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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霸事笔记之2 宋册-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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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子鱼为左师是宋襄公塑造霸主和霸业的基础迈出第一步，为什么宋襄公上台的第一步是任命子鱼呢？
《左传》中做了第一个解释：“以公子目夷为仁”，在宋国，甚至在天下，子鱼仁义的名气都是很大。宋襄公着眼的是天下的霸主，他就需要有一个很坚固、很强大的政府内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这样一个政府内阁就需要那些深受人民爱戴的人来组成，人民才会觉得这个政府是体现他们利益，才会支持政府去行动，从而凝聚更多的力量去做霸业，宋襄公任命子鱼首先就是为了获取民心。
第二，宋襄公不是一个很懂得治理国家经济，他对权力和外交有研究，但是，对于经济农业他可能是一窍不通，说白了，他就是做帝王的料，做不了谋士，所以，他需要子鱼帮他把国家治理强大，子鱼在他看来是个博学多才的人。
第三，可以说是主导的原因，霸业的人员组成基本上是国君和谋士，这是趋势。宋襄公学的是齐桓公，齐桓公一上台就任命自己的仇敌管仲以重任，以仁义的胸怀，屏弃仇恨任用贤能，结果，齐国迅速富强。宋襄公就有点照瓢画葫芦，在他心中子鱼有那么一点是自己的竞争对手，而且子鱼确实是个人才。于是，他就任命子鱼为左师，来体现他的博大胸怀和任用贤能，结果也是有效的，“于是宋治”。
这里还有一点，左丘明先生认为宋国的富强是因为有子鱼在治理，大家看这个词“于是”，任命了子鱼，“于是”宋国富强，把宋襄公的作用贬低了下去，全是因为子鱼，大多史学家一直以来都不看好宋襄公。
齐桓公屏弃仇恨，重用管仲，这里面就是称赞齐桓公。但是，宋襄公任用子鱼，称赞的却是子鱼，为什么呢？因为子鱼心里明知被宋襄公戏弄之后，还肯出来帮助宋襄公治理宋国，大人大量，为国家社稷，所以，左丘明先生特意说了一句：“故鱼氏世为左师”。
而宋襄公呢？总是被批评，他一直以为子鱼不知道他心里的诡计，就好象庸人在戏弄聪明的人，聪明的人把话咽在肚子里不想揭穿，给宋襄公留个面子，可是，宋襄公还一直在耍弄，以致于史学家在这件事上感觉他有点傻。而且，子鱼最后因为咽下的话实在太多，捞下了一个毛病，常常在私下里自言自语，把憋着的话说出来。大家看《左传》鲁僖公二十一年传的记载，这个毛病就犯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犯呢？因为他不想去揭穿宋襄公，宋襄公又不听他的，于是，就急了，人一急，潜在的心理毛病就出现症状。宋襄公每做一件不对的事情，他就私下里自言自语地说一句。
《左传》中这样的记载太多了，就举两个例子：
“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曰：‘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这里说的是宋襄公要在鹿上这个地方举行盟会，强烈邀请楚国参加，楚国答应。子鱼就私下里说：“小国争着举行盟会，这是灾难。宋国要灭亡了吗？侥幸逃脱，不久也要失败的。”这是公元前637年，一共有三次类似的记载。
公元前638年，“夏，宋公伐郑。子鱼曰：‘所谓祸在此矣！’”这年的夏天，宋襄公一意孤行*郑国。子鱼私下里说：“所说的灾难就在这里啊！”这个时候的子鱼已经被搁在一边，毛病是最严重的时候，因为心理压力太大了，一面是宋襄公的一意孤行，一面是国家社稷，欲罢不能。
大家看宋襄公把自己的谋士给憋出毛病来了，这就是他的不对，所以，他从任命子鱼为左师的这天开始，根本就没有真心在任用子鱼，这也是管仲曾经跟齐桓公说的“害霸”的事情之一：“知贤而不用”。这里的“用”不是表面上给个官职就算是“用”了，而是真心地听从贤者的建议，把这个人的智慧用起来。齐桓公就是真心地在“用”管仲，听从他建议，而宋襄公就没有，他只是表面上给个官职，大事上还是自己独断独行，这点和项羽也很像，项羽不能真心任用亚父，不听从亚父的建议杀掉刘邦，导致西楚霸业的覆灭。
