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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们其实比在林场还舒服。有时候晚上都请假出来，在酒馆里划拳，右手打着石膏，左手在那儿比画，撑拐杖的，也围着桌子在那儿乱跳，那帮子人！”

　　面对黄成，一谈到家乡，助教就总要想起黄成那可怜的母亲，想起那卑微坚韧和慈祥忙碌的身影。他忽然觉得：作为儿子，黄成这个人也够可怕的了！

　　他沉吟着，对儿时的“麾下”说：

　　“林场那些人都没事了，你可以抓紧时间回去。听你那些同学说，自从上山下乡，你就没回过一次家，信也不写，连春节都没一张条子，有点过分。这不影响你干革命嘛。”

　　黄成脸上火辣辣的，心中又生起了对母亲的气愤。这些年，母亲在拿自己没办法了时，常将家中的矛盾，向一些她以为能影响黄成的人说，而一切人又全同情她，弄得黄成满腔怒火。出于忤逆的天性，黄成猜测，这次助教回去，肯定又听她说了些什么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悻悻地回答：

　　“回去也回不了家，群专部等着我的。”

　　助教的语调坚定起来：“那就看你自己咋个办了。跟你在火车站的事一样，老老实实开诚布公反而没事。这样吧，我给李副主任写封信，你带回去。”他说的李副主任，即是他那位已当上了派革委副主任的老同学，一个正在县里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黄成立即同意了老大哥的安排。

　　他不是听从了老大哥的说教，而是怕得不着老大哥尽量多的钱和粮票（没有它可不行）。他虽然对人有点慷慨，但更喜欢慷慨地享用亲人朋友的血汗，对他越好，他越狮子大开口，越心安理得，还自尊心强，不能忍受拒绝。这个只会应变不会反省的家伙看出来了，如果坚持要去前线，助教便不会管他。

　　而且，真的去前线也不是那么轻松：一是有躲避吴玉兰的尴尬，二是自己在县里主持过联派的“立新功”大会，绝对不好解释的。前线都是本县人，知根知底消息灵通，不象林场泸州知青好欺骗。

　　助教对黄成的意外听话颇感动，仿佛又见到了童年时的那个光屁股小弟弟。怀着旧时的那份温馨，他带着黄成玩了两天省城，使黄成遂了小时候唱的：“胖娃胖嘟嘟，跟着老汉（爸爸）上成都，成都又好耍，萝卜炖嘎嘎　（肉）。”　儿歌中的夙愿。黄成儿时常常惆怅：老汉到远处找钱去了，自己啥子时候才能上成都。

　　那时他全然没有想到，身边所有老汉在家的小朋友们，也没一个去过成都的。相反，他们反而羡慕自己家里有个好玩的木头机器，常在自己的安排下，围着那机器参观各种草鞋的诞生。

　　几天后，黄成突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回了县。县革委和群专部大吃一惊，他们觉得，黄成肯定是有恃无恐。

　　他们一面暗中监视黄成，准备应付他可能来头不小的一击（例如将中央给他的批示抄贴到大街上去），一面惴惴地等待着，看上面是否会传达下来有关黄成的麻烦指示。

　　不料一等就是一、两个月。不知什么原因，黄成既不回生产队，赖在城里也没什么举动，上头也不下达任何有关他的通知。

　　县革委最后想好了：就算来个什么通知，也是山高皇帝远，顶多由群专部叫公社给他补贴点工分了事，“赔礼道歉”都不用，因为没谁把他打成反革命。他公开主持了全县联派的“立新功”大会，早就被团结过来当了革命派了，他写下的那两大摞反戈材料，完全可以雄辩地自我证明这一点。

　　如果他不吃这一套，便将那两摞材料给他抄贴到街上去，让广大革命群众看看，他究竟属于哪一派，是个啥子人！

　　黄成真的不知是个什么人了：联派如此地提防他，而红派么，则更是十分地疏远了。

　　在县内度日如年的红派人物们，在街上与黄成相遇了，连招呼也不敢打，一旦看见就转开了目光，更别说同他联络联络、搞点什么活动了。

　　远在数百里之外的红派流亡队伍，固然有情报来源及时地知道县内的动态，但他们早已把黄成看成了一个叛徒、一条不可打交道的小变色龙、一只不值得同情的丧家犬，丝毫没将他的情况放心上，他们在异乡径自过着自己的自由生活。

