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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最终她还是食了人间烟火。C已经结婚了，嫁给了班上的一个大男孩，比她大七岁。从他们接触到结婚，不到半年的时间，被同学们视作奇迹。我问她是否觉得幸福，她说别人都羡慕他们，可她自己心里常常很矛盾—婚姻限制了她的自由，离开婚姻她不习惯。她说她不敢太深入地反思生活，那会破坏现有的宁静。的确，世上经得起推敲的东西太少。
　　C曾是我最亲密的伙伴，我们一度形影不离，她结婚搬走后，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寂寞。她走后的那个暑假，我和一个男生走得很近。我们白天在一起，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沉默地坐着，有时候还会半夜去看星星。尽管有人陪在身边，我还是觉得孤独，无法排遣。有一次，他试图拉我的手，被我拒绝了。不是因为害羞，而是我觉得那是一种标志。我认为只要没有拉过手，就不算谈恋爱。我不想谈恋爱。我常常思考爱情是什么，总是没有一个积极的答案。在我看来，爱情就像是一种自我欺骗。我孤独，但这种孤独是真实的。
　　我冷冷地旁观，静静地思索。
　　看电影需要门票，对生活的旁观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我研二了，至今拿不出什么傲人的令人瞩目的或至少可以让我在校园里叱咤风云的成绩　；到了告别单身的年龄，我依然“形影相吊”。
　　我想看透真相，我想明明白白地活着。我观察、追问、反思。不在沉思中灭亡，就在沉思中爆发。还有一年就要离开北大，远离我的观众席。我终将以特定的角色，以最大的投入面对和承担自己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与义务。无论这种游离与旁观是好是坏，我都没有太多时间在这种状态下徘徊。我渴望在转变中超越与升华，我不希望我的旁观与沉思只是一种时间的浪费和精力的消耗。某哲人说过，有三种追求是值得的：沉思、荣誉和财富。但愿他说得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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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冷地旁观，静静地思索（2）
我，不代表多数，也不是惟一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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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版《头文字D》（1）
〉〉岔路口之一：　　教室漂移
　　北大的教室资源利用率很高，除了我们正常的必修课、选修课占用外，还有的就是名目繁多的各类讲座活动，这也正是北大吸引人的一大招牌。设施先进的理科教学楼，历史悠久的三、四教，还有独处静中的电教，都是各类讲座的必争之地。做学生的我们，为了饱食精神大餐，或是骑着单车“AE86”或是“11公交”（步行），在各大教室间漂移。两年来，我也不知道自己听过多少场各类“大碗们”的讲座或演说，留下的更多的却是对于不同教室间的记忆，是三教里有座位时的喜悦，是理教里站着发呆时的沉思。记得2004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香港著名导演王晶来北大讲演，在光华管理学院二楼的教室里，当我急匆匆赶到时，现场已经挤得满当当的人了，我只好挤在最后一排，背贴着墙翘首以盼王大导演的到来，以至于后来他具体讲的是什么倒是记不清了，只记得酸疼的双腿和被暖气、人气烘得通红的脸。还记得2005年5月16日晚的那场大雨，得知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要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讲演，我还是冒着雨早早地来到了万众楼，在古典的大厅里，窗外的雨声中，聆听王石“带着旗帜去远行的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在北大，几乎每天都有各类的讲座活动，有时一晚会有几场心仪的讲座“撞车”，以至于自己不得不忍痛割爱。