任用子鱼之后，在宋襄公看来他组成霸主的第一个零件终于装上去了，至于零件的作用他知道的很少，就像许多人都不是很清楚刘备为什么要三顾茅庐苦苦去求诸葛亮出山，只知道诸葛亮是个不可缺少人物。人才的确很重要，需要到处网罗人才，但是，人才网罗来做什么用呢？许多*者因此养成了一种把人才当作玩具一样收集的习惯，他们不会去真心使用这些人才，很多帝王在这方面都是失败的，不仅仅是宋襄公。
宋襄公的谋士之迷
宋襄公的谋士之迷
除了子鱼，我们在史料记载中就很难找到宋襄公的内阁组成里有哪些人物，搜罗了许多的相关资料，终于，得到了这样一份名单：
子鱼：上面虽然已经详细描述了这个人，但是，这里我要说点别的，关于司马迁先生在记载子鱼上的问题。在《史记》与《左传》的对比中，发现司马迁先生在这部分内容上抄录左丘明先生的《左传》，而且犯了一个把“目夷”和“子鱼”混淆着用的毛病。
大家看《左传》的记载：“公子目夷曰：‘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再看《史记》的记载：“公子目夷谏：‘小国争盟，祸也。’”请注意人名，接着，《左传》的记载：“子鱼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史记》的记载：“目夷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史记》的人名还没有换过来，还是“目夷”，然后，到“祸犹未也”就统一了，《史记》和《左传》都用“子鱼”。
什么问题呢？仔细的读者可以把《史记》中关于宋襄公的那段历史读一下就不难发现，司马迁先生把“目夷”和“子鱼”混用，并且没有任何迹象说明这两个词指是同一人，给我们读下来之后造成了一种“目夷”和“子鱼”并非同一人的假象，如果是同一人，那么，为什么要在连贯的记载中忽然要换成另一个名字呢？以致于我们甚至相信“目夷亭”的故事是真实的，宋襄公的哥哥目夷早已经离开宋国宫廷，隐居起来，而后来的子鱼并非宋襄公的哥哥，而是另外一个人。庆幸的是，《左传》关于宋襄公让位的那段记载告诉我们“目夷”就是“子鱼”，当时，宋襄公要让位给目夷，他的父亲把子鱼叫过来，子鱼说了一句推辞的话，在这个内容里，我们知道宋襄公嘴里的目夷就是子鱼。
公孙固：职位是司马，掌管军队。这个人在宋襄公时期的记载中出现的很少，属于比较中立的人，可能因为他的职位关系，只针对战争。但是，他的意见偏向子鱼一边，野史里大多描述他比较善战，是一个带兵的能人，这点在《左传》中倒是可以看出来，宋襄公除了泓水那一仗一意孤行，其他没打过什么败仗。《史记》和《左传》中都有关于他最后的结局的记载，他死在宋成公弟弟篡位的事件中，《史记》中记载：“成公弟御杀太子及大司马公孙固而自立为君”。可想公孙固是一个重臣，从宋襄公到宋成公两代的老臣，那时候，子鱼应该早已经老死了，从年纪上来推断，公孙固跟随宋襄公的时候应该是很年轻，十七年后，自然老了跑不动了，就被乱军所杀。
公子荡：这是一个很有疑问的人物，《左传》到了宋襄公死后十七年，也就公元前620年才有他的记载，“公子荡为司城”，他是宋桓公第三个儿子，宋襄公的弟弟。
《东周列国志》中拿这个人来和子鱼唱反调，同时，文中出现了一个错误：描述了公子荡死于公元前638年的泓水之战，可是，他却在十八年后出现在《左传》的记载中，难道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个人在宋襄公时期到底称不称得上是宋襄公的谋士未可知，但是，倒说明了一点：宋襄公的内阁组成里必然有支持或者怂恿宋襄公、与子鱼意见相左的谋士，具体是什么人还不清楚，可能真的是公子荡，但是，公子荡这个时候应该比宋襄公还年轻，没有太高的谋略。
弦高：在许多关于宋襄公的谋士的文章中，都毫无疑问地把一个叫弦高的人放在宋襄公的内阁组成的首位，网络上只要提到“东宫图治”的内容就一定有这个人，很奇怪！这个人跟宋国没有什么瓜葛，为什么要编上去误导大家呢？而且那么坚定。在关于宋襄公的记载中根本就没有这个人，怎么会变成他的首席谋士呢？
