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干社会群体的基本属性之一。这一点，凡读过《水浒传》、《金瓶梅》这类状写江湖描摹市井之小说的读者，定有深刻的印象，毋需笔者赘言。
　　

切口·隐语·说脏话（1）
唐朝武则天当政时，朝中有个侍御史侯思止，常在主审案件时闹出笑话。有一次，御史中丞魏元忠因被人诬告下狱，武则天命侯思止审理。侯将魏提到审讯室，开口便恶狠狠道：“赶快承认白司马，要不然，就请你吃孟青！”魏元忠听不懂是什么意思，当然只能以沉默代替回答。侯思止大怒，马上冲过来将魏曳倒在地下，准备亲自动手揍他。魏元忠怒斥道：“侯思止，你身为御史，就应当懂得礼仪，一开口就是什么‘白司马’、‘吃孟青’，这是什么话？没有我这个御史中丞，谁来教导你！”侯思止一听，觉得挺有道理，忙扶起魏元忠说：“请中丞教我如何说话。”此事为其同僚霍献可知道后，便拿来当取笑资料。侯思止恼羞成怒，向武则天诉说霍献可侮辱他。武则天便责备霍，霍把这位侯大人平时常挂在嘴上的一些词汇和句式一一列举出来，居然让武则天也大笑不止。
　　侯御史说一口旁人难以理解的话，其实就是市井“切口”，也就是通行于流氓无赖间的黑话。比如，“孟青”引为“棍棒”的意思；“白司马”指洛阳一处叫白司马坂的地名，至于引申为何意，笔者也没琢磨出来。倒是作为国家官员的侯思止何以会来这一套，《新唐书》上有清晰记载：此人出身于社会最底层，“懒不治业，诡很（狠）无良”，履历上虽无流氓身份的记录，但交往层次是不难想见的。这个半字不识的家伙所以能当官，完全是一次机缘——受人唆使出头诬告舒王李元名谋反，适合武则天欲剪除李唐宗室势力的政治需要。同侯思止的来历一致，武则天还提拔重用过来俊臣、王弘义、周利贞、李仁敬、康、卫遂忠、来子等100多个市井无赖做司法部门的官吏。如来俊臣的父亲是大赌棍，本人是惯窃犯，来子也靠诬告起家，当上监察御史，还穿着当时被正统社会视为流氓服饰的“半臂”引以为荣。当然，比一件奇装异服更招摇且令人注目的现象，还得数这班人难改积习，所谓“音吐鄙而讹”、“语言蚩恶”等等，这都成了史家对他们的评语而载之史册，由此也为流氓习性对官场语言的侵袭，提供了见诸官修正史的范例。
　　比较起来，流氓黑话越出圈内向外流播的最大接受体，还数市井语言系统，这种现象同流氓群体主要以州府市镇为生存和活动环境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读者通过本书第四章中“临安游手”一节可知，宋元时期杭州的流氓活动，极尽兴盛，以至临安游手演变为中国古代流氓的一大品类；而与之相应的历史实情就是，该埠民间语言习俗受到了流氓黑话的严重污染。元人陶宗仪所著《辍耕录》中曾专门就此表述过，略谓杭州人好为“隐语”，欺瞒外埠来客。如物不精致曰“憨大”，暗中抽换物品曰“搠包儿”，嘲谑蠢人曰“杓子”，形容朴实曰“艮头”。小曰“消黎花”，大曰“朵朵云”，老曰“落梅风”等等。外方人听了，真不知这是什么“话”；要问有啥图谋，没有，不过是惑乱听闻而已。这正与流氓团伙成员为方便联络而又要回避人知而形成说黑话习性的原始心态颇具相通之处。对此要害，明初人所编的《金陵六院市语》一书中也点得很透彻：“千言万语，变态无穷；乍听乍闻，朦胧两耳。致使村夫孺子，张目熟视，不解所言，徒为彼笑。”大量的仿借或直接取用流氓切口，实在是世风人情愈趋机巧奸诈的体现，和人们习惯上理解的方言土话完全是两码事。再如清代以后上海地区流氓群体中的不少黑话，如“皮子”、（服饰）“一枪头”（一次性骗局）、“开码头”（外出）、“出松”（走开）、“轧苗头”（看风色）、“帮腔”（说好话）、“修镬盖”（调和奸情）、“小刁码子”（小气鬼）（薛理勇先生认为，此词原义指两帮相打而袖手旁观者，被俗语吸收后才泛指小气鬼。见《上海俗语切口》。）等，最终都积淀为近现代上海市井语言的一部分，反过来又为专家学者从民间语言入手研究社会风俗的变迁，提供了门径。
