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左边-第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我心的文章，地下文学的传奇之美被他描述得令人惊叹，直叫人想回到那个时代去重新生活一次：早年的时候，哑默在野鸭塘的房子是个独间。在我的记忆中窗口栽着一棵仅有几片嫩叶的小树，或一簇美人蕉。日照中影子投入房间，有一种说不出的哑默气氛。房间里有一架小床，靠床的小茶几上总是整整齐齐地撂着一堆用彩色画报纸包着的书。这些书是哑默最喜爱的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惠特曼、泰戈尔、罗曼·罗兰、斯·茨威格和早年的艾青。还有普里什文、巴乌斯托夫斯基。后来又挤进了意识流大师伍尔夫和普鲁斯特。靠墙的一角堆着几堆《参考消息》，从桌子一直堆齐天花板，颜色多半早已发黄。在*前后的那些年代，哑默就从这些报纸的文字缝隙中窥探“红色中国”以外的世界。有时一小点什么消息就会让他激动不已。如肖洛霍夫或帕斯捷尔纳克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小则报道。……当尼克松访华，叩击古老中国封闭的铜门时，他同他的朋友们兴奋得彻夜不眠，在山城贵阳夜晚冷清清的大街上走了一夜。他们手挽手壮着胆子并排走（这在那种年代是要冒风险的，这种行为立即视为“异端”，若被夜间巡逻的摩托车发现，就要被抓起来），青春的心灵跳动着梦。他们静听着自己的脚步声，仿佛中国已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一个崭新的世纪已经来临。……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带着我的处女诗作《火炬之歌》（我的《火神交响诗》的第一首，写于１９６９年）闯进野鸭沙龙……我第一次朗诵《火炬之歌》的那天是个夜晚。屋子里早已坐着许多人。我进来的时候，立即关了电灯。我“嗤”地一声划亮火柴，点亮我自己的一根粗大的蜡烛，插在房间中央的一根独木衣柱顶端。当蜡光在每个人的瞳孔里飘闪的时候，我开始朗诵。屋子里屏息无声，只偶尔一声压抑的咳嗽。许久许久，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我才发现整个房间还没有人从毛骨悚然的惊惧中回过神来，我这才听到街上巡夜的摩托车声。黄翔：《末世哑默》，民刊《大骚动》，１９９３年第３期。以上这段文字颇富时代现场感。如同闻到某种特殊的气息一样，我闻到了那个时代特异的思想、生活的核心与细节以及早期贵州诗人的隐秘之美。但隐秘的美注定要以一种黄翔式的“血啸”面目出现，它注定要疯起来，这“疯”出现在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０日。这一天，黄翔带着几个帮手从贵阳杀至北京，如他自己所述：“一百多张巨幅诗稿卷成筒状，如炮筒，如沉默的炸药，如窥视天宇的火箭，我抱着它上了火车、扛着它进了北京城。……墙上出现了一把我自画的火炬。接着，两个谷箩那么大的字‘启蒙’赫然显现。接着，是我亲自奋笔疾书的《火神交响诗》……街上的交通马上被堵塞。我应群众的要求即兴朗诵。在手挽手地围住我、保护我的人群中，我只有一个感觉：一个伟大的古老的民族的肌肉正在我周围重新凝聚。我第一个人点了这第一把火。我深信，我一个并不为世界知晓的诗人，在北京街头的狂热的即兴朗诵，远胜于当年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朗诵于民族广场。”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民刊《大骚动》，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五、从贵州到“今天”（3）
接下来，黄翔一次又一次轮番对北京进行冲击，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远离文学场域，最后他干脆从“启蒙文学”直抵“政治文学”。他一会儿像一个政治家一样要对毛泽东三七开，要重新评价“*”；一会儿又像一个国家领导者一样欲邀请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与他坐而论道谈*。如此大而无当的多头出击，如此不专注于文学场域内部的技艺锻炼，其紧接而来的“占位”形势可想而知。政治场域中的象征资本并不能在文学场域中进行交换，仅在与国际资本进行流通时会有例外。但一个诗人不能拿例外来进行赌博。正如庞德所说：“技巧是对一个人真诚的考验”，一个诗人永远都应专注于他的诗艺，也就是说永远都应把自己局限在文学场域内，可以保持政治幻觉，但不去做越界之尝试。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说一个诗人不反叛。反叛是人的天性，更何况诗人。我在此只是想说对反叛之范围、理性、与形式感的把握。而这几点是一个诗人在文学场域中获得较好“占位”的关键。而黄翔在这几点上都输给了北京诗人，因此他虽有“壮怀激烈”的个人传奇，但在诗歌界内部的“占位”却不可能超过早期北京地下诗人。
