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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战争-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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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两用本质使任何关于太空设备和能力的讨论变得困难,给那些运用和研究这类技术的国家出了难题,使那些致力于太空项目合作,包括进行载人航天事业的国家的相互活动复杂起来。
  不管承认还是不承认,喜欢抑或不喜欢,太空和太空活动已经成为美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其他国家也日渐如此。但是,由于太空技术可以军民两用,其他国家对太空利益的渴望使美国忧心忡忡。最近以来,美国化解担忧的方式是试图阻止其他国家获得有关技术,同时自行研发更多的技术,在军事领域更加如此。不过,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阻止技术传播越来越困难。美国希望将技术高束簋藏同时扩充自己的太空军事能力,只会激发别国对获得美国珍视的技术的渴望和决心。阻止技术传播和封存技术已经被人们看作是美国阻挠其他国家发展的行为模式之一。
  过去,阻止技术向其他国家传播往往收效甚微,如果不是完全适得其反的话。运载技术和“阿丽亚娜”运载火箭的研制便是一个例子。然而实现技术扩散控制还是有可能的,可以通过出售更早些的技术以及建立对美国的部分信心来实现。那些鼓吹美国只有自行其是,不当领袖而当主宰才能从安全困境中获益的人们认为,这种观点就是一种默许,导致美国遭到剥削的风险极高。但是,我们应对两用技术产品全球商用的增长有更深入的思考。否则,美国很快就会连任何一件事都控制不了,这才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既毫不必要而且会事与愿违。
  美国航空航天局代表了美国太空计划的民事和公众形象,它肯定和军队“分享”技术。直到航天飞机问世,航空航天局所有的运载火箭都脱胎于军队的导弹。航天飞机的货舱尺寸专门设计得允许航空航天局搭载国防部的某些载荷。与航空航天局相关的许多部门和技术力量现在都聚焦于重返月球,可能也要前往火星,这具有潜在的军事价值。美国从自身的经验中得知,技术能力基本上可以在军用和民用之间切换,因而美国对其他国家的任何太空计划都感到担忧,希望确保美国的太空军事领先地位并建立太空主导权。美国人不怎么担心的却是自己的载人航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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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计划后的载人航天(1)
第三章 “阿波罗”计划后的载人航天
  “没有钱,就没有太空英雄”'1'
  —电影《太空先锋》(The Right Stuff)中的角色古斯·格瑞森(Gus Grissom),由福瑞德·沃德 (Fred·Ward)饰演。
  举出三个参与“阿波罗”计划的宇航员的名字,再举出三个现在的宇航员的名字。前者可能更容易一些。“阿波罗”计划于1969年到1972年期间达到巅峰—美国将12名宇航员送上月球并成功返回地球,代表了美国历史的光辉一页。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是第一个离开地球踏上另一个天体的人。这一事件不仅是美国人的闪光一刻,对于全人类也是意义非凡的。
  但是,就当阿姆斯特朗进行月球行走的时候,“阿波罗”的资助经费已经削减了。美国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阿波罗”计划背后的外交政策目标已经改变了,因此实践载人航天方面许下的诺言也变得踌躇起来。由于承诺进行太空探险和太空向全人类开放,美国航空航天局和美国的形象曾长期对美国航空航天局和美国大有助益。但是这一形象逐渐成为一种象征,远离了现实。然而美国的军事航天许诺却始终如一,只有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出现过例外,那时军事项目的管理和开发方向遭到了更多的质疑。此外,军事航天活动的经费一直是稳定增长的。“阿波罗”计划是熠熠生辉的一刻,但现在美国载人航天计划却前路茫茫,这对美国是有害的。
