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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显得有点随意，一是我没有准备一问一答，二是我想让采访变成两个女人间的闲聊，三是拿陈巧茹自己的话来说，她是跳跃思维。因此，我们总是在不同的话题间穿梭。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甚至从没看过她演的戏。这样反而让我拥有无限的自由度和想象空间去感受、探究甚至猜测面前完全陌生的对象。
　　采访出来，白云巷车少人稀，清静闲适。这时，陈巧茹的形象在我心中渐渐清晰起来。她的生活与普通女人没有什么不同：学戏、工作、结婚、生子。不过，从她的一言一行中你能感受到，她拥有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意愿。她的人生就是在不停地实践、思考，再实践、再思考中攀升，从不停滞。她的人生轨迹，如同水面泛起的波纹，一波接一波，不断向外扩张，从四川一个偏僻的小县，走向省会成都，从成都走向全国，从中国走向世界。
　　陈巧茹说：“我不是女强人。”是的，在我眼中，她是一位聪慧的漂亮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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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所用图片，除单独署名外，其余均由受访者提供。
　　

樊建川　我一直在时代最前沿往前冲（1）
樊建川近照　　人物简介
　　樊建川，1957年生于四川宜宾。高中毕业后当了两年知青。1976年参军，1979年考入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1981年到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任教，1987年转业到宜宾地委政策研究室，1991年任宜宾市常务副市长。1993年5月辞职到成都打工，1994年创办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03年，以个人名义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兴建以抗战、“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的“建川博物馆聚落”，于2005年8月15日开馆。
　　陈田（以下简称陈）：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变化太大了。你搞收藏，是一个对岁月流变特别敏感的人，回顾这三十年一定别有滋味。很有意味的是，综观你这三十年的生活轨迹，和改革开放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每一个重要环节都环环相扣。
　　樊建川（以下简称樊）：我是一直站在时代最前沿往前冲的噻！我写文章，出书，建立全国第一座不屈战俘纪念馆、第一座援华美军纪念馆、第一座川军抗战纪念馆、第一个手印广场……拥有许多个“第一”，没“牺牲”，没当“烈士”，说明社会的包容度越来越大了。最近，我领受了两项荣誉——“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十大杰出人物”、美国布莱恩特大学“荣誉博士”。布莱恩特大学这次只颁发了两个“荣誉博士”，另一个给了乔治？布什——小布什的老汉儿（父亲）。我就这么成了小布什他老汉儿的“同学”。
　　1976－1980：当兵、上大学
　　陈：那你可太威风了。几十年荣耀一身嘛！我记得你第一次获得全国性的荣誉，好像恰巧就是在1978年？
　　樊：是啊，1978年的《解放军报》上还登载过我在“打二锤”比赛中得奖的消息。
　　陈：啥子是“打二锤”？现在的年轻人怕是不晓得了。
　　樊：相当于施工，一只手掌到钢钎，一只手抡锤，看可以连续打好多锤。考你的体力、臂力，技术要好才行。1979年我就上大学了，第一篇理论文章发表在《山西日报》上，对林业生产提出了一些看法。还是大一学生哦，就发表理论文章了。
　　陈：恢复高考是1977年，你咋个1979年才上大学呢？