弦高这个人是存在，而且很有名，有一个流传千古的故事“弦高智退秦师”，但他是一个郑国的商人，《左传》中明确记载：“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在滑这个地方，郑国商人弦高在前往周贩牛的途中，遇到来偷袭郑国的秦国军队，为了救自己的祖国，弦高冒充郑国使臣，谎称自己用来贩卖的牛是郑国国君特意犒劳秦国军队的，因此，弦高救了郑国免受这场战争。这是公元前627年的事情，宋襄公死掉已经十年了。所以，当再看到这个人的名字出现在关于宋襄公的内容里，就千万不要相信，那是假的，除非弦高在宋襄公那里做过一个小小的官，然后，隐退去做商人，如果不是这样编的话，根本就无法把这个人说圆滑。
还有其他一些在关于宋襄公的文章中出现的谋士，在这里也一一肃清一下：
华元：这个人物有点本事，在公元前607年左右，是宋国重要的大臣，非常活跃，但那已经是宋襄公死后三十年了。公元前620年的记载：“华御事为司寇”。华御事是华元的父亲，宋襄公死后十七年，他的父亲才做了一个掌管全国刑事的大臣，更别说华元到底有没有从娘胎里出来。至于华椒，那更是宋襄公死后四十年才出现的人物。不过，有一个可能的事情，宋襄公的内阁里应该有和他们相关的“华某”，掌管的是国内的事物，因为华氏家族的人在宋国后期的政治中有非常多的人物出现。
乐祁：这个人大约是在宋襄公死后八十多年做了司城，所以，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宋襄公时期，同样是公元前620年的记载：“乐豫为司马”。乐豫是宋戴公的玄孙，是宋襄公的亲戚，所以，乐氏家族也应该有人在宋襄公的内阁中任职。
宋襄公即位后手底下的人其实“潜力”都是非常大的，为宋国后期繁殖了不少人才，但是，对于当时的宋襄公，真正能起到大作用的谋士也只不过是二、三个而已，许多东西都是凭他自己一个人干，足可见宋襄公的能力。
自我霸主形象的塑造
学习经验
内阁组成之后，接下来，他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向齐桓公学习经验，学习霸主是怎么做事，怎么驾御去驰骋天下，一旦宋国这辆车有足够的油可以开了，他就要坐上去当司机。所以，他就想要先学“开车”。
以前，宋襄公只是从他父亲口中听说一些霸主齐桓公怎么做事，做些什么事，但彼此没有接触过，只有理论，没有经验。现在他马上就跑到齐桓公的麾下，像他父亲一样为齐桓公卖力，但我们前面说了他不是去当打手，他是有抱负的，他是去偷学经验，因为是偷学所以没有人知道，包括管仲到死还一直看好他，宋襄公掩饰的很深，他从来也不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透漏给别人，就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只是到他死的时候，在临终前说了一句肺腑之言。
而这个时候他是一个认认真真的学徒，开始的时候，学习的心情很急切。公元前650年齐国和许国*北戎没有叫上宋襄公，宋襄公就急了，可是，哪有刚刚即位不到一年就叫人出来打仗的霸主，宋襄公把父亲的尸体撇在一边来参加盟会，齐桓公都过意不去，齐国的政策一向都是避免劳烦诸侯。
紧接着，第二年夏天，周王室发生叔带叛乱的事情，齐国也没有叫宋襄公，这么大的事件本来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但是，人家不叫你，你不可能自己跑去，所以，宋襄公只能听说齐桓公派管仲去解决侵犯周王室的戎族，又派隰朋去解决晋国因为插手周王室事件而招惹的戎族。《左传》记载：“冬，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晋”。隰音同席。
宋襄公这个时候当然是羡慕死了，这种救难的举动就是体现霸主威风的时刻，就好象超人在危难时刻出现那样伟大，这就是宋襄公梦寐以求的英雄主义。第二年，公元前647年，当接到齐桓公发出的关于处理周王室叛乱的盟会通知，宋襄公就飞快地跑去，排在齐桓公后面的第一个，《左传》记载：“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咸”。当然主要是因为宋襄公的爵位是“公”才排在第二位，并不是先到先排的原因。