但纵观众多的讲演活动，有些只是走马观花，有些只是图名“瞻仰”一番，而有的不可否认是在收获思想上的震撼。记得有一次，路过“三角地”看到晚上有中文系著名教授钱理群教授关于“农村社会”的讲座，但看时间已过一半了，本不想去凑热闹，但路过电教门口时还是忍不住进去瞧了一眼，诺大的报告厅里，上座率并不理想。我很顺利地找了个座位，慢慢地思想上便顺着钱老迈向了那广袤的土地。讲演完，还是有很多学生不忍离去，纷纷求教。钱老在我的笔记本上给我题了一句话：“潜沉十年”，半路杀出的讲座，却有意外的收获。教室间的漂移，有热闹，有震撼，有无聊，有感动，但不得不承认自己在成长。
　　〉〉岔路口之二：　身份漂移
　　北大里，我的身份只是一名学生，这是不容置疑的。但除此之外的非正式身份，却也总是在漂移，在转换。刚入学时，我的视野还停留在班级，成了班里一名“小官”—宣传委员。在其位，谋其职，于是乎，我和班级的同仁们忙着把班级里的“大事”及时“弘扬”出去。慢慢地忙出头绪后，我又被招呼进院团委和学生会坐起了双重“宣传部长”。别看名称好听，但宣传的活最累人了。别人参加完活动，可以无事一身轻，可宣传部的人不行。有的活动海报，还得把本人的“杀手锏”书法给抬出来，不过每当路过“三角地”看到自己的手笔，还是会得意一番的，全然忘记了书写时的劳累。这样的活动一多起来，有时就很兴奋，觉得有很多机会，能开阔眼界，但有时亦很辛苦，很无奈。记得2004年国庆节前夕，为了纪念建国五十五周年，北大团委组织各院系学生参加跳集体舞，并在“十一”当天献舞天安门广场。一体草场上，顶着烈日不停地练习队列、舞姿，可是没少流汗。“十一”当天，我们凌晨三点多就出发了，浩浩荡荡的车队开赴天安门广场时，还是一片灯光的影子。而当我们一起见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刻，当我们漂亮的舞姿展现在电视屏幕时，感到一切又都是那么值。或许这就是经历，这就是成长。在这几个身份之余，我的身份再次飘向了《北京大学校刊》，成了一名学生记者。我也在怀疑自己的能量，不管怎样北大校园里的很多活动现场还是有我的身影，校刊的版面上还是时常有我的文字。从稚嫩的文字，从艰难的发问，在校刊汤继强老师、张兴明老师等指正下在不断的成熟、成长。当然还有我自己的坚持，记得有一次去临湖轩采访美国耶鲁大学学生刊物访问团，那是我第一次去临湖轩，那天又下着大雨，我骑着单车，问了无数人，围绕着未名湖飘荡了三圈还是没有找到这个隐藏很深的地方，当我终于在一片竹林里找到它时，身上已被雨水打湿了。当然也有幸福的时刻，2004年的教师节前夕，我得以和许智宏校长等人一起前往301医院采访国学大师季羡林老先生，这样难得的机会，不是每个北大学生都有的噢。飘啊飘，如今，我的身份只保留了两个：北大学生和北大校刊学生记者。
　　〉〉岔路口之三：　校外漂移
　　燕园，纵然美丽，久而久之，学子们还是止不住向往园子以外的天空，毕竟这里只是我们的一个起点，我们的博弈还是在社会这个广大的世界里，这就注定了大学生们在不停地驶向社会，向社会取经。我和我的“AE86”也时常驶出南门，途径中关村，去往更远的地方。回想起来，参加社会的活动真的是很多，有兼职，有活动，有笑语，有心酸。但只有在这样复杂的池子里，鱼儿才能生存，才有可能遨游大海。作为学生，参加电视台节目的录制是一个常见的校外活动。我都记不清参加过多少次节目的录制了，记得参加赫赫有名的凤凰卫视《鲁豫有约》节目的现场录制，竟把我们拉到了偏远的香山脚下录棚；记得2004年夏季参加北京电视台的一档奥运节目录制，自己冲到最后一关还是很遗憾的和梦想中的笔记本电脑失之交臂；记得2004年初冬录制的一期《艺术人生》，杨臣刚在节目中演唱《老鼠爱大米》，当时大家只是觉得很好听，没想到后来是如此的火爆。最近的校外活动记忆，莫过于刚刚结束的两个。一个是由院学生党支部举办的远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参加社会实践，农村“大包干”的发源地，很有幸的和当年“敢为天下先”按下生死手印的11位健在的当事人，一起畅谈往事。收获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代价，我和几个队员不敌酷暑，竟在县医院输液到深夜。