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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京都当艺伎:一个美国女学者的花街生活-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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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艺伎
不管怎样，这本书还是会给萎靡的花柳界注入一些兴奋情绪。很多文章都为艺伎职业描绘了一幅光明灿烂的蓝图，认为艺伎是女性最理想的职业。在第六章“为什么艺伎会遭遇僵局”中，大阪饭店的老板坂口助三郎这样写道：
现在的经济现状对于一个男人来说都比较艰难，更不用提女人了。一个女孩子就算毕业于最好的女子大学，她也很难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即使她找到工作，她的工资也只能勉强养活自己，连想向父母表示一点孝心都不能够。如果她决定做一名演员、女给或者舞女，那么不管她的初衷是多么纯洁，她都可能被不好的风气所影响。这确实很不幸，但这就是事实。我对这些“新职业”见识得越多，就越坚持以上的想法。
所以，艺伎们，你们要记住，你所拥有的职业是非凡的。你可以学习各种艺术课程——舞蹈、唱歌、三味线——而且有人会欣赏你的表演。要知道，如果你是业余爱好者的话，你得花多少钱才能举办独奏会呢？而作为艺伎，你不仅不需要花钱请听众，你还能从听众那里得到报酬。
一旦你掌握了艺术技能，你就拥有了最宝贵的财富。这种财富大火烧不掉，地震也毁不了，而且你这一辈子都可以靠这些技能谋生。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常常练习，保证宝刀不老。
艺伎的工作也不像其他工作那样辛苦，大部分时间你只需要陪伴那些显赫的客人。同样，如果你不是艺伎的话，你大概永远都不能和这些人物同席，你甚至要花钱才能获得这种机会。
任何认为艺伎属于下等人的观念都是错误的。看看“艺伎”这个名字——靠艺术谋生的女人。仔细想想吧，艺伎们，你们应该为自己而骄傲。不要与那些薄情的客人坠入情网，还是与艺术共浴爱河吧！｛33｝
社会的学校
艺伎们读了下面这篇文章后，大概会因为得知自己的职业承担着如此重要的社会功能而更加振奋。新桥艺伎协会的主管河村德太郎认为，在日本的所有职业女性中，艺伎是最富有学识和艺术修养的，因而应该被授予最高的社会地位。
艺伎和富士山、樱花、武士道一样，都是日本区别于欧美的主要象征，那么艺伎难道不应该和其他几种事物一样，被尊为日本的特殊荣誉吗？
按照河村的观点，花柳界不仅是传统日本唯一的公共社交领域，还是社会的学校。艺伎是日本社会潮流的领导者，对于社会最新的发展动态也最为了解。
在江户时期，艺伎造访豪宅丝毫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富有的商人在宴请朋友时，绝对不会忘记邀请艺伎；武士的家庭也是如此；而且艺伎与这些家庭的主妇关系融洽。有了这么多经历，艺伎在对社会的了解上，比她们所款待的客人都要懂得更多。
在没有报纸和杂志的时代，茶屋就是各种社会信息的中心。父母们会把自己成年的儿子送到茶屋，不是为了性，而是为了让艺伎在社交方面给他指导。而在乡下，艺伎们不经意流露出的文雅姿态，当地的农民可能都从未见识过。｛34｝
艺伎在看到她们所承担的社会使命时一定倍受鼓舞。在封建日本时期，艺伎是时代风尚、社会信息、社交礼仪的承载者，在1930年代，她们依然应该以此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些论述得出的结论就是：艺伎应该是精于世故的，并且代表1930年代的风格。于是，我们发现艺伎们被怂恿学习现代艺术、穿着西洋服饰、剪去一头长发、阅读新闻报纸，以跟上时代的脚步。从某些观点来看，这是艺伎在时代变化中保护自己职业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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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伎更新
