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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流-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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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退出之后,理想就越来越少。台湾的唱片形势越来越不景气。“唱片公司有一种说法,买唱片的人都是国中生,大学生会去下载歌曲,并不真正买唱片,所以他们就会放弃这一块,就会批量去做小学生、中学生喜欢听的音乐。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这么轻易地去判断听众喜欢听什么,太把听众当傻子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陈绮贞:华丽的冒险(2)
“这样的情势其实让人很忧伤。曾经大家都是怀着对音乐的理想和憧憬,我们做音乐能够引起共鸣,也可以以此为生。可是很多歌手也要靠其他工作来维持一个歌手的生活。”
有时候想买一个唱片,发现很贵,就放下了。是啊,陈琦贞也说了,“我不会为音乐而死。可是,当你真的要失去它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生都没有意义。” 总是有着这么些时候的——很累的时候,电台里放一首歌,那一瞬间,她忽然就被那首歌感动。或者在电影院,音乐一响起,会一直哭。或者是在家里,躺在沙发上看书,放一张唱片,忽然沙发不再是沙发,而是沙漠,她到了另一个地方。那时候,她就很想做音乐,想做一张能够让自己脱离现实生活的音乐。
● 我不是一个好的商人
新专辑名为《华丽的冒险》,但一切创作过程却是极其简陋,所谓的“华丽”,只是在诠释,追逐音乐的过程就是华丽的冒险。然而整个创作和录制过程,都是从极其朴实平凡出发。包括写歌,在陈绮贞一个人住了十几年的小房间里完成的。
她和自己的男朋友钟成虎,在淡水租了间安定仓库作为录音室。呼朋引伴,一堆乐手朋友带来各自最好的录音设备,热情赞助。有时候她是主唱,有时候她是会计,有时候跑腿买便当,或者是安排哪一天大家去烤肉,她还是摄影师,为他们拍照。而设备的线路太复杂了,对于一个哲学系女生来说,“自己做制作人,每天都会被一种机器打败。”
16天内,《华丽的冒险》完成了。
吴虹飞:作为独立的音乐人,一张唱片怎么制作出来?
陈绮贞:也许在这样的时间点上,才能独立地做唱片。过去你要一个人做唱片,可能要求你家里非常富有,或者是很强的唱片公司的资助,可能需要很多钱。可是现在科技很进步,很多人都可以用器材,很容易做出来听起来还好的DEMO。我可以选择成本比较低的一种方式,只要有合适的人,合适的创意,加上该有的器材,也能保证大家一起开心地做音乐。
吴虹飞:做唱片过程中,如果和制作人、你的男友有着分歧,你们会听谁的?
陈绮贞:如果在做唱片的时候,和制作人有争执,一定会按照我的想法去打造。可是有些事情,比方说我唱10次歌,选择哪一次保留下来,这个权利我会留给制作人。我们也不会南辕北辙,不会太离谱。
吴虹飞:唱片制作完,还需要做什么?
陈绮贞:你要决定,你要多少人、多远的人可以拥有它。比方说我在台湾发行的单曲,可能就只是台湾的朋友可以买到,我不是一个好的商人,也不是好的发行的人,我可以把不会做的事情,交给好朋友、经纪人,就可以很轻松地去做演出了。
● 所有的热爱都有迹可循
陈绮贞的母亲是一个专业的会计师,业余的钢琴老师。父亲当过乐队的鼓手,而他其实是一个税务员。”小时候,家里都喜欢弹琴唱歌。星期天上午,爸爸会弹钢琴,妈妈和我们就在旁边唱歌。
“他们发现我对音乐没有反抗,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应该很喜欢弹钢琴,结果我就被迫去音乐班练钢琴。每天在规定的时间练一个曲子,很枯燥,而且老师还会打你。
