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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立即跟着变慢了的调子唱起来，声音越来越大，缓慢的脚步不觉地一致了。在节拍改得随意而自然、但仍充满了幸福和信心的基调中，百感交集的吴玉兰，渐渐又恢复了走向美好明天、走向明媚天堂的感觉。她想，现在暂且分离，将来如果真的好了，一定要帮助这些曾相濡以沫的可怜姐妹们……

　　在快乐的歌声里，大家抹干了泪水。刚才挨叱骂的丫头，虽然没参加合唱，但也平静地采集起了路旁的小野花。

　　那不知名的小花太可怜了，浅草中，星星点点地，只有指甲盖大小，雪一样洁白，常被行人和牛羊的泥脚践踏。　

　　清脆悠扬的歌声飘向四方。远处水田里，正弯腰忙着插秧的男女生产队社员们，纷纷立起身，清瘦地伫立在水中，惊羡地举手眺望这帮幸福的“女兵”，敬佩这些不顾性命地操心着国家大事的城市美女们。　。　想看书来

第二十九章
二　十　九　　　悟

　　黄成从下汽车踏上家乡土地的那一瞬间起，就作好了束手就擒的准备。

　　他衣兜里揣着助教大哥给的“护身符”，成天惴惴不安地呆在家里。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除了陈三娘和几个邻居老太太偶尔来陪母亲高兴高兴、说几句吉利话外，没谁来打扰黄成的坐卧不安。

　　他曾想去交助教给他的“护身符”，后又作罢了，因他既怀疑它的效力，更觉得去主动投书很有点二次投降的卑贱。信中把他鼓吹成接受了深刻教训而有了正确认识的人，他内心很不以为然。

　　信中所谓的正确认识，显然就是联派观点。他觉得助教这人有点书呆子气地主观，因为现在他确确实实地什么观点也没有了，说他是哪派都近乎嘲弄。他不知道自己才是个地道的蠢货：助教如此夸他，只是为了保护他。

　　离开天安门广场后，黄成脑子里奇怪地变成了一片空白，与六六年秋天离开北京时的豪情满怀相比，完全成了两极端，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极其渺小。

　　见骨瘦如柴、但全身完好的儿子回来了，母亲高兴得脚下生风，开头那几天，草鞋都暂且不打了，成天进进出出忙碌，精心地筹办一日三餐，猪肉或鸡鱼，是对儿子每顿必有奉献（不知她去哪儿买的肉票，也不知要为儿子奉献到哪一年），而且烹饪方法顿顿力图翻新，尽力给儿子补养身体。

　　她不敢对儿子问长问短，更不敢过问儿子今后的打算，生怕又把儿子惹烦了，只是惟恐节俭地大肆挥霍着这两三年积攒下的微薄积蓄。她认为；这点钱本来就是儿子没在家吃饭而省下的；现在终于有机会仍旧花在儿子身上了。她好象要哺养儿子一辈子。

　　儿子没心思回生产队，母亲高兴，她盲目地希望儿子不再去那遥远的乡下当农民，更不要再*了，窃望儿子将来就在城里找点零工干过日子，城里不少没工作的人，不就是干零工一辈子供家养口的么。她还打算，末了再去借点钱添上，给儿子制一套新衣裳。

　　平安地过了两个月，黄成开始在街上露面了，有时是买菜，有时是看街边的大字报解闷。群专部的人碰见他，或者老远就移开目光，或者假装无意地略微绕道，或者仿佛根本不认识他。

　　他回来后不久，林场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便转移到林场总场附近的一个镇上去了，而且又严管起来，所以，那些泸州知青他一个也没碰见，这倒也省了一些嫌疑和麻烦。

　　在街上敢于和他打招呼或聊上几句的，几乎全是与他个人私交较好的、联派的同学，而且多半是从生产队偶然回来的，大家都上山下乡了，没什么派性成见了。

　　黄成碰见过一次吴玉兰的父亲。那永远善意谦笑着的老人，迎面看见黄成后，高兴得眼睛一亮，更明亮和气地微笑着，停步等候黄成。

　　老人想从黄成口中打听点女儿的消息，他以为黄成刚从外面回来，或许能知道一点女儿的情况。

　　女儿每个月按时来一封信，总说一切很好要爸妈放心，具体咋个好法却很少写。

　　这次已一个多月了，女儿还没来信，他很着急，担心有什么事。

　　黄成佯装淡漠地转过脸，没看见似的走过去了，面对陈营长的这个“老丈人”，不知该怎么应对，更不知他要干什么，索性敬而远之。

　　黄成在城里已孤寂地熬了两个多月，越来越烦闷。他惊奇地发现：一个人真正的家，原来竟是他的户口和要赖以糊口谋生的所在地，否则，哪怕是在自己从小长大的环境里，哪怕在亲人身边，时间长了，心里也没根没底。