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日本，人们并没有自觉将艺伎奉为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珍品。当时的艺伎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属于当前社会的一部分，因而人们对于艺伎的社会功能与艺术风格进行着严肃的讨论。在1980年代，如果艺伎穿着哈斯顿礼服跳迪斯科，人们会觉得太滑稽可笑了；但是在1930年代，人们会将之视为相当正常的事情。那个年代，真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历史时期。
诗人■原朔太郎对艺伎问题持有态度鲜明的见解，他在1927年写了一篇题为《新艺伎论》（Shin geisha ron）的文章，后来《艺伎读本》也将其收入。
“与艺伎寻欢”属于老年人的活动了，在现代年轻人的眼中，艺伎乏味而令人生厌，所以他们宁愿去咖啡馆，而不是去茶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非常明了的：年轻人更喜欢俏皮的短发，而不是过去流行的岛田发式；他们更爱好西洋音乐，而不是凄哀的三味线；现在的年轻人甚至都看不懂歌舞伎表演，他们更愿意到电影院欣赏派拉蒙电影公司的作品。艺伎同样属于这些过时的事物，年轻人对她们丝毫提不起兴趣。
而在江户时期，情况是截然不同的。艺伎在那个时候是潮流先锋——服装、饰品、音乐、歌曲、小说——所有这些全都以艺伎的风格为中心。艺伎是江户时期当之无愧的“文明之花”。
现在的艺伎则成为落后于时代的典型事例。是谁掀起了短发和卷发的潮流？当然不是艺伎；现在引领潮流的人变成了女大学生和女电影演员。昨日的“文明之花”已经在荒路边凋零。
■原以不容置疑的笔调解释了艺伎日趋衰落的原因。乏味、厌烦、过时——因而艺伎吸引不了年轻人也就不足为奇了。最终，艺伎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就是：她们无法再通过愉快的谈话给予男人安慰，而这恰恰是艺伎职业存在的理由和目的。■原进一步阐述道：
妻子们在家中都专注于烹饪打扫和照顾孩子，所以男人们与妻子的谈话都是非常刻板的，大部分都关乎家事。因而在家庭之外，男人们需要另一种全新的伙伴：能够一起探讨世界大事、艺术风格、人生理想的女人；能够既使男人开心，又有着丰富学识和良好教养的女人。而这就是艺伎应该扮演的角色。
那么艺伎做到了这些吗？完全没有！大部分艺伎既无知又没有文化，一个知识贫乏的女人怎么能够奢望成为男人的同伴呢？如果我听说某个人要去找艺伎，我相信只有一种可能——艺伎既然不是精神上的伴侣，那自然只能是肉体上的伴侣。
如果艺伎被认为是高级妓女，那真是太可悲了。可是事实上，她们正在往那个方向发展。我对于封建时期的日本有着深切的怨愤，可是涉及到艺伎这个群体时，我却感到封建时代的她们更为令人景仰。那个时候的艺伎不会轻易出卖自己的肉体；她们是美好事物的创造者；在教养、品位和智慧上都能配得上她们的客人。她们是男人的“非肉体伴侣”——这种品质在今天的艺伎身上已经消失不见了。
对于花柳界的堕落，■原朔太郎毫不留情地一一揭露，不过他并没有鼓励废除艺伎职业。相反，他认为艺伎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在于认识到艺伎职业的本质内涵，并且再度实践这一内涵。其中一个必要手段就是接受现代化教育：
所有的艺伎至少应该具有女子高级中学的教育水平，有了这些基本的知识，她们自然会更加理解现代文明的概念……
江户时期的艺伎在品位上是最新潮和前卫的，现在的艺伎也应该成为现代社会中最摩登和时尚的一员。从现在开始，艺伎要穿着西洋服装；而且，最重要的是必须摆脱她们的三味线，学习钢琴或者曼陀林。这样，不用太长时间，茶屋会逐渐变成咖啡馆。
由于整个社会都在向西方文化风格靠拢，所以坚持过时的行业规范只会造成艺伎职业的灭亡。现在的日本真正的艺伎只有大阪的“交谊舞艺伎”，她们不穿和服穿洋装，而且她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成为客人们精神上的伴侣。她们是在现代社会成功地演绎了江户时期艺伎风尚的典范。｛35｝
成本效益 职业女性
除了各种怂恿艺伎步入现代化和说服她们淡出历史舞台的评论之外，也有人警告艺伎会因为追寻新奇而毁灭自己。另外一个引起热烈讨论的话题是：艺伎是否应该被视为职业女性。职业女性这个词涵盖了有组织的劳动力、事业、商业以及职业意识等多方面概念。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日本，成为一名职业女性是一件既现代又大胆的事情。