就在贵州发出“地下之声”的同时，北京地下文学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食指在黄翔写出《野兽》、《火神交响诗》的前后，写出了以地下形式传遍大江南北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１９６８年“是建国后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具有历史关节点意义的年份，这一年１２月２０日毛泽东发出‘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使得文学在红卫兵向知青的身份转变中发生新的转折，真正意义上的‘知青文学’和‘*地下文学’从此拉开帷幕；当代作家食指在这一天坐上四点零八分的火车离开北京，并在火车上构思成《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个‘四点零八分’的历史时刻成为一代人青春的创伤记忆。”（李润霞）仅仅两年之后，食指又于１９７０年写出了“至今尚无他人能与之相比”（多多）的纯净程度极高的《相信未来》。多多后来在他一篇被引证极多的回忆文章《１９７２—１９７８：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中，这样说：“郭路生（食指）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７０年代以来的新诗歌运动伏在地上的第一人。”多多：《１９７２—１９７８：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中国新诗年鉴》，广州，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９。关于他的疯狂有许多说法，因此充满传奇色彩，据马佳回忆：“郭路生有次险些自杀，那是一种极其惨烈的失恋经历。能够在自杀前期听到马车驶过运河那种铃声，在听到这种铃声时，他又产生了一种生命的渴望……失恋肯定是他崩溃的一大因素，早在１９６８年，他就在和一个维族姑娘相爱，他爱得很真、很热烈，但又清楚地看到隔在他们中间的重重障碍。这段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恋情，使他在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中痛苦不堪……他在草地上不停地翻滚，哭喊着那个女孩的名字。”刘翔：《那些日子的颜色——中国当代抒情诗歌》，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３。那女孩其实就是赛福鼎的女儿赛莎莎。但据我所知，食指是与李立三的女儿李亚兰结婚后，第三者的介入而导致精神错乱的。１９７２年开始，他就基本长期住在北京第三福利院。２００３年１１月，我同他一道在广州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知道他现已出院了，与一位颇富爱心的护士一道生活。看上去他精神不错，但据林莽说，偶尔如受刺激会犯病，他会突然说：“芬兰女总统是我的情人”之类的话。
五、从贵州到“今天”（4）
即便是疯了的食指，并且已经退出了文学场，他的影响力仍很大，他是直接启迪了“朦胧诗”整整一代诗人的源头性诗人。江河说：“他是我们的酋长。”多多说：“他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传统。”北岛也曾说过：“我当时写诗是因为读了食指的诗。”食指的名字早在７０年代初就在祖国大地上秘密流传，成千上万的青年传抄他的诗，据说《相信未来》一诗甚至惊动了江青，被江青点名批判过。
对于食指在地下文学场域内的高“占位”，黄翔颇有怨言。他在一封信里说：“北京的一些人把中国当代诗歌的缘起总是尽可能回避南方，老扯到白洋淀和食指身上。其实无论从时间的早晚，从民刊和社团活动，从国内外所产生的影响都风马牛不相及。食指的意识仍凝固在六十年代末期，至今仍坚持‘三热爱’，无论过去和现在思想都非常‘正统’和局限。他当时的影响仅局限在小圈子里，而不具有广泛的社会历史意义。我想这是公允的。”钟鸣：《旁观者》，海口，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８。其实这是不公允的。前面已说食指当时的影响已广及全国知识青年，举一个例子，就连当时在昆明工厂当工人的于坚都于７０年代初读过《相信未来》，由此可见其传播的深广度。