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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光在哪里-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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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脚沙鏊焓中扛鋈嘶狗⑵甭虻揭恢凰赡鞠渥樱�22块钱一个。可惜后来没留下,否则就是知青文物了。
  听说我要走,我妈特意从河南“五七”干校赶回来。她要去火车站送,我不让,结果她还是到了学校。在校外的大客车上,同学们指给我看,说,你妈来了。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她,只是故意躲着她,怕她动感情。被同学揭发了,只好不情愿地到窗口问什么事,我妈举着勺对我说:“勺没带。”我接了勺就又和同学说说笑笑去了,我妈一扭脸走了。我看到了她离去的背影,后背和肩微耸着,像是已经哭了。唉,那时候的我真是不懂事。
  1969年7月我就这么离开了家,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时我们一家人都不在北京,我父亲在北京市系统的团河农场,妈妈和弟弟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河南淮滨“五七”干校,我姐1968年就已经去内蒙古插队。弟弟跟我妈到银行的干校放猪,我姐在内蒙古牧区放羊,我去黑龙江第三个月被派去养马,我们家成了畜牧之家。一家五口身在四地,写信得用两张复写纸复写出三份,给三个地方投。在一封信里,我总是先跟爸爸说,然后跟妈妈和弟弟说,最后跟姐姐说,一家人的信都互相看,跟任何一方说的事全家都知道。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时的知青,最能体会到这一点。写信是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因为写信,提高了文化水平,这也是真事儿。这方面,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格。他常把我信中的病句、错别字标出,再寄回来。有一回,我因为想介绍自己的生活情况,把连队伙房、营房位置画出来,父亲还在回信中劈头盖脸批了我一顿,说,你那里是祖国的边疆,备战那么紧张,怎么能在信中暴露连队的方位图呢?
  一到兵团就碰到水涝灾害,得赶紧抢救受灾麦子。每天都是上千人的大会战,排起横队一起在水中捞麦,那阵势,壮观!这事完了之后天就冷了,年初时,中苏边境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这又快到冬季了,仗是不是还得打?水涝灾害之后接着就要备战。团里组织了架线连,马上奔赴6师所在的抚远(在祖国版图的东北角鸡形的尖嘴处)。指示:各个师要抽出一个营,组成架线团,架设抚远到虎林的国防电话线。保家卫国,大家都喊着口号报名,我幸运地被选拔进来。出发那天早上;全连欢送卡车上的我们,那时还讲究男女同学授受不亲,可一下子那么多女生都特真诚地泪别我们,真有点儿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觉,让我特感动。我们坐大卡车转乘火车,再从火车转坐卡车。三天三夜到了抚远的目的地,发现那是大片大片的沼泽地,打前站的人还没来得及为我们搭好帐篷。第一个晚上没地儿住,那可是冬天,黑龙江的冬天,你都想象不出有多冷。我们只好在卡车上过夜,在粮食麻袋中弄出个窝窝,把所有能穿的毛衣、绒衣、棉袄、棉大衣都穿身上,将就了一夜。早上发现,眉毛睫毛全都结霜冻在一起了。
  开工了,干的活儿就是在草甸子里挖坑埋电线杆,每坑间隔五十米。每人发一把铁锹,铁锹得事先磨锋利,三人用一把镐。先拿镐把冰打开,然后下铁锹,以最快速度挖,挖出一个一米六长、六十公分宽、一米二到一米五深的坑,然后将电线杆往进一杵,连泥带水往里一埋。这活儿不能干慢了,因为一边挖一边还渗水呢,慢了水可就越渗越多,等于越慢越难干。经验告诉我们,穿棉裤、雨靴不好使,就得穿绒裤、球鞋。把干衣服搁在一旁,干完活,别人帮忙拿大衣围个圈儿挡风,脱光了换上冰凉凉的干衣服和棉裤,那个像冻铁板贴在身上的滋味现在还记得。连长年纪大不用干活,他揣着酒瓶挨个儿问:谁喝?有一次我逞能,接过去一仰脖,60度的北大荒酒,大半瓶下肚,从此有了个“海量”的美名。
