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缭绕-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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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都弄到了门外，人也都到了门外，活着的死了的里面已经没有一个。陈旺宗告诉苗香菊照顾着爹还有孩子在这里等着，他去把爷爷埋了就回来搬东西去木棚。死者为大，你不能把陈祖寿的尸体扔在一边不管先搬家呐。陈祖寿活着的时候恐怕不会想到，他这辈子到死竟然只能卷在张草席里，事情这么突然，又赶上这变故，根本没有时间来张罗他了，况且现在清四旧清理的这么厉害，谁还敢弄那些封建迷信的东西？陈旺宗对陈毓毓说只有委屈爷爷了，先入土为安吧。陈隆毓默默地点点头，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他想和儿子一起去坟地，可把儿媳和孙子留在这儿他又不放心，想想也只能留下，反正已经无法再按规矩去讲究，他去也帮不上什么忙，留着泪啥时哭不行？
抱起席筒放在胸前，陈旺宗的脚步缓慢沉重，在去村外坟地的这一路上他想的很多，之前他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感觉，作为家里的长男，身上的担子永远都比想象中的沉重，而且你无法回避。陈旺宗想着，心口阵阵针刺一般，而腰上似乎也在开始抗议，在他把陈祖寿的尸体抱到坟地，放到挖好的坟坑里埋葬的时候，苗香菊并没有干坐在那里等。苗香菊是个有自己的主张的女人，她不会什么事情都指望着男人，男人也是普通人，而且年纪也不轻，如果把他累垮了可就真要出麻烦。苗香菊看到那些人手忙脚乱地并没有理会她们，就让两个孩子陪爷爷在这儿看着，她自己开始往棚子那里搬东西。陈根红已经十多岁，一直都非常懂事，看到娘一个人在忙，就把娘交给的任务又郑重地交待给弟弟，然后她也过去帮娘搬东西。看着女儿一瘸一拐的样子，苗香菊心疼，让女儿停手，可陈根红说啥儿也不听，她说自己已经长大了，应该帮娘干点儿事。苗香菊就说你搬不动。陈根红就说娘力气大搬重的，我力气小搬轻的，你看这些包袱还有这些锅碗瓢盆我就拿得动。
搬家可不是小事，这不是三天五日，以后得一直在外面生活，居家过日子离了哪样能行？看着媳妇和孙女那娇弱的身子来来回回，陈隆毓哪里还能坐得住，自己岁数就是再大不也是个男的，难道还能不如一个腿脚不灵便的女娃子？陈隆毓也开始颠颠颤颤地加入搬东西的队伍里，苗香菊劝也劝不住，只能一边搬着东西，一边还得留心着老人孩子，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发现，这时马革命正悠闲地在门口儿树下的石头上坐着，嘴里抽着烟眼神却在随着她的来回忽远忽近。
人都赶了出来，任务也就基本完成，马革命让人把早就写好的封条挨个门都贴上，最后到了大门口儿，把那两扇大门拉上，锁头挂上，然后贴上最大的那对封条，一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恩都县丰里乡黄羊堡村革命委员会”，另一条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封讫”。
看着封条上的黑墨大字，马革命得意地点着头，这时有人走到他旁边，在他耳边说：“马哥，你看他们老人孩子在那儿搬东西也够惨的，要不要帮帮他们？”经人这一提醒，马革命才发现苗香菊正背着一个五斗橱在艰难地行走，虽然后面一左一右还有一个老人一个孩子分别在帮忙抬着一个角，旧时的大户人家做家具自然都是用上好的木料，一个五斗橱看起来不大，份量却不轻，苗香菊一个弱小的女人背起来确实有些吃力。马革命眨了眨眼，最后还是说：“不帮！怎么能帮他们？这不正是他们锻炼改造的机会嘛！对待阶级敌人一定不能心慈手软，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难道你们这么快都忘了？”那人就吓得一吐舌头，闪到一边再也不敢说话，这可是原则性的问题。
