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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之战-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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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也会跳起来向发达国家的老字号叫板。当当网的一位女性高管，曾经提出“资本主义大锅饭”的观点，说宠大的外企里面，那种官僚与效率低下的作风，跟大锅饭没什么两样。日本本土企业的管理为全球所称道，最近我接触一间来华的日本企业，却令人大失所望。这个世界五百强里排名非常靠前的一个多元化企业，总部设在深圳，其中一项业务在深圳运营的摊子是很大的，几千名员工。但该业务总部的雇员年轻、情绪化而没有经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该企业绝大部分的员工在混日子，竟然有某一个部门三个员工连续旷工，而主管竟然称不知情；在被人事部门发现以后，主管仅仅得到了一个警告处分；该公司一个经理的妻子竟然在行政部门任职，由于工作能力的问题，行政经理本身预算紧、人手缺，不愿意用这位家属，而这经理硬是想办法让妻子留在了公司。
我接触到另外一间五百强企业，做零售，其采购部门的员工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因为流程控制与人力资源的失误，公司在中国出现了许多服务质量、商品质量的问题。
我们惊悉：连体制也会老化的。
于是在发展中国家，再热的头脑也会冷静下来，再没有经验的朴实人民也会精明起来。
我想起宗庆后在吹胡子瞪眼：“娃哈哈没有违约，违约的是达能。”真正明白了他的意思：娃哈哈与达能之间的协议经历了几次变更，最后一次变更，实际上形成“娃哈哈只与达能合资了部分工厂”的局面。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也在从尊重行政命令向尊重合同进步。
合同是自由的，但自由与公平是两回事。契约是“自由”的吗？契约是否也只是制造不平等的工具？自愿签定的合同就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宗庆后一直后悔当初在合资合同上签了字，他为当初的签字隐忍了十年。
自愿地签定合同，并不代表合同本身的真正公平。在全国股民都在深度套牢的今天，我说这句话，相信读者比较容易理解。发达国家财大气粗的老字号走进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走向世界，有点像股市中的庄家与散户。
但是，要等什么都懂了再去做事情吗？不，要摸着石头过河。不然，就可能磨灭了直觉、锐气、坚韧和应变能力。同时，企业家一定要与时俱进，看宏观环境做决策，及时修正所有见不得光的行为——囿于宏观与微观各种原因，谁能十全十美呢。
资本逐利新兴市场的大搏弈时代（3）
公平的市场要求公平的分配，2005年后，我国开始调整对引进外资的态度。
商务部研究院《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究报告，指出由于外资合作控制差，导致国民总收入与GDP发展不同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未能实现、出现限制竞争的垄断苗头以及各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泛滥等问题；政府没有挣到钱，但是需要为环保问题、劳工退休问题，资源、人才等等的企业发展配套买单。
法律是终级的强权
在处理达娃之争的过程中，我从关注两个企业，逐渐去关注、反思整个国家。我看到，法律战争不但在企业间、跨国企业间，甚至在国家间也在上演。跨国公司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冲击，达能用500万为中国人民上了一堂极具号召力的普法课，而五百强的香港声明更使中国走进全球性反贿赂反*的联合战线中。
