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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河集-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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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先生说，再待期月，我去听你说书。
又一月之后，柳敬亭仍到城隍庙前说书，听众倍之，说的是《水浒传》中另外一段，莫后光还是悄然杂于人群之中观听，直至散场。当莫后光到达家门口时，柳敬亭恰也到了门口，对先生一个长揖，说，今日演义，请先生指点。莫后光挽了柳敬亭的手一起进屋，坐下吃了茶，对柳敬亭说，你今日演义，亦已进门，且登其堂。书之内容，不算惊险，而人们听得耸身延项，大气不出，嘴张舌僵，毛竖发立，中微洞幽也，入情入理也。可矣。然而技进于道，道至于成，入其室，坐其中者，子乎？子乎？莫后光说罢站起，抚柳敬亭肩背，说，子能大成乎？大成者，进于神也。期月再言，期月再言。柳敬亭对先生一个长揖到底，退出两步，转身离去。
又一月之后。柳敬亭还是在城隍庙前说书，听众如山，说的仍是《水浒传》，莫后光杂于众中观听，直至散场。当柳敬亭到达莫家门口时，已有童子在门口等候，说先生有请。柳敬亭进门，莫后光站在天井里迎候，挽手进屋，坐下用茶。柳敬亭说，今日演义，请先生指点。莫后光说，于你，我已不能指点，只能评说。你说书时，目之所视，手之所来，身之所动，足之所移，言未发而哀乐具足乎前，言已发而听者恍然若有见，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听者若有所失若有所思若有所得若有所往矣。从今后，你掉三寸舌，而遍行天下可矣！至于成其大，成其神，是所望于子也！后光遇子，死不恨矣！莫后光言罢站起，竟对柳敬亭一个长揖。柳敬亭拜下，莫后光亦拜下，二人泣下数行。莫后光取自己所说之《水浒传》一部赠柳敬亭，且将自己所用之惊堂木一块，双手奉上。
这就是柳敬亭遇莫后光的一段佳话。
第三部份 艺高品正 名噪金陵
一， 二十年来踪迹
柳敬亭自从得莫后光指点，说技大进，这以后的二十年，他的情况，只有一笔带过的两句话，即当时大诗人吴伟业《柳敬亭传》所记：“已而，柳生辞去。之扬州，之杭、之吴，吴最久，之金陵。”吴伟业这样的文士，因为在某些场合欣赏到柳敬亭说书艺术，大为惊喜，且重柳敬亭之坦荡婉直，有“初即之也如惊，骤去之也如失”之感，为之作诗撰文，结为好友。从这时起，在文字记载上才有了这位大艺术家的身影，但终归不能见于正史。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从莫后光那里辞行之后，青年柳敬亭继续浪迹江湖，达二十年之久。曲艺史家陈汝衡写道：“二十年岁月是悠长的。柳敬亭挟一技之长糊口四方，不知走遍多少乡村城镇，经历过多少人世艰辛。”而正好在他艺术最成熟的时候，来到了繁华都市南京，其时九州风云变幻，有李自成起义，有满清向明朝的进攻，而士大夫一般都在沉缅酒色。正如《桃花扇》第六出《眠香》的收场诗所形容的：“江南花发水悠悠，人到秦淮解尽愁。不管烽烟家万里，五更懷里啭歌喉。”
这时的柳敬亭四十岁人，他是什么样的呢？他是一个相当成熟的人了。我们从吴伟业对他的描写可知：“其处己也，虽甚卑贱，必折节下之；即显通，傲弄无所拙。与人谈，初不甚谐谑；徐举一往事相酬答，澹辞雅对，一座倾靡。诸公以此重之，亦不尽以其技强也。”这段话写得很客观，很具体，很公正。柳敬亭对待地位低的人，最能谦虚平等，而对地位较高的人，则无半点低下言态，甚至对他们傲然讥嘲。他与人交谈时，开始却也平常，并无多言，但谈得深入一点时，就显出言语平和而雅致的特点，令士大夫们倾倒不已。因此，这些高层文士敬重他，不仅是因为他有高超的说书艺术，而更是因为他有相当不俗的人品人才。柳敬亭在二十年浪迹生涯中，把自己炼成了这样的一个人，是说书中的深厚中华文化与浪迹中的丰富阅历造就了他。
