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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黑皮书-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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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传志:这件事比较敏感,整体上科学院特别开明,他们的目的是让科学院的所有股权降低,然后引进新的股东,让科学院进行所谓的社会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科学院着重在科学研究,而并不善于管理企业,因此它希望引入更多的股东,以股东代表的多元化来改进企业的管理体制,但其中它并没有提到MBO的问题。
  苏小和:我觉得通过并购的方式实现国有股的稀释也是一个很好的路子,这样你再介入,它就不再是一个国有企业。
  柳传志:是的,但现在同国家谈起这件事,总是会谈及国有资产流失。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你出再高的价格,国家都会说便宜,因为企业到你手里之后,企业肯定会办得更好,那样出售价格就显得更便宜了。所有的事国家都这么看。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会觉得价格太便宜,国有企业被贱卖,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现在,我们也进行投资,凡是我们投入了资金的国有企业都做得特别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实行员工持股。我们投资国有企业,实现控股后,企业就属于我们了,然后我们再将之卖给员工,愿意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爱便宜卖就便宜卖,爱按原价卖就按原价卖,这与国有资产无关,也就更谈不上国有资产的流失。如此一来,管理层就拥有了公司股份,也就会更加积极地去为公司创造利润,但是要想让国家直接卖东西给员工,那就非常困难,一旦实施就会与国有资产流失挂钩。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柳传志的忍耐力(5)

  苏小和:企业的产权一定要自然人化,这是一个常识,没有道理可讲。关于国有企业,历史上法国、英国、美国曾经都办过,但没有一个取得成功,根据你这么多年的经历,以你的眼光来看,中国抵制国有企业的股权化或者私人资本化的主要阻力是什么?
  柳传志:这个话题也比较敏感,在这里我仅谈谈我个人的看法。这里面有多重因素,最基本的因素还是与国有体制有关。比如牛根生、马云,公司员工达到几万人,由党领导的国有企业能有这么坚强吗?我注意到浙江的十六大、十七大的党代表大部分也都是民营企业的代表,在过去,则都是政府单位的人,即使有来自企业的也都是来自国有企业,老百姓则是居委会成员。在今天,这件事情确实是个问题,共产党还是执政党。
  今天的企业家都必须头脑清醒,由于企业家发展之后,贫富差距紧随而至,企业家与老百姓和政府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周其仁曾经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对“将中国的高尔夫球场改成廉租房”的提议投票表决,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会投赞同票。这话说得很透彻,但是就这样没收高尔夫球场又非常没有道理,一定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可大家还是会同意。两极分化出现之后,老百姓对贫富之间的差距非常敏感,因此国有企业是怎样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们不明白,也感觉不到。那什么情况可以改变这种方式呢?我觉得真正能改变这种方式的是对老百姓进行补贴,国家税收收入增加以后,国家将企业所上交的钱直接贴补给老百姓,这样一来,老百姓就能立刻感觉到,因为企业家所交税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苏小和:但事实上,这种方式被证明是失败的。这种方式也就是凯恩斯的模式,政府驱动型,政府管理所有的一切,法国、美国都曾试验过,但都以失败告终。
  柳传志:当然,按照今天的这种做法,增加一万一的税,除去其他各项开支,最终到达老百姓手中的钱则少之又少,因此老百姓不可能感觉到实惠,他们只看到企业家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苏小和:这种受惠是单向的。
  柳传志:在这种条件下,确实存在一种民粹主义的观点,如果这种观点过于强烈,它就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
  苏小和:如果没有市场主体,这必将影响整个市场的发展,那么企业也会跟着遭殃,这是毋庸置疑的。
  柳传志:对此,企业也得特别小心,总是顺应这种潮流,因此企业的发展也受到阻碍。
  苏小和:我们注意到张维迎教授每次都说要警惕反市场化的思潮,这应该就是在说,在我们的体制内, 其实是一直存在着某种反市场化的暗流的。
  柳传志:处理这种事还得有艺术性,如果毫不掩饰地直接言说,别人听不懂,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做事还得很小心,说话得注意。
  联想的目标一直非常清晰
  苏小和: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心态,企业家是一个建设性的群体,他们做的都是具体的建设性工作,没有高谈阔论,面对现实想到的也更多的是妥协。那么,这么多年来,从你的角度来讲,你是从哪些方面,或通过哪些途径跟当下妥协,跟环境妥协,跟市场妥协,甚至是跟技术妥协,然后将联想带入世界五百强之列的?