　　可是他又不想回生产队。经过这段时间的风雨后，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情和志向，已于不觉中消失殆尽，而且，他直觉得群专部在放长线钓大鱼，在等待自己的可疑举动，说不定出城就要被抓，那就更麻烦了。

　　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自己是被捆绑抓出来的，回生产队去已没脸面了。

　　他开始后悔：不该听助教的话赶回来，应该到前线去，今后和红派大队人马一块儿光彩地打回来，就不至于没脸面回生产队去了。

　　家里呆不住，又不敢太自由地在街上闲逛，象从前那样在邮电局的报栏前打发时光么，也太抛头露面了，于是，他相中了新华书店。

　　经过“破四旧”的提炼以后，书店里书，是非常地精华了，只有马、恩、列、斯、毛的伟大著作，《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等京剧样板戏的剧本，《赤足医生手册》，《稻田养鱼法》等等。

　　这就太好了，使卖书的和买书的都很安全，不买只看的人便更没危险，所以，在书店里，只要有字的东西，黄成都看，去努力理解，去消磨时光。

　　为防群专部突然收线抓他，他不仅随身带着助教的信，在店内还尽量离门口远一点，以便有个思想准备和有时间表示配合，少受皮肉之苦。

　　那天上午，书店里，在最靠里的书架前，他费劲地理解着《联共布党史》﹙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史﹚，一男一女两个年轻的店员，正坐在柜台里的办公桌旁，边磕着葵瓜子，边小声地聊天，八、九个逛书店的人，在店里四处翻书浏览。

　　忽然，店门外大街上热闹起来，有人奔跑着喊：“来了来了！”

　　除了黄成，店内的人全纷纷往外跑，口里也跟着喊：“来了，来了！”

　　原来，所有正常公民都知道今天要枪毙犯人，不知怎么搞的，就黄成这个半正常公民不知道。黄成莫名其妙，他拿着书，很有自知之明地只走到门口，连门槛也不越过，仅在人们身后踮起脚尖往远探望。书店门正处丁字街口的拐角上，且比街面高出三级台阶，在此眺望倒也方便。

　　在人们的拥戴下，远处缓缓开来三辆无篷的解放牌汽车，车上的高音喇叭断断续续呼着口号。随着汽车的前来，“坚决*一切反革命分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越来越响亮。

　　刚才，在广场上开了个公判大会。现在车旁的追随者和街边的期盼者，不少是由各单位组织到广场上去助威或接受教育的，他们觉得不过瘾，大会结束后，又抄近路赶到大街上来看犯人被游街了，兴奋得像过节。

　　仔细望去，好象各辆车上大有区别：第一辆是高音喇叭和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第二辆上，是被群专部背枪英雄们揪着的犯人们，他们是满街革命群众翘首盼望的主角；第三辆车上，又是持枪的解放军，仿佛还有穿警服的公安局的人。

　　渐渐地，中间那辆车上众多的犯人越来越清晰了：被捆绑得结结实实的坏蛋们，前面三个、这侧四个，那侧有几个看不见。

　　能看见的这七个，全是男性、白亮的光头。大概是不准他们学阿Q临刑时那样唱“二十年后又是一个”的戏文，更怕他们象我们的革命先烈们就义时那样呼口号﹙那我们岂不就同旧政权一样傻子了﹚，便给他们每人嘴里都塞进了布团，并用和织毛衣针一样粗细的铅丝勒住，在脑后拧紧，这样，他们就做梦也别想象牲畜们临死前那样，可恶地发出点哼哼，当前坚如磐石的新生红色政权，也就能在寂静中稳如泰山了。

