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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博物馆馆长、收藏家，其实你也是个很优秀的商人。你怎样评价自己作为商人的一面？
　　樊：我只是个合格的商人，不是优秀的商人。收集文物、建博物馆，都必须要钱，其实很痛苦，因为并不是我的专长。天才商人、优秀商人必须在资本运作方面有激情，有创意，我没有。但我是个合格的商人，不是靠忽悠赚钱的，是老老实实挣钱的。我在都江堰是最大的房产开发商之一，这次发生地震，我知道都江堰是重灾区后，第一时间就赶到那里去了。当时###总理刚到，他就在我建的那个小区街口，离小区就一百米。天慢慢黑了，我把小区看了一遍，小区很大，三百多亩地，住了一千多户人，房子一间没塌，全部的人是安全的。后来，我才知道都江堰的房屋，当时垮了约三分之一，后来又要拆除百分之四十，所以百分之七八十的房子都没了。后来，都江堰有人打横幅说感谢建川公司，就说明我做房子质量做得好。
　　陈：能不能谈一下今后的打算？
　　樊：“建川博物馆聚落”现在是中国民间最大的博物馆群，我想把它做成世界一流的博物馆。以前还没有自信，最近我去美国，考察了他们九个一流博物馆，完全有了这个信心。我们目前有文物八百多万件，国家一级文物九十一件，这在中国名列前茅，仅次于国家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我们要建一个中国记忆广场，把新中国每一年的重大事件表现出来，展示出来。几年以后，希望世界上说起罗浮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就该说建川博物馆了。我希望自己以后能不过多地考虑找钱，把激情和创意都投入到博物馆的事业中。但这可能很难，还是必须“抓革命、促生产”，维持生存，一边谋生一边办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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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手记
　　这是我第二次采访樊建川了。第一次是在三年前，那时他48岁。三年过去了，他激情依旧，博物馆的员工都说一见着樊总，做事的激情就被点燃了。他们刚刚花了八天时间去地震灾区收集文物，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地震博物馆。我去地震博物馆看了看，那里陈列着###讲话用的喇叭、喝水用的纸杯、军旗、人民自制的感谢部队的横幅……令我格外震撼的还有一套婚纱、一把小阳伞，那是他们在彭州天主教教堂前的水塘里找到的。这里面一定有被撕裂的故事，想象空间特别大。我曾试着还原当时人们的感受，但未成功；而樊建川仅用了八天就把地震博物馆建起来了，不能不说，他实在很强大。其实，建川博物馆的落成和今天的发展，都有赖于他这种高昂的激情——对历史和时间的激情。
　　这三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樊建川经营博物馆的三年，“建川博物馆聚落”的体量在不断增加，口碑也越来越好，樊建川的知名度大幅度提高。他成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十大杰出人物”之一，远在美国的布莱恩特大学还专门授予他“荣誉博士”头衔，这在中国的企业家里绝无仅有；他还有雄心壮志，要办世界一流的博物馆。
　　我去采访的前几天，《新周刊》总编封新城亲自采访了他；第二天，解放军某报的一个师级主任记者又赶来采访；而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录制组每天跟着他，已经拍了一个月了。在和封新城的谈话中，樊建川自嘲建川博物馆就靠他一个人“出卖色相”，一谈就可以谈出一千万来。宣传、荣誉和他的事业紧密相关，他需要面对的人和事太多了。
　　樊建川每天一大早起来就开始工作，每天都有各种接待。约定采访的那天，恰遇中共成都市委领导到博物馆视察，又有几个建筑设计师过来参观，我等到晚上9点才采访到樊建川。采访的时候不觉得，回来整理笔记，才发现劳累了一天的樊建川仍然思维缜密，很清楚我的采访角度，叙述也不乏趣味，大开大阖、粗中有细，让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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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成　君子以正位凝命（1）