“小学后我就不再参加音乐班了,但是脱离了音乐氛围后,反而会非常怀念。那时候我们会去台湾的动物园,去唱歌,每个礼拜都唱给小朋友听。 。 想看书来
陈绮贞:华丽的冒险(3)
“开始,妈妈看我拿吉他回家会生气。她觉得女生不应该弹吉他,担心我在外面混,出入不良场所。她老觉得唱片公司的人都是坏人。”
大部分时候,她依靠吉他写歌。“一个人很无聊的时候,心情不好,想哭呀、低落呀,我就拿起吉他弹。
“写第一首歌是17岁。现在当然觉得很糟,不敢唱给大家听。第一次上台演出是19岁,应该是大一、大二的时候。我紧张极了,紧张到不敢带朋友去看,只能自己一个人去。大家都觉得我很酷,哇,你是一个人呀!以为我身经百战,其实我是太害怕了。
“有些歌很好听,但我唱不来;有些歌很好唱,可是我不会弹。怎么办呢?我就决定唱自己写的歌。”
她后来进入决赛,可是她只有一首歌呀,她只好又写了一首,那一次,她得了第一名。“那天的评委是伍佰。据说当时我只得了第二名,可是伍佰一定要坚持让我拿第一。我拿到奖金,立刻去买了一个键盘,一分钱不剩。”
她曾经也只是仰慕明星歌手的青涩女生。在国中念书的时候,黄小琥就已经走红了,她就以为歌手就是要象黄小琥那样,有低沉、沧桑的声音。刚开始记得弹吉他唱歌,她还会觉得自己声音太像小孩子,要故意吃辣椒,想把声音弄沙哑。
念书的时候伍佰来学校办演唱会,陈绮贞特别激动,拿着一朵玫瑰去后台要献给他。“他们当然不会让我这样的闲杂人员进去,可是我还是想办法进去了,把玫瑰交给他,自以为很潇洒地离开了,其实心里很紧张。”那时她是孩子气的。
那是她第一次和伍佰近距离接触。“伍佰办演唱会我还去当过嘉宾,为了这个我还特意练了电吉他。后来我们一起在滚石,他还是很照顾我的。”
很多时候,她都是一个人弹着吉他演出,在旁人看来不失为一种勇气,或者风格。“有时候,一个人弹久了,我也会想,天,怎么就我一个人?或者麦克风歪了,我都没有多余的手去扶好。这时候好怀念乐队,他们的一个眼神都让我安心。我喜欢现场。”
● 只有唱歌才安全
有时,有人这么形容陈绮贞:温柔,甜美,残暴——残暴是可商榷的——一点点的失落和小小的任性。陈绮贞还未脱离青春期的气息,却也在制作人的帮助下试图改变,把《一个人的旅行》的一把木吉他,变成了层层叠叠的弦乐,似乎在暗示着她的复杂与秘密。
“如果心里面没有秘密,太容易被人看穿。”她也不喜欢上电视节目,拍摄太清晰的宣传照片,那些封面上模糊的感觉才会让她感到安全。
她的不同,还在于部分幽暗的歌词,涉及孤独和生死问题,小有晦涩。辞藻华丽的台湾作家会把她的歌放在特殊的氛围里,总之,是要你和她一起敏感、多思。在“下午没有阳光的办公室中”,“大雨的咖啡厅”、“深夜的床前”、“花园、阳光、空气和水”、“寂寞”等等,陈绮贞似乎要给孤独的人有一个听她的理由和注脚。有人要把她变成“天使”和“魔鬼”的混合体,但我至少看到的,只是天使。据她自己承认,她是有洁癖的,尤其是对食物,这与音乐中的干净、抽象、象征性交互辉映。
吴虹飞:失去一个有理想的唱片公司的依托后,你这3年自己独立做音乐,和过去在心境上有什么差别?
陈绮贞:一开始只是小小的区别,必须要自己去想上台穿什么衣服。后来就是,接受访问的时候,以往唱片公司会提醒你,这次访问你重点说什么、唱什么歌,现在都要自己决定。独立的状态,要面对的是音乐以外的许多事情,比如自己的网站怎么办?以前公司会帮你做DEMO,现在你就要自己做,自己去学习机器的用法。
陈绮贞:华丽的冒险(4)
吴虹飞:作为一个歌手,对“自我”和“个性”是怎么维护的?
陈绮贞:我发现我没有什么选择。我并不是有很多选择,可以选择媚俗,或者选择不媚俗。
有时候朋友会鼓动我,你可以上这个节目,很多人看哦,只需要唱歌就好了,不会违反你的个性,但这里面其实有太多无法预料的事情。如果气氛来了,需要你玩游戏,进行互动,忽然那个时候,我会变成一个很无能为力的人,其实我会的东西在这个时候派不上用场。
也许那时候,全国的人都能看到我,可是我会不希望别人看到我出糗,看到我无能为力。我只选择唱歌,那不是我勇敢,而是因为我懦弱,我会觉得这样的方式我会最安全。
吴虹飞:写歌对你来说难吗?
