古魁：我认为不是威胁，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说你当书记，当一把手，我不找你找谁呀。
子墨：你开着这两辆车怎么威胁他们？
古魁：我撵他们，想把区委书记撞死。
子墨：听说国土局长被你吓得上下班只能走后门，你跟他跟了一个多月。
古魁：不是走后门，他都不敢来单位。他到市局、省局开会，我们开车撵他，他都不敢自己开车。会议结束后，他从后门打出租车走的。
子墨：你这样一直跟着他们，难道问题就能解决吗？
古魁：我当时就想把他们撞死，因为汽配城的今天和他们有直接关系。
子墨：你这样去撞政府官员，不担心会告你违法吗？
古魁：那时候没想违法的事，那时候就想死了，不考虑什么犯法、违法。
子墨：我看到一些网友评论说，成华区政府对你还是非常客气的，如果碰到一些不太好的领导，早就找公安局把你抓起来了。
古魁：两方面，一个是他知道自己理亏，确实理亏；第二他抓了我，把我关进去，大家想一想，我出来之后会怎么干？我应该干啥，能干啥，想干啥？
子墨：一定要采用鱼死网破这么激烈的做法吗？
古魁：我跟他们谈了多少次，找区长、书记、国土局长，什么办法都没用。我可以说是什么办法都用完了，全家已经走投无路，倾家荡产了。
开越野车威胁领导并没能解决问题，成华区12层高的政府大楼成了古魁的下一个目标。2007年7月，古魁下了决心，没跟家人商量，独自一人跑到老家德阳的花炮厂打工，学习爆破，决心要与大楼同归于尽。
古魁：我给我儿子写了委托书，说我出去一段时间，然后就一个人，把手机也切断了，到花炮厂去学爆破、发射。毕竟我以前懂一些，学起来很快的。
子墨：人家花炮厂让你学吗？
古魁：从外表看起来，我不像是个干活的人，所以他们叫我去坐办公室，管安全。我说我要下车间。后来什么都学会了，包括装配、发射、配药、爆破等等。理论也罢，实践也罢，都懂了。
第22节：告官“刁民”（4）
子墨：学了多久？
古魁：一个来月。
子墨：人家没有怀疑过你吗？
古魁：怀疑了，最后成都市公安局找了德阳公安局，叫那个花炮厂的副厂长给我做工作，说你这么大岁数，打什么工，不要打工了，赶快走吧，回去吧，最后强行叫我必须那天走。当时好多便衣公安遍布在那个厂周围，叫我必须走。公安跟厂里说，他不是来打工的，是来学爆破要炸成华区政府大楼的。
子墨：成都公安局当时已经猜测到你的意图了。
古魁：猜测到了。
回到成都后，古魁为爆破做了周密准备。他把两辆越野车的后座拆掉用来放炸药，并精确计算了所需的炸药数量。此外，还多次测量车子从区政府大门开进地库所需的时间。他甚至在区政府对面租了一套房子，密切监视政府官员的一举一动。古魁成了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一旦他靠近区政府大门，保安就会很紧张，在对讲机里不断重复：“古魁来了，古魁来了。”有人曾开玩笑地说：“古魁到区里，全区都要紧急集合。”
政府叫律师来帮我打官司，那不是天下最大的笑话？
古魁：我测量到车从成华区政府大门口开进地下车库的时间，可能也就5…10秒钟，还看了哪里能实施，找大楼受力的地方。
子墨：应该说做过精心的准备。
古魁：确实做过，因为那是没办法，我实在走投无路了。
子墨：听说那段日子，只要你出现在成华区政府门前，保安就会非常地紧张。
古魁：到现在还是这样。我来了，保安就对着对讲机到处喊。
子墨：假设你真的炸了政府大楼，这是犯罪，你想过吗？
古魁：说句良心话，我去学爆破，想炸政府大楼，还想活吗？死人还谈得上什么犯罪吗？
子墨：你自己不想活，可是会伤及无辜，你想过没有？
古魁：我为人处世，一向都是先想别人，后想自己。什么叫“人之初，性本善”？性本善，最后成了性本恶，成了恶人，为什么？我是被逼无奈，确实没有办法。
第23节：告官“刁民”（5）
因为扬言要炸政府大楼，古魁一时间成了名人。当这个消息传得铺天盖地之时，事件却出现了戏剧化的转机。成华区政府主动找到古魁，说服他走上法庭起诉政府。区政府随即开出了优厚的条件，给他10万元作为打官司的启动资金。
古魁：成华区这个书记还是挺人性化的，说话坦诚。当时我找他，说你不解决，我真要下毒手了，哪怕你是无辜的，我也知道你无辜。他就实话实说，说这么大的数字，谁敢给你表这个态。他说你通过法律程序搭个平台，我们再通过这个平台来调解，不判，调解就行。最后政府的法律顾问来给我做工作，说打官司的费用，政府可以跟法院协调减免，律师嘛，我们帮你找。我想哪来这么奇怪的事情，你叫律师来帮我打官司，那不是天下最大的笑话？我想了想，跟他说，第一我没钱打官司。他说起诉费我们给你全免，法院院长、政法委书记、常务副区长、国土局长当时都在。我说第二打官司，我请律师，不要你出律师，你借我10万块钱做启动费。最后他们答应了。
子墨：答应之后做到了吗？
古魁：做到了，确实这么做的。
子墨：在你看来，成华区政府为什么会愿意借你10万块钱做律师费，让你来和他们打官司？
古魁：他们就是想解脱。一脚把你踢到那个地方（法庭）去。你去吧，要干什么，一动就犯法了，你找不着政府了。当时从正面看，我希望政府也是有善意地、有诚意地来解决这个问题。
整个事情的经过是否真的如古魁所说？成华区政府拒绝接受采访。但区政府法律顾问李启军曾公开表态，由于将军汽配城改变了土地的使用性质，因而属于非法建筑，强拆合法。但是在古魁看来；成华区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土地性质从未被改变。在他出示的一份区政府当年招商时使用的规划图中显示，将军汽配城所在区域确为商贸用地，而汽配城开幕时成华区的多位领导都有出席。古魁还出示了成华区市场商业口岸开发领导小组在2003年3月下达的批复文件，文件内容明确显示在城北商贸区开办将军汽配城，经过了政府的道道审批，用地应属合法。
第24节：告官“刁民”（6）
除汽配城是否属于“非法建筑”外，双方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赔偿金的多寡。成华区政府计算的赔偿金额是878万，而古魁计算的则是2亿多元。成华区认为赔偿应该按照农村集体土地的标准，而古魁则认为应按照《城市拆迁管理条例》的标准。土地的属性成了问题的关键，古魁说将军汽配城所占土地原先确为农村集体土地，但早在2002年成华区就报请上级各部门批准征用，2003年国土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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