在这二十年浪迹中，他在大江南北广为说书，艺术影响可想而知，只是无有记载罢了。
在此，简略介绍一下评话艺术。成都天迴山出土的东汉说书俑，一手持一小鼓，一手持一小棒，是连说带唱的格局，而扬州西湖乡出土的西汉说书俑，是徒手说书。如今我们见到的说书，基本应算是徒手，看去很简单，但工具其实有八样之多，所谓有“八宝”，第一宝是“自尊台”，就是书台，台上只有说书者一人，有“高台教化”之意。第二宝是“无二椅”，台上只有椅子一张，没有第二张。第三宝是“*围”，就是说案前面的桌围，遮住了说书人的腿脚。第四宝是“生机壶”，就是说书桌上的一把茶壶，作用很大，偶忘书词，茶壶一端，可以想一下。第五宝是“添词杯”，作用与茶壶相同。第六宝是“没大小”，就是手帕一方、扇子一把，手帕可示作圣旨，可示作裹脚布，扇子能当书简，能当刀枪，比喻多端。第七宝是“止语”，就是醒木，俗称惊堂木。第八宝是“聚宝盆”，就是旧日书场上向听众收钱的大碗。
那么，柳敬亭说书时，是何格局呢？首先，他说哪里话？人们估计，他该是用江淮官话说书。其它方面情况，我们可参考孔尚任的《桃花扇》。孔尚任二十多岁时，柳敬亭八十多岁，他们虽未见过面，却同过时，相去未远，孔尚任《桃花扇》四十出，前加“先声”，后加“余韵”，当中又闰二出，共四十四出。“先声”里借副末之口说，此剧“实事实人，有凭有据”。那么此剧中柳敬亭说书的格局，该是可信的。在《说稗》一出中交代柳敬亭的舞台动作时，有“上坐敲板鼓说介”，“拍醒木说介”，“敲板鼓唱介”，是有说与唱这两个基本形式，工具有醒木，有板鼓与敲板鼓的颤杖，另外，说书时“上坐”，高高坐在观众对面。这样的形式，可以说，上承秦汉，下启后来。此外，柳敬亭在说唱时可能还有一个工具，是“寸板”，大约相当于如今说山东快书时手中的那两片碰击发声的金属片儿（今称鸳鸯片），见于《桃花扇》第十一出《投辕》，剧中的柳敬亭形容自己的本事是“稗官词，寄牢骚，小鼓儿颤杖轻敲，寸板儿软手频摇，快舌尖钢刀出鞘，响喉咙轰雷烈炮，冷嘲，热挑，用不着笔抄，墨描。”但情况也并不拘泥，曾听柳敬亭说书的李良年作诗说，“灯前历历开元事，只在棋声扇影中”，自己作注说，“叟以一棋一扇按节作口技。”可见柳敬亭说书时，手边也有只用醒木与折扇两种主要道具的，这与今天的说书人是一样的。
陈汝衡认为，柳敬亭重在说，而不是唱，这个看法是对的。至于孔尚任笔下柳敬亭手中的道具似乎多出了几样，我们认为大约也是可以的，孔尚任虽未亲见，毕竟讲究下笔有据，在柳敬亭说书用何道具上，一定请教过别人。
《扬州曲艺志》引评话表演艺术家王少堂说，评话表演的技法有“手、口、身、步、神”，这与戏曲表演的“手、眼、身、法、步”很类似。评话的“步”不是走台步，是指腿脚随身有所偏移，不是僵而不动。
柳敬亭说书时丰富的“手、口、身、步、神”，是十分精彩的，当时学士文人多有记载，比如：
大学者黄宗羲写柳敬亭说书，“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诗人曹尔堪亦有类似形容，“炯炯双眸惊拍案，似听涛飞石走”。
文人王沄记载说，柳敬亭说书，“音节顿挫，或咤叱作战斗声，或喁喁效儿女歌泣态。”刚柔两种都能表现得活灵活现，当时文人周容《杂忆》中也记载，柳敬亭“说闺阁儿女指粉芗泽，或米盐诟谇”，也能“罔不解颐”。
柳敬亭说书不但做到他的老师莫后光要求的能让自己“坐忘”，甚至也能让听众都“坐忘”了，周容记道：“剑戟刀槊，钲鼓起伏，髑髅模糊，跳掷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予髪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
张岱对柳敬亭说书也有一段有名的记载，“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细微如此。”
总之，柳敬亭说书，真是精彩极了。
