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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光在哪里-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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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我在其中看到了岁月的痕迹，但也看到了一种心理深层的装饰感。当然，一件作品，一千人有一千个判断，我也尊重照片中这些怀有美好愿望的老知青，不过它唤起我的是一种复杂的感动，同时还有些怜悯与感慨。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曾那么的真实，又那么的不真实。
从我个人来讲，反映那一时代的作品，我比较认同王小波，也对姜文充满敬意，他们真正保持了个人的独立意识，这种个体意识放在当今文化中来看，也是很有价值的。
《太阳照常升起》“黄秋生”为什么会自杀？我觉得那里有对生命难以言状的失望。有人说：不是给你平反了吗，干吗还自杀？在那个把无聊当正经的年代，大家大动干戈地投入抓奸行动，剥了一层皮，审了一溜够，批判呀，检讨呀，羞辱一番后告诉你，没事了！马上你就皆大欢喜，做得到吗？不久前报纸报道中国人在巴黎老佛爷购物受辱，外国人无理刁难后又说你是清白的，礼节上轻描淡写道个歉就没人再理你了，你能想象、体会到类似黄秋生的心境吗？
这当然是我的解读啊，姜文自己的意图是什么，我并不知道。我只是很自然地想到了“宣传队怀孕事件”，同样有对人性的蔑视与对人格的污辱。“胡传魁”该不该自杀？他怎么会想到自己事发之后，最信赖的那个好朋友会起来揭发他，甚至还会有那样详细的侦查记录。哪天、哪时，在何地干什么。他怎么知道自己在初享生命最隐秘的欢愉时，有双眼睛在盯着……那还是他一直信任的眼睛—“所有人都不知道，你可以知道”的那种信任。秘密的分享最后都成为笔录，然后在整风时居然被公开读出来。而我们，这些当时二十岁上下的小青年，也真的把这件事看成错事。还有人翻毛主席语录，“你看，毛主席说十月怀胎，他们现在到几个月了？怀孕是怎么回事，接吻又是怎么回事。呦，接吻就是嘴对嘴，那多恶心啊……”
虽然嘴上这么说，谁心里又不想谈恋爱呢？之所以不去碰，真的是被这件事震慑住了。想到爱、结婚，感觉是复杂而害怕。到底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命运、爱情，有了这件事后，更令我们感到云山雾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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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为返城，我在不断地考试
有返城的想法是1973年，那时许多人已厌倦知青生活，在动脑子想怎么回去。部队子女靠走后门参军，一些有志有心的青年暗自温习功课，想靠考大学改变命运，什么都不是的，靠打架致残回城也干。人心浮动，我的心也在动。对我来说，最佳选择是部队文工团招生，我觉得这是条出路，于是就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准备考试。
探亲假是每年12天。第一次回北京，我印象特别深。那是阔别两年第一次探家，坐着火车硬座，火车整整跑了两天一夜。车到北京站，天才蒙蒙亮，我拎着两个大包出站，包里装的都是我插队当地的土特产，有木耳、人参、豆油、蜂蜜什么的，突然听到火车站大钟的报时声，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这是曾经生我养我的北京吗？怎么那么陌生而又熟悉？”当年，作为红卫兵，我曾在这里遣散外地人，现在我又算什么呢？
回到了内务部街的家，才是早上六七点，父母刚起床。那时又没有手机、电话，谁也不知你啥时到家。所以真的是“不期而至”。将自己洗漱一番，父母说：你累了，先歇歇吧。就躺在自己曾经睡过的床上。一抬头，看见了屋顶上的水洇，那些小时候最让人浮想联翩的形状线条，还原封不动地悬在屋顶上，恍恍惚惚地确认，真的是到家了！一个人拿出一支烟抽，不巧被妈妈撞见了，赶紧扔，以为她会呲得我，她愣了一下，却说：好好一支烟，扔了多浪费。知道这是一种默许，意味着在母亲眼里我长大了，可以与父亲平起平坐抽烟了。
