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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忙族-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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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胛�250万～299万日元，妻子的就业率能达到，丈夫的年收入为1 000万～1 499万日元，妻子的就业率就下降到。
这种丈夫收入与妻子就业率的关系，以发现者的姓名冠之为“道格拉斯…有泽法则”。
最近，因公司倒闭、人事调整等原因丈夫的收入水平不断下降，妻子的就业情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为了弥补丈夫收入的不足，从事兼职劳动的主妇数字有多少？今后还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在这里推测一下。我们以男性“穷忙族”（年收入未满200万日元者）的增加（2001～2005年厚生劳动省“工资构造基本统计调查”）为前提，根据前面介绍的“道格拉斯…有泽法则”，推算一下兼职主妇的数字。
计算结果显示，丈夫年收入未满200万日元的话，兼职主妇在2002年达到51 891人，2005年达到59 216人。预计将来兼职主妇的增长在2010年将达到73 794人，2015年达到91 961人，2020年达到114 600人。
由此可见，随着男性劳动者成为“穷忙族”，兼职主妇将大幅增加，于是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兼职劳动者的工资存在下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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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生活之苦而自杀的中老年“穷忙族”
陷入“穷忙族”的中老年劳动者，生活捉襟见肘，不堪重压的他们很多选择了自杀。
教育费、住宅按揭等不能削减的生活成本，让突然沦落为“穷忙族”的中老年劳动者不堪重负，经济上和精神上受到的双重刺激可想而知。
根据警察厅的调查，从年龄段分析自杀者的数字，20世纪90年代末，四五十岁的自杀者数字显著增加。
选择自杀的大多数是男性工薪族，或者男性无业者。2005年的自杀者中，40～49岁年龄层中有 5 208人，50～59岁年龄层中有7 586人。合计达到12 794人，占自杀者总数（32 552人）的近四成。
从自杀者生前留下的遗书追查他们的自杀动机，“经济、生活问题”是中老年劳动者自杀的首要动机。其中，40～49岁留有遗书的487％的男性自杀者、50～59岁留有遗书的508％的男性自杀者，都是被“经济、生活问题”所累，最终选择了自杀（2005年）。
随着“穷忙族”的增加，可以预见，不堪生活所累的中老年自杀人数也将随之上升。
被公司的一个小小的调整扔进生活泥淖的中老年劳动者，他们痛苦地走向了自杀之路。难道我们这样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经济真的没有办法拯救他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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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穷忙族”的增加，对非银行机构产生的恶劣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后消费金融业急速成长，2001年3月的财务报告显示，日本最大的消费金融公司——武富士，营业利润（相当于利息收入）达到4 000亿日元。
消费金融的利息有所设定。如果没有超出《出资法》的利息上限，就不违法，不属于刑事犯罪。《出资法》的利息上限以前是40004％，后由于工商贷款等问题被调整为292％，并于2000年6月正式实施。
借款的利息虽然高，但仍有人向消费金融机构借款。实际上，对于年收入低、信用度低的人来说，从银行贷到必要的资金是非常困难的，只能向非银行机构伸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0年初，饱受不良信贷困扰的银行对个人贷款慎之又慎，如果个人实在需要资金，又没有担保人，就只有求助于消费金融机构。
