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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史读袁-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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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在辽东混迹那么些年，战绩实在乏善可陈，就连以“光辉形象”载入史册（明史）的部分，也只有败仗的记载，而没有胜仗的记录（想吹嘘一把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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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史职官二》卷七十三“其在外加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衔者，有总督，有提督，有巡抚，有总督兼巡抚，提督兼巡抚，及经略、总理、赞理、巡视、抚治等员。”】
＇2＇【《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一】
＇3＇【阎崇年著《袁崇焕传》“王在晋既无远略、又无胆识，既无兵略，又无智慧。”】
＇4＇【《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升兵部左侍郎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
＇5＇【《明熹宗实录》卷十九“命礼部右侍郎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6＇【《明熹宗实录》卷十九“升兵部主事袁崇焕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
＇7＇【《清史稿·列传第二百四十七》“富明阿，字治安，袁佳氏，汉军正白旗人，明兵部尚书袁崇焕裔孙。崇焕死，有家属流寓汝宁，有子文弼，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五传至富明阿，以马甲从征喀什噶尔，授骁骑校，升参领。”】
＇8＇【《崇祯长编》卷三十七“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第五章 王在晋笔下有三朝
若将孙、袁二位大能攒的这些墨水跟那位因被视作“废柴”而声名狼藉的王同学一比，那就确实显得寒碜了点儿。王同学出生于河南浚县，据浚县的资料介绍，他跟孔子那位高足——子贡是同乡，其一生著作甚丰，有《越镌》、《历代山陵考》、《海防纂要》、《总部疏稿》、《经略抚齐中枢疏》、《龙沙学录》6卷、《通漕类编》9卷、《岱史》、《辽记附述》、《辽评纪要》、《评辽续记》、《兰江集》、《宝善堂集》、《西坡漫稿》、《西湖小草》等＇1＇，涉猎极为广泛。
其中，《越镌》、《海防纂要》、《通漕类编》三本被后世广泛用于研究明代航海、贸易、海关、海防、军械、战阵、经济、地理、航运、船舶、漕运、河渠等方面，这三本书之所以研究价值高，都是因为王同学善于将自己官任上接触到的案例、资料、体制等系统的编纂成书。
《越镌》中详细记载的大量通商案例很是宝贵。
《海防纂要》里除海防理论外，还有戚继光战车中轻车的详细资料，福船、广船的制造方法及其优劣详解＇2＇，显示钓鱼岛、黄麻屿、黄尾屿、赤尾屿在明朝就属于中国版图的海航路线图（针路＇3＇），以及在当时来说还比较新潮的观念——世界。
《通漕类编》则是有关明代漕运、河渠、海运、海道等方面的详细记载。
而王同学最为出彩的著作当属《三朝辽事实录》，此书对后世研究明清鼎革期间的辽事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关于明清鼎革的史书文献可谓繁多，《三朝辽事实录》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主要是因为成书的体例。