任务都完成了，就有人请示马革命下一步做什么，马革命愣了一下然后说今天没事了，都回去吧，啥时有事我再喊你们。把人都打发走了，马革命却没有走，他四下看了看，就发现旁边的那棵大白果树不错，树底下还有好几块大青板石，显然是夏天纳凉的人搬来的，于是他就走了过去，坐在那块最高的石头上，再把脚放在矮石头上，姿势还挺舒服。马革命坐了一会儿就觉得有些冷，不过他却不舍得走，因为苗香菊的感觉一定和他相反，她已经把领口的衣扣解开了，细长的脖子白生生地露在外面，鼻尖上还冒着点点汗星儿，一副楚楚可人的模样。苗香菊来回地奔走头发早已经凌乱不堪，额前的刘海会时不时地落下遮住眼睛，她就要不停地腾出手来撩，撩起来轻轻地往耳后抹，动作连贯轻巧。马革命这时候都会看得眼睛发直，一眨不眨，生怕错过了难得的机会，因为在那一刹那苗香菊完全曝露出来的脸庞有种无法形容的秀气，平日里竟然根本感觉不到。而且随着苗香菊胳膊的撩动，她的胸口也会合着节拍颤动几下，在马革命眼里那简直就是充满诱惑的蠢动，他的小肚子里立刻就有一股强烈的热流涌起，某一处部位也开始肿胀难耐。
马革命就那样坐在树底下胡思乱想，等东西搬的差不多时，陈旺宗就风风火火地从村外赶过来。等陈旺宗也加入到搬东西的队伍里，马革命就开始觉得索然无味，就像一直在喝的美味鲜汤里突然浮出一只苍蝇来，让他立刻倒了胃口，站起来拍拍屁股后面的土，就晃晃悠悠地回家去了。陈旺宗一边抢着搬东西，一边有些嗔怒地责怪苗香菊，怪她不等他回来，实际上他是心疼，想想苗香菊从嫁给他没过上几天安稳日子，这都跑回老家来了还是不能得个安生，可这能怪谁呢？谁让他们一个是国民党的军官一个是资本家的女儿呐？苗香菊也知道丈夫不是真生气，就擦着脸上的汗憨笑着说：“不累不累，这不都搬过去了吗？搬过去就好了。搬过去就好了。”
搬过去就会好了吗？这自然是苗香菊的一厢情愿，马德全是不答应的。马德全严肃地说：“这只是开始，阶级斗争刚迈出第一步，更重要的还在后头，怎么会完了呢？”
说这话的时候，陈家的人刚从坟地里回来，把东西搬进棚子后，他们这才有工夫到坟地里去给陈祖寿送终。马革命回到家里却是越想越觉得不舒服，就去找他爹商量，说人虽然是赶了出来，可他们在山根儿那儿又盖了草棚子，事先并没有请示过生产队，是不是违反规定？马德全明白儿子的意思，寻思了一会儿就说，算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也不能把事做的太绝，总得给他们条活路吧？马革命又问，那就这样完了？马德全就说，哪里能完，既然要斗就得斗到底，这人要是都闲下来肯定还要生其它的事端。马革命这就从他爹那里出来，重新召集人去陈家的棚子。陈旺宗一听还要斗，就有些慌张地问：“我们不是已经搬出来了吗？房子也已经封了，还要斗什么？”马革命就用反问的口气说：“还要斗什么？你们的问题还没有交待呐！”陈旺宗还是不解地问：“什么问题？”
问题说起来可就复杂了，每个人的自然也不会一样。对于陈隆毓，他要交待的就是在旧社会都怎样欺压穷苦的百姓做过哪些伤天害理的事儿。陈隆毓开始时还可以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说“还交待什么，该交待的十几年前都交待了，政府不也认同了吗？”
批斗陈隆毓的是以马德全为首的一批老社员，他们在旧社会基本上都是陈家的佃户，马德全把这帮老人找来，声称就是要重新揭露当年陈隆毓的罪行，把那些漏过的细节一个个都找出来。马德全说：“你虽然交待过，但交待的未必全面，坏人总是妄想投机取巧掩盖自己的罪行的。”
陈隆毓就把手一摊，“我没啥可交待的，要是你们有什么尽管说就是了。”
马德全就瞪着眼，不屑地说：“你很嚣张呐！你一个走资派反动派有啥嚣张的？”
陈隆毓的声音也大了起来，“我咋就走资派反动派了？红口白牙的你不能乱说话呐！”
马德全的声音也大了起来，“全村人谁不知道你的老底儿？你在这儿张扬啥儿？你这叫啥态度？公然和人民群众作对呐！你给我蹲在那儿，蹲在那儿想，啥时想出自己的罪行来啥时起来。”