对艺伎的工作抱有如此商业性的态度，与日本传统的“人情”概念颇为矛盾。支持者赞成将“新艺伎”视为职业女性，反对者则宣称这样会使艺伎丧失原有的浪漫外表。把工厂女工看作“职业妇女”是没有问题的，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艺伎身上就不太合适了。日本社会已经有太多地方都过于商业化了，所以很多人还是希望艺伎社会保留一些浪漫风貌。“时代在改变，现在的日本已经很少有过去那样既勇敢又新潮的艺伎了，这令我莫名失落，”演员市川久三这样写道：“如果再将‘职业意识’置于艺伎身上，更会让我感觉忧郁。”｛36｝
成组服务
《艺伎读本》中的某些作者将焦点集中在完善艺伎体制的问题上。他们认为，如果艺伎服务能够变得更直接、更便宜、更让人易于接受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雇佣艺伎陪宴。这些改革者将注意力第一次放在消费者对艺伎的花费上。
艺伎的工资从来都是一个隐讳的话题，毕竟人们都不愿意承认一次欢欣的宴会是用钱换来的。尽管没有人否认这一事实，但谁会希望这一点表现得那么赤裸裸呢？所以付给艺伎的钱往往都用委婉的词语表达，如：花代、玉代、香代，或者祝仪。总的来说，都包含有酬谢的意义在里面。
改革者们想把这一切花哨的代称全都一扫而光，并且为艺伎工资确立统一标准——当然，这是为了消费者的利益。他们希望按艺伎人数和服务时间来计算花费，所有细节都遵循理性原则。有人建议建立一个艺伎等级系统，越是多才多艺的艺伎，就能挣得越多。同时所有的小费都应该被废除，各个花街都要统一价格标准，茶屋和男仆不得侵占艺伎的工资。
还有一个旨在使花柳界变得更加民主（主要指针对客人来说更民主）的计划：雇佣“成组”艺伎陪宴。艺伎被分为固定的几组，茶屋可以任意选择某一组艺伎前往侍宴，所有艺伎也要遵从茶屋的安排，每个艺伎每小时的报酬是一日元。这个计划的好处在于，对客人来说，雇佣艺伎的总体价格更便宜了，而艺伎们也不至于闲着没事干。（这个计划在柳桥进行过实地试验，但是很快被废除，因为艺伎们对此相当抵制。她们习惯于陪宴两个小时得到将近五日元的报酬，而且更喜欢自主决定参加哪个宴会。）
其他一些人认为雇佣艺伎陪宴的高消费应该归咎于那些中间人，如：饭店老板、置屋主人、艺伎馆以及其他仆人。新闻记者铃木文四郎语出惊人：“首先必须把艺伎从这些人的剥削当中解救出来，花柳界难道就没有希特勒吗？”——意思是，1935年的日本，难道就没有一个救世主（在当时即将成为法西斯同盟的日本，国民自然将希特勒视为救世主——译者注）来扫除这些不公正的现象、惩罚那些剥削弱者的人吗？
艺伎体制的所有环节都被人们仔细审视，看看是否可以使之变得更具备成本效益。为什么艺伎只在晚上工作呢？何不把下午也变为艺伎的工作时间呢？和服的开支太庞大了，为什么不用制服来替代呢？而且，艺伎在正式宴会上必须中途更换服装的惯例，也应该被废除。
很多人都认为，艺伎既然被称为艺伎，那么艺术就应该是她们的职业技能。同时，这些人又要求建立明晰、固定的消费标准。可是，妓女就是妓女，女给就是女给，艺伎却是艺术家。当你希望在严肃安静的环境中用餐时，你可以不召唤艺伎相陪；当你想要好好放松一下时，你可以去剧院或者舞厅。艺伎并没有强制人们消费。尽管许多建议在今天看来是那么古怪，但是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日本花街，这些建议几乎都被实施过，而且结果多为彻底失败。也许，那些欣赏艺伎花街的人，恰恰就是被这里的非理性、纯感性、慢节奏和怀旧风格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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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言慎行指导规范
那些多多少少对艺伎体制抱有欣赏之心的人，也同样期望艺伎提高自我修养。在《艺伎读本》的最后一章中，有一篇对艺伎进行谆谆教诲的文章——《艺伎的日常生活》。这篇文章提供了艺伎从清早起床到夜间工作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如何具备职业素养”可以作为这篇文章的副标题。这种文章也许会令现代读者哑然失笑，但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这决不是简单的玩笑。在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一些作家（如永井荷风）大声疾呼：这个社会没有“人情”的存在吗？艺伎就不能有浪漫的幻想、人性的弱点和自主的意识吗？｛37｝如果艺伎们要按照以下规范完善自我的话，那么一切感性的思想都必须无情地抹去。
