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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堂纪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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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才知道你是千真万确被彻底推倒了，你的生命，你的陪葬的妻子，你的……
我们毕竟是相隔在阴阳之界了。
有谁知道你是怎样被推倒的吗？ 为什么去小温泉却死在湘西？是双双共患难、同生死的吗？
你们的尸骨如今飘零何处？古时有托梦之说，事虽荒唐，有道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能给我托个梦吗，你能吗？让我去捡拾几根骨殖，安厝在那南岛的青山绿水之间。那里曾有你辛劳的足迹；有你的友人可以去探视你；那里一九九七年以后，就要回归祖国；那里还有一个朋友——我的哥哥，他的普通话可以和你畅叙往事了；将来我也会时常去和你们凑一桌桥牌，但我不愿有葬身之地，我将魂游四海。
阴间真有上天与地府吗？ 那些地方想来不是我们去得的。我们不要去，我们就在这郁郁葱葱的山林之间游荡吧。
。。
哀思和忆念（5）
对你的诬陷不实之词，也推倒了，因为它是建筑在沙滩之上的，因此，它的被推倒，声音自然也是微弱的。
夜深沉，周遭静寂，我们都该安睡了，我将等待你来入梦。
一九八三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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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孙师毅（1）
夏衍给孙师毅起了一个诨号叫“辣面书生”，这一诨号确切地概括了他的耿直不阿，不善逢迎，不弄虚假，才高气盛，还有一张小生面孔，然而有时是“铁青”的。
我初次见他是在上海，那天我和潘汉年走在一起，他在和潘打招呼时瞟了我一眼，那是一双男性很妩媚的眼，却带着一丝凶光。再一次是在一位朋友的家宴上，他拉我到天井里，问我在干什么，有没有空，我点了点头，他约我到三马路口跑马厅旁的爵禄旅馆会面。
从此，我在工作、生活习惯方面都受了他很大的影响，只是没有传授到他的横溢的才气。
我跟着他以夜当日，不停地抄写、填表格，没有朋友、外人来探望我们。旅馆的茶房敲门送饭时，我们就躺在鸦片烟铺两边。他心里可能在痛骂这两个洋场恶少——那时一位不到三十岁，一位只是二十刚出头。
孙师毅大概是在这时期和周恩来有所来往。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结束这“抄写”工作，有一天，他介绍一位叫周了因的朋友给我，他已经为我安排在《中华日报》编副刊《电影新地》，并交给我一卷稿子。他说，以后还会源源不断地供给你，你就放胆编起来吧。
当蔡楚生编导的《粉红色的梦》受到进步电影报刊的批评时，本来他正准备开拍一部新片《摩登夫人》。这部《摩登夫人》说的乃是这位辣面小生孙师毅的恋爱故事。
蔡丢下了《摩登夫人》的剧本，夜以继日赶写《都会的早晨》。接着他又导演了《渔光曲》，《渔光曲》的摄制时间拉长了，为了不使工作脱节，他邀请孙为他编写了《新女性》。
“文如其人”，有谁在电影、戏剧里面讽刺奚落过号称“无冕帝王” 的黄色新闻记者吗？ 孙师毅这样做了。《新女性》公映时，影片和编剧受到黄色记者的猛烈围攻。恰在这时，女主角阮玲玉也卷进去了。阮在初进电影界时，影片公司老板的弟弟诱奸她后，和她同居过的小流氓穷途末路也想敲诈她而兴风作浪，两股浊流汇合在一起了。于是黄色记者在记述法官的肮脏语言之后，用奚落轻佻的笔法，描写阮玲玉羞答答地：“是的，是的！”法官宣布：“退庭！”
阮玲玉终于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八日以“人言可畏”的遗言自杀。孙师毅在阮的灵堂两边写了一副挽联，最后的一句是：“群犬吠声杀弱者”。