陈隆毓知道自己胳膊拧不过大腿，老话也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就不情愿地蹲了下去，虽然他这把老骨头蹲起来并不十分方便，膝盖几乎都弯不下去。马德全见陈隆毓没做任何反抗，就不再理他，转身和其它社员说话，让他们都一起想，看看陈隆毓还有什么罪行没被发现？
与此同时马革命领着年轻的社员，也在批斗陈旺宗。马革命说：“你的问题就严重了，当年你是蒋匪军，做过的坏事肯定一箩筐。虽然我们都没亲眼看见，但你别存侥幸心理，最好老老实实全部坦白，要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绝揉不进一粒沙子。”
陈旺宗就有些委屈地说：“那都是解放前的事，解放后我都向人民政府交待过，而且也接受了政府的改造，事情早就过去了，你们咋还翻老黄历呢？”
马革命摇着头说：“谁说过去了？人不死账就不会销，你做过的坏事想一笔勾销？没门儿！”
陈旺宗说：“我虽然投错了军，可我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呐？老话都说各为其主，那关羽张飞是好人，可周喻黄盖他也不是坏人啊。”
马革命把眼睛一瞪，如果不是脸上的皮肉光滑点儿，很多人都会以为这就是马德全，活脱脱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不是坏人？你竟然敢说匪军不是坏人！那全国人民咋都反对你们，啊？你们咋又都会被俘虏了呢？”
陈旺宗还想解释，“那……那都是因为那些当官的腐败，他们只知道往自己的腰包里装钱，我……我们这些当兵的实在看不下去了才都不愿给他们卖命，枪一响就缴枪投降。可当年打小鬼子的时候，我们也都是拼了命地往上冲没一个怕死的……”
马革命一拍桌子蹦了起来，陈旺宗的话也就被打断了，“胡说八道！少往你们脸上贴金，小鬼子那是你们打败的吗？全中国人民都知道因为你们不抵抗，小鬼子才能在咱中国的土地上肆意横行，害了咱多少中国人呐，你们这些王八蛋都是帮凶！你不提我倒忘了这个茬儿。”
陈旺宗眨眨眼，嘴里还是在小声地说：“确实打了嘛，我参加了还不知道……”
马革命似乎并没有听见，还在呵斥，“别以为你不说我们就不知道！你那时没抢过老百姓的粮食？没抓过老百姓的鸡？没……有没有糟蹋过老百姓家的闺女？”说到这里马革命的眼睛里像突然划过一颗流星亮了起来，他发现这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看过你的档案，知道你解放前结过婚，媳妇是抢的吧，要不解放后她咋会失踪了不来找你？”
陈旺宗的问题层层推进就到了他过去的媳妇身上，这自然要让人理解成他媳妇不是失散而是故意跑的，为啥要故意跑，肯定是抢的呗！陈旺宗为过去那个媳妇的事百口莫辨，他现在的媳妇也正在为澄清过去的事费尽口舌。马红军的泼辣全村人没有没领教过的，她那肥大的身体往那儿一站，眼睛鼓鼓地瞪着，即使手里没刀也不比屠夫可爱多少。马红军揪着不放的问题是苗香菊这个资本家的大小姐当年是不是和她爹的伙计故意眉来眼去试图勾引他们从人民的队伍里叛逃，因为想来想去马红军没发现除了这个之外还能再批斗苗香菊什么。苗香菊说，“我那时才几岁，哪里懂这些？”马红军却不屑地说，“坏人从一生下来就会使坏，狼崽子咬人更厉害！”
批斗开始是小范围内的，在生产队的办公室里，斗争和被斗争的对象都有针对性的是同“类型”，可后来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严重到必须要开全村的批斗大会才行，这个决策当然是在马家的家庭会议上做出的。开全村的批斗大会在屋子里就不行了，只能到生产队的院子里，院子的边上树着两根杆子，本来是用来放电影挂屏幕的，现在是白天当然不能放电影，而且也没有扯起白幕而是站着几个人。那几个人还挺搞笑的，脖子上挂着大木头牌子，用绳拴着，都拉搭到了膝盖，写的什么一般社员也不认识，他们除了自己的名字能再认出的字不多。牌子看起来也不轻，压得那几个人的头也耷拉到了肚皮上，头顶上还戴着用报纸糊的那种尖头像锥子一样长长的帽子，发明这种帽子的人本意肯定是这样想的，戴上去高高地竖着隔着老远都非常显眼，既然是挨批的人就得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可他们似乎忽略了一点，挨批的人都是抬不起头来的，抬不起头来帽子戴在头上就不是垂直而是成了水平，一个个往前顶着像是牛犄角。而站他们前面像潮水一样在涌动的人群就像是斗牛士，斗牛士们抓起地上一切可以扔的东西，没头没脑地砸向这几只看起来像绵羊一样温顺的“斗牛”，喊声更是像浪涛拍岸一样此起彼伏……