  白天干活,晚上还要轮着站岗。站岗的人当晚发一支枪,两颗子弹。守着一堆火,狼就在你的周围。它们是闻着食堂的肉味儿来的,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夜深人静,仿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睡了,只有我一个人保卫他们,就有一种自豪感,觉得这就是保卫祖国,在做最革命的事。心里还经常滚动着一些诗句,什么“枪刺挑落了晨星,战士迎来了黎明”,什么“淋一身雨水,就让我们用青春烈火烤干衣裳”。好家伙,觉得全世界都在我一人肩上担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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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马班让我补了生理常识课
知青的生活当然艰苦,可也有许多值得回味的经历。放马就是其中之一。那可是我天高云阔自由自在的一段日子,别人扛着锄头下地干活,累个贼死,我则是吹着口琴去放马。马撒开在草地上吃草,喂饱了兴许中午还能回来抽空睡一小觉。这样的好差事连长为什么会找上我?可能我看上去像是那种认真负责的人吧。在农场,除了拖拉机,种马要算是连队最贵重的财产了。种马都有档案,户籍在哪儿,父系母系上溯几辈,都记录在案。我负责的主要是两匹种马,一匹叫苏宛,一匹叫阿尔登。苏联纯种马,浑身毛发缎子似的亮,蹄子有碗口大,被马蹄毛盖住了,真是好看。别看那是艰苦岁月,人再穷,种马享受的可是贵族待遇。我得给它吃鸡蛋、麦芽子,还有胡萝卜。鸡蛋不敢偷吃,胡萝卜没事儿,所以那时我没少啃胡萝卜。以前我是不吃胡萝卜的,自从养上马就开始吃了,它嚼我也嚼,看谁吃的香。每天还要刷马,保持它周身卫生。检疫员一个星期还不定期来检查一次。他要跟谁过不去,就专门摸马腿和肚子,那都是最容易脏的地方。   
  在种马班我也有光荣事迹上过黑板报,因为给马洗生殖器。开春是动物们发情的季节,马也不例外。配种的马得是干净的,可一冬天下来生殖器里脏得很,必须洗干净。这活儿躲不过去。这活也确实难干,因为洗之前,得有一个发情的母马拴在前面,种马那玩意儿才能伸出来。要泡上温水给它洗,并且还要用消毒液消毒。配种的活儿也干,当然事先得掌握母马的发情期,技术员对这活儿最溜儿,他们把手往马屁股里一伸,就能判断个###不离十。人工配种时,得让我的种马骑到母马身上,人在后面使劲把它的那玩意儿一推,马的精液才能喷到容器里,再分配给母马。一匹种马一次精液配得上好多母马,但得一两天内配完,否则就失效了。这些养马常识,也成了我的生理卫生课。人和动物是怎么一回事儿,真就是这会儿才开始懂的,当然,处在一群老职工堆儿里,他们满嘴也少不了这种“荤嗑儿”,拿马开涮,其实说人,开始还抹不开面儿,渐渐地也就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在种马班生活很自在,师傅有杆双筒猎枪,还养了一只大狼狗叫黑子。师傅枪法准,我们在后山上打野鸡,眼看师傅一抬手就能撂下一只,黑子那个兴奋,蹿着高冲上去扑它,黑子真有灵性,叼回来放在师傅脚下,尾巴拼命地摇,倍儿得意。我们还常到河里下挂子捕鱼,回家裹点面一炸,围上炕,就点儿酒,大家一起大嚼,嚼完了就睡,过瘾极了。在种马班还发生过一次险情。我在山上割草,马笼头脱了,马就顺着坡跑下了山。山下放的是一群怀孕的母马,要冲撞起来,麻烦可就大了。只要流产,就算事故。眼瞅着我的种马冲上去,母马一下炸了群,放母马的兄弟赶紧将母马往圈里赶。我想给种马上笼头,可马不老实,不听我的。这时候就看种马班老张头,他从马屁股后摸了上去,趁种马只顾嗅母马,一步蹿上,用胳膊把马脖子抱住,张嘴就咬住马耳朵,马立刻老实了。我这才有机会给它上嚼子,把马制住。好悬,但也算是有惊无险吧。
