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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流-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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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押受审的时候，单间囚室隔壁就住着蒯大富，“文革”时清华大学造反派的头头，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两个人还时不时地对着墙壁敲击做暗号，因为闷。“当时能见个活人，就觉得亲。”
最后判刑，泄漏国家重大机密罪，两年徒刑。
本来公安系统的家里人打算凭借关系办个取保候审什么的，但谁知撞上1983年的“严打”。“监狱只进不出，一个不许出来，上面下的指示，谁都不敢违抗。我1984年5月22号从监狱放出来，那是‘严打’以后全国第一个被释放的人。”
“‘严打’那会，一个小房子要挤几十个人。我们那会儿睡觉，一个挨一个，排着队睡。翻身也要一起，往一个方面翻。你总不能脸朝脸吧。”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沈志华：“草根”出身的历史学家（3）
后来条件好了，他转到劳改农场正式服刑。“然后就开始想写书了。一开始没有纸笔，我就用牙膏皮，写在《列宁选集》的边上。那会儿的牙膏跟现在不一样，都是铅皮的，能在纸上留下黑色的划痕，我这个还是看《列宁传》看的，列宁被关押的时候就是拿牙膏皮写字。我做那个硕士论文虽然写了3万多字，实际上材料非常丰富。我要用的书，都是家里给我送进来的。那会人家盛传北京第二监狱的图书馆就在沈志华床铺底下，我铺底下全是书。”
他在监狱里面还开了一个世界史的课堂，给大家讲世界史。“那帮人也是听得津津有味。不能白听，你得给我做卡片，结果我们那个牢房所有的人都给我抄卡片。我在书上做好标记，他们就摘抄。”
监狱里，自然是鱼龙混杂。“那个时候小偷流氓认识一堆，跟我都不错，大家觉得我挺仗义的。我刚开始的时候，也特别受人欺负，监狱里头都是那样，他就欺负新来的。我那个世界史班一开，气氛大不一样，整个二监狱的桥牌全是我教出来的，包括那个监狱干部。大家还是尊重读书人的，后来真的不错，有人给你倒洗澡水，叫沈老师什么的。有人这么叫，因为我给他们上课。”
“监狱生活对于我来讲，他们都说是度日如年，我倒是觉得过得蛮快的。因为监狱是一个很好的环境，信息非常闭塞，没有任何事情干扰你，你一天到晚脑子里想的就是你眼前的这个事，我想的就是我这本书。所以你看，我不到一年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后来出版了，叫《历史的启示》，关于20年代苏联的新经济政策。1987年，华夏出版社出的，用的化名志华，不敢写姓，因为害怕被追查。
● 中国第一号黄金贩子
熬过了两年的监狱生活，1984年5月，沈志华出狱。“最痛苦的就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在监狱里头，虽然不把你当人看，但是大家都是同等的。出来就不一样了，人家都是正常人，你找工作没人要你，楼道里的人见了你都斜眼看你。我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一旦进了监狱，这一辈子就沦落了，因为你出来以后，完全是社会最下层的人。没人关注你、没人信任你，也不给你工作。所以为什么本来一件小事，比如说小偷小摸进了监狱，出来以后，就陷得越来越深，一个是跟这些人聚到一起了，犯罪团伙，再一个就是社会本身不给他出路。”
他说，如果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那就简直无法生活了。“那会儿改革开放，北京还没有搞得特别好，但气氛已经有了，所以也还是有一定机会的，比如说自己做点小买卖。那会儿我弟弟让我卖水果，弄了一车梨，我推到大栅栏去，半天我就回家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开口吆喝啊。”
