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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之都（重庆的悲剧来源于它的生产和辛劳，成都的喜剧来源于它的商业和悠闲）。情感生活的体验在进行、在结晶并出自抒情诗这一古老传统。在这个抒情的传统上，“红旗”诗人留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叶一代中国诗人在西南边陲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和美之历险。他们从自身的疾病出发激昂地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痛苦、焦虑、愤怒和悲哀，他们面对生活的真相首先从自身撕下一道惨烈伤口，他们的诗之利剑正对准自己的心猛刺。
四、三个诗人从“红旗”出发（2）
一年之后，“红旗”三剑客向三个方向分散出去：潘家柱汇入石光华、宋炜、万夏的“汉诗”；付维和钟山、郑单衣在19８９年后进入超现实主义的抒情劳动，创办《写作间》；孙文波与肖开愚、欧阳江河一道也在19８９年之后从事知识分子式的理性“反对”和提倡中年写作的“９０年代”。熄灭了青春的烈焰，“红旗”的任务业已完成。
２． 汉诗
“汉诗”（它的前身是整体主义，其实质同出一辙）这个美丽的名字本身就蕴含着诗意和一个诱人的中国神话。19８９年之后，由芒克、唐晓渡主编的《现代汉诗》又再一次体现这个名字（虽然加上“现代”二字）经久的魅力。
１９８６年三个诗人（石光华、宋炜、万夏）凭借成都的古风，本着孔子“吾从周”的精神正致力于为古老的汉诗注入新鲜的活力。这一年，《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一九八六》创刊，开篇是石光华写的《汉诗自序》，序言结尾这样写道：“诗人是人类对宇宙的最完美的显示。中国诗人体味到了这种幸福。禀赋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生命精神，超越、更新、创造，将自身投入整体的生命循环之中，以中国人的综合性直觉和明澈的领悟力，揭示着人类新的存在和意义，那么，这一代诗人是人类可以期待和信任的”。这时“汉诗”已给了我们一个清澈的外貌和内心。文如其人，石光华在更详细的“整体原则”中为我们坦开了他关于汉诗的意见：一个当代汉语诗人，无论怎样标新立异，都需要一个无法抛弃的广大的传统背景。这个背景在中国古代被称之为“气”（语言之气）或天人合一（语言和谐），而今天这种“气”或“天人合一”被称之为诗应来之汉语、焕发于汉语、创造于这个“整体”的汉语，所有当代的汉语诗歌的实验都应在这个“整体原则”下展开。汉诗的方向或“整体”诗歌方向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方向，它的视野包括从古代生活一直到当代生活，唯一的限定是一切大胆尝试只在“汉族文化和场景”这一特定范围内进行。这是一个正确的限制，符合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心理（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只有遵守这个限制才能使我们同西方强权文化（即所谓强加于我们的“世界诗歌”）保持相对的距离，即给予敬意又不一味盲从。
“汉诗”是一个符合中国精神的，稳重的提法，即富灵感又富建设性，经过了严格的深思熟虑。汉诗的出现在８０年代中期，它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一脉相承、一气贯通。自改革以来，西方文化长驱直入，轻松冲洗大多数中国青年诗人的头脑。“汉诗”诗人第一次以“整体”的形象自觉地抵制了这种外来的西式诗歌“催肥剂”。这一可贵的抵抗行为使我想到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和川端康成。他俩一生都在孤独中捍卫日本精神，是日本古风空前绝后的传人。而名噪一时的《金阁寺》作者，三岛由纪夫却不能代表日本灵魂。虽然他以日本传统方式切腹自杀，但他更多的一面仅仅是一个王尔德式的唯美主义者在日本的翻版，他的血液里流淌着西洋的杂质。