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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由心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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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无名水塘悄然斗艳的荷花，从此绽满一池。那花是深粉红色、重瓣的，每年八月间，一开就是上千朵，吸引着许多人前来观赏。
水面上的小荷，其实早已茁壮成长在水下。
后来有人将它命名为“季荷”，因为种荷的老人是赫赫有名的学术泰斗季羡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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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出口
我在地铁书摊上买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灵魂的出口》。买它的动机很简单，随便一翻，看见里面有字有画，特别是有我喜欢的米兰·昆德拉。
读它却颇费了一番脑筋，一个个汉字看上去都认得，连成句子却不知作者在说什么，插图更是令人莫名其妙，于是很惭愧地在心里承认，那本书我看不懂。
并非所有的人都如我一般愚顿，我把它推荐给我的朋友闵燕，她是博士，博学之士。
几天后闵博交来“作业”，果然读出其中精粹。那篇充满智慧的读后感，引燃了我思想的灯心，一束突地燃起的火苗令我恍然大悟：原来是一本“看图说话”，说的是极其平凡的世界的本然。想来也怪，先有图再配文和先有文再插图的效果居然如此不同，难怪古人有“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疑惑。
我怕自己那些不期而至的灵感一下子从闵博撕开的那个口子里飞出去，赶紧捂住它匆匆坐到桌前去敲电脑，把它们保存到我的文档里：城市的出口是街道；房屋的出口是窗户；原野的出口是河流；高山的出口是瀑布。那么灵魂的出口是什么呢？怎样才能获得一条供思想自由出入的路径呢？
就在我有了一些尚未完成的感悟，很得意地欲把自己生命的衍生物拿给闵燕看的时候，我保存在文档中的那些文字竟然不翼而飞。待要重新编撰，那个出口又突然不见了，在脑子里挤得一塌糊涂的想法怎么也倒不出来，只好告诉她，我这儿死机了。
有一天晚上，没什么书可看，又翻出《灵魂的出口》，先看画，再阅字，最后读闵燕的文章，博士的智慧又一次给我启迪，扑哧一下直接在我灵魂的屏障上戳了一个窟窿——出口就这样找到啦！我怕它再次死机，赶紧拿笔来写，连开电脑都来不及。
“文”尚往来，免得无法向朋友交差。我这样想着，再看《灵魂的出口》封面上的那幅画，就有了一个题目，我难道不能看图说一回话么？
附：无门——《灵魂的出口》封面图解
我提着一把据说可以开启一切事物的万能钥匙，同时提着我唯一的一双鞋——在这片草地上徘徊了很久。
多年以来，我总觉得我驻足的地方似乎没有我看到的地方好，我对脚下的俗绿很不满意，甚至已经厌倦，向往远方的一片湛蓝。终于，我有了这把金弯月钥匙。我狂喜我将能够到达我所梦想的任何一个地方，并且我已经作好了在新环境里生存的准备——那是一片需要赤足领略的景致。
但是我错了。那些令人神往的地方好像从来都是有景无门的。观景当然可以，但你无论如何别想走进去。我绞尽脑汁：怎样才能用我万能的金弯月插进不知建在哪扇门上的锁孔里，破门而入呢？
问题是根本没有这扇门。
比如我面前这本书里的海滩，我已经围着它正面、侧面、背面又正面地转了一圈，依然找不到入径。那位孤独的赤足走在海边的红衣女子，居然毫不理会我的垂询。
赤足等待，徒有钥匙而无门，令我束手无策。
后来，我用尽全部智慧想出了三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或者把眼前的美景当作一幅画，望梅止渴也罢，画饼充饥也罢，仅供观赏而无须造访；或者干脆把这道风景合起来，根本不理睬它的存在，告戒自己呆在原地就挺好，前边不是还有路灯吗？何必弃此求彼想入非非！最后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不屈不挠，寻找那扇别人认为并不存在而你却坚信一定存在的门，只要钥匙在你手中，寻找就是希望，今生今世直到永远！
尽管有了三个解决问题的绝妙方案，但是，我现在仍然提着钥匙和鞋发呆，因为我不知道哪一种选择最好。