北京实在待不下去了，就想到了南下。“那会儿广州走得比较前。1985年春节的时候，他们让我去深圳看看，深圳那会儿英雄不问出路啊，都是外地来的，谁知道谁？不像北京，都有单位，这么着我就去了深圳。”
开始时跟着几个朋友一起做进出口贸易，他差点进了《南风窗》杂志。“1986年，我这个案子有了转机，当时法院都知道的，我这是典型的冤案。但岂料风向突变，又赶上了‘反自由化’，不仅案子没有平反，还被说成‘自由化’，《南风窗》的事儿也就黄了。”
后来，研究生时的同学做了华夏出版社的总编，找他去给他们出的“20世纪文库”审稿。“其实我是很想返回学术圈子的，就是没有这个机会。”于是他放弃了南方每月700的工资，回到北京，看稿子，每个月130块钱。 。。
沈志华：“草根”出身的历史学家（4）
这一年连轴下来，审了60多本书，近2000万字。“到年底，眼睛坏了，医生说再继续下去，就有瞎的危险。另外，我感觉当时那个政治气氛就很不对劲了。我那时候已经对政治很不感兴趣了，而且我发现，不依靠体制我自己也可以搞学问。”
“我想不行我还是再回去挣钱吧，种种因素，当时北京这个环境，我觉得很不适合，所以我就回广州了。”
这就开始了他的黄金生意。
黄金是受严格管制的，但他靠着自己的学识和诚恳，很快就在北京打开了渠道，拿到了批文。“我没走什么歪道，我也干不来这个，就是人家负责管事的人认可我。我每月飞到北京进货，每次背个三四块，一块25公斤，那一年我一人做了半吨黄金。那个时候黄金界的都知道我：沈志华，中国第一号黄金贩子，每天在飞机上来回背黄金。”
“后来，海南省银行的人、黄金处都来找我，说你在北京什么关系？给你们一个公司的黄金比给我们省银行的还多，下次到北京带我们一起去吧。”
● 退出生意圈，回归学术圈
他赚了不少钱。“反正有几十万，我就觉得足够了，自己搞个研究所，能花多少钱，而且正好1990年我40岁了，我想不能再干了，再干就掉钱眼里出不来了。”
也真如他所说，他的好运气从40岁开始了。“回到北京，我又赚了一把，这次更多。我做了一套文白对照的《资治通鉴》，很成功。”
开始是跟人合作，他只管内容编辑、组织学者翻译，后来对方不看好，撤伙了。他被逼上梁山，只好接过来自己干。“发行的时候，我也想了几招。我把新书发布会开到人民大会堂，花了钱，上了新闻联播。又一招，我通过一个朋友利用他爸爸的车，拉了一车书进了中南海，给当时的领导每人送了一套。”
他的书，很适合作为体面的礼品，也正切中那几年里许多人的关切：如何从历史中寻找治理国家的启示。在北京丰台新丰宾馆的书会上，他争取到一个小时，给几百家新华书店的经理讲《资治通鉴》。“效果很好，当场就订出4万套。”
这一把奠定了他的底气，他彻底退出了生意圈。“开始写论文、搞研究了，组研究所、建立史学基金，都是自己出钱。这是1993年开始的。”
从回归学术圈到正式为学术同行所承认，进入“体制”，当大学教授，沈志华用了10年。这应了他社科院导师的一句话，“以你的天分，加上现在的用功，10年内肯定成有名的学者。”当时，他面临一个选择，有人提携他入仕途，做某位部长的秘书。是老师这句激励的话，促使他坚定了自己的学问之路。
淘苏联档案的事，是他尤为得意的一笔。
苏联解体，一大批档案得以公开，对历史学者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大概1994年，在一个会上我提出要去搞档案。我说现在我们是跟国外学者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他们也是刚看了这些东西的，我们搞苏联史的真是得天独厚。”
他必须有一个官方的身份。“没个正式单位，也没有档案，谁给你证实，你怎么出国？”他去找了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王忍之。双方很快就谈好了，社科院出名义，沈志华出钱、发文，搞一个俄国档案收集整理课题，然后他挑了几个俄文好的就去了。
到了俄罗斯，搞档案也有问题。“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俄国的官僚体制下的那种不讲效率，再加上苏联解体以后那种涣散。一天也就是两三个小时上班，9点上班，11点才开门。第二个问题是特别贵，一页一个美金，这是国家档案馆，你要是去苏共中央档案馆，一页美金。我说这么着咱怎么干活啊？” 。 想看书来