　　有人可能会对此高招有意见，这种爱放屁的家伙是不知足——

　　怀疑*的张志新“出身音乐世家，参加过志愿军，读过大学，25岁入党，省委宣传部的干事，形象又是那么完美”的女人，而且还是没有观众或听众的秘密枪毙，不仅临刑前早早就被索性割断了喉管，怕她呼反动口号，而且还在“被枪毙的前一个晚上，4月初，东北的天还很冷，犯人都还穿着棉衣棉裤。张志新提出要解手，看押她的犯人去请示管理员，得到的回答是：‘让她尿在裤子里。’”

　　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搞死时，名字都丢了，是“刘卫黄；职业：无业”。

　　全球知名的彭德怀大将军，惨死时，连姓也彻底完了，成了“王川”！

　　这几个完全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确有罪过、胸前尚拥有姓名权的小跳蚤，受的待遇够不错了。

　　车上的每个犯人，身后都有两个群专部的武士抓推着，扯着他脑后的铅丝结，使他紧贴在车厢板上面对观众，让他惨白的面孔抬起，瞪着大眼让革命群众辨识和唾弃。他们胸前的白牌子，悬挂在厢板外，各自竟有半张方桌大，上面用黑墨汁写着他们的姓名和罪名。站在前头的三个，不仅姓名上被可怕地打了大红叉，还极富耸动性地仿了古，颈后衣领里插上了长长的死囚标。

　　黄成疑心自己看花了眼——三个背上装饰着囚标的人中，右边那两个穿蓝色衣裳的人不认识，而左边的这一位，竟是汪三！胸前牌子上也分明无误地写着：

　　“毁我长城的反革命杀人犯、现行反革命—汪益民！”

　　汪益民即是汪三！狡猾的老右派，给他儿子取了这样一个迷惑人的名字。

　　汪三同其他犯人一样，嘴和腮帮上勒着三道铅丝，保证了口中的布团不会脱落。由于他的头被拉得过分昂扬，加之在数丈之外，黄成没法看清他那不可名状的眼神，只见阳光下，他痛苦的脸上闪亮着汗，身上肮脏的白衬衣，已被汗水浸湿得贴肉。天气实在闷热。

　　车到之处，人们都不再出声，静静地享用这刺激人的场景，接受着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

　　在这人人都要争当革命人的“大革命”年头里，这种教育的效果很好。

　　只有真正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才会有这应得的下场，要遗臭万年，而且，至亲们的生计和前途，也要顿受影响，这种对亲人牵肠挂肚的惨痛和恐惧，往往更胜过了对自己的悲哀。再加之临刑前的人格践踏和肉体摧残，比如象关猪狗般的食宿待遇，供看守或其他犯人们随时消遣、发泄的殴打，割断他们用来放毒的喉管等等，如此种种大快人心的处置，使死刑对其本人和旁人的威慑力，就有了保障了。

　　黄成猛然想起了助教的谬论，想起了所谓的人的可怕。

　　他脸色发黄，万没想到汪三会在车上，而且转眼就要被枪决了。这分明是一起冤案，冤案中正反两端的人物，奇迹般的就是自己和汪三！

　　黄成想：汪三虽然可恶，但不至于该上刑场。看来助教说有人要判他死刑的话，是真的了。

　　……当初自己所谓的正义冲动，害了汪三，也害了自己，使自己的囹圄之灾如鬼魂缠身。如果那时自己不去作徒劳的干预，汪三就不会跳出来打自己，就不会有他后来和眼前的这一切，自己也不会遭到如此多的磨难，更重要的是，吴玉兰也可能不会同自己分手。

　　其实，无论是自己是汪三还是吴玉兰，都左右不了“探子”的命运，在这分不清东南西北的大漩般的岁月里，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就不错了。

　　车队带着围观的人群远去了，两个店员和逛书店的人陆续回店，有人手中还拿着刚才忘了放下的书。大家对触目惊心的场面十分满意，议论纷纷亢奋不已。

　　对汪三出现在车上感到意外的，不止黄成一人，好几人都感到惊讶。

　　那位二十岁左右的女店员，高兴大家的惊讶，因为她知道其中底细。

　　她心宽体胖，在家中排行老三，人们都叫她“何三妹”或“胖三妹”。数年前，她没考上初中，没当成中学生，所以不属于上山下乡的动员对象，去年便被招进书店，当上了神气的国家职工。

　　刚才，她不仅挤到车前看了个满意，而且还与车队同步前行了一段，现在，她右手用花手绢擦着脸上和白脖子里的汗，左手猛扇着一本《样板戏选段》，对着另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店员，用不必要的大声介绍汪三的落网：