实际上，大型消费金融机构的贷款人当中，年收入极低的人非常多。2005年3月的新开户顾客中，从年收入级别来看，未满200万日元的占到，200万～300万日元的占到，不足300万日元的个人账户占到全体账户的。即使年收入稳定，但是由于住宅按揭、教育费等短时间急需资金的中老年工薪族，向消费金融机构求助的也不在少数。
年收入过低的人还款风险很大，因此消费金融机构建立起各自的评价系统，将不良信贷风险减小到最低。
但是最近，大型消费金融机构的业绩日渐下滑。原因之一就是一度还款信誉良好的中老年工薪族突然沦落为失业者，无力还款。评价系统里，原本不会破产的贷款人一旦破产，不良信贷风险也随之大大增加。随着中老年工薪族成为中老年“穷忙族”，不良信贷相继发生，大大影响了消费金融的业绩。
中老年上班族肩上繁重的教育费负担
40～50岁的中老年男性，既要照顾生病的双亲，又要抚养孩子，还得支付住宅按揭，可以说这是他们人生中负担最重的一段时光。
如果是上班族，那么还可以对应，40～50岁是年收入最高的时期。根据厚生劳动省的“工资构造基本统计调查”（男性），45～49岁的平均年收入最高，2005年达到万日元。
中老年工薪族不得不支出的项目中最重要的就是孩子的教育费。近年来有的家庭为了不负担孩子的教育费索性连孩子也不打算生了。
根据总务省的“家计调查”统计表明，根据户主年龄分析每年平均教育费的支出，40～49岁和50～59岁年龄层的户主所要支付的教育费最高。2005年，30～39岁年龄层的户主要支付139 432日元，40～49岁年龄层的户主要支付391 849日元，50～59岁年龄层户主要支付212 159日元。
虽然孩子的教育费在增加，但是户主的工龄和年收入也在增加，因此通常来说还是负担得起的。
可是，一旦由于公司倒闭或者公司调整使户主成为“穷忙族”（年收入不足200万日元），户主的工资将大幅缩水，孩子的教育费也就负担不起了。
大多数的中老年工薪族无论如何也要负担孩子每年的教育费，即使成为“穷忙族”，也要没日没夜地苦干，尽力维持。但是年收入200万日元对于孩子的教育费来讲实在是杯水车薪。
如果年收入下降到不足200万日元，结果只能是含着眼泪削减孩子的教育支出。如果层层推理下去，孩子的家教补习费用将被削减，最后连高中、大学也无法继续读下去。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中老年工薪族的父亲成为了“穷忙族”，那么孩子成为“穷忙族”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也就是说，如果父亲成为“穷忙族”不能负担孩子的教育费用，将影响到孩子的就业和今后的人生，“穷忙族”可能就会世代延续下去。
“穷忙族”的孩子跟富裕家庭的孩子相比，进入法律界的可能微乎其微。
为什么呢？因为要想成为法官、律师、检察官，就必须通过司法考试。法学院的学费非常高，从这一点上看，有支付能力的家庭就占有先机。2006开始实施的新司法考试，要求报考人必须先通过法学院的学习。当年，法学院的毕业生中有2 087人参加了考试，合格者为1 009人，合格率占到50％。也就是说，能念上法学院，通过司法考试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而上法学院必须缴付高昂的学费。如果父亲成为了“穷忙族”，这一切就成了泡影。
同过去相比，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再那么重视学历了，但是学历的影响力依然存在。“穷忙族”的世代延续也意味着“机会均等”的丧失，由此还将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第二章小结
由于公司倒闭或者进行人事调整，被逼迫转职的中老年工薪族中的一部分沦落为“穷忙族”。
必须抚养家庭的中老年劳动者，突然成为了“穷忙族”，而要想脱离这个状态是非常困难的。
孩子的教育费、住宅按揭等无法控制的支出，使中老年“穷忙族”同其他年龄层的“穷忙族”相比，生活得更加困苦。
“穷忙族”档案③
原系统工程师从年收入800万日元的正社员沦落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年龄：55岁（男性）
职业：一般事务
家庭构成：单身
居住地：东京都
最终学历：专门学校（电子专业）毕业
双亲的职业：父亲——公司职员，母亲——家庭主妇
支持的政党：无
崇拜的名人：女性演歌日本演歌，可以理解为日本的经典老歌，它是综合江户时代日本民俗艺人的唱腔风格，融入日本各地情调的歌曲。是日本古典艺能与现代流行音乐的过渡，以民俗民风、感情琐事为颂词的歌曲。——译者注歌手（不特指）
喜欢的作品：筒井康隆、东海林定雄、浅田次郎、柴田炼三郎、山冈庄八等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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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为爱流浪所以流浪