冯学成近照　　人物简介
　　冯学成，1949年生于成都。1969年在四川江油当知青期间，结识了著名的海灯法师。经其举荐，往参本光法师，后来更历参贾题韬先生、杨光岱先生、离欲老和尚、遍能老和尚等多位蜀中禅门老宿，所修所学，日趋圆融，自在出入于儒学之正大、佛学之精微和道学之幽玄间。2001年，冯先生得到当代禅宗尊宿佛源老和尚的云门宗法脉传承，是居士中唯一的传人。
　　从1992年起，冯先生先后在四川省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云门佛学院、河北省佛学院任教。在此期间，冯先生参与了《四川省宗教志》的编修工作，主持编著了《巴蜀禅灯录》，先后撰写了《环境忧思录》《生活中的大圆满法》《棒喝截流》《心灵锁钥》《明月藏鹭——千首禅诗品析》等十余部著作，从宏大的佛教思想文化体系到具体的个人禅修见地功行，无不娓娓道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2000年以后，冯先生更有《云门宗史话》和《赵州禅师语录壁观》两部禅学巨著问世，体现出其独步于禅海之识见，得到了中外佛学界的高度评价。
　　近年来，冯先生投身于国学的传播和弘扬。2004年初，创办了全国首家以弘扬国学为己任的私人书院——龙江书院，从此开始系统讲授传统文化经典。数年来，书院系统讲解了《通书》《菜根谭》《大学》《中庸》《易经》《老子》《六祖坛经》《庄子》《论语》等，受到了国内各界及海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开当今民间人士致力于弘扬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教育之一代风气。
　　“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牢狱生涯
　　史幼波（以下简称史）：冯老师您好！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们对您的采访，也是想通过您坎坷的个人经历，来体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巨大变化。
　　冯学成（以下简称冯）：这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化确实太大了，我个人经历的变化也只能以翻天覆地来形容。中国搞改革开放的最初消息，我还是在康定的新都桥监狱里服刑时听到的。先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消息，后来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消息，听到这些令人振奋的事，一下子觉得胸中之气都通透了许多，当时还作了一首词来庆贺。虽然其后我继续坐了几年牢，但知道自己迟早有一天会平反出狱的。
　　史：现在经常有人说起，您八年的牢狱生涯等于是在“闭关”修炼。您是怎么看待自己这八年的？
　　冯：我出事是在1973年，入狱是1975年。当时由于与一些朋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议论时政，那些朋友后来被王洪文亲自点名，以“反革命集团”罪被抓，我也被牵连入狱，被判刑十年。我从26岁到33岁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直到1982年年底才接到平反通知；
