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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沙龙做邻居-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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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色列,千万不要坐公共汽车,除非……
  有人把战地记者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旅游型”,到战争边缘走一遭,找几个人问一下,旋即打道回府;第二种是“做秀型”,穿防弹背心,戴军用钢盔,甚至肩背钢枪,但写不了几行字就撤了回去;第三种才是“铁杆型”,人退我进,哪儿危险去哪儿,以生命换回真实的战地报道。
  但这还只是常态下的战争,在如今的巴以地区,面对恐怖几乎无处不在的新的现实,你已很难区分哪里是战场。
  自杀式爆炸阴影无处不在,酒吧、餐厅、超市,更别提似乎是“死亡之旅”的公共汽车……“定点清除”也随时可能,不管是在喧嚷的闹市,还是平民集聚的楼群。
  

3。在等待爆炸的日子里(3)
也许没到过巴以地区的人,很难体会这种“忧患意识”:在每个普通以色列人家,都摆放着足量的防毒面具;几乎每一个记者,都拥有防弹背心。我家里,就摆放着四个防毒面具。我曾问房东,应该用不了这么多,可以退掉几个,也别太浪费了。
  房东却笑了:“你能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呢?如果那时候你家里正好有客人呢?有备无患,总是必须的。”
  他们似乎都是在“旅游”、在“做秀”,在战争的边缘感受着风云的激荡;他们似乎确实都身处险境,只是惶惶然不知恐怖的巨手何时袭来。
  我的安全习惯,也在恐怖气氛中慢慢养成。初到以色列,总是反感各场所烦琐的检查,甚至上个超市,都需搜身询问,有时还逼得你必须掏空所有的口袋,甚至必须解开腰间的皮带。
  但时间长了,如果哪个场所没有了检查,或者警察稍微少了,反而更增添恐惧感,总是避之惟恐不及。
  一位热心的以色列老太太,为我开列了一大堆“注意事项”:人多处,勿去;咖啡馆,勿去;军警处,勿去……但我整天都坐在屋里发呆吗?记者的职业总不能太过回避。
  刚到以色列不久,曾承一位当地同行的盛情,去一咖啡馆对座闲聊。他海阔天空,我则心惊胆战,及至聊完走出咖啡馆,方大舒一口气。这种东张西望似乎随处都是可疑目标的恐怖,就如当年在阿富汗误入雷区一般,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危险似乎处处都是,以至于刚开始一听到警笛声音,就心情一紧,随即冲出房门,追寻哪里发生了大事。但经常失望而归。问当地人,方知道,警笛在以色列实在是家常便饭:发现嫌疑物要拉警笛,追踪可疑者要拉警笛……恐怖之下,“一日十惊”,警笛自然是寻常事了。
  至于真正发生爆炸时,警笛肯定连成一片,因为四面八方的警车、救护车、消防车都会赶往现场。而且,紧随警车前往现场,肯定比任何电视电台的新闻更为快捷。
  这绝非虚言。事实就往往在猝不提防间得到验证。2002年11月21日,一个明媚的早晨,连绵成一片的警笛,就吵醒正在睡梦中的我。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匆匆赶往现场,果然又是一起自杀式爆炸,就在一辆开往耶路撒冷市中心的公共汽车上。
  现场,鲜血淋漓、残骸散落。玻璃残渣中,是片状的衣物、课本,还有没有吃完的汉堡包……可怜11个遇害者中,有三个是正前往学校的孩童。
  对公共汽车的敏感也由此与日俱增。每次外出,每碰到公共汽车正在附近,总是下意识地踩一脚油门,对它敬而远之。也许这完全是一种心理的障碍,但这种障碍,在以色列许多人都有。
  在一次赶往自杀式爆炸现场时,一名以色列司机就警告我:“在以色列,千万不要坐公共汽车,除非,你已无所谓生死”。
  他说,公共汽车司机,在以色列,已赢得了“勇敢者职业”的“美誉”。不过这种“美誉”,似乎夹带着太多世事无常的沧桑。
  常常站在路边,看公共汽车里民众的不同神情,或东张西望或眉头紧锁;采访以色列乘客,许多人则表示,乘公共汽车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人生的考验,有时太过残酷。
  一位叫马尔卡姑娘对我说,每次上车,她都会变得有些神经质,每上来一个新乘客,都会使她心跳加剧,她经常在车里东张西望,引得其他乘客也往往紧张不已。
  每个人都有敏感而引起的笑话,正如我初至耶城,听到警笛就认为出事一样。同事老高一次在家中突然听到一声爆炸,他断定发生了爆炸,并立刻通知新华社发了快讯。但最后发现,这不过是一次建筑爆破。又是虚惊一场!