  这样的经历没想到后来也用到了拍戏上。就是我拍过的那部《大漠紫禁令》,也算是早期的商业电影了。导演是个香港人,演员有周里京。电影在新疆吐鲁番拍时,我演一个武士,使一把剑冲进寇群。我骑的马是从甘南藏族自治州买来的,和当地马不合群。先是不进新疆马群,调教得终于能进了。正式开拍,没想到冲到演土匪的武师身边,我一挥剑,骑的马就受惊了,尥着蹶子把我从马头前甩下了马鞍。唐装的靴子有尖儿,钩住了马镫,我便一只脚在马上,一只脚在地上跳,被马兜了一圈儿。众人看得吓出一身冷汗,但我知道这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撒缰绳,就拼命不让马头抬起来。后来一位新疆维吾尔族兄弟奋不顾身冲上去,制服了马,我才得以脱险。想想当时我没慌,有办法,也是当年养马得来的经验。所以我特别怀念这段日子。前几年我回了趟北大荒,特意到当年放种马的地方,看望了当时带我的老关。他已经老了,身体也不好。我很感激这些帮助过我的老职工,也感激那段难忘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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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业余宣传队,作为积极分子,我曾被孤立
现在想起来,知青生活七年半,种马班的日子只有一年,昙花一现而已。还没自在够,上面突然就要调我到文艺宣传队。
  中午搭着车,到达团部。宣传股庞股长五点下班,我一直等到五点。他问我愿不愿到宣传队,我心里想的是有趣的养马,就说不愿意。他也没再说什么,安排我住招待所。我不知哪来的劲儿,没住,连夜往回赶。那年我正好十七岁,整整十七里路,我就那么走回连队。这是我一生走的最长的夜路,也是最难忘的一个人走夜路。真的叫披星戴月,月亮把雪野照得亮如白昼,四周静寂一片,整个世界都在沉睡,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走,听得见的只有我自己的呼吸,还有脚踩在雪地上的咯吱声。安静,从来没有过的安静,偶尔还能有一两颗信号弹倏地划过夜空,据说都是苏联特务故意放的。
  第二天就受到了表扬,说我如何如何纪律性强。我也觉得自己特革命,这就是那个年代,喊句口号都是管用的。你只要听到“共青团员,跟我来”,就能大冬天穿着裤衩往冰凉的水里跳,捞搓麻绳用的沤好的臭麻。那个冷都受过了,何况走夜路?
  后来还是到了业余宣传队演样板戏。演《沙家浜》,也演过《海港》。虽说是业余宣传队,其实嗓子好并且唱得好的知青有的是,可是我不行,我是个中低音的嗓子,分我饰演《沙家浜》里的县委书记程谦明,全剧就四句唱,最后一句“草药一剂保平安”,我唱不上去,只好有人幕后帮腔,得以蒙混过关。后来我成了宣传队的小干部。有一年做宣传队副队长的我被政治处从连队叫到团里,团里领导说:团里没煤了,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组织一台文艺节目,到鹤岗煤矿慰问演出。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拉关系买煤。我说,“一星期哪能排得出节目,再说,大家都散在各连里干活呢!”领导说,“不行,这是任务。”接着补了一句,“你要是不干,就下连队去。”他说这话口气硬硬的,意思是不听话就离开团部宣传队,我当时没再顶嘴,只用沉默抗议,心里恨死官僚了。这种心理说真的一直影响到我现在,所以我害怕自己当了官也成了官僚。
  后来这事儿双方都妥协了一些,他们说,排不出新节目,老的节目也行。一辆大卡车把宣传队的人都接回来,大家凑一起商议,只有六天时间,到底能演什么。商议的结果是,排几个新节目,弄几段老相声,最好来个小话剧撑时间。话剧本子从哪儿找?正好有人看到《解放军文艺》上有个现成的剧本叫《苹果树下》,说的是辽沈战役打锦州,解放军渴死也不吃老百姓苹果的故事。时间紧,大家分头做,我是导演兼主演,并负责舞美设计和制作。用木方和豆包布做布景。搭老乡家的小破房子,门口苹果树的苹果是我用纸浆做成的,树叶则是用缝好的豆包布画上树叶剪下来贴到网子上,再把很轻的上好色的纸浆苹果挂上去。整夜整夜地画布景,忙得连背台词都顾不上。领导审查节目,音乐都奏起来了,我这边词儿还没跟上,台上台下笑成一片。那位领导拂袖而去,但求煤心切,就这样让我们去演了。后来煤买没买到,也不知道,反正那时候总挨冻。
  不管怎么说,这些事儿都挺锻炼人的。你想啊,全团一汇演常常是三四百号人,评比颁奖不说,还有吃喝拉撒睡都得负责。我那时是团宣传队的小干部,又那么积极要求进步,当然顶多大压力也得去做好。现在真不会有那样的干劲了。