　　樊：我爸是军人，妈也是，他们都打过仗，打过土匪，我也就参了军。当兵两年后才能考大学，所以是1979年上的大学。算上下乡和当兵，我从事体力劳动四年。那时候，没有自来水，更谈不上电，喝稀饭、吃菜团子，整天处于吃不饱的状态，瘦得只有九十多斤。饿晕过两次，晕倒了，送到医院去看病，说是低糖。用红糖化成水让你喝了，就不管了。当兵练得肺部撕裂，吐血，父亲寄来云南白药，吃一口喝一口酒，好惨。所以我现在做博物馆舍得干呢，八天拼出一个地震博物馆，就是因为做过比这个更艰苦的事情。
　　1981－1987：平静悠闲的教书生活
　　陈：你毕业后去了第三军医大学教书，这段经历你谈得很少。
　　樊：在第三军医大学的七年（1981…1987）我最悠闲，没压力。课讲得好，学生喜欢听。还读了不少书。1981年我在《红旗》《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其中一篇的观点是，目前中国农村人口过剩，百分之九十在农村，而美国农村人口仅占百分之五；我预测我国农村人口将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将减少百分之三十。果然言中了嘛。《经济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办的，发行量几十万，在上面发表文章很厉害了。回想起来，当时又在大城市，在大学里，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平静的时期。
　　陈：那你咋个舍得离开大学，回到宜宾呢？
　　樊：主要是太轻松平淡了，轻松到从来不用讲稿，成天端个茶壶，太闲了，身体倒是养好了。1987年我满三十岁，把自己教书匠的未来看得很清楚。这种生活，一眼看穿，很难受。所讲的课早就烂熟于心，生活却很麻木，没有动力。回宜宾，是从大城市到小城市，从高收入变成低收入，从能掌控自己的前途到不知未来，决心很难下，但还是想回去。
　　1988－1992：在宜宾当官的日子
　　陈：回到宜宾，其实你做得很好。
　　樊：是啊。回宜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地委政研室，当个科员，普通公务员。大学毕业的人，刚开始只能在那里打开水、扫地。但很短的时间，就一年吧，我凭自己的能力，凭文字功底和调研成果，升任副科长，两年后成为主任。那时地委主要文件的起草，比如工作要点、工作安排、年底总结，“一把手”的大报告，贯彻省委主要决定，都是我做的。这些虽然是文字功夫，要求却相当高，你要了解各产业、行业、部门的情况，还要对政策很熟。当时我可以说是“第一笔杆子”，很会理思路，写得真不错。我1987年去的，1991年就当副市长了。主管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也发展得很好。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樊建川　我一直在时代最前沿往前冲（2）
陈：那为什么要辞职下海啊？这好像一个谜。
　　樊：莫得啥子“谜”。当时报纸上还登了一篇文章——《市长下海，众说纷纭》。其实宜宾小，偏僻；收入低，当官的不贪，每个月只有几百块钱。我到成都打工，第一份工资是三千块钱，在一个外资公司任办公室主任，一两个月后就当副总经理，月收入九千了。而且我喜欢收藏，成都是个好口岸。1979年我变成上衣有四个口袋的“知识分子”后，就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有高级趣味的人。那时便开始收集传单、小报、像章等。上世纪90年代成都古玩市场兴起，也是我的收藏突飞猛进的开始。到1993年，我收藏的“文革”艺术品就装满了十几个箱子。
　　有个插曲，离开宜宾，我本来要去投奔牟其中的，他给我回信要我去。幸好走到成都就没走了，去了还要漂泊。
　　1993年至今：经商、收藏、建博物馆
　　陈：说说收藏吧，“建川博物馆聚落”的基础与核心就是这个。90年代你非常狂热地收集“文革”瓷器，这是怎么回事呢？
　　樊：主要是从收藏价值上考虑。瓷器本身存在收藏的悖论，它易碎，但收藏得好可以保存一万年，加之图案形象生动，有立体感，所以传统收藏以收藏瓷器为主要内容。“文革”瓷器贵重，几乎都是制作精良的官窑作品。中国瓷器从汉代开始，几千年都是春花秋月、才子佳人的主题，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红光满面、挺直腰杆的工农兵形象，好像一条艺术之河在这里拐了个弯，一晃十年，很快流走，又回到传统的主题上去了。“文革”瓷器是“文化大革命”的“清明上河图”，所存不多，我这里有四万多件。
