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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堂纪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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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同酒杯包在一起的,是一包这巧铁木匠自制的多用刀——精制的木柄,可按照需要安上各种小刀和锯子,刀刃锋利无比,我至今未敢拿出来使用。
  我们在慰问团中分在同一个组,我除了和摄影队研究工作之外,经常都和他在一起。我们约了几个人一同到他在平壤郊外的老家,他的老迈的妈妈身体还挺硬朗,每天都要在一架木制的机器上编织草绳,他的小妹我们已十几年没见到了,她现在是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文化机关中工作,也赶来会面了。
  离开他家走上大路时,金日成的汽车正开过去。美国飞机的嗡嗡声布满天空,甚至飞临屋顶,甚至脸庞清晰可辨,它也无法阻挡地面人民军队胜利的进军;它也逃不出失败的命运。
  他和我谈过要自编、自导、自演一部抗美援朝影片的计划。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向有关部门提出过。那时运动像大海的波涛,一浪接一浪,特别是文化界,而我所从事的那个小小的幻灯工作,更是几丝浪花就把你辛辛苦苦搞起来的东西湮没无踪。几年见一次面,有两次还是去华东医院见他的,谁有空闲的心情问东问西呐!在那个天愁地惨的十年浩劫中,又有谁敢串门,谁敢写信?一九七六年初,我的岳母去世,她家所有亲属都到上海奔丧,只有我没有去。那时上海正是另一批冒险家的乐园,如果到这块是非之地,看不看老朋友呢?
  从那时到现在又是七八年过去了,我也只是到上海三四次,每一次都是来去匆匆,但,每一次我都去探望老金。
  四十年代在抗日战争中昏昏噩噩过去;五十年代又在阳谋运动中、“三面红旗”飘扬中颠颠簸簸中度过了,老金已经越过了“小生”的时代了。
  有一次,一位长辈和我谈起老金,他说:“金焰怎么多年来没有看到他演的什么戏,是不是人家怕‘封建’——不敢惹他这个‘电影皇帝’,还是为了彻底打倒明星制度?!”其实,我也毫不了解,也听有人说他挑肥拣瘦,可是,他不也在《母亲》等几部片中演过一些配角的戏吗?他还演过被人们称之为“跃进片”的电影——这是一种嘲讽的提法,是和当时的形势配合的一种劣等片。
  其后是面黄肌瘦的几年,等肚子好过一点时,又有什么《红楼梦》批判,又是什么假整风,大换班……事实上这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了。
  这几年中,我很少去上海,老金也没有来北京,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我们一直没有谈起过。不过我早在“文革”初起时,由一些年轻演员造反派来京在审问我的时候,从口中就透露了老金的信息。
  ——这些老混蛋,从三十年代占住了舞台、银幕,到了社会主义时代,还想占领我们的舞台、银幕,继续放毒;现在该给他打翻在地,踩上一只脚了。
  一个稚气的青年,得意地给我看一张老金、吴永刚穿着美军剩余物资的服装的照片。在他看来,这大概是一桩绝密罪证。
  我最后一次看到金焰是去年的夏天,我在客厅里坐等了一刻钟,他还没有出来;我站起来踱步时,偶然从他卧室门口一看,他仍坐在床沿喘大气。我心口感到一阵不好受急忙缩回身子。大约再过十分钟,他才伛偻着身子走出来。
  他每天要忍受多少次这样的痛苦啊!
  如今,他是解脱了。
  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话,那他才算是“蒙主宠召”,飞升天堂。
  老金,你安睡吧!现在,你不必再为睡醒后的长时间喘大气而痛苦了。如今,你是千真万确地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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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焰相处的日子(3)
谁又在拨弄那只八音匣?! 此刻,那《魂断蓝桥》的乐曲在我听起来已不是那么悲怆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
  

夏家的故事
半月前,我接到一位小姑娘的信息,问我身边有没有夏公的片纸只字。你道这小姑娘是谁?