而谷崎和川端才是日本美学的纯正代表。他们创造了不可能的奇迹，在２０世纪的今天重视了“枕草子”的光辉——“往昔徒然空消逝……人之年龄。春、夏、秋、冬。”尤其是谷崎，在他后来成熟的作品中，让人欣慰地看到他解决如下一对深刻矛盾的高超手腕（这对矛盾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亚洲，特别是东亚国家无法避免的），即在不得不顺应西方现代性的同时，又着力保持自身古典的原汁原味。的确，“伟大的作品必须自成一格，原汁原味，忠实无欺。”（奥尔罕·帕慕克的一个观点）
四、三个诗人从“红旗”出发（3）
汉诗的理想也是近代中国文人的理想，王国维、苏曼殊、辜鸿铭、甚至郑孝胥的理想。有关这一理想在石光华一则极短的自述中可以玩味至深：“石光华，男，四川成都人，１９５８年１月出生。除幼时玩于深巷和青春时节下乡务农两年外，就在读书、教书和做书生意中打发了３５年的日子。写了十余年的诗，也写了一些零散的文章，自觉均不成气候。只是觉得写诗是中国文人的一件平常事，写得多些好些就算诗人，次一些就只是爱诗的人。”这是一则典型的中国文人自画像，行文淡泊宁静、气韵悠长，尤其是“幼时玩于深巷和青春时节下乡务农两年”这一句汉风熠熠，深入堂奥。自述颇有张岱写《柳敬亭说书》一文之风骨，我仿佛初逢汉字的惊喜一样，在此初逢“深巷”和“务农”的灵气。汉字能做到如此古为今用，也是今日中国文人的福气了。写诗属于文人的修行日课，中国文人应以平常心对待之。
在“汉诗”诗人中最为夺目的是对诗歌始终持某种比较保守（或过时）的看法的宋渠、宋炜，他们在诗歌中活命，与传统为伴，除此无大事。他们在《户内的诗歌和迷信》及《戌辰秋与柴氏在房山书院度日有旬，得诗十首》这二篇组诗中，成为“汉诗”派当之无愧的绝代双骄，他们在守旧中走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极端，走向“中药”和“迷信”的极端，活着并无碍。
潘家柱对诗持有一种更古典和素朴的看法。我同他、万夏、宋炜有一些交往，８０年代中后期我目睹了他们的生活日夜浸淫在汉族文化的浓郁气氛里，他们对汉诗江湖的美好梦想，对古代美女、剑侠、书生、乡绅的偏爱使他们保留了并洋溢了汉族文人的传统品质。在一个全面消逝的古老中国的今天，他们的歌染上了古中求新的挽歌色彩。被宋炜称为“小旋风柴进”的潘家柱此时已离开“红旗”（“红旗”已不存在），深入“汉诗”，进入他“美丽的汉人生活时期”（或仗剑或负籍远游的时期）。
世界早就是旧的，犹如天长地久的茶、兰花、鱼、蔬菜、竹、磁器、酒、丝绸、亡城、易经与算命术，甚至精忠报国、节义之道……汉风犹存，诗人欣慰，酒瓶新酒，借以还魂。
３． 写作间
“写作间”顾名思义，这个名字已点明主题——劳动。“男儿的事业本该昼夜不停”，“劳动”成为浮士德最主要的精神，劳动之美也成为世界之美。“红旗”之后，付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流派和运动必然带来原则和教条，教条下面难得有持久如一的诗，诗勿需任何教条来规定。”这位最初热爱圣琼、佩斯的抒情诗人，这位写出《回忆乌鲁木齐》、《云贵高原》、《阿坝之行》一系列在风景中感悟神恩的歌吟者，这位只要情绪紧张就会梦见考试或教学的诗人在１９８９年与另一位文质彬彬的诗人钟山创办了一个杂志《写作间》——继“红旗”之后更为成熟的一个提倡忘我劳动的超现实主义写作车间，强调工作着是美丽的这一世界主题。这份杂志不以流派或运动为推动，没有任何宣言来统一选编的诗歌的规格和型号，当然更谈不上口号、规则和教条了。诗篇被客观和地放在一册里（包括外国诗人的译作），不像通常的排列，中国诗人放在一起，其他语种的诗之译文则放于书尾。因为选编者付维、钟山认为，深谙诗歌鉴赏之道的高手可以逐一品评，如侥幸读到值得传颂的诗，那心灵的劳动就得到了酬报。
四、三个诗人从“红旗”出发（4）
《写作间》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只出了两期，但我亦认为是一个成功的尝试。诗篇和文章引人注意，尤其是付维所写《诗人周邦彦》一文，文采和见解让我至今读来也很是喜欢。据我所知读过此文的人无一不赞叹：“妙文不可多得。”钟山也写出他难得的声音《致秋天》。温恕，我一直长期关注的诗人，是“写作间”贡献出的一颗诗歌之星（三年之后我终于见到他初露的光芒）。
