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当然有。
　　我们先来读一首咏史诗：“隋炀不幸为天子，安石可怜做相公。若使二人穷到老，一位名士一文雄。”这首诗中提到了两个历史人物：隋炀帝杨广和王安石。隋炀帝是历史上著名的荒淫皇帝，可是他才华出众，写过很多诗文，这些诗文收在《隋炀帝集》中，很得后人赞誉。唐太宗李世民曾感慨道：“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诗文之外，隋炀帝还能带兵打仗，他年轻的时候曾统帅50万大军平定南方。他的父亲隋文帝也承认，在建立隋朝帝业的过程中，杨广立下过汗马功劳。有这样的才学，成为一代名士显然是不成问题的。可惜的是，隋炀帝“不幸”当上了“天子”。杨广当了皇帝，行为完全不受制约，他人性中“恶”的一面便无限放大：自负演变到独断专行，奢侈发展到荒淫无度，好大喜功转化为穷兵黩武。隋朝的局势由此变得不可收拾。据说，晚年的时候，隋炀帝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将被处死命运。有一次，他照镜子，照过之后摸着自己的脖子说：“我的这颗头颅这么漂亮，只是不知道谁来砍它呢？”到了这个时候，大概他才真正明白：自己根本就不是当皇帝的料儿。可惜悔之晚矣。
　　王安石的情况比较复杂。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优秀士大夫的典范，他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堪称道德楷模。他心怀天下，勤勉有加，生活俭朴，在做基层官员时颇有政绩，就连他的政敌都佩服他在私德上的完美。也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点，所以宋神宗才选中他来主持改革大计。可是，王安石性格执拗，“原则性太强”，容不得不同意见。这点个性缺憾对一般人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对于一朝“相公”来说就很致命。俗话说：“宰相肚子里能撑船”，意思是说，主持全局工作的人必须有容人之量。你容不得别人，怎么能“团结众人”干好工作？因为执拗，王安石在主持变法大局时就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不但反对派的声音他不听，就连中间派的合理化建议他也认为是“噪音”，也在清除之列。这样做看似很有“气魄”，可实际上为变法运动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变法期间排斥异己的做法播下了宋朝党争的种子。变法失败后，宋朝政治随即陷入到党争的泥潭之中，蜀党、洛党两派势力互相争斗，“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所以，后人才说“安石可怜做相公”。如果不是“时势”把王安石推到“相公”的位置上，那么，以他一代文豪加道德楷模的修为，他的历史形象近乎完美。可惜的是，“时势”把王安石推到了“相公”的位置上，而他主持的变法最后又失败了，所以，他不得不再接受一个悲壮的历史定位：失败的改革家。
　　如果说王安石的例子不够鲜明，那么我们再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慈禧太后。关于慈禧太后，人们普遍的认识是：这是一个骄奢、昏聩的统治者。这当然是不错的。可是，如果我们报以“历史之同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可能就会发现这里面也有着“造化弄人”的成分。慈禧太后原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满族女子，她16岁入宫，懵懵懂懂地步入了险恶而奢华的皇宫。她26岁的时候丧夫，40岁的时候丧子。对女人来说，青年丧夫、中年丧子无论如何都是“重大的人生打击”，这样的遭遇足以令人同情。可是，很少有人同情慈禧太后。原因就是她后来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这期间作恶太多，人们只记得她的坏处，而把她的这些不幸遭遇给忽略了。再仔细分析，我们还会发现，慈禧太后之所以能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也是时势使然。到了咸丰时代，满族的八旗弟子早已失去了骁勇善战的雄风。满族男人大多从勇猛的战士变成了懦弱的花花公子，正是基于这样的“时势”，慈禧太后才有了控制朝政的机会。试想，如果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之类的人物还在，大清朝的国事哪里轮得到小小的叶赫那拉氏置喙？皇太极不是就逼死过父亲努尔哈赤的妃子阿巴亥吗？前朝的妃子不被陷害就不错了，哪里还能控制朝政？可是到咸丰驾崩时，情况变了，大清国的皇族中已经没有像努尔哈赤、皇太极那样刚猛、决绝的男人了。所以，慈禧太后只要凭着皇后、皇太后的身份，凭着她在后宫积累的“叔嫂斗法”的手段，就可以“摆平”局势了。悲剧在于：历史给了慈禧太后统治中国的机会，却没有给她以足够的才能。一个没有足够才能的人长期占据着高位，表面上看，这是慈禧太后个人的幸运，可实际上这是我们整个国家的不幸。在慈禧太后的长期统治之下，中国一次又一次地割地赔款。因为慈禧太后个人的幸运与整个民族的不幸密切相关，所以，她最终仍然是不幸的——她一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连本来值得同情的遭遇也往往被人忽略。