这次的盟会让宋襄公感到很兴奋，会议上商讨了两件事情，一是“淮夷病杞”，杞音同起。就是河南杞县一带的杞国经常遭受淮河附近的蛮夷骚扰，二就是戎族侵犯周王室这件事情，这里面的戎族不是一个部落，有许多部落，所以，很难搞定，谈了这个部落，那个部落又有不同的意见。虽然，基本谈妥，但这些人是“土匪”“强盗”能否守信，所以，扔有很大的后顾之忧。这是宋襄公就任宋国国君以来第一次参加商讨天下事宜。
首先处理的是“戎难“的事情，因为目前戎族对周王室的危险仍未解决，于是，会议决定派兵驻守洛阳。公元前647年，“秋，为戎难故，诸侯戍周”。年轻的宋襄公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光听故事的年轻人第一次参加了现实中的战争，很兴奋、很认真、很勇敢，可惜的是，这只是一次防务，并没有实质的交战。因为戎族看到诸侯们的军事实力，没有再敢轻举妄动，做个乖乖的“土匪”窝在山里。虽然这次没有真正的实战，但是机会总是有的。
这个时候的宋襄公是有些失望的，但对他的情绪没有太大的影响，他还是积极投身于接下去处理“淮夷病杞”的事情。
处理“淮夷病杞”的事情是第二年开春，开土动工一般都是选择在春天，“‘春，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齐桓公的意思是把杞国迁移到离淮河附近的蛮夷远一点的地方，这样既避免了蛮夷的骚扰，也可以不用跑那么远去救援。早年对“强盗”北狄侵犯邢国也是这么做的，把邢国迁移到黄河南面，靠齐国近一些，但那时候的邢国的确离中原的中心太远了，而且北狄实力很强。可是，现在杞国就在宋国旁边，而且淮夷实力也不是很强，也不嚣张，齐国却选择迁移的退让方法，这使宋襄公对齐桓公的伟大崇拜有所削减，因为这种“软”行为不应该是一个称霸天下的霸主所为。
而真正使宋襄公失望的是在接下去的一年，公元前645年，本来这一次可以有一场实战可以打，这是宋襄公希望的事情，学习霸主怎么在疆场上驰骋。 txt小说上传分享
偶像的毁灭
偶像的毁灭
事端是“楚人伐徐”，楚国位于湖南、湖北，徐国位于江苏徐州一带，也就是淮河下中游北岸，彼此搁着一条淮河，而且相距有些远，那么楚国为什么要伐徐国呢？首先第一个原因是左丘明先生说的“徐即诸夏故也”，徐国属于中原诸侯，凡是中原的诸侯国，楚国都要吃掉。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当年齐国*楚国的期间，徐国曾经从侧翼偷袭了楚国的帮凶舒国，使楚国无法得到及时的援助，而且徐国是最南面和齐国关系较好的一个国家，也是楚国的一个隐患。
宋襄公以为这个时候可以大打一场，因为刚好三月份，齐国在杜丘举行八国的盟会，“寻葵丘之盟”，就是继续继承公元前651年的同盟友好条约，是齐桓公受周襄公封赏“尚方宝剑”的那一年。乘着那么多诸侯在，原以为齐桓公会率领大军前去与楚国大战，解徐国之围，但是，齐桓公的决策是让大臣率领一些军队前往救援，以观虚实而战，感觉就是很怕楚国。《左传》记载：“孟穆伯帅师及诸侯之师救徐，诸侯次于匡以待之”。诸侯们则率领大军驻扎在匡这个地方远远地听消息，楚国并没有理睬这一群大臣率领的小军队，从而对救援徐国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帮助。
胆怯，这是宋襄公的第一感觉，他和他父亲宋桓公一样都是硬汉子的性格，不喜欢顾左顾右的做事方法。齐桓公这么做，在他看来一点威风也没有，也没有什么义气，这么多人还怕一个楚国不成。怎么会这样？伟大的齐桓公，威风的霸主怎么是这样做事？现场的参与和体验没有他听到的故事那么精彩和威风，于是，年轻的宋襄公终于清楚地认识到了现实，他认识到的不是现实比故事乏味、复杂、胆怯，也不是他被故事骗了，而是他觉得齐桓公老了，不行了。从偶像齐桓公的崇拜里清醒过来，但他对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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