从国际竞争的角度讲，抵抗外侮、保卫国民经济唯一的武器是法律；从国家经济发展与扩张的角度讲，给中国企业创造良好的海外发展空间也要依靠法律；从企业自身的发展讲，企业自保与扩张，处理危机策略，必须懂得运用法律武器。因此，法律是企业竞争的通行证与危机拯救的必杀技。
生产与经营负责把利益从想象变为现实，法律负责把利益从共有变为私有，这就是利益创造与利益分配。没有野心，就没有人类。总有人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如果有机会，人人都希望统治世界，为所欲为。世界上，总有制定规则的人，总有人享有优势的资源。法律保障最*裸的利益界定和利益分配。企业内外的各种关系，都需要法律去界定其利益、约束其行为。利益界定的过程中充满了“吃亏”和“占便宜”的主体。
而法律是终极的强权，是由国家的强制力量保障的唯一权力。
学者朗咸平说，中国人民银行有许多经济学家，但没一个能够跟国际炒家的技术相抗衡。朗咸平说的不是科学技术，而是金融技术，是用钱生钱的技术。中国有300个亿的外国热钱，中国不知道它是怎么进来的；中国让人民币升值，坚持三个月，这热钱自然就跑掉了，中国照样不知道它是怎么走掉的。
朗咸平说的是金融技术，是用钱生钱的技术。当没人敢挑起核战争的时候，隐蔽的经济战争、金融战争、信息战争、法律战争的技术都变成决定胜负的重要力量。
法律战是国家主权最直接保护下的战争，不尊重法律就是在向主权国宣战。所以跨国公司的法律技术应体现在对法律的“尊重”上。
达能，或者它的职业经理人，很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为了一已之私，损害他全球的员工。在处理达娃之争的过程中，我从关注两个企业，逐渐去关注整个国家，我看到法律战争不但在企业间、跨国企业间，甚至在国家间也在上演。跨国公司给我们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达能用500万为中国人民上了一堂极具号召力的普法课。
战争警示：20万合资企业何去何从（1）
跨国资本不会带来法治经济
夏目漱石曾经描写过一只猫，是夏目一本厚厚的书里的主角。虽然这猫没有加菲有名，但是比加菲深富哲理性——
猫有天发现一块年糕被主人忘在桌上。猫没吃过这种东西，也不太敢吃，所以它非常希望女仆发现这块糕，把它收起来，这样猫就不必冒险了。可是女仆就愣是把这事忘了。猫晃来晃去，抵制不了诱惑，终于决心去吃这年糕。这时猫感叹着说了句有名的话：难得的机缘，会使一切动物作出并不情愿做的事来——果然，猫一口咬下去，牙就被年糕粘住了！
猫忍不住偷腥，资本过之而无不及。明知危险，明知可能被抓住，但是还是忍不住做点有80％的可能不被抓住的事，抓住了以后就说：年糕没人管，大家都偷，我不得不偷。这一点是任何资本都不可能改变的属性，包括跨国公司、或者民族资本，并无例外。
但因为本土企业的理想还停留在“生存与发展”，尚没有巴望“光荣与梦想”，因此其志向与跨国公司不可同日而语。跨国公司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什么？关于这一点的争论可能永无休止；但不管它带来了什么，首当其冲的是它对战略资源的占有，以及不公平交易的渴求。没有一个跨越重洋的野心家是为了追逐平均利润三倍之下的。
达娃之争为中国长达三十年的引进外资的政策写了非常有讽刺意味的长篇评论。
外资进中国以后搞“本土化”，第一个目标是研究中国“软肋”，摸索如何控制中国企业；第二个目标是研究中国法律，钻法律漏洞与设置契约陷阱。
观察家们再也想不到，中国本土企业家的与世界五百强的较量，竟然是本土企业家用法律武器，战胜了“本土化过度”、只懂得向政府告状的五百强。
资本是有“本性”的，资本的本性在发达国家用严刑峻法被克制，到了发展中国家一心想着露两手，而且有不久前“坚船利炮”的历史壮胆。资本来了中国，不但没有把先进的东西灌输给中国本土企业的动力，反而一心想着如果能长期生长在这种法治缺乏、符合其贪婪本性的温床就好了。
分析跨国公司的几个板斧我们就发现，超额利润不是靠工匠精益求精的限量生产得来的，也不是靠“奢侈品”的市场定位与完美广告得来的，而是靠垄断、不公平交易、非法交易赚来的。这跟我们司空见惯的民营企业并无区别。资本的本质一样，手段也相同，当然，技巧有高有低，工具有高有低，境界也有高有低。
试看他们如何枪杀了“所有权”和“公平交易”，从而得到超额利润，手段大约有四：
一、胡萝卜加大棒。这是非常典型的手段。比如达能对付宗庆后伸头乱刀，缩头6000万。