沈志华：“草根”出身的历史学家（5）
“我灵机一动想个招儿，咱们雇人干，雇俄国学者干，他们国内学者收费便宜。我买了几本指南，复印了大量的目录，挑出我们需要的，然后走访各研究所找人、找朋友、找愿意干的。那时候带了好多二锅头、茅台，酒过三巡，‘哥几个，有事儿求大家，我们就是想弄点儿档案回去，主要是研究你们苏联的历史。’俄国人喝完酒，非常活跃，大家谈得非常诚心，每人我先发300美金，那笔钱当时不小，大家很高兴。这个程序又省钱、又省时间，他们也高兴，那会儿几百美金也不得了。”
再就是去美国印档案。因为美国人赶先，“苏联刚解体的时候，他们就花了重金把大量的档案买走了。一个胡佛研究所，光目录就上百卷。”
现在，这批花费上百万巨款的苏联档案差不多已经整理出来了，还在陆续翻译中。到他家查资料、复印档案的人太多，他索性完整地复印了两套，一套放在北大，另一套放在华东师大。“我敢说，我北京大兴的家里藏的档案比图书馆都多。”
“国内原来没有冷战研究这么一个领域，因为中国不怎么接受冷战这个概念。你注意看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冷战一共没有提几次，《毛泽东文集》我查了一遍，大概也就讲过三四次，而且都是带引号的。所谓冷战，他认为是美国的一种政策，所以基本上整个90年代，还不允许出现这个词。
“最开始搞，都是我自己花钱。我每年召开一次会，我就看国内研究这个比较不错的，我来挑人，然后我出钱。
“我们搞的都是神仙会，规模不大，每次开会二三十人。但是我要求论文要好，而且我们这个会开的那都是针尖对麦芒，你用的什么材料、我用的什么材料，你什么观点、我什么观点，讨论得非常热烈。每次开完会我们都出本论文集，到现在这些论文集都算是很上乘的。”
这样一下就把冷战史的根基打好了。“后来是和北大合作，北大有意让我过去，我自己也发现完全靠个人去号召还是有一定问题。当时在北京还不允许用冷战史这个名目，那会儿还是比较敏感的，观念没转过来，后来就叫了‘现代史料研究中心’。”
现在这个冷战史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完全是一种国际化的，我今天在国内发现了一个新的档案，写了一篇文章，明天国际上就都知道了。也不再是大国关系了，而趋向于一种社会、经济领域，甚至是文化领域的研究。美国对外政策其中有一个侧面，就是它的宣传战和心理战，它这种文化输入，在哪个国家什么时候放什么电影都是有算计的，它要求影响你的人民，这是它的考虑。反过来讲，其实中国也经常搞这种文化外交，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就放《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来中国文化是很优美、很深沉的，类似这样的事很多。”
吴虹飞：很多人都在忧虑传统的断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沈志华：我觉得我们搞历史研究非常伟大，就是去追踪历史的真相，因为现在人们了解的过去，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很多都是失实的、扭曲的。你说这一代一代的人，上中学、上大学的课本就那么弄下来，这将来怎么得了，中国的文化怎么得了？谁来传承啊？不是老说传统断裂嘛，所以你真正要想影响这个社会，就是得把历史的真相写出来，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个是最本质的东西。人们知道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他自己会去思考，你何必非说你自己的观点呢，政治结论啊或者一些别的什么。
吴虹飞：有人说你讲课像说评书。
沈志华：历史过程是一个一个链条连接起来的，但是历史学家讲的故事从来是不完整的，为什么？没有新的文献，就说不清这回事。有人说沈老师你讲课像说评书一样，其实有很大的区别，仔细听你就知道了。说评书那故事肯定是圆满的，一环扣一环，一节扣一节，我讲历史，这个现在只能存疑，为什么？因为没有进一步能够证明这个的材料。
吴虹飞：学术上您一直都是单干，很晚才进入大学体制，您对这个环境的感受如何？
