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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世家-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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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宗子 破落为奸（1）
南宋高宗统治时期，京城临安接连发生流氓分子侮辱妇女的事件，影响恶劣。当时任临安知府的是宋朝宗室、秦王赵德芳的后代赵子肃，早在当刑曹椽、推官这类小官职时，就以破案断狱出名。自从高宗钦命他治理首都，更以弹压自负。及闻流氓侮戏妇女，连许多贵戚官员家眷也遭侵犯，愤懑无比，立责警方限期破案。因为受害女子中极少有主动报案的，所以缺少侦破线索。后来警方想了个主意，从发卖罪犯眷属的牙侩处借来几个准备卖作婢女的女子，让她们扮作良家妇人出游，引蛇出洞，又使巡捕悄悄随其身后监视，最终当场抓获几个无赖。然后顺藤摸瓜，扩大拘拿范围，竟挖出一个专以调戏妇女为乐事的团伙来，为首者绰号“拦街虎”。
听听“拦街虎”这名头，其人嘴脸不难勾画。但令赵子肃大吃一惊的是，这个流氓帮伙的首恶，居然也是皇家“宗子”。虽说支庶别传，如今已是庶民身份，但凭着这一脉“赵官家”的血统，谅官府也得承让几分吧？没想到赵子偏不买这个账，录下口供后，霎时黑下脸来，喝令皂班将其拖翻重打。未满三刻，这条横行市井的没毛大虫，便被活活打死在临安府大堂上，一时舆论大快。
赵子肃为民除恶，赢得了“刚决”之誉。但是南宋一代，像“拦街虎”这样披着“宗子”虎纹斑皮的流氓凶徒，却是愈冒愈多。略举几个弄出名气的：宋理宗时，饶州有个不知是“赵官家”第几代玄孙的赵若陋，官方文件称其“专置讹局，把持饶州一州公事，与胥吏为党伍，以恶少为爪牙，以至开柜坊（柜坊，宋代对专营赌博的场所的通称），霸娼妓，骗胁欺诈，无所不有，罪如山积”。同一时期的信州，也有个“宗子”赵时，“聚集凶徒，百十为群”，俨然是一流氓团伙头子，不仅劫夺公产，甚至连受到官府重点保护的地方文物，照样被他指挥徒党通通砸坏，以至激起社会公愤。不过这同地属两浙东路的处州相比，又属于小巫见大巫了。那个地方一下子冒出了三男一女四大流氓，有赵假熹、赵汝佛自称“宗子”，赵汝安自称“宗女”，其丈夫叶庚自称“郡马”。四凶同恶相济，凡“开置柜坊，宰杀耕牛，奸夺妻女，骗诈店户，流荡淫秽”，堪称五毒齐全。有些地方官员忍无可忍，不得不搬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道理，恨声连连地发出责问：“身为宗子，独非王臣乎？”
其实再把眼界放宽些，历史上许多封建王朝在步入其统治的中期和后期时，都有为数可观的“宗子”纷纷堕落为市井无赖，成为古代流氓群体的来源之一。囿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倒是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值得略加分析。
首先，封建社会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只能保证与权势财富相联系的爵位封号，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单线承袭，其中还得把因种种罪名夺爵或降等的处分计算进去。因此，任何皇室的统治时间一长，总会有大批成员的实际身份已降为流布民间的庶人。比如西汉远支皇族、被赤眉军举为皇帝的刘盆子是个放牛娃，东汉远支皇族、被汉献帝尊为“皇叔”的刘备是个编草鞋的。这种社会地位的深幅跌落，应该说已经为一部分人窜入流氓群体洞开了门户。
王室宗子 破落为奸（2）
其次，随着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经济状况也同步恶化。大部分人姻亲等关系愈益疏淡，已无指望从皇室财政补贴中分一杯羹。在难以为生却又不改游手好闲恶习的矛盾中，很容易挤兑出自甘堕落的主观意向。比如清朝后期，北京城里号称“黄杆子”的无赖团伙，全是疏宗别支的“天潢贵胄”。宁可像乞丐般处世做人，却没有一个肯去老老实实干活糊口的。