　　一句话，“时势造英雄”是一枚硬币，它有正面，也有反面，反面就是“时势毁英雄”或“时势误人”。当“时势”硬生生地把一个不合适的人推到高位的时候，这个人自己往往会觉得这是一个机遇，别人也会误以为这是时势“造”出来的又一个英雄，可实际上这常常是一出悲剧的开始。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大的悲剧就是去干不适合自己、自己也没能力去干好的事情。
　　

历史的报复（1）
中国民间有“遭报应”的说法，这里面当然有迷信的成分，但是“遭报应”的现象常常会在历史上出现，对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分析。有些“遭报应”的事纯属巧合，但更多时候，“遭报应”现象是含有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的。对于后一种情况，我们不妨称之为“历史的报复”。
　　不妨先从汉武帝刘彻说起。刘彻当上了大汉天子的时候只有16岁，还是个“未成年人”。当时，他的祖母窦太后尚在，而且威望颇高，对朝政影响甚大，所以汉武帝没法放开手脚做事。汉武帝刘彻喜欢儒学，可窦太后信奉黄老之术，两人的“执政理念”不同，搞得汉武帝十分郁闷。祖母去世后，汉武帝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治理国家了，他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算是出了积压在胸中的恶气。不仅如此，他还处心积虑地预防“女主”和外戚专权。汉武帝有6个儿子。他和卫子夫所生的儿子叫刘据，曾经被立为太子。后来因奸臣挑拨，再加上汉武帝本人疑神疑鬼，把太子给逼反了。太子政变失败后，全家被杀。晚年的时候，汉武帝不得不重新选接班人。这时，他看好钩弋夫人的儿子刘弗陵，决定把帝位传给他。可是，他又担心“子少而母壮”，女主会“恣乱国家”，犹豫不决。最后，他想出一个办法：立刘弗陵为太子，同时处死了他的母亲钩弋夫人。汉武帝开创的这种做法叫“立子杀母”，其后一度被北魏所效法，成了一项“制度性”规定。由此可见，封建帝制是多么残酷、多么违反人性！
　　汉武帝之所以“立子杀母”，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女主”及外戚专权。但诡谲的是，纵观汉朝，外戚专权的现象极为严重。“吕氏乱汉”是有名的“女主”和外戚干政，但那是在汉武帝之前，我们姑且不说。就在汉武帝“立子杀母”之后，外戚专权的现象并未得到多大的改观。汉武帝死后，西汉的大权落到了外戚霍光的手中。霍光权倾一时之际，就连汉宣帝都不敢与他同车，因为汉宣帝知道自己的皇位是“霍大人”给的，倘若不小心，随时有被“废掉”的危险。再到后来，汉朝更有外戚王莽篡权之事。也就是说，汉武帝生前所极力预防的事情最后还是发生了。对此，若地下有知，不知汉武帝会作何感想。如果说这是历史对汉武帝残暴作风的一种报复，恐怕不算过分吧。
　　与汉朝相比，明朝的历史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在建立了明朝之后，朱元璋杀害了一大批开国功臣。有人做过统计，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的“胡惟庸案”，到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的“李善长案”，再到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的“蓝玉案”，朱元璋的政治谋杀持续了十几年，被诛杀的文武功臣及家属有五万多人。可以说，朱元璋用功臣的鲜血诠释了什么叫“狡兔死，走狗烹”。这样残忍的杀戮当然会留下后遗症，这个后遗症便是：明朝的君臣关系从此就再也没有融洽过。明朝的绝大多数时间，君臣之间的关系都处于敌对的状态，皇帝动辄就“廷杖”大臣，大臣也看着皇帝不顺眼，不愿意为其效劳。弄到后来，正德皇帝忙着“游龙戏凤”，不理朝政；嘉靖皇帝忙于炼丹，不理朝政；万历皇帝主动“*”，不理朝政；天启皇帝忙着干木匠活，也不理朝政。

历史的报复（2）