另一个难以磨灭的记忆，是7月份刚刚在北京结束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我和来自北大的30个同学，和众多的台湾青年吃住在同一宾馆—京西宾馆。在这里，我们参加了由全国台联举办的集体游览活动，我们常常晚上在休息区畅聊到深夜。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们共同游览了名胜古迹故宫、长城、颐和园等地，共同来到卢沟桥，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缅怀先烈。我和我所在的团队，一个21个台湾同胞组成的团队里，大家相处得像是一家人，我可以夜晚带他们逛王府井，可以在他们参观北大时，充当合格的导游，可以在车上和大家共唱一首歌。分别时大家依依不舍，留下的怀念，留下的感悟，更激励两岸的青年们为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大业而努力。在这里，我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以前类似的问题，总觉得有些抽象和遥远，但这次，我感到了它的真实和近切。
　　

北大版《头文字D》（2）
时空的交错，不停地变换。未尽的大学生活里，还留有更多的岔路口，等待着我和我的“AE86”。只是，美好的记忆，深切的感悟，阵痛的成长总是伴随在一起的。就像影片《头文字D》中一样，再快的“AE86”，终不过有它的极限，终不过是业余的级别，就如我一般，再精彩的生活，终不过是一名学生，终不过是“半个社会人”。我只能告诫自己：不能停，继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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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更青处（1）
王安
　　站在大三的尾巴上，回想起我的北大时代，开头，应该是一个银灰色的清冷的晨—我在北京初秋的清冷的晨中醒来。白昼的色彩透过寝室的窗帘潜入进来，从我的头顶流遍全身。这个角度很像在家。然后这样的，我想起我那些清冷的、溢满了感怀的银灰色的晨。一些车在窗外远处平阔寂寥的街上飞驰，那声音绝似海潮的暗涌。
　　那样的早晨也许是那个前夜的灵光闪烁，也许是梦里残存的迷醉往返，拎着旧梦的边边角角，我就是李碧华的小青，张爱玲的徽龙，我就是沈从文，就是郁达夫，我的脑中闪过那篇小说的题目：银灰色的死。那银灰色的、清冷的、阴郁晦涩的秋晨，让我在睡的姿态里流连，不愿赶走那温热了一夜的慵懒，那身体中静止的动作，来自那个漆黑的、漫长的、静谧的夜的，久久不动的安详。
　　好像是就那样醒在了中国20世纪的20年代，上海一个阁楼，潮湿的雨后的弄堂就在外面，我确实如愿以偿地在《半生缘》的片场里，在那个飘飞着黄叶的小巷中走了一遭，我看到世筠，小巷的尽头，离散了半生的恋人无望地等在那里。
　　这些想像，留存在我上个世纪的记忆里每一个银灰的早晨。我曾经活在梦里，泛黄的、暖暖的、温润，而又是压抑着沉默着期待着的梦。安详来自于它们。我被郁达夫们、张爱玲们的故事暖暖地包围着。我躺在被窝里，脸上的皮肤触摸着空气的清冷，远方车声依稀如海潮，被窝就是故事，故事就是襁褓。
　　然而这个早晨我依旧躺在床上，我睁开眼睛发现，这三年来，为什么长大的我什么都没想，却又是很多事情不用再想了？
　　鼻子触及北京清冷干燥的空气，银灰色的空气，我想念起那一个个的晨，我在众多别人的故事里面。我没有故事，别人的故事永远是安全的。当自己成了主角，也许就只顾着演，忘了看戏的惬意。忘了看戏的人通常不懂得怅然与欢乐，他们只是忙碌。生活不是演戏便是看戏，忘了看通常是因为忙着演。我心里那些别人的故事层层剥落，只剩下赤裸的自我，便要赶快穿上戏装了。
　　电影比生活更忠于我们，故事比真实更值得信赖。我曾经那样心安理得地享用着故事的襁褓中的温馨，现如今我要演了，因为长大。
　　我醒在北大的校园里，这里就是我心中那些现代作家们曾经关注的地方。我曾那么痴迷钟情的二十年代，曾经在这里释放过青春最靓丽的姿态，有真正的自由和激扬的时代。
　　我并不是第一次发现自己是很少去想未来的人。因为对于过去，我那样地依赖。回忆—我在这个清冷的早晨发现回忆是一个酒坛子，我们的那么多的感动都依赖于这个酒坛子开启的刹那。