最后，多数封建政权前后相袭的发给“宗子”降生凭据以证明“血统”的制度，客观上为他们作恶民间提供了一张虎皮。从历史上看，不少堕落为流氓的“宗子”，并不一定存在生活上发生困难的窘迫。如元明时期流氓活动的特点之一，就是在经营赌场、走私、包占关闸这类公然与国家法令相抗的勾当时，多拉拢宗室成员入伙，目的就是要利用他们“帝王苗裔”的名义，迫使官府承让几分。那些为贪图不义之财而乐于为其利用的“宗子”们，则在这种沆瀣一气中逐渐完成了自身从“皇族”到流氓的演变。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贵为“皇族”的宗子也会向着流氓身份转换的缘故，就如同官宦家最能制造恶少、富绅家最易产生不肖子弟、破落户的道理一样简单。杜甫诗云，“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的确是历史规律的总结。当然，再走到为痞子为光棍这一步，说起来未免让人齿冷，但这却是我们在考察古代流氓百态时应予留意的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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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廉耻 丧伦常
元朝延年间，岳州路平江州出过桩冤狱，州民李氏兄弟三人，家业殷实。老三病死，没有子嗣留下，大哥二哥为吞没他那一份财产，合谋将寡弟媳撵走。所用伎俩，是暗唆族人与当地无赖勾结后，出告寡妇与人通奸，玷污李氏门风，要求官府作出将淫妇赶出门墙的判决。
俗话道：捉贼捉赃，捉奸捉双。官府断奸情案，自然也不脱此例。令那位受诬寡妇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族人诉其通奸的状子上不止是“双”，还开列了好几个“淫夫”姓名，及谁为牵头，谁是见证，色色俱全。州官传唤状上人物，应有尽有，特别是那几个“淫夫”，竟能在大堂上，绘声绘色地描述他们与李家孀妇“通奸”的具体情节，令人不忍耳闻，只能赶快叫他们具供画押完事。
案子审到这种地步，州官确认通奸无疑，正当要作出判决时，刚登进士第而被派作平江州同知的汪泽民上任来了。他见寡妇呼冤不止，忙劝州官谨慎。接着，自己深入坊间，调查了一番。原来这些“淫夫”、“马泊六”和“证人”，都是地痞无赖，只因受了李大李二的贿买，便昧起良心参与诬陷寡妇。于是案子被推倒重审，冤狱终得真相大白。
或问：那几个诬告和作伪证的无赖，既得实惠，又充维持风化的“正人君子”，其行为尚可理解。但是那几个自承为“淫夫”的混蛋，就为贪图点臭钱，竟不惜在丑化别人的同时，也作践自己，似乎太乖张悖理了吧？
然而，流氓之所以为流氓，厚颜无耻恰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特征。甭说是糟蹋与己无关的寡妇名节，当真是自己妻子的名节，也可为个“利”字，肆意践踏。《明史·列女传》上，就有两个实例：松江许氏，嫁给一个成天饮酒赌博、不治生产的无赖做妻子。无赖的同伙们对他说：“你老婆既年轻又漂亮，何不让她陪我们大伙取乐，我们凑份子供你喝酒。”这家伙一口答应，回来便对妻子说了。妻子不从，竟遭他数番毒打，最后这无赖居然大开门户，把一群恶徒迎到屋里。许氏终因羞愤交集，逃往邻居家自尽。另有上元县的王氏，婚姻命运和许氏一样，丈夫是个嗜酒废业的闲汉，全靠妻子织麻为生。其赌友李某看上了王氏的姿色，以利相诱，他居然称妙，趁着酒劲同老婆商量。王氏大愤，跑回娘家，他追去逼妻回家，当晚就把李某领进屋里，要老婆陪李同欢。王氏不从，丈夫就揪住她痛打。老婆跑出门去，在河边痛哭一场后便投了水。这都是老婆要头脸讲廉耻的，所以上了《列女传》。倘是夫妻同样无耻，那就叫“扎火囤”了。如《二刻拍案惊奇》所谓：“记得有个京师人靠着老婆吃饭的，其妻涂脂抹粉，惯卖风情，挑逗那富家郎君。到得上了手的，约会其夫，只撞着，要杀，要剐，直等出财买命，餍足方休。”