皇位最后传给了崇祯皇帝朱由检。朱由检倒是勤政，可惜，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了。再加上崇祯皇帝也像他的祖先朱元璋一样，刻薄寡恩，滥杀功臣，这更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最后崇祯皇帝不得不在亡国之际上吊自尽。自尽之前，他还发牢骚说：“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满朝文武皆可杀”，把亡国的责任推卸给了大臣。这说明，崇祯皇帝到死也是个糊涂鬼。他就不想想：如果自己真的英明无比，那么大臣怎么会都怨你、烦你、孤立你、背叛你？“满朝文武皆可杀”，就你自己天纵英明，“非亡国之君”，这样的逻辑如何能说得通？如果“臣皆亡国之臣”属实，那么，“君必亡国之君”无疑。只有这样，才能和“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相吻合。实际上，崇祯皇帝徒有明君勤政、节俭的表象，而缺乏明君正确决策、知人善任、总揽全局的能力。他性格多疑、脾气暴躁、刚愎自用、急功近利。据统计，崇祯皇帝在位17年，期间担任过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副宰相）的人居然有50位之多，后世称之为“崇祯五十相”，由此可见崇祯多么缺乏容人之量——内阁大学士这样的高官，他说换就换！其中，还有两个首席内阁大学士被他处死。而被他杀死的其他文武大臣就更多了，光总督、巡抚这一级的高官就有19人。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因上一年发生的清军内犯之事，崇祯皇帝一次就杀掉文武官员36人，其中包括骁勇善战的总兵祖宽和精明强干的山东巡抚颜继祖。至于他在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杀害名将袁崇焕一事，因是著名的历史冤案，众人皆知，这里就不多说了。
　　纵观整个明朝，洪武皇帝朱元璋以大肆屠杀功臣为“朱氏”王朝开路，崇祯皇帝朱由检再以大批杀戮功臣的方式宣告退场，刀光血色之中，“君臣不睦”的坏传统一脉相承。崇祯皇帝上吊自尽之时，没有一个大臣陪着他殉国，这对大明王朝来说实在是一个绝佳的嘲讽。朱元璋杀戮功臣，是为了让“朱氏”坐稳江山；朱由检杀戮功臣，是为了挽救大明王朝。他们的理由看似很正当，可是，他们忘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血腥杀戮而坐稳的江山，最终会在血腥杀戮中断送。历史的报复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历史为什么会报复？如果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因果报应”，那显然有迷信之嫌，不能让人信服。我想，真正的道理或许是：一个原本自然生长的东西（比如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等），突然被粗暴的政治力量强行介入，这时，它就会被迫变形，变得面目全非，变得不可掌控。这个变形后的东西会成为敌对力量，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对强行介入的势力做出致命的一击。这致命的一击便是历史对强权者的报复。当大权在握的时候，很多人会以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所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岂不知，“世界在本质上是不可控的”，“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历史上的“好心办坏事”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教授在《王氏之死》一书中引用过这样一则事例：山东郯城的陈太祯在1669年因病去世，他给妻子彭氏只留下了一片地、一间房和一头牛，还有一个叫陈连的儿子。彭氏在丈夫死后尽了自己的责任，送儿子陈连去读村塾。她的设想是自己辛苦守寡，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让儿子将来能成为读书人。可是，她的夫家亲戚不但不支持她，而且还欺负她，逼迫她改嫁。她儿子的三个堂兄陈国琳、陈国相和陈国连一同欺负这对孤儿寡母，陈国连牵走了彭氏的牛，陈国相闯进彭氏的屋子，试图将其赶走，而陈家的族长也不出面帮助彭氏。