你是否比我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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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玉龙湖
借一次出差之机，我途经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的乌丹镇，游览了美丽的布日敦湖。直到离开的前一刻，我才知道它的汉语名字是“玉龙湖”。
不由得心中一动，这不正是我该来的地方吗？我属龙。
遥望玉龙湖，这里风光绮丽、景色迷人，碧波四周点缀着沙丘、沼泽、苇丛和草地，远处青山逶迤，犹如仙境。
其实，我们眼中这个美丽的湖，当地人相当不以为然，据说它平均水深不足两米，直径只有八华里。然而，玉龙湖的秀美，尽在不经意之间。放眼对岸，看上去毫无姿色的东沙半岛，偏偏就有一种莫名的力量，诱惑我和同伴乘快艇乘兴而去。
快艇像一条灵巧的鱼，轻轻劈开水波，活泼泼地扑向岸边。近处端详，才惊讶东沙半岛有着无以伦比的丽质。它像一个半掩襟怀的少女，睡眼惺忪地躺在玉龙湖舒展的臂弯里，尚未梳妆打扮，就已露出七分俊逸与妩媚，不由得让人萌生爱恋之情。怀着一种近乎朝圣的心情上岸，穿越草地，绕过沼泽，攀上一座月牙形的沙丘，就把碧波浩淼的玉龙湖抛在了身后。也许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也许不是旅游旺季，虽逢周末，岛上却静得出奇，仿佛遁入无人之境。但见黄沙光洁无痕，细如肌肤，轻轻踏上去，一步一个清晰的脚印。我们这一行人，无论长幼，皆被玉龙湖的宁静与质朴迷住。
陪同前往的两位朋友：一位是宁城县医院的周院长，一位是司机小胡。前者是蒙族人，却是文质彬彬；后者是汉族人，却是彪悍魁梧。我问同行的这两位朋友：“从前可曾来过这里？”
周院长说：“和你们一样，这是第一次来。”
“从前一直没有来过。”小胡也说。
置身于这几近无人的美景中，忽然觉得自己被文明的绳索捆绑得太紧、太久了。如果像这样一直地被捆绑下去，许许多多从蹒跚学步时就开始萌发的理想，恐怕要被沉积成坚硬的化石，永远失去鲜活的生命力了。
于是，心中涌起某种愿望。那是一种被压抑了很久、快要变成化石的亲和而自然的渴望。
渴望在沙滩上奔跑，脚下如飞，耳边生风，双手捧着一把被湖水浸透的好心情，一直跑得精疲力竭；渴望用最放松的姿势仰面朝天地躺在草地上，看白云悠悠，嗅绿草芳香。
如果依然在都市，在你想跑起来的时候，有一片可供你自由奔跑的土地么？在你想仰面的时候，你的心能朝天么？你只能朝着水泥，抑或是朝着吊了顶的天花板。
逍遥自在地躺在玉龙湖畔的草地上，就可以仰面而朝天了。天很高，厚厚的云层却拉近了它与人类的距离。延展于天地之间，心灵仿佛得到沉淀和净化。也许，世界原本就应如此简约，人类原本就应如此单纯。
此时，这里没有院长，没有专家，只有坦荡纯真而又微不足道的自然之子。处在无人之境的人是真实的。平时沉默稳重的周院长开怀大笑，脸上泛着兴奋的光泽；早上还腹痛难忍、向人讨要吗叮林的眼科医生小马，此时心爽病除，快乐得像个孩子；几位年愈半百的老专家，更像是年轻人一般兴致勃勃。其实，每个人都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品质，如果说宠辱不惊是一种经过长期修养达到的睿智练达，那么宠辱皆无则是一种处于自然状态下的返朴归真。
秋日西斜，辞岸登舟。依依回首，却见光洁细腻的沙丘上赫然留下一行行人迹。
上车前，小胡递过来一个工艺雕塑，小小巧巧的，竟是一只玉龙！“你刚才说你属龙，我寻思到了玉龙湖，得留个纪念。”他说着，便把那只龙雕连同一份沉甸甸的祝福摁在我手心里了。实在感激小胡的细心和善解人意。“谢谢！”我说，“我要穿一条丝带，挂在身上作吉祥物。”
美丽动人而又自由自在的玉龙湖，是我最应该来的地方。
春之祭（1）
历史有时会以惊人相似的形式重演。
北京的春天一向短促。来自气象部门的权威消息称，二00四年是北京有史以来最短暂的春天之一。在这个转眼即逝的季节里，我和摄像师李楠滨废寝忘食地埋头于一项工作，连五一节都泡在狭小的机房里苦思冥想。承担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项目——专题片《生命》的制作，使我们在整个春天都在温故一年前的SARS。
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正在编辑第五集——《苦难与幸福〉。看着显示器上地坛医院ICU主任郭利民身着隔离服的画面，听着回旋在耳边稍嫌嘈杂的同期声，李楠滨突然脱口而出：今年不会再有SARS了吧？
“闭上你的乌鸦嘴！”我一边盯着屏幕上的郭利民，一边心说楠滨这家伙真是太不甘寂寞、太善于想象了。