　　回到家时已是次年的元旦了，差不多坐了八年的牢。其实，出事之前也有预感，当年在我的师父本光法师那儿打了一卦，是“大过”卦，感觉是出事了。但“大过”象辞是“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就是说一个仁人君子，哪怕一个人待着也什么都不怕；哪怕是隐遁在山林里面，不管你是主动也好，还是被动也好，把你放在一个无人之处，但是心胸也无烦无闷。那个时候进了监狱，尽管是到了最阴暗的绝境，但因为有传统文化的底子，一样可以安身立命。我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怨言，没有一点怨恨之心。现在偶尔做梦还梦到那个地方，甚至觉得很美。那时候在“跑马溜溜的山上”，劳改队也不是成天把你关着，要放出去劳动的，周日还可以上山去砍柴、挖虫草、采蘑菇……雪山草地、高原牧场，青山绿水的，的确很美。后来监狱有了图书室，我当上了图书管理员，静下心来读了很多书，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哲学笔记》……梳理了西方近代哲学，被列宁批示为“引起头痛的最好的办法”的黑格尔的《逻辑学》，也是在那个时候啃完的。那时拿着一本《希腊神话与星座》，用了两年的时间在高原上看星星、观察星座。高原的星空美极了，现在想来都令人留恋。
　　史：看来，您的确是以传统文化中“君子以正位凝命”的精神，来度过这一段人生最艰难的时期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冯学成　君子以正位凝命（2）
冯：其实我在那里真的感到很自在。新都桥农场是很美的一个地方，现在都成为摄影师的天堂了。那个时候虫草一分钱一支，现在想想一支虫草要多少钱？可能翻了千倍不止，十块钱可能还不能买到一支吧！不过，那个时候，一个月才发两块零用钱，吃喝拉撒睡，三十天只有这么两块钱，你想天天吃虫草也不可能。那个时候劳动改造，什么叫“舍我我所有，除掉一切贪”，什么叫“不住色生心，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才算是有所体会。当年我们做知青的时候，在海灯法师那里说，师父，给我们讲讲《金刚经》、讲讲《坛经》吧。海灯法师说，你们，还不行，还没有那个份儿。“不住色声香味触法生心”，你们这些知青，从来不下地干活，怕苦怕累，怕脏怕臭，哪能相应？你们是处处生心！结果到了监狱里面，到了劳改农场里面，我是不死心也得死心啦！真正是与糌粑打成一片，与牛粪打成一片，与高原打成一片。冬天上肥料的时候，猪粪和人粪都会结冰，需要先用铁镐敲碎，然后用铲子铲进背篼。整个脖子里面、头发里面、脸上、裤腰带上全是猪粪和人粪冰碴子，开始的时候是粪冰，粪冰化了就成为粪水。就这样一背一背地把粪冰粪水背到田里去，完全与粪便打成一片，没有嗔恨心，没有厌恶心，一点分别心都没有，真的是不可思议。用《中庸》里的话来说，那就是“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
　　史：高原上的饮食对内地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啊！
　　冯：是啊，内地的人根本吃不惯那儿的糌粑，如果有酥油还好些，但是在高原糌粑和酥油算是高级食品，老乡都没有酥油，更何况犯人呢！记得有一次，一位活佛把我的眼镜拿去一戴：“哇！看得太清楚了！”于是非要买我的眼镜。我说不卖，但可以用两斤酥油来换。作为活佛，家属定期会送好东西来。酥油作为藏区主要的食用油，当时是两块五一斤，而监狱里每个犯人的零花钱，也才两块钱一个月。我让家里陆续寄了几副眼镜来，换了不少酥油，这是个小插曲。当时吃的就是大萝卜、大白菜，还有“洋萝卜”——一种甜菜，用来喂牛羊的一种高原变种甜菜，一年四季就是这些。在饮食上打不了什么妄想，只有坦然受之，只有认命。
　　史：您从监狱出来，已经是1983年了。当时的感觉跟入狱前有什么不一样？
　　冯：当然不一样了。我在劳改农场里一直不断地看书看报，关心时事，从国家政策的变化、从社会风气的转向来看，中国的前途非常有希望，我非常有信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知道我们这一批人肯定会平反的，一段时期以来心里也非常亢奋。后来好多狱友陆陆续续都平反出狱了，但左等右等，就是没等到点自己的名，眼看到了年底还没有消息，人一下子回不过神来，蔫了。有一天，我忽然感觉自己状态不对。本光法师以前常告诫我们，要警惕自己的情绪，不能让情绪滑入阴暗地带。于是自己一提神，迅速把这些不良情绪清理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重新回到一贯乐观积极的心态中来。后来平反通知书终于等来了，就在1983年元旦，出狱归家了。