  如果把钱花在什么地方能够反映出组织和国家的真正重心,那么很明显美国对军事太空项目比民用项目更感兴趣。自2000年起,公布的军事太空项目年均开支在130亿美元到250亿美元之间波动。这很可能只是保守估计。据马莎·史密斯(Marcia S。 Smith)所说,“美国国防部有一个更隐蔽然而同样切实的太空计划。追踪国防部的太空经费困难异常,因为在国防部预算中,太空项目并未列为单独的一项。国防部有时候只透露部分信息,对秘密计划的资助则秘而不宣,或者突然不加解释地公布一个关于以前年度的新数字,和曾经公布的数据天差地别”。在同一时期,美国航空航天局的预算增加了大约160亿美元。太空计划本来就很昂贵,在能花的钱总量有限的情况下,美国航空航天局在优先顺序上从金发小天使变成了拖油瓶的。
  可能由于相对还算年轻的缘故,美国是一个危机反应型社会。要激发起美国的斗志,所耗不菲,但就像本·拉登和萨达姆·侯赛因学到的教训一样,一旦美国怒发冲冠,对于对手来说,是非常狂暴而令人惧怕的。不幸的是,美国人的热情消失得也快。受到因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一号而引起的到月球上去的政治动机的驱使,美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取得的成功超过了所有人最大胆的想象。然而从那时起,我们所做的基本上就是四处随便看看,然后转身回家去也。除了少数死硬的太空迷以外,美国公众对太空博物馆的兴趣比太空探索本身还浓厚。与此同时,政府正在集中精力于军事利用太空。美国曾因自己的载人航天成就而在海外备受瞩目、万众敬仰。其他国家则热切地渴望参加探险。现在我们正处于失去自“阿波罗”计划以来的载人航天领域领导地位的危险,这在更广泛的安全关系领域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txt小说上传分享

“阿波罗”计划后的载人航天(2)
华盛顿的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保持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同一天内接待参观者最多的博物馆:1984年4月14日的118437人。美国人因其太空成就而倍感自豪,但民意测验一直表明公众认为太空探索和其他要求联邦资助的项目,如医疗卫生、学校、教育以及防务等等比起来,是可以舍弃的。即是在“阿波罗”时代的顶峰,情况也是如此,而且从那以后,载人航天活动就不得不在政客和公众当中寻找一个能把自己卖出去的理由。
  2004年总统大选期间,太空没有成为一个话题,考虑到持续动荡的伊拉克局势、波动的经济、国土安全问题以及国家面临的其他问题,这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尽管被问到了,但布什竞选团队却没能就何以总统不谈一下自己在2004年1月宣布的新太空计划的有关质疑做出回应。最后一次总统竞选辩论后,华盛顿举行了一次“太空辩论”,不过在太空圈子以外,既没什么人知道也无人关心。宇航工业协会(AIA)试图让候选人对他们的关切感兴趣,就七大工业问题给候选人打分,包括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的大修、放松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增加太空侦察与成像资源、更换老旧的航天飞机以及资助研究等等。仅仅因为布什在这些问题上比克里多发表过些演说,结果布什的得分总体上“略高于”克里(Kerry)。由于克里团队在这个问题上装聋作哑,布什的答复才显得卓尔不群,其实也就和托皮卡市(Topeka)'1'的最高建筑一样,堪称侏儒中挑巨人。有关报告称布什政府“许下了很多诺言但是从不兑现”,在使出口控制程序合理化方面尤其如此。持之以恒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美国航空航天局和美国的载人航天事业还打算有个未来的话,更不要说保持在世界的领先位置了。
  同时,航空航天局还处在进退维谷的状态。美国航空航天局于1958年组建,在草创的11年间承担了美国最光辉的一项技术成就,尽管如此,航空航天局仍然是一个官僚机构。而官僚机构一般都不是冒险家,也没什么主动性。这是因为只有让别人高兴他们才能存在下去。别把船弄翻,别太引人注意,是符合一个官僚机构的最佳利益的。大多数官僚机构负责管理其他人的工作,而不是自己动手做事。劳工部不建造建筑、不铺设道路,也不整理宾馆房间;###不在公立学校内给学生上课,然而美国航空航天局却要在通常很紧张的预算范围内承担巨大责任,研发和操作在复杂的太空环境中使用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以展现美国的全球技术领先地位。在这一方面,美国航空航天局与大多数其他官僚机构都不同,而和草拟并执行战争计划的美国国防部类似。