“写作间”不是一个流派，没有明确的主义，也并不立志于掀起一个运动。但他们仍是有迹可寻的，从风景到抒情到玄想到超现实主义之梦再到时代之诗，最终落到最朴实的一点——劳动。正如付维自己所说：“诗歌的里程碑直到丰碑都不是由主义和流派来完成的。绝对是一首一首超凡之诗，甚至几个具体诗人的名字来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只相信进入选本的诗人，而不相信进入文学史的人。”
４． 反对及９０年代
诗人孙文波如今已成为一名独树一帜的诗人了。他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终有所收获。正如付维所说：“他身上体现了多种美德：劳动是一种美德，成功是一种美德。他在比他年龄大或者小的诗人面前都像一位兄长，都能保持雅量和宽怀。他对自己的诗非常自信，但同时又赋之以艰苦的劳动来使自信能够名符其实。他最终将对中国现代叙事诗作出贡献。”他最初作为“红旗”抒情诗的发起人，抒情的偏爱一直持续到19８８年。19８９年是他最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他同肖开愚、欧阳江河创办了《反对》杂志，及一年结集一本的《９０年代》。“反对”作为文学革命的永恒话题，“反对”诗人正以这一“反对”形象实践着这一永恒的话题。
“反对”诗人以“抑制、减速、开阔的中年”（肖开愚）特征，反对了诗歌中的抒情品质，努力将诗歌词汇扩大到非诗的性质并将诗之活力注入诗的反面——世俗生活。他们崇尚知识、热爱阅读、关注世界文学的最新动态。知识分子精神或知识分子身份是他们诗歌中强调的重要核心。他们以罗兰·巴特或福科为理论武器重新检讨文学并消解抒情的权势（按照巴特说法这种抒情话语的权势是不纯洁的，他们赞同这一观点），以达到另一神话——“反对”神话或“中年”神话。孙文波顺利结束了“红旗”的青春，进入安之若素的中年，大量的“现实”进入他的《散步》、《还乡》、《地图上的旅行》以及最近的《新闻图片》：其实还是说说看的见的事物好一些。
绵绵的雨丝，泥泞的道路，以及
树的霉暗，瘟疫袭击的人群，……
——孙文波《枯燥》这种“现实”的运用使这些作品获得了特有的现实意义，也获得了真正有力量的现实感。人们将这种现实感，称为诗学上的“叙事性”，它使得孙文波的诗歌具有一种亲切、坚实和道德感等可信赖的特征。特别是他在叙述中对于此的选择、安排、调度、控制所形成的张弛有度的节奏和语调，更是成为其诗学特征的重要方面。“反对”的语言策略在此显示了一种新的写作的可能性，孙文波及“反对”诗人在九十年代向远方的德里达、拉康、巴塞尔姆作出快速而必要的致敬。他们的作品里回响着这些解构大师的声音，而我的作品仍回响着陈旧的象征主义的声音（甚至浪漫主义的声音）。。 最好的txt下载网
四、三个诗人从“红旗”出发（5）
我在此所谈到的孙文波诗中的现实，或萧开愚，欧阳江河诗中的现实并非１９世纪的现实，也不是庞德所说的现代主义的现实，更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是某种带有或综合了后现代的现实。很多年前，在一封孙文波给我的信中，他谈到了对现实及写作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基本代表了他们（“反对”及“九十年代”）写作的共同倾向，在此将信全文转录如下（除信中不可避免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简短的套语被删除外）：一个人的写作的变化，我认为一般都存在着两个方面以上的因素的刺激：一是时代生活的发展状况，二是个人对诗的行进式的认识，再就是对写作的历史的重新估价。*年以后，中国诗歌写作中反理性的势力仍然占有上风，同时还有受到政治风波和海子、骆一禾死亡影响造成的遗书心态，很多人都要求能够在一瞬间进入写作的中心殿堂。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个人感到的是对各种问题的夸大，是心态的浮躁和另一种想建立功名的功利主义；人人都在谈论庞大的体系，谈永恒的主题，甚至谈绝对的形式，似乎中国诗歌真要在一代人手中写到顶峰了。