第一，你必须在十点之前起床，整理衣装、打扫房间、洗脸刷牙（要特别注意清洁牙齿）、梳理头发、向佛坛鞠躬、向同住的人（尤其是主人）问候，然后享用早餐。永远都要记得父母和你身边的所有人为你的成长所做的贡献，时刻怀有感恩之心。
第二，你的工作需要你酬唱宴饮直至深夜，所以至少在一天初始的时候，你应该稳重严肃。
第三，再一次，我要强调牙齿的清洁，因为任何时候你都要绽放自信的笑容。
第四，如果你自己没有主动学习的愿望，那么你的功课永远不会长进。很不幸的是，对学习的热情往往在二十岁以后才高涨，但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从八岁开始修习功课。孩子们总是贪玩的，但是你必须强迫她们学习功课，这样才能帮助她们成长。艺术是金钱买不到的东西，老师对你越严格，你就应该越感谢她。
第五，当你到美发师那里做发型时，不要和别的艺伎闲聊，更不要背后指责客人或妈妈桑，也不要大声咀嚼你在街上买的小吃。邋遢的艺伎往往会以这样的方式消磨时间，所以她们永远不会得到成功的人生。在等待的时候，你就练习唱歌、吟诵诗词。
第六，外出的时候，请不要带假发髻或者捣鼓新式发型，那会使人们误认为你是女给，甚至是比女给更低劣的人。遵循艺伎风格，把头发简单地束起来就好了。
第七，在夏天炎热的天气里，你当然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出汗，但是请保持头发的清洁。散发着异味的头发是艺伎的耻辱。
第八，每天下午三点沐浴。
第九，沐浴后仔细上妆，随时等候召唤。尤其注意不要在脸上留下手指印，耳朵上也不要残留污垢。如果你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收到召唤的话，妆容就不可能整洁了。｛38｝
按照这些谨言慎行的建议，艺伎在白天应该勤奋学习、仔细理容、系统有序地处理家务杂事。这九条规范还只是开始，接下来的二十五条规范更进一步指导了艺伎的待人接物与职业修养。艺伎应该对每一次宴会都充满激情，而不挑剔顾客是什么人。在赴宴的路上，艺伎不应该与帮闲——帮助艺伎提三味线箱子的男仆——亲密交谈，以免被人看见产生不好的印象。因为街上的某个人也许就是潜在的顾客，所以艺伎必须注意在外的形象。
在宴会厅，艺伎首先应该向老板娘问好，并且了解清楚这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宴会。谁是主人？谁是被款待的人？艺伎都应该心里有数。然后，她要对下座的客人格外热情，因为这个客人往往是付帐的人，而且将来也有可能再次召唤她前来侍宴｛39｝。
“守时、不赊帐、不讨价还价、端庄、有教养、支持国货”；这种稳重尽责的艺伎会声名远播。这是在1935年，日本领导人动员全民备战的前两年。在这些建议中，业已透出新型道德规范的风味。这种新型道德规范即将被介绍到学校、军队，并将很快席卷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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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艺伎
西方国家发生的愚蠢事件，在日本也同样出现了。1930年代后期的日本，军国主义情绪逐渐高涨。英语被日本人视为敌国语言，甚至连用了很长时间的外来语也被官方从日语中抹去了。1937年，日本的军事新闻办公室提倡道：“日本必须提升自己的独特文明。”｛40｝于是，1935年急促怂恿艺伎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呼声，在两年之后悄然沉寂。由于艺伎是“日本独特文明”的显要代表，变幻无常的公众喜好此时又一次将艺伎送上了浪尖。
德田秋声在1941年创作的小说《世界的缩图》中，对艺伎所经历的变化进行了精彩的描述：
掩蔽在小街之中的花柳界，有时候似乎会被新时代的潮流所冲走。一战后席卷全国的欧美时尚和波浪卷发，几乎淹没了艺伎的精致礼仪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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