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大迁徙(长篇纪实文学)完整版-第4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庸人自忧之。”主张将三门峡大坝一炸了事。而担任过三门峡水电枢纽第一任总工程师的汪胡桢却在另一个极端坚守——淤积是必然的，下游的利益是全局利益，三门峡枢纽不必改建。
●1964年，三门峡水电站原设计安装的第一台机组发电。
3月5日三门峡水电站原设计安装的第一台15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发电。不久因水流含沙量太高，机组损坏，于5月1日停止运用。该机组随即移往丹江口水电站。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视察三门峡水利枢纽。
4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视察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对工程建设作了重要指示。
●三门峡水库进行人造洪峰试验。
6月30日，鉴于三门峡水库全部改建工程一旦付诸实施，黄河下游河道的淤积将趋于严重，该项试验的目的在于通过人造洪峰，寻求冲刷下游河道的途径。
人造洪峰的试验从1963年11月1日至1964年6月30日，历时8个月，分两次进行。
试验结果，花园口以上河段仍淤积3300万吨，花园口以下冲刷了3600万吨，冲淤相抵后，下游河道仅冲刷了300万吨，且使下游局部河段发生塌滩现象，以致老险工脱河，新险工增多，而花园口以上河段由于严重淤积，则使主槽淤平，水流散乱。
●三门峡库区淤积严重。
10 月31日，三门峡水库自1958年11月17日截流以来，至本年10月31日，进库总水量2740。4亿立方米，进库总沙量104。1亿吨，出库总水量 2767。1亿立方米，出库总沙量57。1亿吨，水库总淤积量为47亿吨。水库淤积沙量为进库沙量的45％，其中淤积在潼关以上12。3亿吨。
●周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治黄会议。
12 月5至18日，国务院为三门峡工程改建问题在北京召开了治理黄河会议，周恩来总理主持会议，并于12月18日作了重要讲话。周总理在讲话中对三门峡工程改建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并提出：“总的战略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周总理这个指示以后一直是治理黄河的重要指导思想。
参加这次会议的共100余人，有中央有关部委和有关省区的负责人，有张含英、汪胡桢、黄万里、张光斗等水利界知名专家，有长期研究黄河、从事治黄工作的科技人员。黄委会主任王化云代表黄委会在会上作了《关于近期治黄意见》的汇报。
会上，以三门峡改建为中心，形成各种治黄思想的大交流与大论争，使这次会议成为当代治黄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
会议决定，为有利于泄流排沙，批准三门峡工程“两洞四管”改建方案，即在左岸增建两条泄流排沙隧洞，改建坝身四条发电引水钢管为泄流排沙钢管，在坝前水位315米时，下泄流量为6000立方米每秒。
●1964 年，周恩来总理在两次讲话中谈到三门峡工程。一次是在6月10日同越南水利代表团谈话中说：“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才五六年就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但科学态度不够……”另一次是在12月18日治黄会议上的讲话：“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不能只看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可淹关中。这不是辩证的说法。做不好，上下游都受害怎么办？为什么不从另一面想想。”第三次视察三门峡之后，他直言 “三门峡改建不能再等”，并立即决定了第一期改建方案：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让被正面大坝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这个“两洞四管”方案被认为是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但他也指出，有了改建工程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改建也是临时性的。作为一个救急方案，改建工程1965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此时，水库淤沙虽有减轻，但潼关以上淤积却仍然在继续，水库的排沙能力显然还不够。黄万里认为，改建工程未能纠正建坝时的错误设计思想，力主必须让泥沙排出水库以挽救渭河两岸。建坝以后，由于泥沙淤积在水库内，人们只得将坝下部的泄水洞逐年一一打开，似乎排出许多沙来，实际上排出的只是潼关以下库内历年的积沙，而每年随水流冲下的泥沙仍淤积在潼关以上的黄河与渭河里。