柳传志的忍耐力(6)
柳传志:企业家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要有坚定的目标,然后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不屈不挠;另外,还要不断有更高的追求。但是在具体的行动上则要做到有理想,而不理想化,不然事情很难有进展。比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做元器件的做法都是买批文、买外汇,买外汇是肯定的,批文也是如此,然后再进口。据说,这种做法也属于走私,其实卖批文的单位才是真正的走私。但我们不这么做肯定不行,所有的中关村企业无一例外全都这么做,因为经过正常批文进关的物品价都高得离谱,而且根本没人卖。但如果真出事了,它就等同于走私。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之所以顺顺利利一路走来,有一个主要原因,我们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取利润。什么意思?就是当企业通过买进元器件,或者通过买进某种东西发现有大幅利润的时候,它的方向是继续做计算机呢,还是专门从事这类物品的倒卖?如果我的目标是继续做计算机,与国外企业竞争,这只是一个必要的手段;如果我专做这类物品的倒卖,那我就专门倒买倒卖批文与外汇,大把大把地赚钱。这有什么不同呢?这里的不同点很多。进口方式分为五个等级,最高危险的是五颗星,完全没风险是一颗星,一颗星是根本不可能的,五颗星也不行,那就是纯走私,可以赚取高额利润,批文也不用买,赖昌星走的就是这条道。我们要求的是,只要东西能进来,价格能接受,公司的主要业务还是做电脑,然后卖电脑。所以市场一规范,可以不用买批文、买外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立刻放弃,不挣这种钱,而是努力去研究企业管理,去研究供应链等等。可是很多人不这么做,他们只看到短期利益,专门倒买倒卖,最后都栽在这件事情上。他们靠这个吃饭。这是真正的蛀虫。他们是什么样呢?最初在海关工作,认识一批进出口关系户,从他们身上捞钱,做到一定程度后辞职下海,继续做进出口,再利用别的关系和朋友做几年,然后洗手不干,安全上岸。这选择的就是不同的发展路径。我也可以不发展自己的品牌和技术,一味地赚钱,为赚钱而赚钱,但是企业目标的设立与追求是另外一条路。企业家脑子里一定要很清楚两者的区分。
  苏小和:那就是做生意,钻国家政策的空子,这与做企业是不一样的。
  柳传志:从这里就总结出了两点:其一,一定要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不做眼下利润大、风险大的产品,只保证自身企业的发展目标。其二,用可控的方式去处理问题,这就要求指导思想明确,处理方法谨慎。
  苏小和:所以,一直以来你都有一个清晰的方向。
  柳传志:是的,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相信我早就完蛋了,或是走发财移民的路,不在国内。为什么说会完蛋呢?因为中间的诱惑很多。1993年、1994年房地产业大发展的时候,很多好点的中关村企业都想介入,因为资金的回笼实在是很快。当时我也打算在两个地方买地,烟台与福州。但觉得应该想明白点,应该将目标推得更远。我们就开会讨论,我们到底要干什么?挣了钱后该干什么?将这些问题讨论明白后,就确定了做电脑的大方向。长本事的钱就赚,不长本事又夹杂着风险的钱就不赚。

柳传志的忍耐力(7)