这都是第一次探亲的记忆。后来几次回家，这种感觉就没有这么强烈，因为目的变得很明确，就是要准备考试，做一名专业演员。练小品、背诗歌，还要练声。拜的声乐老师是中央歌舞剧院男高音的王嘉祥。他在发声上有独特的训练方法，许多京剧演员都找他学习，我也跟着一起练。为了学习，每天早上我都要骑着自行车去陶然亭或他家，路程不短，但那时也不觉得远，因为劲儿憋得足着呢。
立志要当一名演员，在知青期间，也陆续有些机会，但都阴差阳错给错过了。比如，有一年中央乐团合唱团招生，著名男中音杨化堂老师来到我们团挑人，我那时人在27连割麦子，并没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但听到信儿，还是充满好奇心地来到团部。我从门缝往里看时，有人就说：这也是宣传队的。试考的人就说：来来，唱一个。我亮开嗓子唱了一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杨老师说：哦，次中音，挺好嘛。我赶紧说我没被推荐，他不以为然，说：那咱们争取一下吧，你到医院检查一下嗓子。这下麻烦可来了，医院说，没有介绍信，不给检查。我又跑招生办公室把情况说了一遍，办事的人对我说，一切得按招生程序办。这事就算黄在那儿了。现在有人对我说：幸亏你没考上。我说，可我那时不这么想啊。那就是棵救命稻草，我想抓住它远走高飞呢。
另一次机会，正赶上毛主席逝世。中央戏剧学院盛毅、何治安两位教授来招导演系学生。当时我们正好排了一个小话剧叫《熊熊烈火》，里面用的一个误会法引起了他们兴趣。还问这招儿是谁想出来的。第二天传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一切活动都停止了，我又失去了一次机会。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国家拨乱反正，我也时来运转。办病退回到北京，正逢空政话剧团招生。考试要演小品，我就选了“刷马”这个题，眼前无实物的一匹马，我要用动作表现，再加点小噱头，有点京剧《三岔口》的味道，考官就觉得我比较有生活，特别满意。可录取的时候又面临一关，就是政审。我母亲那时是所谓的“摘帽右派”，有历史问题。当时耀邦同志为老干部和反右平反还没搞呢。幸好中国人民银行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我母亲的情况，空政还是批准了我。这是我对空政话剧团最心怀感激的地方。一生都充满感激。因为没有这个台阶，不可能有后面的我。
空政招生时，第四届全军文艺汇演在即。7月要汇演，参加演出的必须都是现役军人。这使得我们正式入伍的节奏加快了，我也很快就穿上军装。这可是人生一大快事。我记得穿着军装回家，一路上特希望有熟人能看到我，可惜没碰上一个。可以说，有好长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这种人生的大欢喜里。一个人一生中总有一些时段特别值得记忆。也就是人生的大关口。对我来说，这样的关口不会超过三个。第一个当然是从黑龙江回来，再就是当了兵，穿了军装进空政话剧团。第三个是进北京人艺。这之后再让我想，真就没了。因为那种关口，
突破了，就意味着你的追求、渴望，又向前跃进了一大步，不再犹豫也没有别的愿望了，笔直的路好像可以一直走下去。那种人生的大欢喜使自己都怀疑—老天怎么可能这么随便恩赐于你呢？
你能体味这种状态吗？就是干什么都是快乐的，四处充满了阳光。真心诚意地肯干。那时我和李雪健作为学员住一屋，两个比着早上谁先起床。眼一睁，嗬，他动了，赶紧起来，到楼道里争笤帚、抢簸箕打扫院子里的卫生。我俩还争先干好事，吃饭都紧吃快咽，好抢先下手帮食堂洗碗筷。那个时候再苦的活儿也不觉得苦，再平凡的角色也想演好，每天都像笑着生活，不知道忧愁为何物。
为什么如此高兴，当然是有比较才会这样。这一切和近八年的知青生活比，好像一根火柴将灰暗的日子擦亮了。我说过我是按病退回的城，1977年１月到的家，带去的木箱子又带回来，已经旧多了，堆在家里好几天，我老盯着它想，真的回来了？不再去了吗？白天认为是这样，夜里做梦却是反梦，梦见我接到命令还得回去，每次醒来，都惊出一身汗！