●1966年，库内淤积泥沙已达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已成死库。
●1968：第一次改建工程。
1968年，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原本用来发电的引水钢管，以促库内淤沙泄出的改建工程完成，但效果一如周恩来所言，只是“临时性的”，“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1969：第二次改建工程。
第二次改建接踵而来。至此争论已经毫无意义，只能将当年黄万里主张保留却在施工时被堵死的施工导流底孔打开，从1号孔到8号孔，每一个耗资一千万元。
与改建方案具有同等意义的是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这四个与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发生直接利益关系的省份在1969年达成的一项“协议”：三门峡水库汛期控制水位为305米，必要时降到300米，非汛期为310米。
●2003：渭河水灾引起新争议。
2003 年年8月以来，由于持续降雨，渭河渭南流域遭遇罕见历史特大洪灾，华阴、华县等沿渭5县（市、区）56万人受灾，20万农民只身逃出；12。9万人无家可归，直接损失23亿元，洪灾影响着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这只是一场小洪水，却让陕西省华县、华阴市遭受了自1556年以来最大的灾害。
渭河下游的洪灾发生之后，全国上下一片哗然。10月19日，国家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 率部分专家学者对三门峡库区进行现场考察后，在郑州召开了“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专题调研会”。会上，索副部长指出，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取得了很大效益，但这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渭河变成悬河，主要责任就是三门峡水库。”
舆论普遍认为：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的高级负责人；能够用理性的态度正视历史、尊重科学规律；能够勇于承认半世纪前国家建造的工程在设计上存在的问题；这是政府行政理念的一个进步。
当年，曾经出任三门峡工程技术负责人、当年已92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先生直言不讳建三门峡水库是个“错误”，应该尽快放弃发电，停止蓄水。已退休的水利部长钱正英，也呼吁三门峡水库放弃发电、停止蓄水。
2004年1月15日，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曲格平先生在国务院主持召开的“爱一滴水就是爱全世界大型公益活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三门峡工程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是我国水利工程中一个失败的记录。
附2：655次举报前后
作者：谢朝平（2006年5月）
举报者李万明
在名利悠关的时候，以个人的力量去抗衡一级甚至是几级“组织”，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五一”长假结束那天，记者收到了陕西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长达84页计7万余字的“举报信”。信的开头，他说，这是我第655次投书举报。针对与自己个人利益毫无关系的移民资金、土地等问题，我已连续不断地举报了14年。14年举报遇到的阻力和艰难困苦使我代价沉重，身心疲惫，54岁就华发早生……
举报的代价的确是沉重的——为打印和寄发材料等，他已花费约4。8万元，还欠下2万多元的外债，最艰难时；他不得不在邮局赊帐甚至以卖血维持举报的开支。他的行为同时也使他丧失了升职的机会，4年前，他是全市唯一有34年工龄而仍是一般科员的“平头”。目前，38年工龄的他，每月工资仅仅870元。
这一切，他完全无怨无悔，对 “事业” 的认定和投入使他将个人的恩怨得失置之度外，毫不吝惜地在举报上倾注自己的精力与财力。但在他灵魂深处，却有一块令他良心不得安宁的领地——那是他对坟墓里母亲永远的疚愧——老人临终前，他仍在忙着举报的事。李万明说，母亲去世后，我在睡梦中常听到她老人家怨骂我是不孝之子。
日子在李万明的记忆中留下的也不完全都是沉重和抑郁，他的举报曾不断被有关领导和媒体关注，并一次次在关中大地乃至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上世纪80年代至今，每过一两年，他的事或因他“生出的事”都会见诸报端，国务院、中纪委、监察部、水利部以及陕西省的领导，都曾对他的举报信作过批示，有关他的“问题”还曾被提到陕西省委的常委会上研究讨论。