二、政府公关。外方利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弱点如冗员、缺乏资金、需要技术升级等，和急于招商引资的心理，争取与地方政府搞好关系（若条件适合，会采用贿赂手段），然后通过地方政府官员对中国企业施压，以逼企业就范合资。
三、不公平交易条款。①合资优良资产，通常是中方企业具有核心技术和最赢利的部分，收编控制我方技术研发部门；②要求控股、独资；③压低中方股权估价；④控制企业经营权，如总经理、财务主管职位，独揽零部件购置及产品销售权；⑤外方派驻人员拿高薪；⑥大量裁员，逃避下岗员工的补偿和社保费用。其中④⑤两项通常成为合资企业亏损的主要因素。
战争警示：20万合资企业何去何从（2）
四、拖垮蚕食。实现对合资企业的完全控制后，即可连年制造账面亏损让资产缩水，再提出增资扩股建议，拖垮中方意志，迫使中方出让全部股权。
而低估资产，有以下几种手段：
一、按账面净资产估价。企业产权定价谈判，剥离不良资产成了标准程序。但不良资产与精华资产，原本是共生的，前者本是后者成本的一部分。把精华资产抽出来单独定价出售，实际上构成资产低估，剩下的不良资产或破产逃债由中央核销，或地方财政补偿。跨国公司不承担改制成本，最终丢给全国人民或本企业职工。
二、忽略无形资产。跨国公司不断地呼吁中国尊重知识产权，但在收购中国企业时却并不尊重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不计算中国企业的无形资产。在我国，别说无形资产，连矿权都曾零价格出让过。
三、缺少审查程序。许多民营企业家都在从事属于工业体系核心的产业，如能源、钢铁、矿业、制造业等。在国外，如IBM和尤尼科收购案，尽管是私营企业公开竞价出售，但美国政府仍以威胁国家利益进行审查，阻挠与中国企业的并购交易。经济问题会经常牵涉到国家利益，这都是政治问题。必须高度警觉，也不能任由“崽卖爷田心不疼”！
四、损失配套资源。企业需要水、电、气和上游产品，会制造环保问题，会消耗大量其他资源。企业营利需要的是优势产品和品牌，如果做帐做亏，那地方政府就是双重的净损失，损失了政绩，背上了包袱，还把自己的奶给别人的白眼狼孩子喝。
外商对中国企业不可能有感情，用一点钱把企业收购了，钱赚够了就走人。即使不走人，也垄断了大部分市场，而我们自己的企业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合资企业的初衷都很美好：补充企业资金不足；引进先进管理和技术；提高竞争力，激发企业进步；促进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但结果呢，往往没有得到技术，连自己原有的产品都丢了；没有得到税收，合资企业亏损，变独资后也拿不到多少税；没有增加就业，反而因外资裁员背上包袱；对行业自主创新能力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同时也削弱了政府贯彻产业政策的能力——行业排头兵企业是国家组织新产品开发的牵头单位，也是贯彻产业技术进步政策的基础。被外资并购后，行业联合研发也就失去了依托。
因此，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被外资利用，受其盘剥。合资的合同条款不利于中方，导致外资绝对主导合资企业；合资企业多数从事非核心部件的配套生产，即使是从事核心部件生产，也多由外方技术人员占据核心岗位，因此合资无法真正引进技术；合资公司享受两免三减税收优惠，国家及地方税收没有得到增长；在相当一部分合资企业中，还以关联结算（高价进口设备零部件、低价出口产品）控制合资公司不盈利或少盈利，故意把账做亏损，把收入转移到境外总部。一些案例表明，国企被外方控股后，上交税费还不及贱卖国资损失的零头，通常还把一半以上的职工赶走下岗——就这样，外资获得了超额利润。
合作应该是平等互利和双赢，但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也应自问：“连产权都送给狼了，哪来的双赢？”
因此，本土企业需要控制经营风险、法律风险，才能保证本企业的合理利润。从操作层面讲，这需要有本行业的经营专家与法律专家主刀的谈判小组；从宏观层面讲，与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跨国公司过招，一方面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法治意识、法治水平的提升，一方面真枪实弹的竞争中，大批的企业会败走麦城，甚至惨遭屠戳。