　　“你晓得他龟儿子咋个遭抓的吗？他正从老林头下来，手头还提着个小口袋儿，一看到群专部去的人，就欢喜球了，说：‘来啦？我自己都要回来了。’口袋儿都不要球了，甩到路坎底下，伸手让人捆他。”

　　与她相熟的顾客问她：“他欢喜啥子哦？”

　　“欢喜啥子？狗日的说他过不起‘白毛男’的日子！”

　　“口袋儿没拣起来看看？里头是啥子？”

　　“两个小天麻，侬大！”活泼的胖姑娘，高举起握花手绢的右手，将白嫩的小手指跷起，好象兰花指，可爱地转了转。

　　男店员奇怪：“咋个晓得他钻到那儿去了？听说那儿从成都出去、还有好远咧。”

　　好气色的年轻女店员扇着薄书，昂首把时髦而有香味的短发往后一掠甩，目光斜扫了一下店内的听众们。手拿书本的听众们正专注地竖耳等候着她。在这儿，大概确实只有她，才知道这一阶级斗争大事的内幕，因为群专部里飞兵前去捉拿汪三的五人小组副组长，就是她家的好邻居。她轻蔑地哼了一声，似乎有点气愤：

　　“咋个晓得？他表弟不写信过来，这边咋个晓得？还是他妈的亲表弟！”

　　不料在书店逛客中，也有知情而可炫耀者，一个三十多岁，虽瘦小但精悍的男子发言了：

　　“不—对，不是表弟，那是他表哥。听说他表哥家庭成分也恼火，是地主。”逛客强调了这重要之处，“他叫汪三和他一块儿去公社报临时户口，汪三啥子证明都没得，不去。他表哥哪敢惹哟，拖了一段时间，肯定养不起了，才想起给这边县革委写信过来打听的。其实看他那个逃荒要饭的样子就不正常，当时就该报告当地告政府。”

　　胖姑娘很反感自己的新闻专利受到了侵犯，她瞟了几眼那位颇有阶级立场、正洋洋得意的人物，见他身上是较脏旧的蓝布中山装，黑步鞋头上的小洞，已露出了白亮的大脚指甲，不过就是个还没得志的小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顶多象个拮据而自信的农村小学教师，便坐到桌旁，边开始磕瓜子，边冷冷地大声说：

　　“表哥？怕还有表嫂哟！组织上都没球调查，他妈的地主狗崽子，就写球些信来调查起表哥了，他还搞正了，呸！”她大声地吐了一下瓜子壳，“汪三这龟儿子，从头到尾就没碰上过好人，是人是鬼都要踩一脚，哼！”说完，她快速地抹收起桌上的瓜子壳，走到店门口，用力将它们鄙夷地抛掷出去。

　　短小精悍的破步鞋逛客停住了翻书，执拗的脸上有了愤怒的红色，他急切地思忖着反击的措词。

　　听了姑娘的讥骂，黄成的脸也发热了，他继续看着手中的书，装着没在意或没听懂。

　　有人旁边窃笑。

　　男店员观察着，他边用鸡毛掸子拂扫玻璃柜台，边打趣：

　　“唉，三妹妹，个个都象你家表哥对你那样噻，那就好了哟﹏”最后的“哟”，摇曳得十分地庆贺和快活。

　　“放你妈的狗臭屁！”女店员头也不回地骂他，但听不出怒气，相反，还有点得意和释然，她已出了气了。

　　有几人出声笑了，大家又开始高兴地往下聊。

　　黄成一页又一页地慢慢翻着书，耳朵却竖得直直的。没人愿再提及引起了不愉快争议的汪三，大家谈起了了另外两个死囚：

　　那二人系父子俩，是乡下某小镇上的两个裁缝。他俩很关心国家大事，两年前，在小镇上组织了一个　“红心党”，要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全“党”成员也就十来个人。

　　这个所谓的党，原来是红派在该镇上的一个下属群众组织，红派得势时，还参与着掌了几天镇上的大权，后来红派武装被打出去成了反革命了，它自然也就成了残存在县内的反革命余孽了。

　　要命的是，他们不仅还继续活动，偷偷地贴反对新生红色政权的反动标语，而且过分操心天下大事，远远地离了谱：

　　有一天，父子俩把镇上一位昔日的算命先生悄悄请到家中，给新生红色政权算命，看它还能撑几天。那搞了半辈子迷信活动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