　　史：回到成都以后，您的生活、工作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冯：回到成都一时没什么事干，就先去做卖布的生意。那个时候，成都的个体户还很少，大家都认为还是端上全民所有制的“铁饭碗”来得稳当。我每天一大早揣上一本书出门，蹬一辆小货三轮，批发一些布料，然后蹬到青年路去，一边看书一边卖布。那个时候生意好做啊，布卖得很快，自己也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能赚大把大把的钱。但是仅这么做了两个月，就做不下去了——不是生意不好，而是没有时间看书，没有时间去亲近本光法师和贾老。这个事情很痛苦啊，我什么都忍得，就这个事情忍不得。正好不久我的父亲从人民商场退休，那时候有子女顶替父母工作的政策，于是我就成了人民商场的职工。刚开始是当搬运工，一月有二十多元，对我来说也就满意了。几年后换成了商场柜台的营业员，每天只上半天班，另外半天就可以跑到老师们那里去“泡”，工资虽然很少，但自己也很满足了。

冯学成　君子以正位凝命（3）
跟老师们艰苦求学的历程
　　史：看来您是在入狱以前，就已经在传统文化修养上很有功底了。当时传统文化被当成“封建迷信”，学这个是很危险的。能谈谈您跟传统文化是怎样结下缘分的吗？
　　冯：1968年年底我到江油当知青。虽然我刚开始是红卫兵，但是不闹革命，是个不闹革命的红卫兵。到田里去干活我也是偷懒的，为什么？一下乡，就遇到海灯法师。那时候他在四川威望很高，可是人们不怎么知道他的佛学，只知道他的少林功夫闻名天下。但是我在海灯法师那儿不愿意学武术，那个时候年轻，也就20岁，心高气傲，匪气很重，但是有自知之明，知道如果学了武功的话，可能要到外面提劲打靶、惹是生非，那就很危险。有一次，老和尚被关到群众专政指挥部去了，我遇到范应莲，他提着一个饭篮子，哭着说：“伯伯已经七天不吃饭了。”我不管那么多，当即冲到群众专政指挥部，一把揪过负责人，叫道：“你今天必须把老和尚给我放了，不然，我马上就把房子给你烧了！”山乡里的造反派干部见的世面不多，总觉得省城来的红卫兵是“天兵天将”，不敢得罪。我当时的架势也把他们给唬住了，很快就把海灯法师放了。那时海灯法师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再绝食几天，也许就在群众专政指挥部撒手归西了。我知道他是虚云老和尚门下的禅宗传人，既然见了这么一位大禅师，就应该向他学佛法。但是在那个时候，海灯法师只教武术，不教佛法，所以把我介绍给成都的本光法师。
　　史：好像本光法师是对您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吧？能谈谈本光法师的情况吗？
　　冯：本光法师是我学习传统文化的启蒙老师，1969－1991年，一共二十多年啊。可以说教“小学”的老师是他，教“中学”的老师是他，教“大学”的老师还是他，最后“研究生导师”也是他。他老人家1991年圆寂。本光法师何许人也？他俗名杨乃光，家学渊源深厚，父亲是川北的学督（相当于川北教育局的局长）。他出生于1906年，1925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潮的洗礼，后来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参加共产党。1927年张作霖杀害李大钊，本光法师也成为被通缉的对象。当时四川同乡会把他送到普陀山去出家了，这样他就成了一个和尚。他后来去了武昌佛学院，亲近太虚大师，成为太虚大师的侍者。再后来，他先后在汉藏教理院、金陵大学、四川佛学院、上海静安佛学院等处任教。本光法师的经历很奇特，他从宁波天童寺到普陀山的时候，在浙江萧山遇到一位老太太，这位老太太的先生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是孙中山的战友。老太太是方山易学的传人。方山易是什么呢？学佛的人都知道是唐代的“枣柏大士”李长者所创，他写了四十卷《新华严经论》，把《华严经》和《易经》融为一体、打成一片，用《易经》的框架、六十四卦的框架来阐述《华严经》。这位老太太叫林际微，她把方山易的秘笈对本光法师倾囊相授，所以本光法师又成了方山易学的传人。我跟本光法师前后二十多年，感受很深。从佛教的基本教义、唯识学的大义、般若中观的精义、华严的体系、禅宗的修持、禅法的提持等各方面，本光法师都一一作了交代，涉及渐修、如来禅乃至祖师禅。
　　史：本光法师传授学问的特点是什么呢？
　　冯：本光法师的确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说，佛法要学好，儒家、先秦诸子、孔孟老庄荀这些都要学，法家的韩非、商鞅这些也要学，《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