  这是生与死边缘的考验。仅仅就在不长久的两年中,在这块土地上,已有四名记者倒在了血泊中。
  2002年刚抵以色列不久,去以色列和加沙地带间的埃雷兹检查站,拍了一张照片,不想惹怒了以色列士兵,枪口马上对准我和同行的分社首席记者明大军。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一刹那的恐惧萦绕心头,有经验的明大军马上把护照举过头顶,缓步走到检查哨前,士兵逼喝着删掉照片才最终罢休。
  也就是在这个检查站,一次路经此地时,突然在一百米开外处传来密集枪声,枪口吐出的火苗清晰可见。职业的敏感忍不住走近前探视,但马上被其他人喝止,然后大家迅疾开车,离开这是非之地。
  事后一想,也总为自己有时太过卤莽而后怕。
  

4。与阿拉法特共进午餐(1)
以色列留下的铁丝网,将阿拉法特视为囚犯2002年3月29日,以色列坦克向阿拉法特官邸扫射阿拉法特官邸内,保卫阿拉法特的“人体盾牌”晚上歇息的地方
        很抱歉,我每次见阿拉法特,对他来说总不是一个好时候。要么是以色列军队正对他大打出手,他的官邸炸成废墟;要么是巴勒斯坦内讧,他和某位接班人势不两立……在他生命最憔悴乃至他将不久于人世的传闻中,我被邀请与他共进午餐,看到他眼中饱含着泪水。
        每次合影时,他总是很亲切地用力握住我的手。可以说,我见证了这个叱咤风云的人物正进行着生命最后的悲壮搏击。
    一个领导人,居住在废墟中
  坦克已经撤走,但碾碎的路面仍可见履带驶过的印迹;枪声已经平静,但楼面和窗户上,却早已是面目全非、弹痕累累。这就是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阿拉法特官邸。2002年10月,以色列军队在经过长达10天的围困和扫射后,终于撤离了这个大院。
  这是阿拉法特在人生最后一次直面坦克和枪声。他原来完整的官邸,已被摧毁成一片废墟,到处是枪眼和炸弹坑。
  阿拉法特怎么样了?每个人都在问。穿过以军的炮火硝烟,我作为第一批记者进入这废墟一片的官邸。阿拉法特依然完好,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他眼中饱含着泪水。
  “眼前的一切令人震惊,比我在新闻中看到的场景还要可怕,谁能把这样的废墟同一个领导人的办公地点联系在一起?”站在到处是残垣断壁的官邸大院,一个叫迪纳的巴勒斯坦女青年对刚刚走进官邸的我发出感慨。
  确实,这也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了。尤其是阿拉法特官邸所在的拉姆安拉市,这座一向以其环境优美、建筑漂亮而著称,并有着“巴勒斯坦新娘”的美誉的城市。
  就在以色列坦克围困官邸前几天,我还曾来这里进行过采访。当时,官邸大院还基本完好:漂亮的楼房,高大的铁门,淡黄略白的石头墙面,飘扬的巴勒斯坦国旗,还有总是一脸笑意、频频挥手的阿拉法特。