　　

切口·隐语·说脏话（2）
流氓对民间语言习俗的污染，还突出表现在说脏话上。脏话的来源自然是多元性的，流氓群体的创制仅为其一，但在使用和散布方面，则堪称主体。在《金瓶梅》、“三言”、“二拍”这类描摹市井情态的小说中，诸如“鸟”、“”、“”、“捣”、“窝”、“捧卵孵”、“捣吊底子儿”、“###”等言词丑语，屡见不鲜，且大多挂在包括女无赖在内的各色流氓分子的嘴上，的确是生活真实的反映。再如《红楼梦》里的那位薛蟠，一开口即秽语喷泄，连冒充风雅行酒令时，亦以“一根###往里戳”绝倒满座，也说明曹雪芹对社会生活的观察细致入微，知道什么样的语言最适合这等人物的身份——即便是有百万之富的豪门子弟，一旦堕入斗鸡走狗、为非作歹的恶少档次，其语言习惯便会等而下之。
　　

淫词·俚曲·村台戏（1）
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阳春，皇帝朱元璋口授天宪：“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等圣旨传达到基层部队时，已有府军卫千户虞让和他的儿子虞端抢先“享受”了这种别致的刑罚，且作为样板写进于圣旨中：“因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
　　好厉害的皇帝老倌！“吹箫唱曲”犯了什么罪，竟将人上唇连鼻尖割了？查查《明史·乐志》，可知这位淮西小和尚出身的大皇帝，虽然没受过系统的音乐教育，却也并非是“乐盲”。正史上明确写着，“明兴，太祖锐志雅乐”，开国之初，便亲自主持谱定了《中和之曲》、《肃和之曲》、《凝和之曲》、《寿和之曲》等一大批作品。或者是他只爱听“严肃音乐”？也不是。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十二月乐歌，按月律以奏，及进膳、迎膳等曲，皆用乐府、小令、杂剧为娱戏。流俗喧，淫哇不逞。”看来他并不一概排斥“通俗歌曲”。
　　那么，虞端父子缘何因“唱曲”罹此惨祸呢？毛病出在其所唱之“曲”，是一种为封建正统文艺视如洪水猛兽的“淫词俚曲”，亦称“时调”或者“小曲”。这种民间歌曲样式，实际上历代均有，而其始创者，又多是市井无赖或所谓“轻薄子”一类。如北宋时官拜宰相的李邦彦，即因爱采撷这种时调小曲的养分填词谱乐，被世人呼为“浪子”，亦反证出这一类作品的最初“专利权”所在。
　　宋元话本和明拟话本中，有关市井无赖轻薄子弟创制和传唱时调的记述，不胜枚举。《水浒传》里淫僧海黎雇用胡头陀作帮手与潘巧云通奸，被石秀将两人三四刀砍死后。“蓟州城里有些好事的子弟，做成一调儿，道是：叵耐秃囚无状，做事直恁狂荡，暗约娇娥，要为夫妇，永同鸳帐。怎禁贯恶满盈，玷辱诸多和尚，血泊内横尸里巷。今日赤条条甚么模样……”似这种叫做“嘲谑”，但内容已近鄙俗。更有直接侮辱人且遣词下流的，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王美此时未曾梳弄，西湖上子弟又编出一只《桂枝儿》来：王美儿，似木瓜，空好看，十五岁，还不曾与人汤一汤。有名无实成何干，便不是石女，也是二行子的娘。若还有个好好的，羞羞也，如何熬得这些时痒！”明朝的通俗文学作家冯梦龙曾特意搜集这类《桂枝儿》，辑成专集，大多这等内容。再举一首：“俏冤家，想杀我，今日方来到。喜孜孜，连衣儿搂抱着。你浑身上下都推俏，搂一搂愁都散，抱一抱闷都消。便不得共枕同床也，我跟前站站儿也是好。”这就难怪“正统”舆论斥为“淫词”以及明太祖朱元璋要将学唱的军人割了舌头了——军人不唱辞气铿锵的战歌而哼曲调柔糜内容淫荡的“黄色小调”，岂不要弄到士气瓦解卒无斗志的地步？