晚上快9点才到家。突然，我的搭档王玲发来短信：“看电视新闻。”我赶紧抓过遥控器，豁然听见女播音员字正腔圆地宣布：“北京发现一例非典疑似病例”。此时方知，这条新闻在一个小时前已家喻户晓。
又是非典！又是北京！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一年前……
也是四月二十二日，北京的非典疫情已经十分严重。那天，我的第一篇关于抗击非典的文章在《健康报》刊登。午夜，中国青年报记者袁晓路通过网友找到我，要求转载发在网上的《中午十二点四十分出发》。这篇记录医疗队出征的短文，翌日发在《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后来获得北京市抗击非典好新闻一等奖。
二00三年春天，原本和往年没什么两样。三月三日，我们在料峭的春风中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爱耳日；随后开始关注两会医疗服务；三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八日，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栏目一连五天的系列直播节目在业界激起涟漪；四月八日，筹备已久的“青藏高原光明行动”启动仪式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二00三年，我们这所百年老院日夜兼程，在史册上镌刻着新一圈的年轮。
就在不知不觉中，凶险的SARS悄悄推开了中国首善之都的大门。4月中下旬，北京形势急转直下。
一年前的那些日子让我记忆犹新。大约四月二十三日，晚上总值班，我接到眼科张风教授的一个电话，她说：“我想和你聊聊，提供点素材，这几天我总是被感动。”
第二天，风云突变，我们没能挤出谈话时间。由于发现本院职工感染SARS，眼科、急诊科相继被整体隔离。开完早交班会，我在电梯前挡住张风，就在等电梯的几分钟里，听到医疗队员们伟大的母亲的故事，并由此而记住了她们的儿女：丁宁、陆燕、刘月明——那些我不熟识的年轻人。
五月初，传出正在隔离的同事集体发烧的消息，使本来就严峻的形势雪上加霜。那天晚上，多日顾不上回家的工会主席滕秀琴走进我办公室，突然抑制不住掩面失声：“这么多人发烧，要是再有人感染怎么办？”
我压抑着内心的焦虑，把手轻轻放在她肩上，鼓励她，也鼓励自己：“别人可以脆弱，我们不行！越是在这个时候，越得坚强！”那一刻，突然想起《国际歌》中的词：“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在年轻的同事们拼搏一线时，我只能更加奋勇地敲击键盘，留下一段段纪实，刻出一道道印痕，把我们的内部报纸当作《挺进报》来办。
一篇篇来自隔离病区的报导，需要迅速录入电脑，才能赶得上两三天出一期的院报。正在焦急，心理科医生赵晓琳主动助战，她在交来自己稿件的同时，一个周末就为我们录入数万字的文稿。
一份份连夜编校，匆匆印刷的院报，带着我们饱满的激情，带着我们的殷切的企盼，带着油墨的芬芳被送到隔离病区，送到医疗队驻地，祝愿战友一路平安。
编完最后一组SARS主题的来稿，已经是盛夏。笼罩心头两个多月的阴云终于散尽。和阳光明媚的春天一样，二00三年，我们迎来的是一个格外美好的爽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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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之祭（2）
春天过去是夏天，秋逝冬临，就又是一个新年。
我们以为一切都成为历史了，我们以为已经和“非典”说再见了。不承想，连一年都不满，SARS就迫不及待地卷土重来。
二00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几乎是去年的同一天、同一时，在同一会场，我们再一次聆听防治SARS动员报告。而和去年的焦虑与惶恐相比，经过砺炼的同事们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冷静与信心。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非典”疫情只是我们每天所接收的无数信息中的一个，它已经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只会让我们感觉到防控工作的重大责任。