寡廉鲜耻的极点，是伦常观念的丧尽。《水浒传》里，甚至杀人不眨眼的黑旋风李逵也知道要孝敬老娘，而流氓与绿林草莽在习性特征上的分野，又于此关节点上得到显示。明人李东阳写过一篇“纪实文学”，略谓当时南京有一对浪荡子兄弟，不理家业而纵性挥霍，把亡父遗下来的一点薄产耗完后，竟相谋把居孀的母亲嫁给富商。他们骗富商道，家有姐姐守寡，不肯再嫁，是我们硬劝她归适于您的。我们送她上您的船后就登岸，您得马上解缆，把船开走。反过来，兄弟俩又骗母亲，谓某富商可怜我们，愿周济一笔钱，母亲应当去向人家当面道谢。寡母起初不肯，经不起两个荡子恳求再三，遂被他们哄上了富商的船。富商见“姐姐”送上船来，十分满意，即付给这对无赖一笔“彩礼”。两人拿了钱，一跃上岸，富商也马上解缆行舟，这就算把亲娘给卖了。生我者可如此糟蹋，我生者也可如此对待。北宋末有个孔彦舟，从小无赖混到大流氓，后以投靠金国，引金伐宋，当上金朝的官，而流氓习性不变。他的小妾生了个女儿，姿容美丽，他便硬逼小妾承认此女非己所出，然后竟霸占亲生女儿为小老婆。似此禽兽不如的行径，正见其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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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残忍 泯天良（1）
中国古代流氓群体的生成和补充渠道，除一部分依仗权势门荫的官宦富绅子弟外，主要来自流亡到城市的破产农民，破产的工商业主和手工业者，迁徙和遇赦的豪强子弟、犯官家属、刑徒罪犯以及破落的官绅地主子弟等，可以说大多数人都程度不同地经历了一个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发生较大变化、甚至是激烈变化的过程，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也是封建制度、封建政权的被压迫者。这种亲身感受，常使他们对现社会制度和秩序持敌对态度，乃至仇视情绪，造成残忍阴毒、恣欲自快的特性，展示之时，每让人感到不可以情理测度。
苏鄂在《杜阳杂编》中所述的一段史实，就富有典型意义。略谓唐朝代宗笃信佛教，于大历十四年（779）四月初八即“浴佛节”日，亲御安福寺，恭迎从天竺护送来的佛骨进入长安。时万人空巷，夹道膜拜，极一时之盛。不少僧俗为表示虔诚，或伏地肘行，或以膝代步，或当场啮指断发，作出各色形态。此时有个和尚将艾绒点燃，放在头顶上，谓之“炼顶’。本来，这也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仪节，谁料挤在人群中看热闹的一帮坊市恶少竟视此为恶作剧的绝好机会，不约而同地冲上来，或擒手抓脚，或按颈捺背，使这个和尚无法动弹。一会儿，艾绒烧到头皮上，和尚痛不可忍，却不得挣扎，“乃号哭，卧于道上，头顶焦烂，举止苍迫”，诸恶少则嘻笑不已。说起来，僧家礼佛，干卿何事，况且致人于如此苦痛，对自己又有什么实际利益？然而流氓辈却偏能引此为莫大乐趣，这正是叫常人难以理解的。
再如前文提及过的古代流氓借“闹新房”以作恶，也一样显示出此辈心态乖张，性情阴忍。《抱朴子·疾谬篇》中谓这些人的“闹法”，不仅是在大庭广众间提问下流话，甚至“或蹙以楚挞，或系脚倒悬”。捉弄新人没有个限度，每常搞到“伤于流血，折肢体”的地步，犹没有尽兴。《风俗通》里，还记录过汉时汝南郡无赖张妙在“闹新房”时，趁酒醉将新郎捆绑悬吊、捶打至死的惨剧。
为求得自快而将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中，无事尚要生非，更不用说被人招惹了。《汉书》作者在介绍豪魁原涉性情时称：“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凡出行，哪怕是素不相识的稍有不敬，或者在他看来是不敬，则必设法灭之而后快。有个王游公，背后说了他的坏话，他竟阴唆20多个徒党夜劫其宅，砍断王游公父子的脑袋。这种每因小事使气任性，杀心发于睚眦之际的行为，也是大多数流氓的共性。史称唐人李子通身居下贱时，“睚眦之怨必报”；另一位后来修成“正果”的李在回忆青少年时代经历时，亦毫不讳言地自陈：“我十二三时为无赖贼，逢人便杀；十四五为难多贼，有不快意，则杀。”五代时名潞州的恶少向拱，某日从外面回家，见家门边有一位50余岁的穷儒席地而坐，没及时起身给他让道并表示敬意，立即大发淫威，就要动手。岂料对方竟是个凶徒群中的老前辈，当即卷起袖管，露出粗壮的胳膊给向拱看，一边发出警告道，“现在我放过你了。假使在20年前，你早已变成齑粉了！”这一少一老的言谈举止，恰将此辈动辄斗气、肆行杀伐的凶顽禀赋描摹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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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残忍 泯天良（2）