沈志华：我对现在的教育体制深恶痛绝，那就是在摧残知识分子，就是一架行政机器。稍微意志不坚定一点，或者说自己内心追求不是很强烈的人，都会被卷入这个机器当中，然后跟着运转，把你的精力、时间完全耗费在一些表面的事情、名和利上。搞历史学的人谁不知道得看材料，谁不知道写东西得有真凭实据，历史学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言必有据嘛，你不能拍拍脑袋想想就说。但是他没那个时间，上面要求你一年要发几篇文章，工资又低，你只好去创收，就搞一些跟学术没有太大关系的事。现在###所有的钱都抓在手里面，然后来规定你们搞什么。大家都在争一个项目，就是为了申请这个，一天到晚就是填表啊、统计啊、评比啊、评估啊。久而久之，真的没有人做学问了，把学生也都带坏了，这种状态快10年了。
问及性格和命运，沈志华笑道：“这些年坎坷，虽然是命运使然，但是走哪一步，我都觉得走得比较踏实。就算你把我推到监狱里，我也想做自己能做的事，我觉得我那两年没白过。你就是让我当一个普通的工人，我靠自学也学了很多，不是一般的工人能得到的东西，但是我得到了。”
“我老觉得，人不能向命运低头。”他补充道。
（本文由程东金协助完成）
林洙：为爱执著一生（1）
这个女人，她对快乐的要求是卑微、诚实和隐忍的。无论是梁思成生前的才学成就，还是林徽因身后的名声显赫，注定了这个既无学历也无地位的女人的后半生，只能存在于光华背后的暗影中，默然无语……她的快乐在于传播她丈夫的思想与精神。
黄昏，清华大学西南小区。一位华发满头的老太太，穿着天蓝色的衣裙，站在自家的院子里，默默收起晾干的衣服，夕阳斜斜打在周遭的篱笆和爬藤植物上。沉默寡言的儿子，刚刚把上小学的孙女儿接回家。过了一会儿，女儿也从学校的图书馆下班回来了。厨房里飘出了晚饭的香味。
这位普通的老人，就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林洙。
那是初夏的6月，暮色四合，清华园里刮起了阵阵凉风，似乎要下雨了。
● 相濡以沫的爱
1928年林洙出生于福州。一岁之后，开始随着父母迁徙。先在南京，抗日战争后，宣城、湘潭、柳州、贵阳，昆明、上海，并在上海结束了中学教育。林洙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金陵女子学院，但是公职人员的家庭，经济上难以负担。
林洙的父亲是铁道部的工程师，想让她北上去考清华的先修班。他给林徽因写了一封信，信里是恳请他们的同乡帮助她进入先修班。
初到清华，她20岁，扎着头巾，穿着裙子，露出细长的小腿。年轻时一样的美，活泼、谦卑、好脾气。因为先修班那一年没有办，林徽因决定每周二、五下午亲自辅导她的英语。而林徽因当时肺结核已经到了晚期，英语课只能断断续续进行，直至完全停止。
林洙在建筑系的楼道里，第一次遇到了梁公——梁思成。这位长者扬了扬眉毛，说：“这么漂亮的姑娘，一定是林小姐。”
林洙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而多年以后，林洙回想起来，她当时，绝对想不到，命运给她与梁思成安排了那么多的纠葛和磨难。以至于她的后半生，只得以他为中心。
1959年，作为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馆的管理员，林洙担当了为梁思成整理资料的工作，闲暇时间，也时常聊天、谈心，或者做些小菜送给梁思成的岳母吃。
过去，林洙与林徽因交谈，都是林徽因口若悬河，她自是插不上嘴。而与梁思成谈天，虽然是晚辈，就连林洙这等本来不善言辞的人，也在这个“大人物”面前发挥其有限的口才，发表着幼稚而热忱的意见，从沈从文、曹禺、巴金，到欧洲、苏俄的小说，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小说，滔滔不绝。而梁思成则在一旁静静倾听。他是她的师长，但现在却渐渐成了她倾诉的朋友。她甚至对他讲了她的婚姻、她恋爱的烦恼，而梁思成也是推心置腹。
1955年林徽因去世后，“万籁无声，孤灯独照”，林洙给他带来了温暖和慰藉，这是他极大的幸福，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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