  苏小和:如果没有这一原则,可能你早就走上别的道路了。
  柳传志: 1993年是房地产高潮,当时整个海南地产特别便宜,很多人用银行贷款去炒房地产,但房地产突然下跌,于是大部分房地产商亏损,然后逃走。像我这样不会赖账的人,也就不用涉猎房地产了。我从1984年开始办企业,1988年、1989年就已经站在各种领奖台上,但直到现在依然还和我站在同一个台上的人,少之又少。曾经的企业风云人物,如周冠五、 褚时健、倪润峰、于淑珉,现在都彻底退出;而淹没在历史浪潮中的企业小人物就更多了,仅中关村就数不胜数。目标坚定、方向清晰,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情况下,有时可以妥协;但总目标本身,一定要坚定。
  第一次听说联想有“官场文化”
  苏小和:我曾经看过一份材料,说联想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企业,这样它必然会在企业的管理层大面积复制官场文化。这种说法可靠吗?
  柳传志:我们这并没有出现这一情况。
  苏小和:可能也有人会说联想的官场文化比较多。
  柳传志:这个官场文化指的是什么呢?
  苏小和:比如上下级之间的管理链条,这里下级对上级的思维方式更多是等级关系、服从关系,而不是一种创造关系。我看过你写的文章,一个大发动机,一个小发动机,每个人都需要创造。但别人都说这是柳总一个人的乌托邦,一个人的想法,一个人的梦想,一个人的完美境界。而事实上,社会上永远只有那么几个发动机,杨元庆、郭为可能是发动机,你是个大发动机,其他人可能都只是在后面跑,只是一个螺丝钉。
  柳传志: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在联想你可以看一些具体例子,比如,在众多企业当中,我们既做投资又做房产,而且还做得有声有色,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有领军人物。领军人从哪来?就是联想里身处一把手的人。如果整个公司都只是齿轮,那么为什么其他的公司就锻造不出这样的齿轮呢?没有哪个企业能像我这样,二话不说提拔出如此多的优秀人物,即使在今天这样的人物还可以大批量生产出来。这就是发动机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只有当过发动机的人,才拥有被挑选为一把手的资格。当我将公司分拆给杨元庆、郭为的时候,很多媒体就表示担心,这么大的事交给他们办就行了?事实证明,事情交给他们是对的,两个投资公司在他们的领导下都迅速发展,之前他们都未做过这一行业。另一个方法是从外面找有经验的人,买下整个团队,但采取这个行动的前提是,他们的价值观必须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保持一致,否则就全部否决。
  苏小和:我理解你的意思。
  柳传志:这就是核心价值观在起作用,关于“官场文化”,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联想的人才培养机制还在完善之中
  苏小和:你刚才提到了接班人的问题,杨元庆无疑是成功的,那么在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中是否有失败的案例?
  柳传志:有啊,孙宏斌就是。孙宏斌是我们早年想重点培养的年轻人,但最终事实证明这件事肯定是失败的。联想前后大概有十个人被送入司法机关,他是头一个,其他人则谈不上是接班人,都是做了违反法规的事情。这些人出来后都没说什么。为什么?因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都已经跟他们说得很清楚,如果他们心里有这些,我相信他们是不会被抓的。孙宏斌出来后的第一件事也是道歉,作为清华毕业的学生,按照他的思想这么做并没有什么不对,但他并未意识到联想不是一般的国企,不是能随便挖一块就走的。对于他建立单独的财务系统,后来我们总结出三点原因:一是财务系统不完善;二是文化体系脆弱,没有形成一套核心价值观,以使所有员工都知道什么事对,什么事不对,做不对的事就会受到大家的指责;三是选人不慎重。之后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原因是他对他自己的感觉与领导层对他的感觉不一致,因而才选择离开联想。对工作,一个人大概有三个追求:一是企业做大做好,使自己的价值得到承认;二是物质上得到丰厚的回报;三是有一个好的工作氛围,心情舒畅。在联想,大部分离开的员工属于第一条,离开的原因可能是他们的价值认可与企业的价值不一致,但无人愤愤而去。。 最好的txt下载网