食指如今的声名已超出了文学界，被公认为“中国早期地下文学的第一人”。当然，我们可以说黄翔从事地下文学的时间比食指早，因他的年龄比食指大，但早并不等于就能积累更多的象征资本。与黄翔相比，食指对于诗艺更专注、更自觉，他从不从诗歌中越界，他终其一生都在探讨诗的形式，深受其老师何其芳的影响。崔卫平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很快和我谈起了何其芳，谈起了何其芳当年对他说的，诗是‘窗含西岭千秋雪’，他边打手势边对我说：‘得有个窗子，有个形式，从窗子里看出去。’”如此形象地谈论诗的形式可见他对中国现代格律诗这一形式探究的执着。又如崔卫平所说：“在任何情况下，他从来不敢忘怀诗歌形式的要求，始终不逾出诗歌作为一门艺术所允许的限度，换句话说，即使生活本身是混乱的、分裂的，诗歌也要创造和谐的形式，将那些原来是刺耳的、凶猛的东西制服；即使生活本身是扭曲的、晦涩的，诗歌也要提供坚固优美的秩序，使人们苦闷压抑的精神得到支撑和依托；即使生活本身是丑恶的、痛苦的，诗歌最终仍将是美的，给人以美感和向上的力量的。”崔卫平：《收获的能是什么》，见《作品》，２００３年第１０期。而黄翔却常常从文学场域中越界到其它领域，如进入泛政治领域，“追求轰动效应，渴望听见群众狂欢，热爱诗歌运动”。因此黄翔没有遵循布尔迪厄关于“象征资本”的获得必须依靠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活动这一铁律。从前所述，我们见到黄翔的激情若脱缰之野马，四处狂奔，多头而零乱，完全不像食指那样埋首于诗歌这一点上。
除食指之外，白洋淀也是北京地下文学的一个重镇，芒克、多多、北岛等人都曾在那里切磋诗艺。白洋淀与野鸭塘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两个地方都有一群谈论文学与人生的朋友，不同的是文学资源却相去甚远。如多多所说：“１９７０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它》、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它》……”这批内部读物真是及时雨，让“今天”诗人们在决定性的年龄读到了决定性的书，正如北岛后来所说，正是这批书的翻译文体帮助了他们挑战枯燥的新华社的大字报式文体。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的贵州文学青年却处在无书可读的苦闷之中，他们只读了早年的艾青诗选、泰戈尔之类，这些书还不能强力提升他们的精神高度，他们对于世界的现代性进程或前沿还一无所知，而北京青年已十分熟悉存在主义及荒诞派戏剧了。正是在这一点上，北京地下文学在场域中的占位必然领先于贵州，处于主导地位。他们在写作中自然而然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偏远的贵州地下文学只能处于非主导性的占位，要么成为模仿者，要么继续它那艰难的在场的斗争。常常出于急躁，贵州诗人往往会采取一些特别恐怖的革命行动来挑战已取得优势占位的北京诗人。如前所说，黄翔于１９７８年身扛卷成炮筒状的１００多张巨幅诗稿杀向北京；后在８０年代末又搞什么天体星团大爆炸，他带领几个小青年，将书写的诗歌捆绑于全身，犹如真实的炸药武装于全身，以如此“武装”奔赴北京，对北京五所高校进行艺术“大爆炸”，其结果可想而知，黄翔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捕入狱。今天看来，这样的行事确有闹剧之嫌，但也实属无奈，因为“今天派”诗人早在８０年代中期就进入国际资本流通了，黄翔却仍在贵州的监狱进进出出并独自哀叹：“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谁承认我是诗人。” 。 想看书来
五、从贵州到“今天”（5）
中国当代第一本地下文学刊物《今天》，于１９７８年１０月成立编辑部，１２月２３日第一期创刊，当天，北岛、芒克等人就把它张贴在北京城内。“《今天》一共出版了九期，到１９８０年停刊。对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名声大噪的所谓‘朦胧诗’的诗人来讲，他们的源头便是《今天》。而创办《今天》杂志，北岛功不可没。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朦胧诗’的领袖人物。”（芒克）现在想来真是一个奇迹，《今天》仿佛一夜之间就传遍了所有中国的高校。