孙师毅在各个领域涉猎颇广。在我认识他之前，他早已是山东实验艺术剧院的老师，蓝苹那时曾是他的学生。二十年代后期，他在商务电影部、在神州与汪煦昌、郑应时等合作，他编剧，导演，又当演员。有声电影兴起后，他又创作了大量响彻遐迩的著名歌词如：《开路先锋歌》、《新女性歌》等。除了以上与戏剧电影、音乐、教育等关系之外，他和新闻、出版，以至井冈山的枪炮声，曾经轰动上海的大陆大厦共产国际事件，潘汉年与夏衍失去联系以后在良友出版公司的会面等等千丝万缕的关系中，都有一丝半缕的牵连。
“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后，夏衍交了一笔钱给孙师毅办了一份《早报》，郭老为《早报》编副刊，我为副刊划样。不久我被安排到张发奎部队的“战地服务队”。上海沦陷，张后撤时把服务队移交给黄绍。我和一部分人转移到武汉。
孙师毅带领了他在无锡江苏省教育学院的电影广播教育专修科的一批学生撤退到武汉（这批学生后来都是中国电影事业的精英），他参加到筹组第三厅的工作中去了。
一九三九年秋，他找我去他的重庆住处，告诉我潘汉年托人叫我去香港，他问我已经知道了没有。那天恰巧遇到空袭，我们到他附近的七星岩下一个天然的山洞中躲避。我们都大夸这个山洞是避空袭的好去处。但是，第二天日寇的炸弹炸中了洞口附近的一堆汽油筒，洞中百余人无一生还。
一九四一年春末，我由香港经重庆返缅甸时，潘汉年叫我先找孙。重庆正下着毛毛细雨，道路泥泞。夜幕降临后，他带我到曾家岩周公馆。在挤公共汽车时，他从车门上摔下来，浑身泥泞，使我心中惴惴不安。
日寇南侵，我和一些朋友撤回昆明、重庆。“二流堂”名称的玩笑传到他耳里时，他特地来劝我：“在此时此地，在国民党统治下，以至将来形势变迁，这种玩笑都是不宜渲染的。”
抗战胜利，那位山东时代的学生蓝苹 （现在叫江青），来到重庆，孙师毅遇到她，她悄悄送了他一张照片，——是她和丈夫手抱小女儿的照片。三十年代在上海，我很少听孙师毅谈到此事。有一次他约我写一段《电通》画报创刊的祝词，我送稿子给他时，他正在挑选蓝苹的大照片准备做封面。
抗战结束，我去昆明、仰光、新加坡。后来，我到香港时，他已经在港了。那时，他的离居的妻子兰兰也从台湾来到香港。潘汉年看着我大笑一通：“说到曹操，曹操就到。这件事只好由你来斡旋了。”然而，费了好多唇舌，这对破裂的夫妻终是无法弥缝。
一九四九年下半年，他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相邀我参加编电影副刊，那时我在忙着其他的事，未能应命。但是我还是经常在他客居的旅馆中，两人望着窗外“陡峭”的雪厂街上的汽车，畅谈着一串串的梦想，就像窗外一串串从山上滚下来的汽车一样。
追忆孙师毅（2）
广州解放后，我终于离开了香港。因为欧阳山和章泯鼓动我筹建珠江电影厂，我常到香港去了解一些情况，有两三次他和我一同回到广州，那时我知道他在策反国民党一个单位起义。
这个策划没有成功；接着因言论问题，他被港英当局抄家，他离开了《文汇报》，办了一个企业公司，也失败了。从此满怀抑郁，为了求得短暂的精神解脱，不良嗜好紧紧地缠住他。
朋友都陆续走了，他原想建立一点贡献然后回来，现在一切都落空了，他流落香港。直到周恩来同志发现这情况之后，才指示迅速把他召到北京。
一九五七年，正当反右运动白热化时期，他来到了北京。孙师毅平安渡过这个可怕的灾难。
他被招待住进新侨饭店，一住年余。他多次要求工作，周恩来劝他多休息一些日子，先熟悉环境，多了解些情况，然后再工作。在孙住新侨期间，周恩来一有空，或者在等待接见外宾的空隙，有时在深夜，不止十余次去看他，有时一谈数小时，甚至要他去大同酒家宵夜，只是因为警卫员从保卫工作的角度加以阻止。
啊，人民的好总理！孙师毅何功何能？！ 他只不过在井冈山时期，在武汉时期，在重庆时期替党做了一星半点好事，然而，在总理的脑里却永远也不磨灭。
孙师毅是一个有名的“计划家”。一九五八年他到电影资料馆当顾问的同时，我也下放到“三条驴腿”的遵化，我虽然和一位书记说我不愿意过没有电灯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我通过孙师毅的“顾问”还是帮他们做了一些事，又为他们搞起一个几百盏灯的小发电厂。