“想法？没什么想法。我可不是因为爱流浪所以才流浪。没有办法啊。我要吃饭，还得活下去。所以即使悲伤即使难熬也得过下去。肚子饿了就得吃，吃了就能活，就这么回事。”
在每天乘客流量达到数百万的涩谷车站附近的咖啡室里，我见到了O先生。他在我身旁坐下，点燃了一根烟。55岁，派遣社员，从事着一份一般的事务性工作。住在东京渡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的廉租房里，每月租金3 000日元。在这之前，O先生是一名流浪者。
5年前，由于房租晚交了4个月，于是O先生在某一天回家时，发现公寓的锁被换掉了。
“当我被锁在门外，我就知道一切全都完了。以前家里也没有什么大件的家具，就随房东处置了吧……”
说到这儿，藏在O先生厚厚眼镜片后面的小眼睛显得更细了。
O先生老家在东北。从当地的技校毕业以后，考上了位于东京都大田区蒲田地区的专门学校。阿波罗11号登上月球那会儿，他从学校毕业开始了求职生涯。因为专业是电子，所以成为了一名程序员——正社员。当时是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期。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问世，“OA”（办公自动化）还是一个新词，形势大好，经济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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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接受被自己钟爱的事业抛弃的事实
“经过10年的努力，我后来成为了一名系统工程师。当时在IT界，与正社员相比，以业务委托的方式录用的契约社员的待遇要更好一些。为了能证明自己的专业技能，我放弃了正社员身份，成为一名契约社员。”
“80年代后期，O先生每月的工资有60万日元，年收入接近800万日元。”
“那时我喜欢在小酒馆跟同事们一起喝个小酒，谈天说地，所以每天晚上都想着去哪里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每个晚上都要花掉1万日元，一个月就是30万日元。我住在中档的公寓里，有喜欢的东西就买下来……所以也没什么存款，每天都很快乐。”
但是，随着泡沫经济的破裂，业界的情况也随之大变。
“首先是工作量减少，然后每个公司都优先保护正社员的利益，最先受害的便是契约社员。有远见的人早就给自己铺好了后路，先一步赢得客户自立门户了。我没能尽早看清苗头。被公司解雇以后，转职也很不顺利。忽然感觉被自己当做天职的工作抛弃了，那个滋味真是不好受。”
到此，从专门学校毕业以后顺风顺水的职业生涯戛然而止。
“但是生活还得继续，生活费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老实说那心情真是非常郁闷。总还得吃饭，所以每天都不开心，就从酒精中获得慰藉，这样酒量一天比一天加大。虽然收入比以前减少了，但消费支出还跟原来一样。”
变成彻底的流浪汉
“在锁被换掉以后，我经常在池袋、涩谷这一带流浪，睡大街。休息不好，所以每天都很疲惫。于是辞掉了保安的工作，每周做一次宣传单投递的工作，每次领取5 000～7 000日元的收入，偶尔去“胶囊旅馆”“胶囊旅馆”，就是仅提供4英尺×3英尺×7英尺床位的旅馆。由于其形状如药丸胶囊，故而得名。从外面看，“胶囊旅馆”就是几十个整齐摞起来的“胶囊”，每个“胶囊”安置一位顾客。内有空调，人由床头爬入，进去后关上玻璃门、拉上布帘，就是个人的空间。在里面仅可以坐着活动，内设独立电视，纯粹做休息之用。——译者注睡一觉。吃志愿者提供的食物或者去区政府领那些免费的比牙齿还硬的面包。就算这样也总是处于饥饿状态。”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半。
“流浪汉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维持正常工作领取微薄工资的，有犯罪危害社会的，也有常年流浪心理失衡的人。我基本上都是独来独往。我曾经恐惧过，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不与其他流浪汉一般堕落。那真是一个黑暗的世界。”