  四五十年前,曾经接到三两封短笺,写什么,现在毫无印象。记得四五年前在加拿大曾收到他一封言辞恳切,情意绵长的短信。信封上的中文,是端端正正的仿宋长体字,我记得连信封也收藏起来的。但这一次为了找这封信,我采用“文革”的抄家法,半月来毫无所获。难怪当年七次抄家,专案组十年寒窗苦编,也编不出一个名堂。
  一九七五年老人从秦城监狱赶出来后不久,在一次小茶会上,他悄悄地在我耳边说:“等会一起走,去看我的漂亮小孙女。”如今,这小孙女已在一家出版单位工作。前年底,我抵京不久,她给我送来两本王尘无的书:“爷爷说,‘其中不少文章都是在你所编的报刊发表的’。”这位要片言只字的小姑娘便是老夏的漂亮小孙女。
  说起老人之家,除了他那一辈有七八个兄姊之外,可以算是计划生育之家,他有一男一女,儿子女儿生的也都是一男一女。现在政策改变,第三代只能生育一男或一女了。
  老人对他的姊姊是很尊敬的,他以八十余岁高龄,为了他姊姊的生日(另一次是什么?忘了。那时我正在上海。),他拄着拐杖去的。
  我认识夏太、阿咪、大头(夏子,沈旦华的小名)的时候,是抗战后期在重庆临江门顺昌里。那时我和盛家伦、小丁住在一间约二百尺的房间,我们睡在一张六尺宽的大床,三人盖一条被,早晨把被一提便是大袋棉花。有一天夏太母、子、女三人来到,小丁正好要跟剧社远征成都。于是我们让出大床,家伦改睡写字台,我则排起四只木板椅。
  一个早晨,我还睡在木板椅上未起身,阿咪拿一根竹子在石板缝处挑了一条蛇皮在我的面前逗乐。我生平怕蛇,吓得大嚷大叫,阿咪却为此受到老夏一顿大骂,可能还轻轻打了几下。这阿咪,是老夏最宝贝的女儿,终老人一生,除抗战中的六年,阿咪去苏留学几年,在秦城监狱九年,其他时间,父女一直是在一起的。
  但那条小蛇皮却促成四德村依庐在二十天中迅速建成,依庐分左右“两单元”,每单元有一客厅,一卧室兼“书房”,靠老夏屋旁有一厨房(我不用),一厕(共用)。那时他儿女都已上学,老夏怕他们在学校跟国民党子弟搞阶级斗争,凡有人找他谈问题,他就使用我的屋子。
  阿咪喜爱宠物,她养了一只小狗和一只兔子,兔子死了,她给它埋葬,砌了一个小坑。可是大头颇有英雄豪杰的气概,捋起袖子,用一口四川腔:“杀来吃掉!”也是用四川腔对我尊称“唐老人”,后来他妈和阿咪一直以唐老人叫我几十年。那时我是三十一岁。
  有天,白杨穿一件黑丝绒旗袍来看老夏,大头瞪大眼睛,靠着我的房门又用四川腔自言自语说:“哪里来NUN个(那么)好看的女人。” 老夏轻声说:“糟糕,将来会不会是一个好色之徒。”
  如今,五十余年过去,他只娶了一个苏州美女,阿咪则配上了我们的好友才女赵慧琛的弟弟。
  老夏坐监,必然要牵连家属,苏州小媳妇带着婴儿被打发到唐山一个矿区当矿医。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这个婴儿异乎寻常地大哭,他母亲只好起床喂奶,正在此时,她发现土地在微微摇动,她连忙抱了小孩往屋外跑,到了空地上,一个轰雷之声,房屋倒塌了。
  俗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九八一年我与叶浅予、浅予的孙女、龚之方、我女儿结伴经苏州乘船到杭州,转富春江,过浅予的老家桐庐画院,再到千岛湖旅游。过苏州时,我与女儿、浅予孙女到大头的岳母家去看老夏这位有后福的孙子,他警惕性很高,只有在小妹把照相机给他做抵押之后,他才让抱。
  我和夏太也有过一点小矛盾。我这人患贱,爱穿破衣服。五十年前花六百港元缝制一套西装,穿了几次就让蛀虫啃吃了。十多元一件衬衣,一穿十五年。有一回我在依庐屋前空地上晒衣服,夏太看到许多新衬衣,就悄悄用小指头在我背后衬衣的破小洞中一勾,顿时衬衣裂成两爿。我大吼一声,把她吓哭了。