在明末清初，修史书的文人很多，有壮志未酬的、有心怀鬼胎的、有文过饰非的、有专供御用的、有指点江山的、有道听途说的、有一泄私愤的，也有扰乱视听的，还有专门跑来凑热闹的（比如朝鲜），反正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些所谓史书一般都没有学术规范，讲求的是要主观不要客观，要的是说辞而不要依据，只要能自圆其说，只要写得高兴，就怎么写都行。
如此的滥竽充数之下，相互抄录也大行其道，一个事情，你抄我的，他再抄你的，别人再抄他的，最后不论是否属实，在大家众口一词之下，大家可互为奥援，即便是造假也能避免“孤证不立”的尴尬，往后时间一长，若再有后人来修史，一看各种“史料”都众口一词，那即便是假的也能成事实，如此修史还不如不修。
以上这些史书的行文体例都很不规范，大多是作者直接以叙述的形式讲故事，这样很容易夹杂私货，有时讲着讲着，讲不通了就干脆编一通理由，对不对无所谓，只要能把事情说圆就好，也并不讲求引证、实证这些规范。所以，这些所谓史书文献没有太大的史料价值，充其量也就能反映一下当时的舆论走向（跟小报差不多），对于探求历史真相非但没有帮助，反而还有扰乱视听的效果。
当后世研究者在面对这一堆所谓“史料文献”的时候（其实是小报），如果是想弄清楚历史真相，那只有头大、头晕的份儿，因为每一本史书的内容都能算是一路诸侯、有此一说，对于这些说辞很难进行取舍，凭什么信这本就不信那本呢？不过，也有人乐于接受这样的状况，原因很简单，既然谁说了都不一定准，那只要巧妙运用其中某些史料，“旁征博引”一番，历史就将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以，但凡看到有人搜罗一大堆“史书”来标榜自己的说辞是所谓“真史”，大家就要小心对待，谨慎从事了，因为此人或许别有用心。
不过，史实就是史实，真相就是真相，它们并不会消亡于众多各执一词的小报之中，更不会任人涂抹篡改，真正能留存事实、去伪存真的文献，现世之中虽然不多，但却不是没有，这些文献就是各个历史事件里，那些当事人的奏章、疏议、上谕、往来信件等原始文本，俗称第一手资料。
这些第一手资料可以将某个历史场景之中，当事人的意愿、判断等主观信息，以及事件本身的细节，准确无误的反映出来，这显然对于探求历史真相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作为第一手资料，原始文本的公信力之强，放在今天甚至可以作为法庭的呈堂证供，而那些二手史料最多能算是舆论报道，开一卡车来也抵不上一句呈堂证供（货真价实的一句顶一万句）。
而王同学的《三朝辽事实录》就堪称是一本“第一手资料合集”，此书的体例相当独特，全书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王同学广泛收集的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关于辽东战事的奏章、疏议，他将这些第一手资料原文照抄下来之后再按照日期归档，这个部分是全书的主干；第二个部分是王同学以按语的形式在部分奏章后批注的一些评论，主要是谈谈这些奏章内容有没有夸大其词，后来事情是办成了还是砸锅了，原因究竟是什么，以及写奏章的人有没有口是心非、自食其言之类的。
就史料价值而言《三朝辽事实录》中收集的奏章、疏议自然是不言而喻了，这些第一手资料跟之前那些滥竽充数的文献有着本质的区别＇4＇，所以此书成为了研究明末辽事的重要文献之一，就连《明史》也频频使用王同学书中抄录的原始文本，只是使用方式比较独特——歪曲篡改、添油加醋、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等等应有尽有，这些在前面已经有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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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一生著作甚丰，他著有《越镌》、《历代山陵考》、《海防纂要》、《总部疏稿》、《经略抚齐中枢疏》、《龙沙学录》6卷、《通漕类编》9卷、《岱史》、《辽记附述》、《辽评纪要》、《评辽续记》、《兰江集》、《宝善堂集》、《西坡漫稿》、《西湖小草》等。其中《三朝辽事实录》成为明清之际东北两大著名文献之一，为先清时期东北地方珍贵史料。”转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浚县》】
