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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鼋疃罚�想象那对面高楼上的美人看着，（明知她未必看见，）很是高兴，是一种办法；反正她不会看见，不翻筋斗了，且卧在草地上看云罢，这也是一种办法。”461后一方面上承《〈自己的园地〉自序》之“我已明知道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前一方面则接续“但我还在寻求——这是生人的弱点——想象的友人，能够理解庸人之心的读者”。他又说：“我是喜翻筋斗的人，……在许多知识阶级的道学家看来，我的筋斗都翻得有点不道德，不是这种姿势足以坏乱风俗，便是这个主意近于妨害治安。这种情形在中国可以说是意表之内的事，我们也并不想因此而变更态度，但如民间这种倾向到了某一程度，翻筋斗的人至少也应有想到省力的时候了。”实际上是基于“教训之无用”，对于自己的一种新的定位。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6）
此后周作人一再强调这一点。他针对日本厨川白村“表示他要离了纯粹的艺术而去管社会事情的态度”的两本论文集《出了象牙之塔》——当时鲁迅的译文正在报刊揭载——和《往十字街头》，造了一个“十字街头的塔”，作为自己现在立场的象征：“我在十字街头久混，到底还没有入他们的帮，挤在市民中间，有点不舒服，也有点危险，（怕被他们挤坏我的眼镜，）所以最好还是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心中闷声，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且写意。”这是个人主义者同时也是自由主义者的姿态；而在周作人看来，如果不首先或不始终是个人主义者，也就谈不上是自由主义者。文章中还说：“只是在现今中国这种态度最不上算，大众看见塔，便说这是智识阶级，（就有罪，）绅士商贾见塔在路边，便说这是党人，（应取缔。）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妨害，还是如水竹村人所说‘听其自然’，不去管他好罢，反正这些闲话都靠不住也不会久的。老实说，这塔与街本来并非不相干的东西，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原即是对于街头的反动，出在街头说道工作的人也仍有他们的塔，因为他们自有其与大众乖戾的理想。总之只有预备跟着街头的群众去瞎撞胡混，不想依着自己的意见说一两句话的人，才真是没有他的塔。所以我这塔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有，不过这个名称是由我替他所取的罢了。”462“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即《沉默》所云第二种方法，“出在街头说道工作”即第一种方法，仿佛判然有别，实则同为一人——在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且在他看来，远有蔼理斯等，近有《语丝》各位同仁，无不取这一立场。
　　上述文章讲到“沉默”、“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主要是从“教训之无用”出发；周作人并非没有另外一重考虑。《语丝》上与《十字街头的塔》同期发表了他的《净观》463一文。——“净观”实为“生活之艺术”的核心，而这又特别针对有关两性关系的看法而言；即如周氏所说：“平常对于秽亵事物可以有三种态度，一是艺术地自然，二是科学地冷淡，三是道德地洁净；这三者都是对的，但在假道学的社会中我们非科学及艺术家的凡人所能取的态度只是第三种，（其实也以前二种为依据，）自己洁净地看，而对于有不洁净的眼的人们则加以白眼，嘲弄，以至于训斥。”他所以推崇蔼理斯即是这一原由；《净观》谈的则是日本学者废姓外骨，表示“最使我佩服的是他的所谓秽亵趣味，即对于礼教的反抗态度”，其实还是同样道理。——周作人说：“中国之未曾发昏的人们何在，为什么还不拿了‘十字架’反抗？我们当从艺术科学尤其是道德的见地，提倡净观，直到将要被火烤了为止。”“直到将要被火烤了为止”本是法国拉勃来（Fran？ois　Rabelais）464的主张。拉勃来“不是狂信的殉道者，也异于冷酷的清教徒，他笑着闹着，披着猥亵的衣，出入于礼法之阵，终于没有损伤，实在是他的本领”，周氏引为对待日趋严重的政治压迫和思想禁锢——当时《自己的园地》与《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都被北洋政府查禁——的态度。虽然他强调说：“他又说将固执他的主张，直到将要被人荼毗为止：这一点很使我们佩服，与我们佩服外骨氏之被禁止三十余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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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拉勃来的这一影响，构成了周作人的人生观的重要成分。他说：“我实在可叹，是一个很缺少‘热狂’的人，我的言论多少都有点游戏态度。我也喜欢弄一点过激的思想，拨草寻蛇地去向道学家寻事，但是如法国拉勃来（Rabelais）那样只是到‘要被火烤了为止’，未必有殉道的决心。……耶稣，孔丘，释迦，梭格拉底的话，究竟于世间有多大影响，我不能确说，其结果恐不过自己这样说了觉得满足，后人读了觉得满足——或不满足，如是而已。我并非绝对不信进步之说，但不相信能够急速而且完全地进步；我觉得世界无论变到那个样子，争斗，杀伤，私通，离婚这些事总是不会绝迹的。我们的高远的理想境到底只是我们心中独自娱乐的影片，为了这种理想，我也愿出力，但是现在还不想拼命。”465“如我屡次所说，我是同拉勃来（Rabelais）师父一样的，我只主张到需要被烤了为止。我对于这个地球并没有了不得的情愫。我觉得为了这班到底不大会聪明起来的仁兄们而被烤是不很值得的事。”466“教训之无用”本有两层意思，一是“无效”，即无人理会；一是“无用”，即无所建树，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此一前提下，周作人将其个人主义立场发挥到了极致。作为思想者他要求绝对自由，无论申说与否；作为人则还以活着要紧。而正因为作为思想者而活着，活着也就不仅仅是活着。以后他在关键时刻所做抉择，与此或许不无关系。