柳传志的忍耐力(8)

  苏小和:有一个问题我想大家都很关心,为什么柳总这些年能培养出这么多出色的人才,这其中有没有什么方法或内在的秘诀?
  柳传志:这里边第一个是立意,我希望联想能一直办下去。一般的民营企业、家族企业想一直办下去,这可以理解,因为可以让子孙后代接班嘛。而国有企业则不能用这个模式,有时候它甚至会给接班人设置障碍。在国有企业中,扩大自己的势力,使别人无法撼动自己的地位,这是一般人的做法。还有就是拉拢宗派,在离职之前提拔能为我所用的人。我希望将联想办成一个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它不属于我儿子,但是希望后面的人能有事业心,能长期将这个棒接下去。有了立意就会寻找实现的方法,而实现无非是培养人、发现人的事,也就是说一边做事,一边培养人。事做成功了,人也培养出来了。第一要有立意,第二则需要一套方法,就是要提前考虑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有什么标准。比如将企业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么人才就必须意志力强、务实,有一定的胸怀,这些是德的标准。那能力的标准呢?就是要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到底什么是学习能力?怎么测试学习能力?这些都应该想明白,应该长期贯穿于工作之中。
  前两天我跟王忠明聊到这个话题。康熙皇帝非要到最后才肯决定由谁接班,由于他一直执政,五六十岁的太子依然无法顺利接棒,以致到康熙辞世,太子已不愿意接这根棒。对我而言,我在职期间想尽一切办法帮他们将体系建成,然后让他们来做,我则去做别的事情。比如今天,我的工作就是进行宏观的把控,解决机制问题,为投资项目牵线搭桥,到了地方,则和地方领导接触接触,或者跟媒体打打交道,大家各干各的事,各尽其职。康熙不肯退位,为什么呢?按道理,他这个属于子承父业的事业,可自己究竟与这事业有什么关系,估计他也没想明白。这些都值得我们反思。所以这两个事应该想好了:一个是立意长远,把联想的事办长远;一个是想方法,培养人也是方法。无非就是这些事。所以做好了这些,人才自己就出来了。总体来看, 联想培养人才仍然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大工程,因为企业正在迅速发展。
  苏小和:作为当下中国企业家中最优秀的企业家,你认为你对整个当代中国企业史的贡献在哪?
  柳传志:如果不太提纲挈领地说,我觉得是五件事:第一,高科技产业化,联想在这方面是先锋队,因为这件事并不好做;第二,与外国企业竞争,在一个竞争性的领域,中国企业处于下风地位。这也不容易,在IT、PC领域,出现的都是精兵强将;第三,在高科技行业实现股份制改造方面,我们也走出一条有历史意义的道路,这与我们自己的努力有关;第四,对企业的管理理论进行探讨,而这些理论对日后进入投资领域进行投资有很大帮助,也用实践的方式说明了我们的一些理念本身的有用性;第五就是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企业家,中国企业家的优秀品质正在年轻人身上得到延续。
  王中军的电影尺度
  王中军,北京人,1960年出生,华谊兄弟董事长,华谊兄弟太合文化经纪有限公司总裁;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大众传媒专业硕士; 是内地电影界、娱乐界巨头之一。

柳传志的忍耐力(9)
在一个政府没有退出、市场似乎又能进来的行业,官商结合就成了所有商人的第一选择。
  无论王中军看上去多么时尚、多么前卫,他的华谊兄弟公司就是在这样一个官商合一的行业里发财。电影,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之中,可能仅仅是一种文化,一种娱乐;但在中国,电影是一种必须由政府来进行管制的意识形态平台。那些热爱电影的商人可以用电影来赚钱,但前提是必须接受政府无所不在的管理。
  此情此景,作为一个电影业的商人,王中军喊出了“电影是百分之百的商业”这样的口号。他的意思是要把电影从意识形态、艺术的陈旧体系里抽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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