从四月二十二日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例，到最后一名“非典”患者出院，北京七名“非典”确诊病例无一例死亡，医护人员无一人受到感染。
六月一日，北京市SARS医疗救治指挥中心撤消，卫生部停止零报告，我们也完成了《生命》最后一集的初稿。作为这部专题片的总编导，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送走又一个春天，夏天的北京一年比一年更好。
此处不胜寒
其实，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与疾病斗争的历史。在人类征服疾病的道路上，我们的先驱早已饱尝了此处不胜寒的孤独。
这些天特别忙，下班晚走了一会儿，突然接到一位报社朋友的电话。她说，“心里特别扭，想和你聊聊。”原来，朋友从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采访回来，同事见了她，有意无意地躲着，像遇上瘟神，连吃饭都没人肯和她坐一桌。
“平时关系都挺好的，关键时刻，人情竟这样不堪一击。”她觉得很寒心。
当时我正赶着摘编张积慧的日记，准备用在自己的《院讯》上。那篇日记令人感动不已，一边摘，一边在心里积攒起一腔悲壮。
其实，那几天我心里也挺别扭的。
自四月份以来，“非典”肆虐，全世界的人都怕沾染这种恶性病毒。一位同事说，老公单位最近不让他上班了。我问为什么，她说，“人家规定，爱人在医院的，要‘隔离’，怕给别人传染。”另一位同事，孩子学校的老师说：“你妈在医院上班吧？那你明天就别来学校了。”弄得孩子十分伤心，做母亲的有苦难言。
“别人躲医院，我们往哪躲呢？”我想。
既然朋友心里有结，索性放下手里的活儿，从“萨斯”到萨达姆，从防治“非典”到美伊战争，海阔天空，我们在电话里聊了近一个小时。
我对朋友说，医院里风声一天比一天紧，已经有几十位熟悉或不熟悉的同事被抽调防治“非典”了。比起在隔离区工作的医生、护士，我们离病毒毕竟还远。他们并非不害怕，而是想怕也顾不上。对于医护人员来说，有病人、有疫情、有灾害就得上，长期训练出来的职业反应，容不得他们有半点的犹豫和退缩。
他们才更能体会到此处不胜寒啊。如果这场人类与病毒的战争，变成白衣天使的孤军奋战，我们还有希望获胜吗？
危难时，最能显露人的本性。每当看见那些可亲可爱的同事，我都难以抑制地激起想写他们几笔的冲动。
护理部主任这几天眼圈总是红红的，一线需要大量护士，派谁去她都心疼，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她们，不能让一个姐妹在工作中被感染病毒；
一位科主任提起年轻医生的家长们，感动地说：“那些父母让人肃然起敬，医疗队员不能没有家人的支持，每次和他们通着电话，我就想流泪。”
一位七十多岁的内科专家袁申元教授表示：“虽然我年纪大了，不能去一线，但是抢救多器官衰竭的重危病人，我还有一些经验的。只要还穿着白大衣，就要随时作好准备，医院需要的时候，我会随时赶来。”
其实，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与疾病斗争的历史。在人类征服疾病的道路上，我们的先驱早已饱尝了此处不胜寒的孤独。
虽然如此，我还是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非典”——放下电话时我说。鼓励朋友，更是鼓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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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除夕不值班
我在目前岗位上的十几年里，好像只有两个除夕没有值班，一次是犯胃病住院，一次是脚踝骨折。其余十来年都毫无例外地在医院里度过，有时是总值班，有时是加班。吃年夜饭时我总是缺位，家里已经习以为常。
今年除夕不值班。领导顾念我老矣，配了年轻搭档。
说是不值班，年三十还是忙了一整天，等到诸事皆处理完毕，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解除禁令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第二年的北京，炮声阵阵、烟花纷纷；车行长街，万人空巷。在浓烈的火药味中，好像有一点小时候过年的感觉。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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