“那时候学校已经停了课，大人们每天都在参加批斗会，不是被人斗就是斗别人，我们家……当然只能是被人斗。我记得，每天一早，就会有人到我们的棚子里，把我爸我妈还有我爷爷带走，我就吓得钻进被子躲在角落里发抖，我姐就抱着我说不怕不怕。大人们在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也不敢去看，我们整天都躲在棚子里不敢出来，我妈临走的时候也总是叮嘱我和我姐不要出去。晚上的时候，他们就会陆续回来，一脸的疲惫和忧郁，我爷爷坐在棚子的门口闷声不响地一袋接着一袋地抽旱烟，我爸就挑着水桶赶紧到井边去挑水，好给我妈淘米洗菜做饭。还好，那时候生产队里还有我们的口粮，秋天的时候也会分给我们一些萝卜白菜什么的，萝卜埋到地窖里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挖，和新鲜的一样，白菜我妈就腌在坛子里到时能生吃也能炒着吃。后来，我爸在棚子旁边开了一块荒地，那时候允许开荒当自留地，可以自己种些粮食蔬菜什么的，队里分的未必都够吃，我妈就在自留地里种菜，这样一年中大多时候我们也能吃上新鲜的青菜。”
“有一次，我偷偷地问我姐，大人们白天都出去干什么？我姐就说大人的事小孩不要问，让我老实听话就行。我是挺老实听话的，可这并不能让他们不来欺负我。欺负我的人，当然就是李爱国了。李爱国上辈子肯定是和我有仇，我发现只要他一出现，我们家肯定就会有不幸的事发生。那天还和往常一样，家里的大人一早就被带走了，我躺在棚子里用木棍绑的木排床上，每天都是那样无聊地看着透过棚顶树枝柴草的缝隙射进来的窄窄的光线瞎想，有时候想着自己变成了一只长翅膀的小虫子从那缝隙就飞了出去，有时候就觉得从上面会突然掉进来一只鸟或者出现一个神仙也有可能，我觉得那时候除了神仙没有别的什么能救我们能给我们带来快乐了。”
“李爱国就是没事来找事的，他带着一帮孩子在我家的棚子外面，开始时是又喊又骂，骂我们是狗崽子是小牛鬼蛇神，让我们赶紧出去向他们磕头认罪。我姐就紧紧拉着我不让我出去，否则以我那时的愤怒早就冲出去了。后来，他们见我们不出去，也不敢过来，就捡地上的石头砸我们，我听到棚子周围噼哩啪啦的，棚子顶上还不时地有草叶落下来。我实在不能忍了，这都让人骑到脖子上了，换了谁也不能再忍，我就挣脱开我姐的拉扯，推开门冲了出去。”
陈根清每回说起和李爱国打架的事儿脸上都会带着得意的笑容，这种笑容应该只属于胜利者，或许是从小形成的习惯，陈根清在面对李爱国时，心理上总是有一种优势，所以说起这次打架的事他有些忿忿不平，“如果单打独斗，李爱国什么时候也不是我的对手……可那时候他的人多。你知道，从我家又开始被批斗后，以前那些和我好的孩子就不敢再和我在一起了，纷纷都跑到了李爱国那边，孩子嘛，墙头草随风倒。我出去的时候就大声地问李爱国他要干什么，李爱国看到我还是有些怕的，虽然他旁边有那么多孩子给他撑腰，我能听出他的声音都在颤，他说我们是要来斗你这个资本主义的小走狗。我就愤怒了，我是党的好孩子，是老师的好学生，以后还要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呢，我不允许李爱国这样说，我说你再说我就撕烂你的嘴。李爱国还是色厉内荏地说我就说我就说，你这个地主家的狗崽子小反动派小蒋匪军……那时候李爱国怎么可能懂那些，他一定是听他舅和他姥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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