我们所能见到的柳敬亭画像，是清人王小某临本，儒雅大方，亲切近人，睿智沉着，安如泰山，戴帽着袍，手执一扇。不是说书时的写照，而是平日站着见人的样子。王小某临本，必有所据，形神兼备，很高明，很可信，符合吴伟业《柳敬亭赞》所描绘：“颀而立，黔而泽。视若营，似有得。文士舌，武夫色。丑而婉，忠其德。”也符合张岱《陶庵梦忆》所写：“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
以今日的技术和绘画，根据柳敬亭这幅老年时的画像，必能作出他少年时，青年时，中年时的画像，而且也将是可信的。
二， 艺界为魁星
黄宗羲《柳敬亭传》写道，柳敬亭“之金陵”后，“名达于缙绅间。华堂旅会，闲庭独坐，争延之使奏其技，无不当于心称善也。”
张岱《陶庵梦忆》写道：柳敬亭“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每至丙夜，拭桌剪灯，素瓷净递，款款言之。”丙夜就是三更天，这时酒足饭饱，坐下来品茗听书，柳敬亭是要说书到深夜的。
可见，作为说书艺人的柳敬亭，浪迹到南京之后，较为稳定下来，被邀至达官贵人公卿士夫的华堂闲庭说书献艺，生意极好，要请到他须得定金预约。
当时，南京有个名叫王月生的著名*，色艺双绝，最称走时，“南京勋戚大老力致之，亦不能竟一席”。张岱写道，柳敬亭“貌奇丑”，却与王月生“行情正等”。倡优等视同观，饱含封建社会艺术家的屈辱，但透过张岱所记，可以看到，柳敬亭的说书，在明末南京那样高度享乐与高度文化结合的大都市，得到高度的认可，是很不容易的。而柳敬亭说书的内容，如《隋唐》、《水浒》，却是给那一社会送一帖清凉剂，这一点，当时有人是感觉到的，吴传业《柳敬亭传》中记载：“客有谓生者曰，方海内无事，生所谈，皆豪猾大侠，草泽亡命，吾等闻之，笑谓必无是，乃公故善诞耳，孰图今日不幸亲见之乎。”而柳敬亭“闻其语慨然”。当他与一些朋友聚会时，“酒酣，悲吟击节，意凄怆伤怀。凡北人流离在南者，闻之无不流涕。”可见，柳敬亭不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
当时南京邀请柳敬亭说书的最显赫的，有“吴桥范公大司马”，即范景文，明代最后一个宰辅，生平痛恶魏忠贤阉党，努力解救受*的东林君子。还有一个是“相国何文瑞”，即何如宠，入阁办事，加太子太保，人品端正，极负清望。此二“阁老”，当时正在南京，柳敬亭给他们说书，“风雨飒沓动鬼神，片言落地咸称善”（魏耕《柳麻子说书歌行》），受到极大欣赏，这无疑给艺术家更添声望。陈汝衡先生写道：“柳敬亭的说书艺术并不因为受赏于这些‘阁老’之流而有所提高，可是凭藉达官显宦的游扬，使柳敬亭能够多认识一些文人学士，使他的名字在他们的诗文笔记里传留下来，这却起了很大作用。”当然，也应该说，给范、何这样的人物说书，对于艺术家也是一种考验和锻炼。
作为这样一个大艺人的柳敬亭，身在南京，不可避免混迹往来于旧院（又称南曲），这里是艺术表演集中之地，各样剧种和各项技艺在此争奇斗艳，属教坊司管辖，归礼部。著名诗人余怀《板桥杂记》所记各种艺人就有：张卯官的笛子，张魁官的箫，管五官的管子，吴章甫的弦索，盛仲文的打十番鼓，丁继之张燕筑王公远宋维章的戏剧表演，还有柳敬亭的说书。这些人常常“或集于二李家，或集于眉楼，每集必费百金，此亦销金窟也。”二李指名妓李大娘李十娘，眉楼主人则是“秦淮八艳”之一的顾媚娘，她们在色艺双绝方面超凡脱俗，然而终归是以此为生的社会畸人。柳敬亭以“清客”身份混迹其间，心中自有块垒，有时与张燕筑等几个人“酒酣以往，击节悲吟。”这一光景，在《桃花扇》第五出《访翠》中有生动刻画，具体说明着他平日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余怀在《板桥杂记》中把柳敬亭比作司马迁笔下春秋时代楚国的优孟和东汉时代的东方朔，那是一种机智杰出的人物，他们往往显得很“滑稽”，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来说，是处在身份地位不高的情况下的一种特殊言行方式，以便既能冒昧提出正确主张或申张正义，而又能巧妙避免强势有可能因此加给自己的危险。