古代流氓的残忍性情，有时还通过自残方式表现出来。《吕氏春秋》里就讲过一个故事：齐国有两个凶徒，分住东城西城，某日相逢于道，为较量高下，竟各自拔刀，零割自己的肌肉生啖下酒。明初，福建发生过一伙地痞断指讪谤的大案，闹得连明太祖朱元璋也知道了。自残方式常作为流氓帮伙间发生冲突乃至械斗时一决雌雄的手段，诸如在烧滚的油锅里捞取秤砣，在烧得通红的铁板上赤足行走，自身肉，在赤裸的臂腿上放火炭等等，种种泯灭天良的野蛮，令人不忍卒述。
说黑话 叫诨名（1）
在一部名叫《虫鸣漫录》的清代笔记里，载有这样一则故事：某日，江宁官衙的十多个捕役在南京市井中巡逻，忽闻一家酒店里有多人在高声谈笑，听口音是江宁府属的乡音，但词汇诡异，让人费解，便一起去店内查看究竟，原来有不少儒生扮相的人正围着几张大桌子边饮边谈。眼见一群捕役进店堂来，这伙人即散处各席，似对他们形成包围状态，也无半点顾忌，仍然旁若无人地说着只有他们才听得懂答得上的话语。带队的捕头暗自观察了好一会，大费猜疑：说这伙人是坏人吧？看举止不像；说他们是正派人吧，正派人哪有这样说话的？
再听了一会，捕头终于忍不住了，即上前问：“各位先生是做什么事的？所说的又是何言语？”那伙人都哄了起来，“我们说什么言语，关你啥事？瞎猜疑。”捕头即亮明自己是“做公的”身份，并警告道：“倘不马上讲清楚，就全部拘捕，送到衙门去。”
这群人中间，还有几个懂点人情世故的，知道一旦被当做嫌疑犯送官后的麻烦，忙向捕头说好话，并解释了这些怪言语的来源——原来，他们全是六合县的秀才，结伴乘船来南京参加省一级的科举考试。某日晚上，船靠岸停泊，有个偷儿钻进舱里来盗窃财物，被他们抓住了。偷儿见秀才人多势众，便以备述窃贼这一行中的秘密语言为交换条件，以获得他们释放。秀才们好奇心大起，边听偷儿介绍边作笔录，然后便学着说，聊解旅途烦闷。抵达南京后，大家还住在一起，你问我答，越讲越熟，这会儿来酒店聚饮，又忍不住技痒，没想到差点儿惹祸。
捕头恍然大悟，告诫过几句，便率部下离去。秀才们从偷儿处学来的诡异语言，就是不同类型的流氓群体出于防止外人听闻理解、协调群体彼此间利益关系或用作识别同类及合作行动的信号等种种目的而使用的“黑话”，也叫“切口”。所谓“黑话”，就是以遁辞隐义为特征，同明白流畅的平常人所说的“白话”正好相反。这种黑话的词汇和语法，或出自流氓的创制，或来自匪盗等其他犯罪群体的黑话以及某些职业领域的“行话”，或来自流氓同伙间的约定俗成，渐渐形成一套封闭性或半封闭性的独特的语言体系。在专门从事中国秘密社会研究的学者看来，使用自成一套的黑话，是包括流氓在内的许多特定的社会集团的共同性征。但可能是流氓藏身市井，因而不但使用黑话频率较高，且易为旁人所感受到等缘故，在这方面的表现也就特别显著。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于把各种沉淀在民间俗语中来源不同的某些特定词汇，笼统称作“流氓切口”。
说到流氓群体所用黑话的具体内容，其实本书的前几章里已列举不少。诸如偷鸡叫“拾帐头”，偷牛叫“牵鼻头”，偷晾晒衣物叫“收晒朗”，找机会帮闲觅外快叫“赶趁”，拣油水叫“寻空头事”，以女色诱骗叫“美人局”，用尸体讹诈叫“贩苦恼子”，绑架叫“拔人”，相助叫“抱腰”，撮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叫“牵头”、“马泊六”等等。近年来出版界陆续推出不少帮助阅读《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的辞书型著作，大量辞条专为这些古代流氓特定词汇而设，读者可从中了解更加详细的情况。
说黑话 叫诨名（2）
另一个为古代流氓及其他特定社会集团如匪盗、“跑江湖的”等所共有的特征，是取叫诨名、绰号的现象十分普遍。根据某人相貌、姓名、生理特征、禀赋德行、行为举止等条件而不顾其本人意愿为之另起名号的现象，在我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及社会各个层面上，堪称常见。大致从唐宋时起，更演为流氓和若干社会群体的基本属性之一。这一点，凡读过《水浒传》、《金瓶梅》这类状写江湖描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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