＇2＇【《海防纂要》“广船视福船尤大，其坚致亦远过之，盖广船乃铁力木所造，福船不过松杉之类而已，二船在海若相冲击，福船即碎，不能当铁力之坚也。倭夷造船，亦用松杉之类，不敢与广船相冲，但广船难调，不如调福船为便易，广船若坏，须用铁力木修理，难乎其继，且其制下窄上宽，状若两翼，在里海则稳，在外洋则动摇。广船造船之费倍于福船，而其耐久亦过之，盖福船俱松杉木，楸虫易食，常要烧洗，过*讯后难堪风涛矣，广船铁力木坚，楸虫纵食之也难坏。”】
＇3＇【《海防纂要》针路中的钓鱼诸屿，福州往大琉球针：
东沙开船，用单辰十更取鸡笼山，北边过；见梅花瓶屿并棉花屿、彭家山，乙卯并单卯十更取钓鱼屿，北边过，前面是黄麻屿，单卯四更取黄尾屿，北边过；甲寅一更取赤尾屿，乙卯六更取姑美山，北边过；仔细用单卯取马奇山，北边过；甲卯并单寅收入琉球港。】
＇4＇【《三朝辽事实录》“明王在晋撰。十七巷，首卷《总略》一卷。崇祯十一年（1638）成书。首卷《总略》，概述辽东分野、沿革、战略地位、边防及朵颜、海西、建州势态，正文十七卷叙列万历四十六年（1618）到四月天启七年（1627）的辽东战事。依年按目，历叙战守梗概、兵饷要务、将土怯弱、官僚相讦情况，引录大臣奏议，多它书所未备，为研究明清战争的重要史籍。有崇祯刻本，清乾隆时被禁，1930年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据私藏本影印”转自百度百科编辑者：商羊舞】
第六章 明朝患上了心脏病
明末，
辽东，战局急转直下。
数次征讨皆告失利，萨尔浒、沈阳、辽阳、广宁，一次次的失利，一个个重镇的接连丢失。
萨尔浒之役中明朝举兵十万，结果是失利。
沈阳、辽阳之战中袁应泰和张铨曾议兵十八万，结果又是失利。
广宁之战中熊廷弼、王化贞所部共十五万人，结果还是失利。
以上资料显示，明朝在与后金作战的三次失利中，所动用的兵力数分别为——10万、18万、15万，以这样的数字来看，要彻底消灭后金，聚兵十几万肯定是搞不定的，要想解决问题必然的选择就是增兵，要增兵就必须得加饷，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而如果朝廷一时不能开出足够多的饷，那眼下就得缓一缓。
王在晋作为总理户、兵、工三部的署部侍郎曾经测算过，如果要议兵三十万，那朝廷得拿出一两千万的银子来凑饷，这简直是天文数字，在当时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
另外，王同学也一直认为，财政问题才是朝廷的心腹大患，这比后金作乱还更可怕，所以他一担任辽东经略，目标不再是费更多的银子去灭了后金（反正当了裤子也凑不齐），他目标是要避免辽东问题成为尾大不掉之患，从而引发朝廷的心脏病。
王在晋题：“年来辽左兴供繁浩，甚以川酋造孽……臣亦当量力而进，不至束手无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1＇
基于这种判断，王同学经略辽东的策略是尽量节约用度，凭险固守，每年以最小的消耗来稳定局势。他首先要确保的是，大明王朝不会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其次才是等待条件成熟后将努尔哈赤一举歼灭。
其实，关乎大明王朝生死存亡的时刻亦然来临，而明王朝存亡的关键，不是后金有多强，反倒是明王朝自身有多虚弱。
不过，以孙阁老、袁县令为代表的一帮人，对于朝廷的财政问题是浑然不觉，根本不知有所谓“量力而行”、“尾大不掉”这些概念，他们满脑子想的是如何大肆增兵添饷、怎么扩大政绩工程、妄想只要能拥兵十几万，似乎就能解决辽东问题了，所以他们跟王在晋是谈不拢的。
孙阁老的策略是力求速战、大举进攻，但实际上没什么希望，杨镐所部是10万人，袁应泰、张铨议兵18万，熊廷弼、王化贞手下有15万兵马，可三次大战均告失败，而孙老师的队伍虽说一度领饷的人有14万，但他自己后来清汰下来，却只有11万，就力量而言不见得比有前三次强，所以也就谈不上有必胜的把握，而后来的“柳河之败”更是证实了孙老师的队伍还不如杨镐、袁应泰、王化贞的手下。
至于袁县令所提的什么“凭坚城，用大炮”就更为可笑了，因为修城必须先立营，而立营的根本还是战斗力，如果战斗力都能在辽东随处立营了，那又何必修城呢？不如灭了后金算了……反之，不能在战场上消灭后金，也就无法去后金所占领的地区立营，在这种前提下，修那么多城，架那么多炮，不过是占一些人家不要的地盘，纯属白费银子，所以袁同学想凭坚城、大炮而“五年复辽”完全是异想天开。
当然，后来袁县令自己改口了，说他七拼八凑一支队伍就足够消灭后金了（已足平奴），这支队伍由东江镇凑2万（为奇，打游击），蓟镇凑万（为援，守碉堡），辽东镇全算上一共12万人（为正，去进剿）＇2＇，可还没等他把队伍拉出去，后金却已经打到京城了，这就是著名的“五年平辽；平到京城”。