　　问：能说说你对收藏有多狂热吗？
　　樊：一般是得到哪儿有“文革”瓷器的消息，就马上按到（赶到）那儿去。有一次我在外地买到一座真人大小的毛主席塑像，坐飞机过安检时这类物品本来都要求严格包装的，可我时间太紧，就不顾一切地抱着塑像安检，那时安检也不比现在严格，居然顺利通过。后来在飞机上我也抱着塑像，生怕摔着，非常紧张，水也不能喝。一位好心的空姐给塑像找到一个空位，我给塑像系上安全带，并坐在旁边扶着。塑像引起了乘客们的注意，每个乘客都想伺机摸摸。
　　还有一个文物市场上的熟人，我们都叫他陈二胖。他在小关庙开了一家羊肉汤锅店。一次，我去他店里吃饭，看见一座毛主席塑像赫然立在店中央。先央求他卖给我，他不肯，我只好甩下八百元钱，抱起就走。更好耍的是后来他遇见我，说自从我把塑像抱走后，他的生意就垮了，因为合伙人与他在经营方向上出现分歧，导致了分道扬镳。
　　陈：所有瓷器藏品中最让你激动的是什么呢？
　　樊：应该是毛主席的塑像吧，我至少收藏了二十座。这些塑像从不同角度塑造了毛主席各个时期的形象：有他读书阶段的，有年青时“行走江湖”的，有井冈山当红军时的，有解放战争年代的，有开国大典上的，有逝世后纪念堂里的；有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有和五十六个民族的人民在一起的，有分别和斯大林、林彪、华国锋在一起的……每座塑像姿态各异，毛主席或挥手，或背手，或拿烟卷，非常传神。毛主席对中国的影响持续时间很长，可以说直到今天，他对每个中国家庭都还有影响。所以毛主席像的收藏极具象征意义和历史价值。毛主席对四川的态度体现在一句语录上——“四川很有希望”，我收藏到写有这句话的碗和泡菜坛子。新希望集团的老总刘永好说这个坛子应该是他们的，向我要，我说我们建川公司沾一个“川”字，也该是我们的嘛。
　　陈：你在十年前着迷于瓷器，后来好像转向了？
　　樊：瓷器光鲜，有图像，价值不菲，但还停在“文革”文物的浅层次。六七年前我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书信、日记、检讨书、照片、遗书和外调通知、抄家收据、揭发材料等，才能深入地反映那个年代。我已经收集了几吨检讨书、几万本日记，力图留住“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人们的心路历程，这些现在还没有展示。我的“文革”艺术馆分为瓷器、像章、票证、镜鉴、座钟、宣传画、生活用品、音像、知青生活等几大分馆，没有上述这些深层次的材料。主要原因是现在离“文化大革命”结束时间还太短暂，就像拍照时太近无法对焦，无法把眉目看得清楚，所以恐怕要再等二十年才能理智客观地看待“文化大革命”。

樊建川　我一直在时代最前沿往前冲（3）
陈：如果说刚开始收藏“文革”文物时，你是出于“趣味”和“甩了可惜”的想法，现在你的收藏动机好像发生了“微调”？
　　樊：“文化大革命”过后三十年，中国处在变革时期，一场从首都到直辖市、省城、县级市，再到乡村的“大拆迁”“大搬迁”正在进行。人们为了追求新生活，大量丢弃旧物，制造了一场集体无意识的销毁记忆行动。“大拆迁”时我就拼命捡“破烂”，开始，许多收藏界人士认为我不入流，我却从头到尾笑嘻了，一捆一捆地捡。现在他们才明白，一般文物的价值十年增长十倍，“文革”文物是十年增长五十倍，我可自豪着呢！
　　陈：你认为是什么让“文革”文物的价值十年可以增长五十倍？
　　樊：“文革”文物是几千年文明藤上结出的畸形瓜。艺术品一般都有传承，而“文革”生活艺术品离开了传统的价值观、人生体验、艺术要求，在那个年代拐了一个大弯便止步不前，感觉很漫长，其实放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有一瞬间。1979年以前，“文革”生活艺术品被大量破坏，人们厌恶、抛弃甚至损毁它们，巴不得快速遗忘那段岁月。上万尊毛主席像被毁，数不胜数的粮票等各种票证丢失，像章大量回炉炼成铝……很多打着“销毁”二字的文物是在送往销毁站途中被抢救回来的。它们不能被毁掉，因为这是一段历史的细节明证。
　　陈：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人们急于抹掉对“文化大革命”生活的记忆呢？