我记得当时我正在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读书，其时我与少年时代的朋友彭逸林（我们读初中时有一个私下的学习小组，他和我以及杨江，我们曾狂热地读现有的书，如李锐写的《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天演论》，《普列汉诺夫论艺术》，《联共（布）党史》，甚至还有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后来还有《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当然也有中华书局出版的一些活页似的简单的古典诗歌与散文。有时我们也会相互酬唱几句“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之类。顺便说一句，开列这个并不全面的当时的书单是很有意思的，从中可见一代人的阅读史并管窥其成长史，那是一个不仅盲目更无选择的年代，这些书只能使人格中集体“超我”，即被规定的“超我”这一部分古怪而凶猛地成长，真正的“自我”依然在沉睡，关键之书仍遥遥无期。互通了大量信件，他当时在成都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现在是重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邮差传递着书信，书信交流着生活，无序的青春在激烈地运动，在奔向一个有序的共同点——诗歌——它成为我们书信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一个重新集中的焦点。
１９７９年的一天我怀着相当新鲜的心情读到彭逸林寄来的分析瓦雷里的《海滨墓园》的文章——一篇单纯得令我羡慕，但现在看来有些幼稚的文章；同时他告诉我他已开始写“现代派”诗歌并与四川大学经济系的学生游小苏（以一本《黑雪》诗集震动川大）、四川大学经济系学生郭健、四川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的欧阳江河、温江歌舞团的骆耕野、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的女诗人翟永明组成了一个诗社，骆耕野由于成功的《不满》和年长被推为诗社社长，游小苏是诗社公认的“首席小提琴手”，他以一口抒情的《金钟》响遍了校园，甚至响遍了重庆、贵州、昆明、西藏，年轻的大学生们争相传唱其中一行“做我的妻子吧”，诗人当时并不知道他将为美丽的抒情付出何种代价；如今代价已兑现，很快；大学毕业不久；他就成了一名机关干部，负责墙报及共青团工作。看来那“表层的”抒情或许非要某种内部的“邪恶”来支撑，比如波德莱尔、魏尔伦，甚至维庸，但他从一开始就与这个品质无缘。这也让我想到在论述波德莱尔时所说的一段话：“在某种悖缪的意义上，做恶总比什么也不干好，至少，我们存在着。认为人的光荣是他的拯救能力，这是对的，认为人光荣是他的诅咒能力，这也是对的。”为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在谈论波德莱尔时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人在本质上是坏的。”
很快，我又从彭逸林的来信中得知北京出现了一批“今天”诗人，北岛、芒克、江河、顾城、杨炼、舒婷，我从彭逸林激动的笔迹中新奇地打量这几个名字，恍若真的看到了“太空来客”。一个老诗人卞之琳（彭逸林与他有过通信）的名字也出现了，他在新一代诗人中再度以他早年的四行《断章》引起轰动。“年轻的”（刚复刊不久）《世界文学》杂志欢快地刊登出卞之琳译的瓦雷里的几首诗。在译者附言中他提到梁宗岱教授是中国介绍瓦雷里诗歌的第一人。而梁宗岱就是我校的教授，就在我的身边，后来我与梁教授有过较深的交往，他的高傲和天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五、从贵州到“今天”（6）
几乎也就在那同时，我读到了波德莱尔的诗歌。事情来得非常偶然。王辉耀，我的一个同学（他后来成为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驻香港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经济参赞），他仿佛是神随便派来的一个使者，他把一本杂志（《外国文学研究》，徐迟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传到我的手中。就是这本杂志在我决定性的年龄改变了我的命运，而在此之前，即早年的阅读随之作废（注意：仅指能指，即形式意义上的作废），但早年那些看似无意思的阅读却为我的反叛性或离奇的革命性打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基础，若没有这个基础，何来与波德莱尔的一见如故及息息相通。此时，�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