  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工作得出的科学数据和技术其价值远远超过探险本身,传统上,这种收益被看作是一种红利,诸如从果珍、特氟纶(Teflon)'2'中所获得的一直到飞机和心脏起搏器材料的进步。最近以来,其收益已经不限于产品,而延伸到如全球定位系统和通讯卫星等太空设备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然而,正像前文提到的那样,美国人对太空探索,有时是载人航天探索活动的支持动机是复杂的。政府和私人机构委托进行的研究都一致支持太空探索,民意测验也显示出公众对太空探索强烈—至少也是中等程度的支持。然而,当民意测验的问卷调查回答者在给“太空”以及其他几项联邦财政优先支持的项目排序时,答案很明显,公众的支持与其说愿意出钱,还不如只是愿意动动嘴。假如美国面临失去太空领导地位的危险,事情会有所不同吗?很多地方性的报纸似乎觉得一场向月球进发的载人航天竞赛正在进行,而美国就要输给欧洲、日本、印度和中国等外国对手了。这些报纸的报道经常在其他国家的载人航天水平方面过甚其词,还贬低美国的能力。不过,其他国家显然已经认识到了太空以及载人航天事业的价值,并没有坐等美国人就未来的太空活动创制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然后参加进来。美国放弃自己的载人航天领导地位所产生的战略副作用是会波及到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技术领域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美国必须防止自己在载人航天领域的领导地位旁落,载人航天将会促进包括太空医学、生命支持系统工程等在内的科学和工程技术协同发展,否则这些领域有可能遭到忽视。某一特殊项目对经济或者防务的直接收益可能在事先根本无从知晓。全球定位系统就曾经是一个没有明确目标的政府项目,这一项目告诉我们不应该被自己的想象力所束缚。再怎么研究也不能预先证明载人航天事业在经济上划算。当路易斯和克拉克(Lewis and Clark)'1'向美国西部进发之时,他们此行的表面理由是展示美国人的风采,以及寻找母海狸,那个时候海狸皮帽子可火着哩。尽管如此,可不会有什么人认为美国西进运动的最主要经济收益是海狸皮帽子。路易斯和克拉克的故事的教益在于,通常你只有在冒险成为现实后才会知道赚到了什么。通常,太空对于提升科技实力的重要性也不应该被低估。别的国家可不是这样的,中国就非常清楚地知道要成为一个科技“强国”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希望载人航天能使中国在科技曲线上加速运动。美国若想保持自己在科学和工程领域中的实力,积极进行太空活动势在必行。最后,全世界都明白美国正优先发展军事太空能力,而载人航天活动才代表了未来。太空项目意味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开阔的视野,美国目前在太空领域执牛耳,未来也必须如此。是“阿波罗”计划使我们坐上了这一位置,其模式现在还有很多教益值得学习。
  

“阿波罗”计划及其后果(1)
“阿波罗”计划及其后果
  通俗历史告诉我们,“阿波罗”计划体现了美国航空航天局“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的态度和肯尼迪政府的幻想精神。一些太空探险的吹鼓手迄今还在热切地琢磨着,只要再有一位美国总统具有类似的想象力和视野,美国航空航天局太空探险的光辉岁月就会重现。这种想法大概对了一半,关于“阿波罗”计划的通讯史学观点在赞颂航空航天局的精神方面恰如其分,但在揭示其视野时却语焉不详。
  苏联“人造地球卫星1号”的冲击波给美国人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预料。在大量对内情毫无所知的媒体分析的推波助澜下,美国人很快就确信假如苏联人能将一个卫星送入轨道,就一定能把许多件核武器都如法炮制。那种认为美国已经在技术上低于苏联因而也就弱于苏联的想法越传越广,这成了研究技术民族主义的早期例证之一。这种观点还产生了全球后果,“人造地球卫星1号”酿成了一场信任危机。在冷战时代,东西方集团之间的纤毫变化都是重要的,这种变化通常只不过是建立在看哪一个集团能研发出最让人眼花缭乱的技术上,除此无他。因此1958年10月美国航空航天局诞生,作为一个民用的、和平性质的机构,和苏联军事化的项目形成了对照。