如果不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孙师毅分配到中国电影资料馆工作是适得其所的。这个人作为一个电影史学家是无可非议的。他有十几箱“文化档案”，朋友们开玩笑说你给孙师毅写一张条子，他也存入档案了；他的脑子就是一只大档案柜。某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李进的仙人洞照片，附着毛泽东的诗。人们都在猜测此李进是何许人，孙师毅马上就举出此人乃江青。
然而，老师有这种积累资料档案的习惯，他的学生当然是熟知的。江青费很大气力在上海查抄销毁她过去的历史资料。孙师毅家里这类资料当然不会很少，因此他的家也抄得特别彻底。学生对他的恩宠是严格审查；他的严重的心脏病对她说来，正是一件好事。
一九六六年十月初，在他弥留的时刻，他问妻子：“阿唐会来吗？” 这时候，我正在上斗争的第一课，我也不知什么人在耳边嗡嗡叫，我只顾点头哈腰，我只祈祷有谁吼一声：“滚下去！”
握着一只冰凉的手，我想着青年时代的恶作剧：在我和他抄写东西时，学了一点他的笔法，特别是他的签名。我在他的女朋友的门上留了一个字条，“孙师毅到此一游”，引起他们吵了一架。——这是我欠他的。
他也欠了我的：他曾夸言我的墓志铭非他写不可。但是他却先走了。就此互相抵销吧！
一九八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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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焰相处的日子（1）
我和金焰熟悉起来，是以一篇骂他的文章作为敲门砖的。
我之成为影迷，是从二十岁才开始的。一经入迷，就迷得不可收拾。我那时候看电影，就和现在国外在举办的什么《某人电影回顾展》一样，我专挑选某人主演的影片，一部一部地赶着看，哪怕是在远郊区，我也无一漏去。我首先是看阮玲玉的，其次是看金焰的，他们有不少是合演的，碰上了，我又再看一遍。
从报上，我又知道金焰是南国社的人，是和田汉有关的，这是一个进步演员，益发对他起了敬仰之意。
他演过不少好片，也演过一些宣扬封建道德的影片。岂有此理！我当时已在报上写一些似通非通的文章，有此特权，就批它一通。
是事出偶然还是有意的安排，我的一位好友郑应时（也是金的好友），请我们到他家吃饭。一经介绍，金就指着我的鼻子，眯缝着眼皮，笑得像个孩子，他说，“你就是在报上骂我的！……”这就是那个当年风魔着万千电影观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电影皇帝”！那时，我虽然也向往革命，但还没有觉悟到要打倒明星制度，更没有想到一切的光荣要归于敬爱的啥啥同志，要用某某集体创作演出的名义，因之，批他一下也是很皮毛的。
从此，我们相交了整整五十年。
我得到老金逝世的消息时，我正因事在深圳特区。我去不去上海呢？！去上海，我必然要参加遗体告别。所谓遗体告别，这是新增的栏目，因为那些年时兴毁尸灭迹，所以存有尸骸的就让亲友们告别了。但在过去的追悼会上环行过遗体，也就包括在内了。我最后一次看到一个遗体是陆丽霞，那是在阮玲玉死后不久，当时她刚刚从病房送到太平间，还没有盥洗、化妆，满脸血迹，状极可怖。自那时起，我就不参加任何遗体告别，即使告别是和追悼会同时举行，我也避而不视。
为什么要告别，何必不在脑里保存一个美好的印象呢？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为到广州之后又忙着其他的事，我只好和广东影协几位朋友打了个吊唁电报。
除夕前一天我回到北京，女儿在打扫卫生迎接节日。突然，一阵悠扬的《魂断蓝桥》的乐曲响了起来。
这是一只德国古老的大啤酒杯底下的八音匣“弹奏”出来的。当你擎起杯子时，就发出乐声。它是老金一件心爱的外国“古董”。我在这只古董上“丢了脸”。
那时他住在徐家汇西北远离喧闹的市里一座小洋房中。这一天为了老金的生日，屋里挤了一二十人，三个人的打“亨”；四个人的打五百分；五个人的打麻将加做梦；我和老金、吴永刚等五六人在喝啤酒。