  解放后,我每次去看老夏,只见她都专心一意在画画,画仕女图。夏太啊,在这暴风急雨的时代,你怎能画这些东西。在红卫兵抄家那天,她吓坏了。她曾经陪着老夏经过悠长的岁月,但她几时才曾看到这样的大阵仗。她全身战栗,坐在她平时暗藏私蓄两根小金条的床边,抄家者一看,料有蹊跷,于是连这东西也被抄去。(我在打扫厕所时,听到了两位抄家者的得意谈话。)
  这地球似乎变小了。三年前,我们到隔开美国与加拿大的底特律河的中间一个小岛上的儿童乐园,遇到一位来自北京的白白胖胖的年轻姑娘,一谈之下,知道她是北京一所工科大学的学生,她的老师中,有一位便是大头,我才知道他是工科大学的教师。老夏留日学的是工科,现在儿子接了他这方面的衣钵,女儿则接了他另一方面的文学衣钵。
  老夏的信终于偶然找到了,它夹在一本照相簿中,作为永久纪念的意思,信封则只有等待第二次偶然了。
  睹物思人,惆怅不已。
  

回忆“左联的日子”(1)
记不清什么时候起,我几乎每夜都做梦,连午睡、在电车上、渡轮上打盹也做起梦。有美梦,有恶梦,也有连续梦。绝大多数梦境在一醒转时便忘得一干二净,也有一记便记住几十年的。在做恶梦时梦里曾经催促自己快醒;在做美梦时却告诫自己赖着,想极力留住美梦,但总是留不住,追不上。有两个记得最长久的梦:在一座万丈高山上,这山像一颗椭圆形大石蛋,水从山上奔流下泻,我便斜躺在水面往下直冲;在清澈的海水中,我傍着一艘大轮船而行;五彩缤纷的鱼群也在我身旁游弋,轮船过土坎不能前进时,我便帮助推动。
  梦境,不论是美梦还是恶梦,几乎是轻抚我心灵的一双温暖的手。
  在现实的人生中,我们也有过梦的追求,那时,你在前面紧追,我也紧跟着你的身影。我们终于追到了一片绚烂的光彩,我们正在雀跃欢呼的时候,那光束却碎裂成一堆堆败絮。
  前几天,我又做了一个梦,我在帮助人家搬进一排排新颖的小屋,我力大无比,一手抓起一只大箱子,健步如飞。正在干得欢时,我的糖尿病的尿频折磨着我,我醒了。待我从浴室回来,躺上床,我的梦又继续。如是者四五次,我仍是做着同样的梦,就像电视连续剧。我曾经多次做这样的梦。
  昨夜你来入梦了!你坐在床边一只大躺椅上,我则坐在你的床沿,我们在轻声聊天。但这地方很生疏:一长排大房间,空荡荡,没有墙和门,只有一长列矮门坎,外面是一条宽大的长廊,有十六七米长,另一面是一列长窗,你的床和躺椅就在这过道上。我们谈着谈着,你抬起头来,似乎有什么悄悄话要说,忽然从你床边走过一个人,你便把话头转移了,等那人走过,另一阵脚步声却把我催醒了。
  躺上床,我想再做那连续梦,却一直不能入寐。刚才那个梦怎么追也追不上了。
  我失眠了。我躺在床上重读你的《懒寻旧梦录》,我把时光拨回六十六年前。一幕幕往事如梦如烟,凄凄迷迷,惊险、紧张、欢乐、振奋、幻灭、悲伤都交织在这六十六卷长剧中。
  那时,一个刚刚踏进社会的无知青少年,仅凭血气方刚,热爱文艺,经印度洋、太平洋,万水千山,闯进了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大上海。并且蓦然之间拜识了一群文坛精英,恍惚一场美梦,但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一、结识大批文化名人
  就在热闹的南京路先施公司后面“更新舞台”的后楼上,这里是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总部。我结识了大批当时名闻全国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华汉(阳翰笙)、冯乃超、沈雁冰(茅盾)、钱杏(阿英)、郑伯奇、戴平万、周起应(周扬)、沈起予和你等等几十位,其中和你、潘汉年、阳翰笙、阿英、田汉、孟超、杜国庠等一直深交数十年直到你们故世。如今你们都在天堂聚会了,将来我能不能也到你们那里再为你们打杂呢?