第二十八章
二　十　八　　　一　　步　　登　　天

　　天下不知哪儿才有真正的自由，在非常自在的红派流亡队伍里，生活中依然充满了磕碰。

　　去年，汪秀梅接到调令后，人们以为她会不放松陈营长，没想到，这只政治上的惊弓之鸟，当即就收拾东西准备去团部。

　　*初期，在当局的安排下，她出众地戴上了红卫兵和红小兵们送来的尖尖帽，在小镇上当了近半年的牛鬼蛇神“领袖”，只差没自杀；“二月镇反”后，又成替罪羊被抛出去当了“胖左派”，在全县人人喊打，而且真的挨了打，她已深入骨髓地领教够了丧失政治生命的滋味。

　　没有了政治生命，就没有了前途、尊严和自由，甚至可能就没有了工作、朋友和亲情、乃至衣食住行和性命，更别说和这个陈某的所谓爱情了。

　　这种政治上的消灭打击，比法律的判决精巧方便多了。比如仅拿夺取性命来说，就有借刀杀人佯装不知、群众失手法不治众、畏罪自杀、病死狱中等等好招数。这两、三年，汪秀梅全都心有余悸地耳闻目睹过了的。

　　听说在各县市的头头大会上，专区领导上纲上线地批评了男女关系问题，她顿时感到浑身发凉，又一次有了灭顶之灾的恐惧，而且同床异梦的成天吵闹也实在要人的命，她当机立断：立即离开这条不可靠的烂“沉（陈）船”——这家伙毕竟是有老婆没真正离婚的！

　　营部准备派人送她，而且要象征性地开个小欢送会，陈营长借口外出回避，由营教导员出面张罗和主持。

　　流亡“政府”的日子实在有点艰难，多处奔波，好不容易搞来了三斤好块糖，半筲箕炒葵花籽和盐花生，还有十几斤橘子。就营部除陈营长外的几个人；加上两个能抽身来的连长列席，够丰盛的了。

　　大家拼上两张方桌，刚要用桶泡茶，三个与汪秀梅相好的后勤姑娘，慢条斯理地前来报告说：汪秀梅已经背着一个挎包走了，被盖卷等较大的行李还留在医疗室，托她们请营部派人给她送去。

　　正在安放桌椅的两个警卫战士要立即去追劝，教导员摆摆手制止了。

　　教导员亲自去医疗室看了回来，凝视着桌上那包还没打开的珍贵糖块，猛吸着旱烟袋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叫那两个警卫战士拿报纸包上糖果包，赶紧给汪秀梅追着送去，并命令一定要完成任务，路上不准少一块！必须说明是他教导员代表大家给的。

　　看着两个战士飞奔而去，在场的人都有点歉疚和羞愧：不知道是自己把人家撵走了，还是人家把自己看穿了。

　　汪秀梅不仅离开了陈营长，还打算一旦回县后，就要设法调离这个县，哪怕不回成都，去成都附近的农村乡镇医院也行，一定要永远离开这些人，离开这段历史。

　　从此她有了个女人少有的习惯，喜欢在心底里琢磨人生了。她冷眼观看世上的因果报应，觉得老天常有些疏忽和不公平，但又天意不可违抗，脾气也随和起来。

　　陈营长似乎也看破红尘了。

　　老婆当年的“大义灭亲”，至今令他恨之入骨；汪秀梅意外的爽快离开，使他顿感了解脱和轻松，尽管也意外地有了点莫名的惆怅和失落；建议把吴玉兰提拔到营部培养当医生，是这学生姑娘确实可以，也是工作上的安排，没有别的意思。他打算从此不再同女人打交道，决心要清清静静地当一辈子革命和尚了。

　　他很想告戒部下们：女人真的是祸水，大家最好同他一块儿立地成佛。但他明白人们一定不会信他的，所以没有说。

　　陈营长同汪秀梅真的分手了，人们又突然良心不安起来，觉得他俩既然已走到了今天，就该好好地过下去，管它什么流言蜚语，儿戏般地不值得。好象这些流言蜚语，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吴玉兰更为汪秀梅感慨。

　　她一直就暗地里认为：人们对陈营长和汪秀梅的非议，正如当初同学们对张清华的义愤，多半出于嫉妒。陈营长和已牺牲的三连指导员一样，英俊成熟有头脑，又有好工作，是个有事业的男人。而且陈营长比指导员强——应该算个单身男子汉。