后金一打到京城袁督师就挂了（不是阵亡，而是被刮），没能实现他带12万人去剿灭后金的宏愿，为此还有人深感遗憾，意思是如果袁督师把队伍拉出去了，那历史或许就能改变。不过，这个构想其实是实现了的，后来洪大人就凑了13万人去和后金决战于锦州，结果如何大家都很清楚，在此就不赘述了，总之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十几万的兵力是解决不了后金的，只可惜孙老师并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孙老师是因为掐架而突然插手辽东的，所以对困难明显有估计不足，可谓没有先见之明；同时也并不知道自己的斤两，可谓没有自知之明；一个人若是先见、自知都失明了，那确实就跟睁眼瞎没多少差别了，因此孙老师去辽东，就好比是盲人骑瞎马，摔跟头是迟早的事情，实属无望之灾，而孙阁老赴任以后也果然不负众望，没过多久就把朝廷折腾到了心脏病发作的边缘。
孙阁老是天启二年九月正式接替王经略的，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庞大的军费开销就逼得朝廷开始哮喘了，因此天启三年七月，工科给事中方有度上疏＇3＇，痛斥孙阁老“上病国家，下厉人民”的雷人方略。方大人的上疏中，援引了户部侍郎毕自严提供的数据，以阐述辽东巨额军费的危害，这位毕大人是专责督理辽饷的，专业很是对口，所以方大人的奏疏颇具杀伤力。
方大人提到，北方九边重镇（蓟镇、辽东、保定、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宁夏、甘肃）的“正供”加到一起才340多万，而如今孙老师在山海关一处的10万军队，每年吃喝拉撒就要耗费粮饷400万（其他还不算）。
而这400万还不是全部开销，其余地方如天津、登莱、通州、密云、张家湾、京师、蓟镇、东江等为辽事而增兵加饷的又有120万，两项合计足有520万之巨。
当时因辽事的加派只有485万，面对520万的窟窿，根本不够填，从账面上看，即便全都投进去，也还尚有35万的缺口，然而实际的缺口却不止35万。
因为各地有留用和减免，所以加派的485万其实是收不齐的，因此缺口实际上还要大一些，若再加上辽东旧饷52万，那缺口将总计达到162万，而为了弥补这个缺口，又必须再民间加派，于是民间的负担又将增加三分之一（485万的）。
倘若各地再有减免和留用，那又是新的缺口，有缺口就又需要继续加派……方大人指出像这样加派、加派、再加派的，谁受得了啊，若是年复一年的加派下去，那必然会出大问题（比如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到时候就算后金安坐于关外，保证不向关内发一箭，大明王朝也会灭亡的（不幸被言中）！
他要求兵部和户部认真核算辽饷，会商出妥善解决缺饷问题的办法，提出了“上不病国，下不厉民”的用度要求，最后指出不要等到因此出了大问题再来补救（方大人卓见）。
方大人的这份奏章，揭示了辽东军费激增，已经让明朝的财政显现出透支的迹象，而这种迹象表明，王同学此前那句“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的断言如今已初现端倪了（王大人高见）。
不过，可惜的是，高见也好，卓见也罢，都未能挽救大明王朝，因为明王朝得是重病，而且几乎是不治之症。明朝究竟得的什么病，到底又是怎么亡的，一直以来都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了揭开这个谜底，我们有必要引入一个气象灾变，这就是“小冰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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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朝辽事实录》卷八】
＇2＇【《大库史料》卷十五袁督师崇焕为商定恢复之谋等事：“……关宁之十二万为正，东江之二万余为奇，蓟门之一万二千为援，已足平奴。】
＇3＇【《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工科给事中方有度疏言：“自辽左发难，军需驿骚，竭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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