有一天，在池袋O先生看到了《The Big Issue》招聘销售员的广告。《The Big Issue》是一本以帮助流浪者回归社会为目的的英国娱乐杂志，2003年引进日本，最初在大阪销售，现在已经扩大到关西、中部和关东。所有的销售员都是无家可归者。他们站在马路上每销售一本定价为200日元的《The Big Issue》，就取得110日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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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工作，就想做
“当街出售《The Big Issue》就等于向世界宣告自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但就算感到羞耻，就算难为情，想想肚子还需要填饱就顾不上那么多了。只要是工作，什么我都做。”
注册成为销售员以后，杂志社免费提供最初的10本。销售员手上的流动资金为2 000日元（200日元×10），用这笔钱进货，然后当街叫卖。
“我最初在熟悉的池袋卖，由于这本杂志刚刚进入东京，所以很多人都感到好奇。30本一下子就卖完了。那段日子距离现在有两年半了。”
O先生一边说，一边用笔在纸上写下自己销售的时间和销售量。
“2006年3月我辞掉了《 The Big Issue》销售员的工作，从2003年11月一共干了2年零4个月。我在池袋叫卖，后来又去了有乐町和茶水。那些地方有很多医院和大学，各种职业和年龄的人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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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家可归到有了一个家
O先生每个月平均可以卖到1 000～1 200本，月收入达到10万～13万日元，于是O先生搬进了为流浪者提供的廉租房，生活从马路上回到了房子里。“我感觉踏实了一些。以前在马路上从来不能好好睡一觉，现在终于可以安心睡觉了，体力也恢复了一些。锁上门就有了自己的天地。但这种廉租房也是有限制的，最长可以租用3年。在这期间，要努力攒够正常租房子的钱，包括押金礼金等，然后搬走，日本的制度就是这样。”
政府的这项针对流浪者的廉租房支援项目从2004年开始，已经支援了1 190人，这中间最终自立并回归正常生活的有200人，O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但他们的再就职之路充满了艰辛。
“我从2005年末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再就职计划。只要我还在卖《The Big Issue》，入住廉租房，就等于还是流浪者。我想摆脱这种生活，于是我在东京市政府介绍的人才派遣公司登记的同时，自己也在努力找工作。从2006年3月开始，我向20家公司投递了简历。我已经是这把年纪，所以到哪里人们都没有好脸色。就算我一再表白我努力，我上进，我会好好干，别人第一眼关注的还是年龄。太难了。如果对方答应进行面试，我就要事前努力准备以求给人留个好印象。”
终于在1个月以后，传来了好消息。
“最后我还是在人才派遣公司的帮助下找到了现在的工作。每天工作6个小时，日薪6 800日元。换算成时薪还不少，但是月薪就只有13万日元左右。还要付3 000日元的房租，还要为独立租房预存押金、礼金、搬家费等。这个工作的合同期就要满了，下面该怎么办我还没有决定。派遣公司那边也在帮我找工作，自己这边也没闲着……总之努力吧。已经到了这个年纪，看不到明天的生活真痛苦。还要考虑缴税、拖欠的健康保险什么的……”
正在行路的人不知道下一步将要跌倒
O先生的思路非常清晰，语言组织也有一定逻辑性。就像一个工作上的先辈在为后辈答疑解惑。但是O先生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赶紧找到下一个工作。悬而未决的工作、不稳定的收入，使O先生陷入被动的生活。
“现在回想做系统工程师那时的金钱观，真是不知愁滋味。总想着下个月还有收入，于是把手边的钱花个精光。当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正在行路的人哪知道下一步就要跌倒了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个时候的朋友现在一概没有联系了。一旦成为流浪者，就意味着社会关系进入另一个轨道了。如果还保留那时的人际关系，对现在的求职有帮助也未可知。”
听我问到对“穷忙族”怎么看，O先生在纸上画了一座山崖。
“泡沫经济的顶峰时期，我自己不知道，其实是站在悬崖边上，泡沫经济破裂了，我也就开始坠落了。落到底就是马路，就是流浪生活。我抬眼望那悬崖，那是自己原来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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