战争警示：20万合资企业何去何从（3）
这是一切进步都需要付出的代价。
自身经验积累决胜全球竞争
中国企业对抗跨国资本，就要占尽天时地利，保住本国市场，形成自主的品牌与技术。宗庆后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企业管理与营销，为他的工厂塑造本地特色的全员持股、家长式管理模式，用传统智慧与文化迎接“外来合作者”，无论是合作还是对抗，最终他都成功了。宗庆后的启示就是，坚守着中国智慧与文化，适应新竞争时代的要求，对不可预测、充满机遇的未来，去理性尝试。
达娃之争之前，中国民营企业家最大的敌人就是不自信。由于近代中国经济落后，人们在许多领域都存在着不自信的情况。
现代国家政治侵略会先从思想着手，击溃一个民族的自信；经济渗透与竞争也是同样：打击对手企业的自信，可以争得行业与市场的主导权。
梁启超曾愤然地写道：“西人之侮我甚矣，西人之将灭人国也，则必上之于议院，下之于报章，日日言其国政之败坏，纲纪之紊乱，官吏之苛黩。其将灭人种也，则必上之于议院，下之于报 章，日日言其种族之犷悍，教化之废坠，风俗之糜烂，使其本国之民士，若邻国之民士闻其言也。仁者愀然思革其政，以拯其难，鸷者狡焉思乘其弊，以逞其志。夫然后因众人之欲，一举再举而墟其国，奴其种，而俨然犹以仁义之师自居。”大致意思是说西人辱我太甚，他们想灭哪个国家，由政治家、媒体出面，说这个国家*、全是恶吏；他们想灭亡一个种族，同样由政治家、媒体出面，说这个民族没有文明、道德败坏。然后各国民众听了，仁人志士就想着策动革命，拯救民族，小人就想着乘虚而入了。利用民意就可乘势将这个国家焚为废墟、种族沦为奴隶——而俨然犹以仁义之师自居！
改革开放三十年，又是一次西学东渐，中国人景仰地看着西方文化渗透进来，文学、艺术、资金、管理，并且全盘接受；只是吃的时候有点难受，太不合胃口，比如麦肯锡在中国的战略咨询少有成功的，因为他们的案例库里没有中国企业的案例。
我读外国书读的很少，基本都是看文摘，看中国的专家引用。我的孩子在北大念法律，看外国法律思想著作，经常跟我说，这外国人写东西简直是车轴话，翻来覆去说一个意思，读了半本了，其实就表达了一个意思。比如，中国哲学思想自古以来就是辩证的，但在西方，形而上是西方哲学的痼疾。所以古典哲学和法律思想的著作，对于形而上与辩证，既要破，又要立，论述起来非常的费劲，中国人看了，就认为这简单的谁都懂的道理，这外国人说来说去的，都把人说糊涂了。我窃以为中国人有五千年文化熏陶，是最聪明的；而这个聪明，又被妖魔化为“窝里斗”、不团结、以及自作聪明，但是在欧洲，“决斗精神”与“会耍阴谋”一向是两项传统的美德，并且是贵族品质的美德。“西人”的互相倾轧与明争暗斗的传统可不比中国差。我不认为一个有上进心的民族会没有嫉妒心，倾轧与人事斗争是全人类的本性，绝不仅只中国人独有。
一场胜仗能够掀起一场暴风雨，宗庆后的胜利让中国人民从此知道，面对竞争，我们最缺乏的是理性与自信。
在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中，把跨国公司看成平等的对手，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水平提高的标志。而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就是在这种国际化、平等竞争的经验积累中形成的。在企业家与决策者的尝试与不断学习中，中国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企业治理结构与市场竞争、调控结构；在企业家与律师的尝试与不断学习中，中国将建立起法治化的市场。
相反，“舶来”与“引进”永远不是进步的源动力。
例如，宗庆后与达能合资，希望引进新技术。多年来，我们很多人总是把自己技术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自己技术落后，搞研发、消化技术又辛苦又费钱，眼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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