陈绮贞:大部分时间我都会很无聊,很多时候会想,哇,已经2个月没写歌了。写一个又特别烂,只好去翻冰箱。那种灵光一闪的瞬间,还是很少。
● 八卦的后面,是爱情
3月的下午,北京的“豪运”酒吧,那是北京地下摇滚的最频繁的演出场所之一,陈绮贞一身素净,小西服,白衬衣,牛仔裤,露着一点点蛮腰,亭亭玉立,态度亲切可人,声音温婉动人。她随身带着她的GIBSON吉他——那是第一次发片就带着的吉他。台下除了观众,还有些在北京做音乐的人,如虞洋(原来的“铁风筝”主唱)、###(前“水木年华”组合)、姜昕,连摇滚乐队“废墟”的主唱周云山也闪现了一下,抱着观摩同行的心情。一个年轻男孩子代表热情的粉丝们上台给她送礼物,叫她“陈老师”,还拥抱着她,久不放手。接着是,媒体记者一拥而上,她都认认真真回答了。当记者问她是否为工作感到疲惫时,她却笑容甜美,说,她很喜欢别人提问她,每次都会促使她反省,收获很大。她又说,就算现在工作有些累,可是想到4月份,就会去日本横滨看自己最喜欢的乐队U2的演唱会了,票已经买好了,她感到很高兴。
那天,陈绮贞以其亲切以及清澈的歌喉,和一把吉他的清纯和简单,博得大家心生爱怜与好感。据说歌手梁静茹赞美自己同行说:“绮贞一人在台上弹着吉他,只觉得她身后要长出一对白色翅膀才对。”
多么完美的巧合,她的制作人、吉他手钟成虎,正好是她的男朋友。他赞美她,说她音乐中的“温柔和强劲”能让他心甘情愿地“粉碎”。多浪漫呀,台湾人就是敢说。
爱情是什么呢?是生活伴侣,也是工作搭档。一个女歌手,加上一个吉他手兼制作人,还有比这更完美的结合吗?正如刘卓辉之对刚出道的艾敬、金武林之对正当时的丁薇,以及钟成虎之对出道近10年、刚刚独立制作的陈绮贞。八卦的后面,是爱情,是合作,是对音乐的怜惜与共同理解。有什么比音乐更脆弱?有什么比爱情更强大?日渐萧条的唱片工业,有什么比一个内行人的帮助更为关键?风起云涌,名利自是名利,歌手所要的,只是才华与命运的契合。
沈志华:“草根”出身的历史学家(1)
“草根”身份的沈志华的一些史学观点备受争议,但他冷战史方面的造诣却少有出其右者。面对来自“正规军”的责难,沈志华苦笑道:“我对现在的教育体制深恶痛绝,那就是在摧残知识分子,就是一架行政机器。”
“我很少谈论公共话题的。”访问一开始,历史学家沈志华就给自己定了性。
“你看我这个经历,我不想再招惹谁了,也不是什么怕,我现在事太多了。”
他借助苏联外交档案,澄清了很多共和国历史上的悬案。比如毛泽东的朝鲜战争决策,苏联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介入,等等。这些研究和现有的认识出入很大,招来某些同行或者上面大人物的侧目自不用说,还有人在网上骂他“汉奸”。
“这些人根本没有看过我的书。不可理喻,我也不理他们。”而对站在对立阵线的那些同行们,他则有特殊的心情:“其实我知道很多人特别恨我,但是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社科院有一批人,他们老想批判你,但是时代不同了,现在也只有到处封你,不给你发文章。”
他其实喜欢争论,“但是他们不会。我觉得这些人不愿意下这个工夫。我倒真的希望他来批判我,那样子他就真的是去做学问了,不只是去喊口号。喊口号批我是没有用的,我说的就是事实,你不能说没有这件事,你要说没有这件事,那你拿档案来跟我说。我只做事实的描述。”
他最近牵头大陆学者主编了一套共和国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马上就要出了。第一卷,是他的老朋友杨奎松,第二卷是笔名,“好几个人不敢用真名。因为有些人跟我们还不一样,他不是在大学,大学里面相对还是宽松一点,但是在国家机关的,像党史研究室、社科院的,就有些担心了。”
● 学历史,是基于年轻时代的屡屡受挫