　　樊：从个人角度来讲，“文化大革命”十年，生活贫困、压抑、疯狂，精神上不自由，本身就留有许多不愉快的记忆，加之“文化大革命”后，对“文化大革命”的集体的强烈否定和批判，便导致了一场全民销毁时代痕迹的行动。人们对那个十年没有什么留恋，“文化大革命”中的生活艺术品使他们产生厌恶感，全身心迎接新事物的行为便开始了。李谷一、邓丽君的歌，陈冲演的电影《小花》走进生活，人们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情趣。一切都有矫枉过正的感觉，一场集体的、传染性的、步调一致的“遗忘”——“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个人痛苦、卑鄙行为、不幸遭遇……仿佛都烟消云散；新时代的生活元素取代了一切，充斥在我们身边的是花布、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录音机、磁带……强调个人生活，人们成功地完成了注意力的某种转移。
　　陈：说说抗战文物吧。你是怎么想起要收藏这个的呢？
　　樊：我收藏抗战文物的激情是被电影《血战台儿庄》点燃的。电影里，川军师长王铭章中弹负伤，浑身是血，仍挺身大叫：“拼上去，中华民族万岁！”我不禁一惊。我父亲就是一名抗日战士，曾面对过鬼子的刀枪，在血火中拼杀。通过收集川军资料，我了解到，抗战期间先后约有三百万川人赴战，关于三百万人命运的记载不应该是空白。我开始阅读、研究川军抗战史，并收集抗战文物。以前是自己东一件西一件地收藏，单枪匹马地干，现在我在全国建立起由四百多人组成的网络，一旦有值得收藏的文物的消息，我会在第一时间立即前往。日本是收集抗战文物的重要市场，我几次去日本，与当地收藏家争夺，在日本也发展了几十个“线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日本藏家也在拼命收集侵华文物，他们往往资金雄厚，出手迅捷。
　　陈：建川博物馆门口的碉堡就是个抗战文物，它的来历给我们讲一下吧。
　　樊：这是日本鬼子留在天津的碉堡楼子，我把这巨大的水泥钢筋砣子切成十几块，分装在卡车上，奔波两千里运回来的。碉堡楼子是我收集的最大的一个抗战文物：高五米，直径五米，壁厚约二十六厘米，重达数十吨。把它安在博物馆的入口处，进门第一眼看见碉堡耸立，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但后来，看到弹坑累累的鬼子碉堡时，我决定要在碉堡顶种绿色植物，在望口、射击孔上栽花，寓意是不忘日军侵华的罪恶，同时珍惜和平。
　　展望未来：要办世界一流的博物馆
　　陈：转到经营问题上来。你1994年创办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2003年开始兴建以抗战、“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的“建川博物馆聚落”，2005年开馆。到这个时候，你的收藏终于以最好的方式被陈列出来。这太不容易了。有人说你把在房地产行业赚的钱都用来投资这个博物馆了，现在是否达到了良性循环？

樊建川　我一直在时代最前沿往前冲（4）
樊：“建川博物馆聚落”投资是一个亿，2008年地震以前它完全能养活自己，1～5月保持着良性循环。这很难，又是雪灾，又是“###”、地震，但即便这样，参观人数仍比去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收入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6月下滑，收入只有去年同期的百分之二十八；7月与去年持平，恢复过来已经很不简单了。博物馆每年带来上千万元的收入，这跟博物馆良好的口碑效应有关。我们一百多本留言册，地震博物馆的留言已经几千条了，其中两个字出现得最多——“震撼”。口碑效应传播慢、滞后，但来了一定会再来。我们这里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其实完全达到了5A的水准。国家旅游局相关人士几次提起。我们这里应该是“文化九寨沟”。博物馆的加分项目就达到了一百多分，它的核心价值是抗战、红色记忆，这是世界级的。做到5A的，四川只有三个——青城山、峨眉—乐山、九寨沟。那不是开玩笑，青城、峨眉都有两千多年历史，我们要两年之内做到5A！
　　陈：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博物馆馆长、收藏家，其实你也是个很优秀的商人。你怎样评价自己作为商人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