　　文化的大革命，已形势大好地发展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当今，普通的亡命徒，也被尊称为“武斗之花”，陈营长这样的武斗领袖，当然更受人敬羡，在要靠这场战争的胜负来决定大家命运的时候，陈营长这种人物，就意味着安全和希望，他们自当“英雄配美女”。何况你汪秀梅不算美女，比不上人家还没真正离婚的老婆，只不过就是个大学生而已——吴玉兰想。

　　她心中为汪秀梅惋惜：“早迟总要嫁人的，哪里去找十全十美。”

　　知心的张清华已不在跟前，家乡也使人时时萦念，人生的前途，更令人暗中茫然和悲哀，在内心的孤寂和空虚中，吴玉兰常常想起黄成，希望他到了那偏僻宁静的地方，不久就会平静下来，然后好歹都来个说法，因为毕竟是公开了朋友关系的。

　　人们总是同情弱者。尽管本县联派靠武力、谋略和外援夺取了政权，而且实行了严厉的管制，但由于红派中“二月镇反”受害者较多，加上在专区和省上的新政权里有坚强后盾，所以本县红派的人比联派多。经常有人受不了联派的派性政策，从县里跑来前线“从军”，并带来各种消息。

　　暗中的情报渠道和公开的来往信件，也使消息的传递从没中断。

　　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众多的信息中，吴玉兰始终没听到黄成的情况，便努力猜测他的各种现状和想法。她疑心黄成已有了新的女朋友，担心自己“回头草”没吃成，反惹一身骚。

　　她假借别的事，同黄成的好朋友通过信，放下面子，“顺便”问了一下黄成的去向和近况，可惜回信是“这家伙去了云雾山中，好象石沉大海”了，不清楚、没联系，只知去了亮崖区，可能是分到云岭公社，哪个大队和生产队不晓得。

　　她曾打算：管他黄成是什么情况和态度，先写信叫妹妹去黄成隔壁家，找陈三娘的二女儿，打听到他的准确通信地址再说。满怀希望地发了信。

　　没想到，已上山下乡了的妹妹回信：和陈二妹虽是同一年级的同学，但都已“背井离乡”（上山下乡）天各一方，而且陈二妹也不一定知道，至少近期无法效力！对姐姐如此诡秘执着地打听男生信址，信中还颇感不妥。

　　吴玉兰气得头晕，当即将鬼信撕得粉碎，然后又仔细收拣，出门悄悄烧掉——怕有人拾看碎片。

　　为了抵御期盼和空虚的苦楚，她常强迫自己去回忆已牺牲了的指导员，玩看他那把曾救了自己的命的漂亮电镀小折刀。尽管耳闻目睹着身边形形色色的爱情，却出淤泥而不染地苦撑着清高。

　　但黄成始终是杳如黄鹤。直到听说黄成连春节也没回家，真似泥牛入海了，她才慢慢不想了。

　　这期间，好友张清华的美满嫁人，身边小姐妹们的掩耳盗铃，周围男女们的粗野多情，早已使矜持的她高处不胜寒，有人还曾怀疑她不是正常人。

　　她美丽的面庞和娇好的身子，常被人们温情的目光或贪婪的眼神缠绕。

　　老少男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喜欢和她聊天，而且聊多久都不嫌累。有几个年轻人，还为此暗地里争风吃醋起来，有一次，相互的讥讽变成了打架，恼羞成怒者险些儿动了枪。

　　无聊的丑闻传到她耳中，她难堪得无地自容，感到环境真是越来越不好对付。

　　同时，她觉得自己也越来越不好对付：

　　在前途渺茫内心空虚的漫长时光里，芳龄越大越恐慌了。自己的实际年龄已即将二十四，眼看成了老姑娘，无论生理或心理上，什么欲望和憧憬没有？*这样搞下去，哪年哪月才能熬到头？

　　在调到营部前的那两个月里，她已不敢轻易与男的随便聊天，不敢独自一人久呆在宿舍里，做梦都在渴求有个真正的男人来保护自己。

　　她心底中的真正男人，是不能象她父亲那样的男人。

　　父亲聪明善良脾气好，什么事都屈从母亲，屈从他人。对自己也从不摆父亲的威严，因此既是慈父又象兄长，使自己对他的眷念比对母亲的感情还深。但父亲的柔顺畏缩和家中的贫贱卑微，又使自己从小就觉得父亲缺少点什么，不象一棵大树而象一株柔藤，一株任凭他人扭曲挤压的藤。　　　