木箱子终究没留下，当时家里住房太挤，觉得它太占地儿，可能是给卖了。要是留到现在，我会把它捐给知青文物纪念馆。
我考上空政，生活算是发生了改变，我的许多一起返城的知青朋友却没我这么幸运。其实在那会儿，论唱歌跳舞他们都比我强，回城后却没有我这样的机遇。命运就是这样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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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空政，第一个角色是王贵给的
作为空政话剧团学员班的学生，我们那时的生活很正规。早上五点起床，出操、打扫卫生、台词训练、形体训练，还有班会、下部队演出，总之可以走南闯北了，甚至可以坐着飞机跑来跑去，因为我们隶属空军，可以坐自己的运输机。
我和李雪健都是从演群众角色开始。一般都是他演匪兵甲我演匪兵乙，他演轿夫甲我演轿夫乙。角色小，两人却都认真，还互相切磋互相找戏。《陈毅出山》是我排的第一出戏，我演的是乡绅B角，也就是女主演肖雄的父亲。正经排练不少次，终于演了两场。
后来李雪健碰到大机会了。话剧《9？13事件》中的林彪。那可是文艺舞台第一次出现林彪，他为演好这个角色，减肥不吃饭，刻意让自己变瘦。平时说话走路都找林彪的感觉，慢悠悠的，人很入戏，以至于那段时间我都不敢轻易回屋，怕打扰他。在这部戏里，我仍是个群众角色。林彪出逃后，其党徒也乘直升机逃跑，我演拒绝合作驾飞机而迫降的飞行员，有场戏与这伙人搏斗，时间两分钟不到。因为要演这个角色，我错失了当年大红大紫的电视剧《蹉跎岁月》的拍摄。当时我也想过，若是真演了这部电视剧，我也许能早点儿出名？
但《9？13事件》也是我重要的一段舞台经历。因为这出戏的导演非常有名，叫王贵，也是空政话剧团的副团长。排《9？13事件》，他让观众耳目一新。整台话剧有五十段戏，他采用的是照相机快门的方式，弄两个安上滑轮的景片，一场戏结束，景片就合上。人可以在景片前演戏，合上景片的时间正好后面就能换道具。这个舞台处理，就像历史的快门，把历史事件一幕幕地定格成画面。
在我心目中，王贵的地位相当于北京人艺的林兆华，是中国当代导演中对现代戏剧举旗很早的人，与人艺的林兆华、上海的胡伟民一起开创了中国现代戏剧之路。他以前排的《年轻的鹰》《陈毅出山》都是现实主义风格的戏，后来一次参加戏剧出访团访日，开启了他的现代戏剧的想象，排了《周郎拜帅》。我的第一个重要角色就是他给的，出演周瑜。这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见识什么叫意识流。孙权苦闷之时，他一想到周瑜，周瑜就在后台出现了。还有真假周瑜，自己和自己的灵魂对话。这个设计是王贵临时起的灵感。我记得在排戏场，他突然从导演桌后面站起来，大声说了句“有了”，顺势来了个侧手翻。对着演周瑜的我和王学圻说：你演A组时，B就演周瑜的灵魂。为让周瑜的灵魂也有戏，他还把编剧王培公找来，加了好多内心独白。这出戏，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挑战性与实验性。王贵希望整个戏的造型都要接近汉像砖，演员形体以大正面、侧脸表演为主。台词必须用近似日本能乐的发声方法念出，非常夸张。那会儿我已经和宛萍谈恋爱了，她在台下看我演戏，看完说了句：“你们的戏能把人吓死，怎么个个五官都挪位了。”
王贵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导演之一。从他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表演的现代意识。后来为什么在人艺，我能够在林兆华导演下长期演戏呢，也是因为王贵给我的启蒙，在林兆华那儿对上了。
二、排王贵的《WM·我们》，看一个艺术家生涯的结束
要知道空政因为有王贵，在部队文艺圈是很受瞩目的。我们跟他排戏，总是非常尽兴。我至今记得他领我们排的一出戏叫《WM？我们》，可以说是《周郎拜帅》后又一次创新，比任何一个现代派导演都玩得起来，也耍得起来。
剧情是这样的：一组年轻人，在冬、春、夏、秋四个季节经历自己的命运，每个季节代表一段历史时期，“冬”代表知青阶段；“春”是面对大学高考和重新选择人生机遇；“夏”表现返城之后的挣扎；“秋”是三十年中各自有了一番经历后的困惑，面对未来，大家有些许茫然，些许思索。