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种种现象表明我们并没有越过世界范围的诗歌的六十年代，即我曾向你说过的拉金和奥哈拉那样的写作。所有的东西让人感到仍然沿用着象征主义的套路，和超现实主义的方法，没有什么新鲜货色。因此，写一种更实际的，更不哲学化和更进入我们的处境，或者说写一种干脆就称之为经验主义的诗，构成了我和开愚的基本想法。我们的写作正是在这一点上与过去的写作相比发生了变化；它对短暂的，易逝的，带有现象学意义的现象的关注，对扩大化的物质主义造成的时代中心话语的关注，改变了我们处理词语的基本态度，使具体经验而不是所谓的智慧在诗中变得突出和重要了，并显示出不是苦思冥想的虚构，不是单纯的词语想象，而是有迹可寻，但又非一味抄录的对待主题，成了写作的基本方式。我一直认为这一写作的态度和方法的变化是有意义的，仅从构成的文本来看，它创造了一种半叙事的写作风格，使抒情在排除了直接的胸臆袒露后进入到对叙事的依附。同时，这种写作还带来了对写作的专业化、专家化的要求，使写作变为一项高度严肃和正式的工作，排除了它的业余成分。当然有一点需要指出：我们并不是以那种提倡纯诗的人所用的写经典的方式来达到这一切的，而是赋予了普通的事物以知识分子的严谨，和对崇高气象的迷恋，这就又使我们的写作在形式主义之外获得了形式感，从而呈现出在严格的对话语做场景性修辞学意义上的处理和把握后（其要点是节制和准确），使任何事物都能达到可信的庄严，词语的非诗化也能在这里被彻底的排除，变得诗意充溢。我认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成就。对于写作的历史进程，无论个人的还是集体的而言，我们的这种努力的确具有进步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诗歌写作的领域，并且在叙述方式上为今后的诗歌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这包括了对越拔越高的虚假寓言式写作的抵制，对复杂语境的简化，对历史文本的重构，以及对各类非诗题材的诗化提升，等等。在现阶段而言，的确已有一些诗人受到了我们的影响，并且接受了我们对诗的写作的倡导。不过，虽然我和开愚在总的态度上是一致的，但落实到具体的写作上又各个相异。对于开愚而言，词语在他那里始终具有色谱学的意义，他在运用它们时更注重在这样的含义中赋予它们以活力，因而他的诗带有十分强烈的浓妆艳抹的特征，让人感到诗歌既华丽又充满喧响。而我一直想到的是“能指”和“所指”的一致性，我希望所有的词语都能在常态中进入到诗的结构中，在这样的结构中获得语意的定向表达。这样，当很多时候我回想起我和开愚各自的诗歌特征，以及其他种种时，总感到我们的诗歌写作实际上具有一种十分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因而当我来评价我们的写作时，它们的确不是什么“现实”的，而更具有“乌托邦”性质，它是我们在表面的“反乌托邦”进程中，以逆向构成方式和消除词语的现实压力，用缓和的态度建立的语言认识论意义上的“乌托邦”。我觉得很多人没有看到我们写作的这一点，很遗憾。
五、“我为什么如此优秀！”（1）
在我同钟鸣进行的好几次漫长的抒情性谈话中，他对我回忆并描述了黑龙江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镜泊湖。接着他的回忆继续深入到成都火车站一个冬日夜晚的一幕：那时他还是一个饱受朦胧青春幻美煎熬的青年，这青年就要登上７０年代初神秘的政治列车（７０年代中国大地只有这种列车，还没有后来这些繁华的旅游和商业火车），作为一名部队文工团的小演员奔赴东北（他在文工团演出的《红色娘子军》这一红色时代赫赫有名的歌舞中饰演小庞）。他脸色苍白，怀着奇异的离别之情，告别了他亲爱的母亲。或许直到昨天他仍沉浸在离别的欢乐和兴奋里，直到昨天他还没意识到这离别的象征意义——诗歌道路的第一出发点。列车载着这个孤单的青年来到镜泊湖。转眼已是初夏，风景在经历过伟大的白雪之后，轻扬出它深绿的秀美，巨大的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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