  当我再次踏进官邸时,景象已完全改变。围墙已踪迹全无,代之是以军留下的一根人多高的环行铁丝网,层层叠叠绕官邸一周,在太阳照射下发出寒光。这已完全不像一座官邸。原来进入官邸的柏油路,已为壕沟和废墟残骸所掩埋,旁边新翻出的黄土上,则堆砌着不少焦黑的汽车残骸。而现在的一条通道,则是当初一幢房屋摧毁后的地基,上面依稀可辨履带驶过的印迹,汽车从上面驶过,尘土飞扬。
  官邸内所有还没有倒下的楼房,都已是支离破碎,有的楼甚至比较平整地露出横截面,仿佛是高超的手术一般,透过这横截面或巨大的窟窿,楼里面残破的桌椅等用品一览无余。
  大院内唯一尚成形的楼房,是阿拉法特的办公楼。在过去十天,阿拉法特和数百名士兵和支持者就围困在该楼。为逼迫他们出来,以军切断了楼内的水电供应和通讯联系,并围绕该楼用高音喇叭喊话,挖壕沟、架铁丝网,直至设置炸弹引爆。
  暴力最终没有使阿拉法特屈服,他一直坚守在官邸内。但在僵持中,这座官邸内的“孤岛”的南北两翼也被以军炸药摧毁,钢筋连着块状的混凝土从残存的楼顶一直垂到楼下,轻风吹过,石头扑簌簌落下,所有从旁边经过的人都不由护住头,并加快脚步。
    忧伤的老人,难以掩饰的泪水
  第二天清晨,我再次赶到阿拉法特官邸。巴勒斯坦人告诉我,在还算比较完整的楼房二层的一间会议室,阿拉法特要会见欧洲国家的外交使节。这也是经过十天围困后,我和其他记者第一次能进入官邸看到这位领导人。
  未走进楼房,一阵难闻的味道则扑鼻扑来。刚从里面出来的巴勒斯坦士兵笑着介绍,这是在当时拥挤而且无法出来的情况下,一些“不自觉分子”的排泄物。距排泄物不远的地方,则是他们睡觉的地方。一条毯子即是床,一身不脱的衣服即是被。而所谓睡觉,也就是在以军喇叭喊话和坦克轰鸣间隙打上个盹。
  楼内的通道很狭窄,隔几步就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巴勒斯坦士兵。就在这里,我还看到一袋已经发霉的阿拉伯大饼,白色的霉花已有厚厚一层。可想而知,曾经正是靠着这些大饼和罐头,数百名巴勒斯坦人也包括阿拉法特,度过了十天的难熬时光。
  二层的会议室,就是阿拉法特吃睡的地方。据巴勒斯坦保镖介绍,当时以军的引爆产生的强大冲击波,曾多次使阿拉法特身上落满灰尘,但他一直不为所动,坚持不走出楼房向以色列军队屈服。
  会议室内显得阴暗、潮湿,因为所有窗户的空间,都已被沙袋填满。阿拉法特就坐在一张长条会议桌的正中央。他脸上保持着那标志性的微笑。许多摄影记者都有长镜头,因此都被要求站在稍远处;而我则由于是一个小相机,“特许”走进阿拉法特拍照。
  

4。与阿拉法特共进午餐(2)
阿拉法特的微笑只持续了开始的几秒,随后则陷入沉默。这位年愈古稀的老人,脸上显得非常疲倦和憔悴,还有一丝难以掩饰的忧伤。蓦地抬头时,我却更惊异地发现,阿拉法特浑浊的眼眸里,竟然噙满着泪水。一位叱咤风云的领导人,安静地坐着,眼睛里竟然有眼泪?我再走近一步端详:眼睛告诉自己,这确实是事实!
  没有人解释他为什么要流泪。也许,是室内污浊的空气让他难以承受;也许,是轻风将沙袋里的细沙吹入了他的眼睛;但更可能的是,是刚才的交谈让他太过激烈一时难以自己。而又有什么比大院内的废墟更让他激动的呢?