吴永刚眯着眼朝我说：“今天这箱啤酒，我想应该是你或我请客。” 他指着玻璃柜上那只古董酒杯：“我们把杯子倒满了，在音乐结束前喝完了，谁就算获胜，对方请客；如果没喝完，就算败了。随便你挑选哪一方。”
我已经喝了两瓶，看着这个杯子，去掉一节八音匣，充其量装上一瓶，我举起手表示应战，由我喝酒，郑应时给我做表情，劝我不干，我装没有看见。随后，八音匣上了发条，灌进啤酒。
第二瓶倒完了，杯子里的酒还未满，我立刻阻止倒入第三瓶。“行了，我请客，大家来，喝酒！”我倒出一小杯。
“你请客也得装满了，再喝上一口。”
满屋狂笑。我的脸在熊熊燃烧。
转眼已经五十年。青年时代的豪情呵！不过，我此后也不再赌酒了。
如果光阴似箭，那有多好。可惜的是，光阴也似乎随着原子时代进入超音速、超光速……
三十年代末的抗日战争，结束了老金的黄金时代。四十年代是各人的生活最颠簸的十年。
一九三九年初春，我们在重庆黄桷桠山上夏云瑚（《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制片人）的别墅中见了面，一夜之间在壁炉中烧掉了七八棵树根，大家都睡在炉前的地毯上。此后，他去香港，我也到了缅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回到昆明，听说他在桂林，王晋笙通过一个在电台工作的朋友，约好白天在无线电台上和他谈话半小时。
抗战结束，我以为可以从昆明的西南公路再到缅甸，但是此路不通。老金此刻住在昆明南屏戏院附近一个公寓的四楼上，我和他在这里同住了几个月，由于没有任何工作，终日悒悒寡欢。一九三九年他曾在这里拍摄过孙瑜的《长空万里》，认识一些飞行员，他们就常请他去玩、喝酒。
有一个深夜，老金一直没有回来。凌晨三时左右，人声嘈杂，四个人抬了一个周身血迹衣服撕烂的人进来，我不禁一惊。只是从衣服和轮廓上，我才认出是老金。
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三十年代，他一年就演两三部片，如今将近十年了，成日晃晃悠悠，他有不少计划、设想，他唉声叹气和我谈他的心境。这一天，几杯入肚，酒下愁肠，他感到难受，他走出屋子，看到一辆汽车，心中发狂，伸出拳头，向保险玻璃泄气，猛力一击，玻璃片片碎裂，但不掉下，他痛极缩回，比那一击更痛彻心肺，血花四溅；他往回奔走，直冲入铁丝网中。
等到人们四出找寻时，在铁丝网内看到他卧倒血泊中。
没有待完全愈合，因为一个友人的关系，我们搭乘了一架英国的运输机到了香港。
和金焰相处的日子（2）
香港，满目疮痍，市况萧条，飞机场上杂草横生，小船舶零落静寂停泊海上，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孤岛。但不久，英国人陆续回来了，商人回来了。我仍准备由香港搭乘海轮去仰光。但那时没有正规的船运，我的叔叔和家人二十余口为了赶着回香港，与其他乘客四百余人，搭乘一只小火轮全部葬身海底。我只好暂且住下，等候其他机会。
离开昆明之前，我们尽量把多余的东西都处理了。现在每人随身只带一只小旅行包，但老金却外带一只小铁工具箱，约莫有三十公斤重。
我们历史上有几个皇帝，是能工巧匠，有一刀切的斩肉高手，有抓鸡偷狗的。现在，这位“电影皇帝”，也是一位精巧的铁木匠。但在此时此地，即使他真的改行当铁木匠，也还是难以糊口。
于是，他只得蜗居于一个友人的地下室；我则回到内地另寻别路。
解放了，春回大地，举国欢腾。这时我在广州，他给我写过两封信，从字里行间看来，他的心情是愉快的。他怂恿我回上海，但我已确定去北京。
一九五三年，我们都参加了赴朝慰问团。他一到北京就来找我，仍是和我们第一次相识时一样，眯起眼睛，笑得像个孩子。他把一包东西塞在我手上：“给你。”我拆开纸包，叮叮当当地响起了《魂断蓝桥》的曲子。我推还给他：“不，这是你的宝贝，我不能收。”他说：“它对你来说，是愉快的纪念，因为从那时以后，你没有喝醉过，我却在你从香港走后，和杜宇又喝醉了一次，倒在小便沟里睡了几小时。”我说那个杯总是我的失败的见证。他说：“你怎能和吴大海逞英雄呢？” ——吴大海是吴永刚的绰号，那是装酒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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