  不怕人笑话,我那时“左”得可以。要说小报告,我也打过。心里真的想的是帮助同志进步,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那时讲“一帮一,一对红”。可能是官话说得太多吧,我曾经一度被孤立。印象最深的是到佳木斯演出,大家到江滨公园玩儿。有人招呼着让大家站在刘英俊英雄塑像前合影,当我也走过去时,他们却不吱声了。这种排挤太明显了,太没面儿了,我只好拐弯到别处去。心里那个难过。这件事给我不小的震动,很长时间我都在想,“我的人缘何至于如此之差?”也向父亲写信诉了苦。他回信引了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慢慢我才明白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凡事只觉得自己对,那还得了。
  反正我二十来岁时真的特革命,讲原则,求进步。后来返城参军到文工团,也是一年就入了党。有一位当年空政时的同事多少年没见面了,后来她写了个关于我的短文发在媒体上,说看到大街上濮存昕做献血广告,她一点儿不吃惊,她说我当年就那样儿。
  

七、知青时,我亲历了一起自杀事件
看姜文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我费解一些媒体在讨论“黄秋生为什么死”。他们不明白,一个人被昭雪了怎么还去上吊。对我来说,这个疑问没那么难解答,因为当年我当知青时,就经历过一件真实的自杀事件。说起来业余宣传队的解散,也和这件事有关。
  我们业余宣传队的队长比我大五六岁,当时也算老知青,大哥哥了。能演会写,还能当导演。样板戏《沙家浜》中,他是导演还兼演胡传魁,生活中却和阿庆嫂好上了。这在现在是多正常一件事。二十四五岁的年龄正是谈恋爱的时候,但那会儿就是生活作风问题。结果没弄好,“阿庆嫂”怀孕了,事情露了馅。这在当年可是天大的事情。好家伙,师里派工作组,团里也派工作组,排练演出一切停止,整风。背对背、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自然“胡传魁”也被看起来了,不许自由行动,不许串供。
  有一天上午,天下起了小雨,等着开什么会,大家就都待在宿舍打牌。“胡传魁”说要上厕所,几个人注意力在牌上呢,就说你自己去吧,快点儿回来。就没跟着。结果半天不见他回来。再去厕所一找,咦,没人。大家急了,挨个房间找。找到行李房,门从里面锁着,只听有蹬凳子的声音。大家心里就毛了,一位上海知青一拳砸开了玻璃,果然“胡传魁”把自己吊在行李架上了。
  大家伸手掏着拉开门插销,赶紧往里冲,这时,只看吊在行李架上的他悬空转了一个圈儿,头一扬掉下来了,原来他不会上吊,只是把绳子转一个圈套在脖子上,没上死扣,悬空后一转圈就摔下来。可是悬空那一下也够狠的,他已经不上气儿了。有一位天津知青懂点武功,上来用手指夹着喉结往下一捋,算是把他救活了。
  这是大事儿,得赶紧向上级汇报,正这时,
  “阿庆嫂”知道了,她凄厉地一声惨叫扑过来,把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划开了,有人就开始抹眼泪。
  上面的人很快也到了,板着脸,看看“胡传魁”:“怎么,要自绝于人民?”“胡传魁”闭着眼躺着。我看到他的眼泪静静地流向耳窝子,积在耳朵里。
  命案未遂,团里也不敢再批判了,听说领导第二天晚上就请“胡传魁”“阿庆嫂”到家里吃饺子。安抚一通之后就让他们尽快返城回家,宣传队也开始下放,一个连一个连地换,每年都轮一次。要说一个团里这么多知青,怎么都认识我,就是因为下连队下的。
  现在回头想,“胡传魁”与“阿庆嫂”何罪之有?2008年是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纪念,我在想,我们该怎么回首这段往事。集体语境往往要上升到社会历史的伟大高度,说一大篇的道理,我们甚至仍会不自觉地将之理想化,重温那些“淋一身雨水,就让我们用青春烈火烤干衣裳”的词句,但具体到个体的命运,就不可能是一句话、一个大道理所能概括的了。
  忘了在哪儿看过两张照片,同样一群人,都是当年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年轻时手搭肩膀照了一张相,三十年后重聚,又仿着同样的姿势照了一张。两张照片放一起,是被当做一件当代艺术品展示的,我在其中看到了岁月的痕迹,但也看到了一种心理深层的装饰感。当然,一件作品,一千人有一千个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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