  但是,1958年美国那时候其实已经开展了非常积极的太空军事计划。肯尼迪政府认识到了太空成就的象征意义和由此产生的引力,美国可以利用太空赢得尊敬,并抵消“人造地球卫星1号”发射成功带来的负面效应。此外,民用太空活动的技术需求还可以明显地有助于军事活动和美国的经济。如果技术冒险能够成功,可能产生巨大的收益。一方面,太空成了冷战的战场,科学家和工程师则是前线的士兵,为技术威力产生的尊敬和全球影响力而战;另一方面,由此获得的知识和建造的设备可以催生国内收益,不仅是在象征意义上,在军事竞技场内外也同样如此。
  美国航空航天局成立的第三个年头,1961年5月5日阿伦·谢泼德(Alan Shepherd)成了第一个进入太空的美国人。仅仅20天后,肯尼迪总统在5月25日宣布启动“阿波罗”计划,希望在10年之内实现将人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这是为了挽回因“人造地球卫星1号”而失去的尊敬以及伴随着的领导地位的一个戏剧性姿态。最初而且最重要的,“阿波罗”计划是一项关于战略领导地位的计划。国际上,美国希望将来自别国的尊敬转化为冷战影响力,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不过政府在“阿波罗”计划上的投资也收到了其他几项回报。对“阿波罗”计划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培育以及他们的实际工作经验锻造了整整一代训练有素的技术人才,为了适应崭新的、专业化的航天技能需求,高等院校中专门建立了有关的工程专业。经济上,美国参加太空竞赛的直接及间接回报日见丰厚,“阿波罗”计划的效果尤其明显。汤姆·汉克斯(Tom Hanks)在电影《阿波罗13号》(Apollo 13)扮演的角色有一场戏,一个国会代表团参观肯尼迪航天中心的运载火箭总装车间,这类活动曾经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例行任务。陪同人员介绍着计划的哪一部分来自美国的哪个州,以及“阿波罗”计划的经费使用是如何遍及全国的。在政治上,这一信息对于保证经费源源不断是必不可少的。花费公帑可不光是为了将个把人弄到月亮上去,而且还得在这一过程让很多人有工作才行。粗疏地说,就业,特别是选举关键州如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州的就业一直是促使政客决定支持太空计划的关键因素,从“阿波罗”计划到航天飞机,再到国际空间站,概莫能外。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阿波罗”计划及其后果(2)
就其本质而言,“阿波罗”计划是一项政府工程,资助这类活动目的在于支持政府的政策。“阿波罗”计划背后的政策是为了实现在冷战中对抗苏联的领导战略,不是进行太空探索,更不是为了科幻探险目标,也不是为了开发果珍、特氟纶、维可牢尼龙扣,甚至和研制性能更优秀的导弹都没有关系。“阿波罗”计划为美国创造了软实力。20世纪60年代末缓和时期,竞争告一段落,当时美国的打算是赶上,而不是“敲打”苏联。“阿波罗”计划的政策动机消失了,项目支持和拨款也随之无影无踪,“阿波罗”的最后三次飞行—阿波罗18号、19号、20号被取消。
  “阿波罗”计划和以后所有的载人航天项目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没有一个具有战略目标。从航天飞机到永久载人航天站的梦想,再到老布什总统的“太空探索计划”,全都步履蹒跚,苟延残喘,千疮百孔,或者完全失败。“阿波罗”计划的教益是非常简单的—没有战略目标,就没人认为载人航天至关重要,值得为其实施拨付必要的政府资源。
  科学之于科学家是有趣的,对于那些见识到并承认科学带来的益处的其他人来说,则是有价值的。但对于政客和某些公众而言,事情可就不是这样了。上一章提到的那位因为能看到气象频道就对给气象卫星拨款不感兴趣的国会议员就是一个例子。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机器人阅兵的话,谁都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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