　　这一时期，相对于“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周作人更多选择的是“出在街头说道工作”——既未“被火烤了”，也就不必“为止”。一九二四年与一九二五年交替之际，他宣布：“我的思想到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这是现实刺激，也是自我反思的结果：“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去年春间收小范围，修改为亚洲主义，及清室废号迁宫以后，遗老遗小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诡计阴谋至今未已，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觉得民国根基还未稳固，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我不相信因为是国家所以当爱，如那些宗教的爱国家所提倡，但为个人的生存起见主张民族主义却是正当，而且与更‘高尚’的别的主义也不相冲突。”467周作人“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468，上述“遗老遗小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甚可警惕，是以不遗余力加以抨击。尤其针对日本人在北京所办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先后写了《清朝的玉玺》、《日本与中国》、《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日本人的好意》等十几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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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晚年回顾说：“日本是一个名称君主立宪，而实际是由军阀专政的国家，民国以来北洋政府虽然还很反动，可是民间有些活动显得有民主的色彩，这与日本人的观点是不大合得来的，其时便在报上大发议论，处处为反动势力张目，其影响实在是很大而且很有害的，五四以后这种现象就特别显著，可是人们都不当它是一回事，以是外国人所办的新闻造谣是常有的，算不得什么，不值得费笔墨来同它斗争，这种理由有一半是不错的，但是一半也在读者，要能够知道它是在造谣才好，可是在中国这怎么能行呢？至少也是在北京‘辇毂之下’，数百年来习惯于专制之淫威，对于任何奇怪的反动言论，都可以接受，所以有些北京商会主张，简直是与《顺天时报》同一个鼻孔出气的，这个关系似乎很是重大。”469这被他称作“由我匹马单枪去和这形似妖魔巨人的风磨作战”，前后持续三年之久，涉及北伐、清党等一系列事件。“我对于外国的某一类文化还是很有趣味很想研究的，但我觉得这两不相妨：赏鉴研究某一国的某种文化同时反对其荒谬的言论与行为。”470　可以代表周作人的基本立场。事实上，他常常是以“日本通”的身份去戳穿日本的假“中国通”所造的谣言。
　　周作人批驳《顺天时报》等，看似强调“中外之分”，其实却是“新旧之分”。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他驳斥外国人的谬论，同时也拒绝本国人的类似谬论。他之所谓“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只是关注点稍有差别，根本则是一致的。周作人仍然一如既往地以文明反抗野蛮，以自由抵制专制，以理性驱散迷狂。他在一篇介绍俄国亚力舍托尔斯泰——也就是十几年前译就而未能出版的《劲草》的作者——的文章中说：“我们相信立在文化最高处的精神上之贵族主义者其主张不外对于一切压制专断的憎恶与反抗。”实乃他的自况；从这一立场出发，他说：“我觉得中国人的大病在于喜欢服从与压制，最缺乏的是对于一切专制之憎恶。”471就此所发的议论，未必不能纳入“我的思想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的范畴。这在致穆木天的《论国民文学的信》472中讲得非常明确：“无论是幸不幸，我们既生为中国人，便不自主地分有汉族的短长及其运命。我们第一要自承是亚洲人（‘Asiatics’！）中之汉人，拼命地攻上前去，取得在人类中汉族所应享的幸福，成就所能做的工作，——倘若我们不自菲薄，不自认为公共的奴才。”然而“拼命地攻上前去”，用意却在于此：“提倡国民文学同时必须提倡个人主义。我见有些鼓吹国家主义的人对于个人主义竭力反对，不但国家主义失其根据，而且使得他们的主张有点宗教的气味，容易变成狂信。”当初宣传新村，同样提倡的是个人主义；此亦证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正是殊途同归。五卅运动发生，周作人这一立场更其彰显，他说：“中国现在应该根据正当的民族主义，办教育，练兵。然而如没有自觉没有改悔，这也是空想梦话，——什么都是空想梦话。”473——至于“国民文学”，在他最终归结为一场全面的国民性批判：“我们在反对别人之先或同时，应该竭力发掘铲除自己的恶根性，这才有民族再生的希望，否则只是拳匪思想的复活。”“在积极地鼓吹民族思想以外，还有这几件工作：我们要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我们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我们要切开民族昏愦的痈疽，我们要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狂。”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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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论国民文学的信》重新在《语丝》——那一期几乎是“国民文学”专号——发表，周作人补充说：“我不知怎地很为遗传学所迫压，觉得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无论是好是坏，所以保存国粹正可不必，反正国民性不会消灭，提倡欧化也是虚空，因为天下不会有像两粒豆那样相似的民族，叫他怎么化得过来。现在要紧的是唤起个人的与国民的自觉，尽量地研究介绍今古的文化，让它自由地渗进去，变成民族精神的滋养料，因此可望自动地发生出新汉族的文明来。