当时余怀这样的文人学士对柳敬亭格外敬重，是因为柳敬亭的人格人品令人钦敬。这种人格人品有两个方面：
一是他说书内容刚健，针对着明末那种绮靡颓唐，而吹来些刚正之气，《桃花扇》第十出《修札》中有一段柳敬亭自白，就是对这一基本情况的一种写照，自称他的说书是，“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少不得还他个扬眉吐气，那班得意的奸雄邪党，免不了加他些人祸天诛，此乃补救之微权，亦是褒讥之妙用。”可见他有着以艺术而积极用世的意识，而不同流合污。
二是他在演艺界品德高尚，有侠义之风。邓汉仪《慎墨堂笔记》载说，柳敬亭并不轻易为人说书，“一日，遇友人有丧，贫不能举。柳乃遍晓金陵人，当以何日开场说书。至期，全城奔赴。柳说毕，群情欢悦，赠金帛如山，柳悉以归之友人，助其丧事。”与余怀齐名的诗人杜浚，在中秋这天穷得只能吃一碗粥，闭门睡觉，忽然得到柳敬亭派人给他送酒送钱，而且带来纸条写着“来人受赏，我就天诛”，就是说，叫杜浚不要照规矩给来人赏钱，这是为杜浚着想的。这样的柳敬亭，怎能不受到士人敬重？平日在旧院中，柳敬亭主持正义、保护弱小，当时士人袁于吉所作杂剧《双莺传》中曾有叙述，说的是柳敬亭帮助李十娘顾湄这样的女子机智地赶走了来寻欢作乐的恶客。正如当时诗人龚鼎孳所记：“敬亭吾老友，生平重然诺，敦行义，解纷排难，缓急可倚仗，有古贤豪侠烈之风。”
柳敬亭实为当时金陵艺界之第一人。见多识广的张岱在列举了“名公集白下”的管、弦、戏曲、绘画等方面的艺术名家之后，接着说，“及见泰州柳先生，诸公诸技皆可罢”。说柳先生的艺术是“张华应对建章宫，万户千门无一差”，又说，在柳先生那“入情入理，入筋入骨”的说书面前，“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不齰舌死也”，即都要愧得咬破舌头而死。徐缄的诗也说：“秦筝赵瑟屏不作，共迎柳麻来说书。南京佳丽古无有，柳麻闻名传闻久。”柳敬亭确实处在艺魁的地位。
当时学者徐缄作《柳麻子行》说，“君不见跌宕雄奇太史公，沉郁顿挫杜子美，柳麻说书亦如此。”当时著名诗人魏耕也把柳敬亭比作“唐时工部杜少陵，翰林供奉李太白”。张岱则认为柳敬亭说起《水浒传》来，能让“耐庵咋指贯中吓”，说“先生满腹是文情，刻镂雕镂夺造化。眼前活立太史公，口内龙门如水泻”。
总之，他们觉得一定要用司马迁、杜甫、李白、施耐庵、罗贯中这些无可比拟的第一大才子来形容柳敬亭。
明末复社重要人物、诗人阎尔梅在《柳麻子小说行》诗中，对柳敬亭的说书与野史、章句、传奇（戏剧）作比较，认为“世间野史漫荒唐，此翁之史有文章。章句腐儒道不出，传奇脚色苦秾装。独有此翁称绝技，不可无一不能二。”
柳敬亭不但把说书艺术发挥到一种极致，而且所说的内容，能令这些思想最深沉最不俗的知识分子倾心如此，一切真是到了炉火纯青、十分完美的程度。柳敬亭当时金陵艺界魁星的地位，一直保持到老，明末清初诗人徐缄后来以“独步东南三十年”的诗句予以赞美。
三， 侠肠归正义
明朝末年的金陵，复社士人与阮大铖之间，发生着激烈的冲突。阮大铖原为东厂太监魏忠贤亲信，字圆海，诨名阮胡子。魏败后，阮被列名“逆案”，作为官场废员在家。农民军进逼，他从安徽移家金陵石巢园，训练女乐，排演他作的《燕子笺》、《春灯谜》等四种戏剧。今人分析，这些作品艺术性不低，但宣扬热衷功名、提倡投机善变，此正是阮大铖后来晚节大亏的思想根源。郑板桥也曾作词讥讽晚明朝廷在阮大铖之流把持下的腐烂荒唐：“草木山川何限痛，只解征歌选色。‘燕子’衔笺，‘春灯’说谜，夜短嫌天窄……。”
当时，受过魏、阮*放逐的东林党，早已解体，子弟长大成人，他们加入复社，社友众多，与魏之余党成为明末对立的两大政治势力。退隐的阮大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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