　　然则即便禁令酷断如此，效果亦不脱抽刀断水的老辙。历史上用政法手段禁断“淫词俚曲”者，远不止朱元璋一人，但是都未成功过。仍以明代的情况为例，据范濂的《云间据目抄》称，其故乡松江是“里中恶少燕间，必群唱《银绞丝》、《干荷叶》、《打枣竿》”，约知这个群体直到晚明还以这些词调作为“保留节目”。另一方面，由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介绍可知，还在嘉靖、隆庆以后，此类被卫道士斥作“诲淫导欲”的歌曲，又已冲破市井无赖的界域，“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几乎达到风靡一时的境地，以至沈德符要引为“骇叹”了。
　　。　最好的txt下载网

淫词·俚曲·村台戏（2）
综合历史资料来看，所谓“淫词”、“俚曲”，不仅多由恶少荡子辈创制和传唱，而且它们向全社会的扩散，也多与此辈的活动有关。
　　一般来讲，时调小曲得以广泛传播的渠道主要有二：一是通过酒店茶肆妓院等场所的演唱，像明刊《博平县志》称，当时茶馆酒楼里的助兴歌曲，大多“异调新声，汩汩浸淫，靡焉勿振”，即为一证。而唱曲者大多是帮闲型流氓以及同他们关系密切的妓女，如后唐时发迹的苻存审，在陈州当小流氓时，就专在酒楼妓院间唱小曲替顾客“孤老”助兴。《金瓶梅》里，也有不少帮闲如应伯爵之流在妓院里唱小曲的描述，足以想见那些妓女同他们在这方面的“师友”关系。历代轻薄文人的浮艳靡荡之作，每从这些场所汲取素材甚或照搬，更说明流氓文化的影响所及，还不止于民间。
　　时调小曲传播的另一重要途径是曲艺演唱。在城市，以勾栏瓦子等固定的表演场合作载体，在乡村则取“社戏”、“庙戏”、“草台戏”等形式。前者主要表现为淫词俚曲对勾栏瓦子的影响，或称双向性的交流。此前举过《水浒传》里蓟州群少编唱小调嘲谑和尚通奸的例子。照该书称，“后来书会们备知了这件事，拿起笔来，又做了这只《临江仙》词，教唱道……”“书会”，就是说唱艺人的协会性组织，这便是瓦舍曲艺在时调启动下丰富自身的生动例证。至于“社戏”、“庙戏”、“草台戏”之类，因为历来迎神赛会等活动多被地痞流氓所控制或由其主持，当然更加是淫词俚曲迅速而广泛地向民众扩散的主要途径。熟悉一点戏曲发展史的读者都知道，众多地方戏曲都经过“讲唱”即曲艺阶段的孕育而形成雏型，这种能够为村夫俗子所理解和接受的“讲唱”，包括其曲调声腔，自然不会是已登大雅的《满江红》《雨霖铃》之类，可以说基本上是时调小曲的搬用与协调，艺人的改造又在下一步。依然是读者所熟悉的《水浒传》，又提供了一个流氓在此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事例：
　　据该书第一百零四回介绍：“乃是定山堡内段家庄段氏兄弟向本州接得个粉头，搭戏台，说唱诸般品调，赚得人山人海价看。”段氏兄弟是什么货色？“那段二、段五，最刁泼的，那妹子段三娘，更是渗濑，人起他个绰号儿，唤他做‘大虫窝’。良家子弟，不知被他诱扎了多少。他恃了膂力，和段二、段五专一在外寻趁厮闹，赚那恶心钱儿。邻近村坊，那一处不怕他的？”那么这伙流氓掏钱搭台接粉头来说唱的目的，可是热心于地方文艺事业？当然不是，“他每接这粉头，专为勾引人来赌博。那一张桌子，不是他圈套里？”这个实情，小说里也有描写，“那戏台却在堡东麦地上。那时粉头还未上台，台下四面，有三四十只桌子，都有人围挤着在那里掷骰赌钱。”这就可以看明白了，地痞流氓接粉头给民众说唱的本意，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着力点在诱赌赚钱上，但这种行为，客观上导致了“说唱诸般品调”影响的扩张。再如清季秦荣光所撰竹枝词云“花鼓淫词蛊少孀，村台淫戏诱乡郎。安排种种迷魂阵，坏尽人心决大防”，亦说明这种伎俩由宋元一直玩弄到近世，且清晰地突出了淫词淫戏自身的传播对社会风俗所产生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