  那时,我从一个炎热的地带来到上海,迎接我的竟是一场罕有的大风雪,我怎知这场风雪是预卜我的一生。
  你以“福将”知名,我可能也沾了你的“福”光。我到达上海三天,一位翩翩小开——潘汉年,便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为我安排了生活、工作,我便住到老西门周全平老板的西门书店阁楼上,当起书店小伙计。当年周全平和潘汉年、叶灵凤是创造社的三位有名的小伙计,现在周当起老板了。
  半年之后,“左联”成立,潘汉年把我带到这个新地方,那时我的心情是多么兴奋和激动。另一位也和我一起到这地方当“盟徒”的青少年丁锐爪,他的兴奋也不下于我,我从他眼眶里的泪光可以看得出来。(这“盟徒”是我从学徒套出来的,有别于“盟员”,我们的任务是打扫卫生、整理文件、抄抄写写。)这里充满活泼,紧张,祥和之气。每个人都显出慈祥的笑脸。我们很愉快地工作,有时一直到深夜。我们依旧住在西门书店阁楼,一早匆匆用开水泡了小半碗泡饭,吃完便走。周全平倒没有什么,只是他老婆每天都瞪着眼睛送我们出门。
  不久,火热的“红五月”来了,这个月从“五一”到“五卅”有几个大纪念日,每次都规定要全体参加。机关内也更热闹了。本来平时你和阿英、汉年等就比别的人更多露面。这一时期,就更多出现了。
    二、“五卅”示威被捕
  在南京路上的“飞行###”,有过大损失,也有安然收兵,喊几句口号,一开始就散了,四边都是大公司商店,人群拥杂,红头阿三再高大也看不出谁是谁非。到五月尾,上得山多终遇虎,这次是“五卅”,必须到杨树浦工人区示威。可是当我到达集合地点,脚下尚未站稳,威未示出,号未出口,领子已被一只大手抓住,还是印度阿三,路旁排着几辆黑色囚车,满载而归。
  我们这一车人在看守所卸下时,那间临时大牢已经有七八十号人了。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彭康也来了!”只见一个高大的人,昂首阔步,被押上大楼梯,此时,全监响起了雄壮的《国际歌》,歌声震荡着整座监狱,彭康的脚步也似乎在为歌声拍板。
  在牢狱中示威竟是最安全的,那些在一旁观看的巡捕、红头阿三也傻了,他们也不想把这些示威者赶出去。
  上法庭了。那时我既不会说上海话,也不会说普通话,在海船上半个月向一位同船的四川人学了几句川话,在法庭上也用不上,我只能一问三摇头,有时说一句法官听不懂的潮州话,于是从被告栏里被赶下来,有人写个条子告诉我:判决关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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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左联的日子”(2)
我被送进提篮桥监狱,剃光头、洗大澡、换新衣,关进了一个三四米左右的铁栏“笼”里,同住的人叫左戈,从名字大概就可以知道他的身份。在地板上刚坐下,饭就送来了:是一只又窄又高的薄铁饭盒,这伙食比我在外面的好多了。据左戈介绍,饭是红米加油蒸,菜是一块红烧肉、卤鱼、焖蚕豆、青菜,每天一换,四天一转。
  左戈先教我听上海话,然后向我宣传革命。他对彭康被捕,起初认为大人物不应如此轻易牺牲,他又说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似乎是天经地义,义不容辞。
    三、坐监六个月出狱
  六月很快就来到。我的上海话可以和他对答如流了。他千叮万嘱我绝不可以立刻就到机关或熟人家里去,要注意身后有没有人盯梢:为了保护同志,也为了保护自己,免得马上又回到原地——监狱。
  我没有去“左联”机关,我在南京路踯躅,入夜,我到北四路坐在一位同乡的靠街大梯口,深夜的冷风把我一层层地吹上去。第二天睡了一个上午,下午到光华书局去投信给潘汉年,第四天我便和他接上了头。他叫我不要到“左联”去了,又吩咐尹五在四川里为我租一个亭子间,接转文件、宣传品。(柔石所住的一个楼下,是我每天必经的地方,我们在他家里偶然一次相遇;在你进入电影领域之后,我们又有一次在胡考的编辑室意外的邂逅。此后便各自走各人的羊肠小道或者是独木桥,但是我们总是互相呼应着,我知道你的来踪,你知道我的去影。)柔石被捕,潘汉年叫我丢下东西离开,这一年,我换了四五个住处。你在与潘失去联系的同时,我也和他断了联系,他本来想带我去苏区的,后来说交通有麻烦便吹了。
  这时候我住在一位同乡郑应时处,他是郑正秋的亲人,也是蔡楚生的同乡,于是我便获得一些电影消息,我把它写给袁殊的《文艺新闻》,他很高兴,我也不时去《文艺新闻》坐坐,但我没有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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