　　夫家之所以欺负彭氏，目的就是想夺取她的财产。《大清律》中有这样一条规定：“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这条规定的原始用意是为了鼓励死去丈夫的女人守寡——若坚持守寡，可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可是，这条规定在实践中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死去丈夫的女人若想守寡，通常是得不到夫家帮助的。夫家会欺负寡妇，目的就是逼迫她改嫁，然后从中获取物质利益。因为这恰好符合“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的法律规定。彭氏恰好成了这条法规的牺牲品。最后的结果是，为了抢夺彭氏的财产，陈国相、陈国连居然设计把彭氏的儿子陈连打死了。这样，彭氏没有了儿子，丈夫留下的遗产就被族长指定给了别人。
　　一项原本是保护守寡妇女权益的法律条文，在实践中却把寡妇害得家破人亡。初衷和结果严重背离，这看起来有点荒诞，可事实就是这样。只在立法观念上褒扬妇女的“守节”行为，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没有与之配套的技术手段，那么，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中，身为弱者的寡妇无力维护自己的权益也就不足为怪了。在中国，从来就有“好心办坏事”的情况发生，法律条文如此，一整套的改革措施有时也如此。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场改革。在变法之初，改革的设计者和执行者王安石决心极大，他以惊人的勇气和难得的智慧发动了变法，力图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而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宋神宗也给予王安石极大的支持，这种同舟共济、目标一致的君臣关系在历史上是少有的。而且，王安石推行变法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在全面推行之前，王安石在小范围内试验过变法的措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按说，有了上述条件，王安石变法应该取得成功才对，可实际的结果却恰好相反，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了。
　　就变法的主张和具体方案而言，王安石制定的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改革措施的初衷都是好的。以“青苗法”为例，其目的是为了“摧兼并，济贫乏”，意在免除高利贷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具体做法是，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连本带息一并偿还。利息低于地主对农民放贷的利息，农民承受得起。而农民之所借，本就是国家库存的余粮，以国家之余粮，解农民燃眉之急，于民有利；农民秋后返本还息，国家库存进一步增加，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可实际执行的结果却不是这样。国家规定的让农民受惠的低息贷款，在执行的过程中变成了官府垄断的高利贷。既然是垄断的高利贷，那么利息当然会越来越高，最后，利息之高，竟然达到规定利息的35倍！到这个时候，百姓深受“青苗法”之苦也就不足为怪了。
　　问题出在了哪里？就出在了推行变法的过程当中。为了推行变法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下达了放贷指标。为了完成和超过指标，地方官便层层摊派，摊派的过程中，为了自己的“政绩”，各级官员再层层加码，最后，普通百姓不得不“奉旨贷款，奉旨还息”。借贷还贷原本是一种普通的经济行为，可是官府插手之后，这事成了硬性的“政治任务”。更可怕的是，在“民”与“官”博弈的过程中，“民”必然处于弱势，受官府的盘剥在所难免。更何况，变法给了官府以合法的名义盘剥百姓的借口。这样，本来就善于权力寻租的各级官僚焉能不上下其手，以改革的名义行*之实？
　　“青苗法”如此，王安石的其他变法措施也大体如斯。所以，王安石的变法措施推行之后，不但司马光等朝廷重臣表示反对，而且普通百姓也深受其苦。仅山东东明县一地就有一千多人进京上访，聚集在王安石的住宅前，要求废除“新法”。可见，“新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影响了稳定。有一个受过王安石提拔的叫郑侠的官员，他痛感变法举措在实践中给百姓造成的戕害，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皇帝，恳请废除“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这一年大旱，郑侠在奏章中决绝地表示，如废除新法之后十日内仍不下雨，“请斩臣首于宣德门外，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