　　自己将来的丈夫，可不能像那样的。

　　眼前这些成天和女孩子们卿卿我我的多情男孩，饭桶似的好象心中只有爱爱爱。更有甚者，见着稍好的年轻异性，不管人家有无男朋友或已婚未婚，就两眼迷离想碰目光，正如男同学们所形容：“一副处处想推荐自己当人种的可怕相”，更不象男人的样子。

　　而指导员、陈营长，甚至胆大倔强敏感小气的黄成，都和他们不一样，可惜命中注定与己无缘。

　　得到调往营部当医生的命令，吴玉兰大感惊讶，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那职位是正式的好医生，而且是较有身份的医生才能有的。

　　她知道，好几个原来是公社卫生院或街道诊所的医生，由于跑出来的时间短，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才被迫反戈过来的，到前线来仅当了个普通的扛枪战士而已。自己被调去接受培养边干边学当医生，等于一步登天！

　　她不仅高兴好象一步上了天堂，还高兴好象逃出了虎狼窝，有了一种强烈的、脱离了苦海的幸福预感。这预感似乎也是种模糊的计划……

　　连队距营部有七、八里路远，连里没车。对她的调走感到很无奈的连长，执意要亲自带一帮子战士送吴玉兰去，吴玉兰笑着坚决地谢绝了。

　　她已不愿和连里的任何男性近距离打交道，说自己的行李极少，平时东西多主要是公家的医疗用品，这次只是人走，就完全没必要派人帮忙了。而且，连里的姐妹们全说要去送她，两个后勤兵大嫂，还哭着劝她不要走。

　　去营部的头天晚上，在女生宿舍屋角里的小桌上，在女战友们轻微的鼾声中，她用草帽遮挡住马灯光，写了好几封信，写给家中的父母，写给下了乡的妹妹，写给远在云南的张清华，写给仍在城里艰难而无耻地负隅顽抗着、至今还没上山下乡的要好女同学。

　　每封信，都是想告诉自己要当（见习）医生了的大喜事，但动起笔来，就先谦虚地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而且越扯越远，因为更该说的事和更想讲知心话太多，最后在信尾才轻描淡写地提到此事，表示了不知能否胜任的担忧，以至一直写到半夜。

　　写好信封、仔细地分别装好收拾妥帖后，她才轻轻地息灯摸上床，可是再也睡不着了。

　　她坚持闭眼努力平静，脑子却自主地继续兴奋个没完，窗口发亮了，还在迷糊地幻想着去了营部后的种种情形。

　　起床后，她穿上了白底小蓝花的确良衬衣、黑长裤。清爽好看的衬衣、极合身的大半新长裤，平日里很少穿，一是舍不得，二是太招这些男人们的目光。

　　平时老穿的那套旧军装，暂时就打进行李包里了。它是六六年下半年大串联出发前，自己到张清华家的缝纫机上做的，不仅已有了补丁，而且肥大，当时哪敢想突出女性的线条，只担心冬天罩不上棉衣棉裤，象个解放军就行。

　　要去营部了，出门前，她犹豫地接过女伴递上的“万紫千红”牌润肤霜，随即坚定地搽上了，让“白兰花”型的馨香幽然散发。她已好久不用这些东西了，冬天实在要用时，也只抹点没诱人香味的医用白凡士林。

　　在原野上，在去营部的大道上，姐妹们忧郁地簇拥着吴玉兰，轮流分背着她那点简单的行李，伤感地手牵手慢慢前行。有人抱着同伴的肩，昂首向天幽幽地唱起了《十送红军》，一曲未完，大家的脸上便有了泪花，个别人又抽搭着要吴玉兰别走了。

　　吴玉兰用手帕替伤心的女伴抹起了眼泪，自己也流泪了。泪水冲走了她心中的幸运感，真有点不想走了。

　　一个硬性的小姑娘不满了：

　　“不晓得哭啥子，又不是送葬！”

　　几个大姑娘立即吼她：

　　“送你的葬、你才要死咧！”“就没学过说人话。”“谁叫你来的？”“　呸呸、呸！”七嘴八舌地。

　　有个丫头赶紧扯大嗓门，昂扬而悠然地改唱起了《我们走在大路上》。

　　大家立即跟着变慢了的调子唱起来，声音越来越大，缓慢的脚步不觉地一致了。在节拍改得随意而自然、但仍充满了幸福和信心的基调中，百感交集的吴玉兰，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