  一切都有可能。但有一点似乎也是肯定:没有这十天的围困,我们也不会进入如此空气污浊的会议室,见到正噙着泪水的阿拉法特。
    废墟中,他长时间给我摆“POSE”
  危险一次次向阿拉法特袭来。一年后的2003年9月,我突然接到电话:以色列再次发兵拉姆安拉,沙龙亲信、以色列第二号人物、副总理奥尔默特公开表示,杀死阿拉法特是一种选择。
  但当我再次来到官邸采访时,我看到的是一个更加斗志昂扬的阿拉法特,一扫以往的颓态。只有他的官邸依然残破。长方形的黄色主楼两侧,钢筋垂落,碎砖翻露,格外狰狞;主楼旁,则是堆成山包的废墟,覆盖着黄土和水泥残块,好似一个防御公事。
  也有变化,一个会议楼已经修复,并专门从他的办公室和会议楼间修了一个空中回廊。这样,阿拉法特可以不经过地面,就能直接从封闭空间进入会议室。巴勒斯坦官员对我说:这样更安全,防止以色列狙击手在阿拉法特出门活动时,突然进行行刺。作为保护措施,空中走廊的一些窗户,都装上了防弹钢片。
  阿拉法特非常自信。就是这一次,他还特地给我摆了长时间的“POSE”(姿势),其中的耐心,让我记忆深刻。
  当时他准备会见妇女界代表。因为我和一位相熟的阿拉法特卫兵聊天。反而进会场晚了,阿拉法特刚刚作过标志性的“V”字手势供大家拍照。
  看到我一个人最后兴冲冲才跑到他面前并举起相机。老头一下就知道这是个记者。为了弥补我的遗憾,他冲我微微一笑,特意向我伸出右手,向前倾,以最接近我的距离,做出他最拿手的“V”字胜利手势。
  作为文字记者,我配备的是一台很小的佳能数码相机,这种相机拍静态的自杀式爆炸场面还行,拍动态的活动就很麻烦了。从按快门到拍摄完成总有两秒钟时差,这让我为错过阿拉法特和沙龙的无数精彩动作而懊悔。
  这一次也是这样,因为灯光不是特别亮,相机始终无法聚焦。我折腾了足足有五六秒钟,还是按不下快门。弄得阿拉法特周围的保镖冲我直瞪眼,认为我这种新手就根本不应该在这种场合搅和,更何况,还累得阿拉法特保持这种手势这么长时间。
  阿拉法特态度倒挺好,他没有任何的不耐心。通过相机镜头,我看到他始终微笑着,瞪大的眼睛直视着我的镜头。直到我相机最终“很配合”地响起了快门按动的咔嚓声,我感谢地冲他伸出了一个大拇指。老头才微笑着放下手势,转头去照顾其它记者去了。
  这种耐心,显然脾气暴躁的沙龙是学不会的。至少说,对付媒体,阿拉法特要比他的这位老对手游刃有余得多。沙龙,这位沉默寡言的人,最习惯地就是放大炮,常常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弄得国内哗然,友邦惊诧,他的新闻官疲于补救。
  为了不让政府有更多的麻烦,以色列政府无奈之下,最后向沙龙下了道命令:请你最好不要接受采访。这也成为政府拒绝记者申请采访沙龙的理由。
    身处险境,仍能酣然入睡
  凶险重重。就在我这次抵拉姆安拉采访时,大街上都是冷冷清清,巴勒斯坦人说,这是因为以色列军队随时就过来。以军方也称,现在“清除”阿拉法特的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沙龙最后的命令。一支以特种部队还占领了阿拉法特官邸旁侧的一座高楼。
  巴勒斯坦官员告诉我,官邸大院内的所有人,包括记者,现在都处于以色列狙击手的瞄准镜头之内。
  阿拉法特根本不为所动。他的一位卫兵队长告诉我,每天下午2时到6时,是阿拉法特的午睡时间,雷打不动。身处险境,仍能酣然入睡,足见阿拉法特的胆略。
  这种胆略,还体现在阿拉法特官邸的另一个特点上:开放。比以前更加开放。不大的官邸大院,现在每个人都能随便进出。在距阿拉法特房间约十米远处,甚至可见随意停放的出租车。
  作为一个常驻耶路撒冷的记者,我已习惯了沙龙官邸空前严格的搜身安检,现在乍一遇上这种宽松待遇,还真有点不大相信。
  夜晚降临时,官邸更成了孩子们游乐的场所。三三两两的孩子在这里耍闹,废墟里的空隙成了他们捉迷藏的好去处,当然,也不时闹出点哭鼻子的情况。老人妇女们则在一边闲聊,高兴了,也轻声哼起歌曲、打起节拍。
  如此近的距离,在主楼里的阿拉法特肯定能听到外面的声响。其实,名为官邸主楼,走到里面也非常拥挤:阴暗的走廊,局促的楼梯,与国内大学里的筒子楼颇为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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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阿拉法特共进午餐(3)
我曾跟一名卫兵开玩笑:“这个官邸,好像是一个大杂院,谁都可以进来,根本不像是个领导人的住所。”
  卫兵想了一想说:“这正说明阿拉法特受人尊敬,他和我们大家就像是一家人。”
  当然,也有人愤怒。一位叫穆罕默德的巴勒斯坦人就说:“有几个国家的元首在这样环境下生活。谁干的?这难道不是恐怖主义?”
  他指着官邸大院的废墟说:“以色列恐吓不了阿拉法特,但我们无法容忍以色列的侮辱。”
  2002年以军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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