沈志华学历史,完全是基于年轻时代的屡屡受挫。“40岁前我就没有顺过。”前途一片看好,却莫名其妙地从部队复员;明明是高分,却上不了清华。他不甘心,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他想搞明白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家6个孩子,都是大学生,就我不是。小时候我们都想当科学家,那会儿有一本书叫《科学家谈21世纪》,就是谈现在,对我影响特别大。后来我上了男四中,也是奔着清华去的。”
“文革”爆发了。“我比较幸运,1968年2月就当兵了,是航空兵,修飞机。”他在部队干得很好,在别人忙着背毛选、搞政治的时候,他去钻研业务。19岁就成了机械师,有资格和专家一起参加发动机会诊。“我们师长对我太器重了,拍着我肩膀,‘小伙子你就是中国航空兵的未来啊。’”
“一直干下去,现在少说也是个少将、中将什么的。”但他的将军梦很快就破灭了,因为被人诬告,他卷进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反革命集团。复员,回北京当了工人。他很快就重新振奋起来,继续学。
“一年以后,正好赶上1973年考试,原来都不考试的,1973年周恩来说要改革教育,说上大学不考试不行。我考得很好,四门,在电力系统考生里门门第一,清华大学非我莫属啊。后来出了个张铁生,交白卷,就变了。不但没有录取,还批判我,说你为什么考这么好,这里有问题。说明你不安心当工人,不安心做一个无产阶级,非要往臭知识分子那圈子里面钻,走白专道路。 。。
沈志华:“草根”出身的历史学家(2)
“给我气的,真是气疯了。我觉得这个社会太不公道了,一把火就把数理化的书全烧了,不学了,学这个玩意没有用,我就研究政治、研究社会科学,我真的很想搞明白共产主义到底怎么回事,想自己来研究。”
他从读马列著作开始,因为想看看老祖宗到底是怎么说的。“但是因为你要读这些书,是需要了解历史的,特别是马克思的书。”历史可以作为工具,帮助他理解马列原著。“1975年的时候,可能是中央军委下了指示,让军队学现代知识,所以翻译了一大批西方的军事著作,像丘吉尔24卷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等等,我都看了。”
那好像开了一扇天窗。“读这些历史书的时候,就给了我一个印象,这历史怎么跟我原来学的都不一样啊。”这疑问越来越大,他又看了很多所谓的“灰皮书”。“当时能看的就是‘灰皮书’,是内部发行的,因为我父亲能买很多那方面的书。”和很多同时代过来人的记忆一样,这些原本作批判用、内部发行的西方著作都成了思想启蒙的火种。
到了1978年,招工考进社科院时,他的思考已经有点头绪了。他写了一篇文章,“想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文革’,为什么共产党的政策总是要‘左倾’,总是要超越现实。”
他的结论是,中国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达到那个条件。“当时在社会上传得非常厉害,几个杂志上转载。”这直接影响到他当年考取社科院研究生,他的通知书生生给扣下了。
文章也被当时实际主持社科院工作的副院长邓力群看到了。
沈志华直接找到邓力群,请他出面。“我去了他家,我们聊得挺投机的。我讲了我的经历,讲了我为什么思考这个问题。后来他觉得我是挺不错的小伙子。”结果第二天,通知书就到了。
● 监狱是个做学问的好地方
社科院的3年,沈志华学得很刻苦,发表了8篇论文,俨然一个青年明星学者了。但是,毕业临答辩还有十几天的时候,一场劫难降临了。“夜里10点多,家里来了大批警察,直接就给铐走了。我还正在床上和孩子玩呢!”
事情的起因,今天显得十足荒唐。“有一段中美关系紧张,这期间美国在纽约飞机场抓了一个中国人,说他盗窃美国经济情报。而我们这边在北京抓了一个美国间谍,然后又抓了他周围一批认识的人,我就在里面,罪证是我曾向他提供过国家机密——给他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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