　　在我这里，美丽成了一个一个的定格，在新的定格产生之前，我只能依赖旧的定格追忆曾经的感动。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近乎极端地活在追忆之中，时常是那样万般无奈地凝视着曾经的种种，就像是手抓不住酒香。
　　这是我的局限。而发现这个局限的，正是我已经开始挣脱的动作。
　　因为我看到树叶上跳跃的太阳。就是这个早晨，就在我们31楼楼下，那一个瞬间如此美丽，高大的杨树上面全都是太阳。本来是阴冷的银灰的晨，它在树梢绽放笑颜。我发现沉迷于追忆的我忘了寻找新的定格了。
　　完成了大三的最后一篇论文，去还书。走出图书馆的一刹—图书馆面朝东门，直通校外的大街。身边的女伴说，安，你看，尘世原来就在我们面前不远的地方。那一刹我想起第一次站在这里时心中浮现的一句话：北大就是一个皇圈圈。也许是我要的广场吧，皇圈圈也是幸福的，起码还能看到人间凡俗的烟火在不远处燃烧。
　　我找到了现在时的美丽定格。骑车穿越理科楼群中间的草坪，平旷的视野里全是青草的芳香，让我想起在南配殿看的第一部电影—《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岩井俊二把绿色用得那么残忍，英俊的男孩把自己浸没在水里，青春迷乱而清澈，就像影片结尾插在青苹果上那把流着鲜血的刀。我走出视听室看到门口大片的草坪，不禁一阵眩晕。刚刚从高中的艰苦卓绝中挣脱的我，第一次面临青春的狂放和残忍，那种带着血气的青春激荡的一颗心都要飞起来的感觉，记忆犹新。
　　那部片子让我第一次想到自我意识的问题。青春就是对自己这个人一场巨大的解构，自我就在这种活动中急速膨胀。按严格的医学计算，一个人的青春期应该是从10岁到20岁。在我19岁的那一年，我来到了北大，三年，在一次次的选择、徘徊、挣扎、洗礼中，那个膨胀的自我在渐渐恢复它本来体积。某个清冷的早晨醒来，当我发现自己不再有那些虚无的故事情结　；在我从这个皇圈圈里遥望尘世的一刹那，我冷静地再次看完这部日本青春片，知道自己永远没有像他们那样活着的可能了，这些时候，我知道我的青春期终于临近尾声。我终于明白，年轻的眼睛只有在岁月的洗涤中，才能不再只看到内心深处青涩潮湿的沼泽，而是看到外面，例如，树梢上跳跃的太阳。
　　刚上高中时，我说我喜欢新文学时期的作品，高年级的师哥师姐都说，哦，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喜欢张爱玲。那天一个中文系的学姐问我，外国的戏剧你看过什么？我说只看过萨特。她马上很共鸣地说，大一的时候喜欢萨特是正常的。后来遇见广告系的学姐叶子，问我喜欢什么电影，我随口说我喜欢张扬的《昨天》，她说，跟我那时候真像。
　　

青草更青处（2）
其实所有的青春都印证着共性，然而青春之所以为青春，也是因为它们都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个案。所有的青春都不明所以，正因其不明所以，才可以在历练中发现求索是一件何其必要的事情。
　　北大给了我什么？曾经以为，是一种酒神意味的自由不羁，以及将知识变成文化，再将文化变成智慧的能力。我自然地认为北大给了我很多问题的答案，然而在这些答案又在日新月异地发生着变化时，证明我的以为都还是片面的。那么北大给我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将做一个怎样的人，过一种怎样的生活？每一天，每一个选择，每一次努力，每一番出征之前，我发现，林林总总的问题最终归结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选择什么样的职业，选择什么样的伴侣，选择什么样的说辞……一切种种，实际上都在让我追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
　　原来北大并没有给我答案，它给了我一个问题。那就是，你要做一个怎样的人，要过怎样的一生。高贵地活着还是卑贱地活着，做古典的人还是做现代的人……我行走在这个淡灰色的校园里，脸上带着哈姆雷特式的思考，固执而天真地维护着我们善良而纯真的理想主义。
　　北大给了我们什么？我想是一种格局，一种追问，一种“向青草更青处漫溯”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