这是我任意的梦想，也就是我所以赞成国民文学的提唱之理由。但是，有时又觉得这些梦想也是轻飘飘的，不大靠得住；如吕滂（Gustave　Le　Bon）所说，人世的事都是死鬼作主，结果几乎令人要相信幽冥判官——或是毗骞国王手中的账簿，中国人是命里注定的奴才，这又使我对于一切提唱不免有点冷淡了。我的微小的愿望，现在只在能够多了解一分，不在能成功一厘，所以这倒是还无妨无妨。”475说法较前稍有调整，更接近于“教训之无用”。然而“教训之无用”毕竟只是周作人思想的一极，他从启蒙者向着纯粹思想家的转变始终是不彻底的。这一点在接下来的女师大风潮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一九二五年，北京大学成立东方文学系，从预科办起。周作人担任筹备主任，共同任教的有张凤举、徐祖正，三人以后结为“骆驼社”。周作人又应沈尹默之邀，在孔德学校教中学十年级国文课。他的译作集《陀螺》476和随笔集《雨天的书》，分别列入“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七与十，于九月和十二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它们展现了周作人宣布“文学小店”关门之后不同既往的面貌。《陀螺》收录的是希腊、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诗歌小品，除直接译自古希腊文和日文者外，均据英文、日文和世界语转译477。虽然只有一小部分是在《点滴》和《现代小说译丛》之后译出，相比之下，却颇能看出“以前我似乎多喜欢那边所隐现的主义，现在所爱的乃是在那艺术与生活自身罢了”。译者的态度——不是对待翻译，他所取的仍为“直译”之法；而是对待文学的态度——多有变化，即如其所说：“这一册小集子实在是我的一种玩意儿，所以这名字很是适合。我本来不是诗人，亦非文士，文字涂写，全是游戏，——或者更好说是玩耍。”周作人的翻译历程，《域外小说集》前后各是一段落，《陀螺》起又是一段落，多少回到最初那种“觉得很有趣味”的路数去了。
　　《雨天的书》所收，主要是“自己的园地”、“绿洲”两个专栏之后的随笔作品。作者的趣味、思想，在这本书中得到充分体现。序言有云：“我原来乃是道德家，虽然我竭力想摆脱一切的家数，如什么文学家批评家，更不必说道学家。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或照新式称为法利赛人，）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我的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我从小知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后来又想溷迹于绅士淑女之林，更努力学为周慎，无如旧性难移，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检阅旧作，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呜呼，我其终为‘师爷派’矣乎？”如前所述，他强调的不过是自己的某一方面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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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语丝〉发刊辞》所云“对于一切专制与卑劣之反抗”，要到几个月后，才有教育总长章士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瑜与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撰稿人陈源成为靶子；而且在周作人眼中，恰恰分别代表“专制”和“卑劣”。不过他说：“‘那只大虫’在北京教育界跳踉的时候，我个人在日报上曾发表好些评论，但觉得这班东西太无人气，在《语丝》上不曾提到佢们，……”478虽然通称“语丝派”，至少周作人相当一段时间内选择《京报副刊》为直接“反抗”的阵地，发表在《语丝》上的文章则更侧重于文化批评。此外他还和张凤举、徐祖正合办一份纯文艺的刊物《骆驼》，于一九二六年七月面世，但仅出版一期，未见赓续。
　　一九二二年九月，周作人重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课。一九二四年五月，###将该校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师大学生的“驱杨运动”，肇始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周作人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日记云：“下午女师旧生田、罗二女士来访，为女师大事也。”是他首次牵涉其中：“她们说是中立派，来为学校求解决，只要换掉校长，风潮便自平息。那时是马夷初以###次长代理部务，我当晚就打电话到马次长的家里转达此意，马次长说这事好办，校长可以撤换，但学生不能指定后任为谁，如一定要易培基，便难以办到。这事我不知底细，不能负责回答，就拖延了下来，到了四月内阁改组，由章行严出长教育，于是局势改变，是‘正人君子’的世界了。”479五月初周作人写《论章教长之举措》480，还只是说：“秋桐先生大约不至于想取缔思想。倘若想取缔，那可以说是乖谬，倘若更想取缔文章，那么这真是乖谬至于滑稽了。”待到杨荫榆倚仗章士钊支持，开除学生自治会刘和珍、许广平、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等六名干部学籍，周作人便于五月二十一日参加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集的校务维持讨论会，并明确表示：“我个人的意思是希望杨先生能够因教育前途之棘而引责辞职。”481五月二十七日，又与同为女师大教员的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等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指出：“公论尚在人心，曲直早经显见，偏私谬戾之举，究非空言曲说所能掩饰也。”这被陈源攻击为“在北京教育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