我在《WM？我们》中演一个角色，外号“鸠山”。整出戏大起大落，痛就痛到极处，乐也乐到极点，迷失是那么真，宣泄也是那么真。演起来真过瘾，这都是王贵给予的。可惜这出戏在当时没通过。部队首长要改戏，王贵又坚持不让。他真的要坚持戏剧革命与戏剧创新，结果反而被撤销了团长职务。
王贵现在还住在空政宿舍，人已经很老了，也早已不再排戏，但我觉得他才是为戏而生的人，只要聊戏他就很开心。2007年是中国话剧百年，《新京报》做“中国话剧百年名人堂”专题，给有贡献的人颁奖。主办方策划请王贵亲自给我颁奖，让我特别感动。我还记得他当团长我当小战士那会儿，他让我帮着抄写东西，都是他的什么创作谈、创作笔记之类，我就垫着复写纸帮他抄，一次复写出三四份。那些文字可是他新戏剧思想的结晶啊，我想，是不是就在抄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流到了我的心里，使我受用终生了呢？
那么有才华的人，艺术生命说停就这么停掉了，说来也特别让人感慨。我还记得当年的他，被撤职后从政治部回到灯市口，穿着军装、披着呢大衣，进院时大步流星、目不斜视，大家都想和他打招呼，但都不敢。从领导机关接受撤职，回团时他是坐地铁回来的，不任职了就不坐公车，够有个性！
“有时我们面对命运，就像面对一条河，完全不知道深浅，这时候会像动物世界里的非洲角马一样迫不及待地奔向新的草场。不管水深湍急。”这就是王贵。他就是要往前冲，不懂得太锐必折。也许真要冲过去了，可就是大英雄了，但他不幸没有冲过去，整个后面就没有了。这使我又想起《哈姆雷特》戏中的台词：“那个死亡之国没有一个旅人回来，告诉你到底那边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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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次站在人艺舞台上，却不属于人艺
王贵导不了戏了，空政话剧团的戏剧氛围也黯淡了不少。可我却意外地接到了人艺向我发出的召唤。这事儿就这么寸，前后脚就来了。1985年春节，剧院举行春节联欢，那时兴跳交谊舞，大家都聚在一起大跳特跳。人艺老演员蓝天野老师在那个场合找到了我，他说他要排一出戏，想请我演个角色。“真的吗？”“真的。”事情经他确认，我的心忍不住狂跳，不知怎的，我想到“落叶归根”这个词儿，虽然我非老者，也不像是落叶，可这是我多年梦寐以求而又不敢说出来的事啊。作为人艺的子弟，人艺曾经是我最熟悉的地方，可是由于小时候的病，也因为后来的插队、下乡，它与我的生活越来越远了。但是，返城了，也做了部队演员，这个念头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萌动。压抑着不说，是因为自卑。因为偶尔帮父亲去人艺办事，就会接触到人艺培训班的演员，像宋丹丹啦、张永强啦，他们那会儿刚成功地排完《上帝的宠儿》，骑着车子在人艺出出进进，很是春风得意。我只有默默地羡慕着他们。
理智上这么认为，这个奢望还是存在。空政的话剧《9？13事件》有次到人艺舞台上演，一些看着我长大的叔叔阿姨都很热情：“呦，这不是昕昕吗？来演出呀？”“穿上军装真好！”一下子，让我在空政话剧团倍儿有面子。因为人头熟，什么联系电工啊、搬运道具啊，好多琐碎的事都交我搞定。那天装台，我搬箱子到舞台上，一直腰，朝空荡荡的观众席上扫了一眼。一瞬间，好像都能看到儿时的我所坐的位置。而舞台上的吊杆、灯光，第一次离我那么的近。我那时已经有了一台照相机，就对着舞台上的吊杆、灯光设备拍了又拍。
期待着与人艺再次走近，在那次登台之后变得更为强烈，现在，这个蛰伏的意念被蓝天野老师的邀请点燃了，他如此坚定地要我参与到他的戏中，这真是天大的机会。我还记得那时他坐在沙发上和我谈戏，“剧本叫《秦皇父子》，郑榕老师演秦始皇，我认为你适合演长公子扶苏。”“剧院那么多演员，为什么一定要请我演？”我问得不无疑虑。他却说：“只有你合适。我看过你演的《周郎拜帅》。”这我哪儿知道，我只觉得脑子里的魂呜呜地飞，不知飞到哪儿去了。
兴许应了百姓口中的俗语“好事多磨”，我的高兴还是来得早了点儿。这件事遭到了剧院许多人的反对，领导方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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