渭南市委、市府，尤其是原市移民办的一些领导对李万明这盏“不省油的灯”更是颇多微词，同时也头疼不已。当了17年渭南市移民办主任，如今已退休在家养病的郑博接受采访时首先对记者介绍的是：李万明这人自私，爱告状。说这几个字时的语气使人明显地感觉到了眼前这位老者昔日的怨气仍未消退。在一份长达12页的材料中，官员们以组织的名义对李万明的举报作了这样的结论：他片面理解《宪法》和《党章》所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利和党员的民主权利，只讲自由，不讲纪律，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市政府甚至以文件的形式宣泄着官员们压抑已久的恼怒和愤恨：“李万明在举报中的一些提法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他以移民款不能乱用这个正确的提法去掩盖自己企图搞乱单位，搞乱移民工作的恶毒用心。”在省委常委会上，渭南的官员要求“将其辞退”；“对其坚决依法严惩，至少实行劳动教养”。他因此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秘密关押20多天。
这次牢狱之灾更加坚定了李万明的举报决心，对着香港记者伸去的电视采访话筒，他宣称：在举报腐败问题上，亲朋好友反对，我就断绝关系，孩子反对，我就不认他这个子女，妻子反对，我就离婚。举报的问题得不到有效查处，我会一直告下去，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三门峡库区的移民对李万明的举报感激不已。2002年清明时节，数十位移民把“反腐勇士”的锦旗挂在墓前告慰他母亲的在天之灵，素昧平生的移民纷纷用自己独特的表示尊敬的方式向他赠送礼物：一只鸡，希望他补补身子，一袋水果，表示一点心意，塞去几元几十元钱，让其偿还寄举报信欠下的债务。
这些零星的敬意使他获得了远远超过他职务的影响力，在当地产生了一种令个别官员生畏的巨大存在。官员们违背中央规定擅自压缩三门峡库区返迁人数的事，克扣灾民建房款的事，乱借移民资金，用移民资金办同学会、买礼品和在媒体上自我“宣传”等令人尴尬难堪的事通过他频频曝光，使其名利俱损。2006年6月初，记者通过有关渠道又了解到：2003年8月，华阴洪灾后，中央发改委给灾区拨出5906万元灾后重建款，其中，4700多万元灾后重建款滞留陕西省府达两年零9个月。前不久，中央发改委决定冻结此款，并责令陕西发改委酬款700万，华阴市政府酬款500万解决“03洪灾”的遗留问题……
国务院的安置文件及返迁人数的压缩
李万明的举报因三门峡水库而起。
沿陇海铁路从渭南向东行335公里是三门峡大坝。在这段路上，分布于陕西、河南、山西的100多万亩土地原本是三门峡库区——1955年，国家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库。按设计，100万亩库区80％的面积都在陕西省渭南市所辖的大荔、华阴、潼关等县境内。当年，为了支援新中国的第一座重点水利工程建设，28。7 万移民毅然舍弃世代耕耘的膏腴良田，远迁宁夏、渭北等不毛之地。如今，渭南市的移民总数已繁衍至50万人。
三门峡水库由原苏联专家设计。因设计脱离黄河实际，建成仅运用两年便泥沙淤积，河床抬高，使渭河、洛河的入黄口形成了5米高的拦门沙，水库几近报废。为此，周恩来总理召集国内200多位水利专家进行“会诊”后，决定水库不再蓄水，实行“径流发电”（即来多少水，发多少电）。
不再蓄水的三门峡水库使陕西境内的80万亩良田重新露出水面，泥泞中芦苇疯长，荒草萋萋，草丛间出没的生灵在这片乐园里寻找着昔日那些美好与苍凉的记忆。
党中央十分关心当年远迁他乡如今依然生存艰难的移民，198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的会议纪要》中记载：“三门峡库区移民中有15万人生产、生活很困难，需要返回库区安置。”为此，中央决定从军队和地方农场划拨30万亩土地安置这15万移民返库定居。同时成立了渭南地区移民工作办公室（后改为渭南市移民局），开展移民返迁安置工作。郑博就是此时走马上任为该移民办主任的。
采访时，记者在那本脱稿于1992年的《渭南市移民志》上看到：中央《纪要》下发后，渭南移民办从部队和地方农场接收土地 31。2万亩，从1985年6月至1990年底，共安置返迁移民17633户，73965人（其中包括通过非法渠道进库安置的假移民约5000人），还未达到《纪要》所规定返迁15万人的50％。
这组与中央安置计划相距甚远的数字当然不能也从未公开过——在对外宣传以及给省里和中央的汇报中，进库安置的移民总数一直被渭南官方说成12万人，比实际进库安置人数超报4。6万多人。李万明告诉记者：在安置移民时，郑博等人擅自采取“严格控制、尽量压缩返迁移民”的政策，致使实际返迁人数与中央要求返迁人数的差距十分悬殊。当时，我在库区安置科具体负责返库移民的统计报表工作，当我将汇总结果报告给郑博时，他一再指示：“这个汇总结果一定要严加保密，绝不能透露给任何人，否则会出大乱子。”此后，他们就一直把返库移民上报为12万人。1993年，我把真实安置人数向中央举报后，郑博等人又将安置移民总数说成是“近10万人”。
李万明的这一说法在当时的很多文字材料中得到了应证：1992年1月，渭南移民办在给省移民办的一份汇报材料中称：“经各方面共同努力，渭南已成功安置移民 12万余人。”事隔7年，这一数字却悄然发生变化，在1999年3月一篇题为《走开发性移民道路》的文章中，郑博向媒体宣称：“十万移民返库平稳有序……”
对库区的具体安置人数，在记者采访之初，郑博仍强调“安置了12万人”。但当记者问及为什么《移民志》上是73965人时，郑博思考良久又纠正说，当时我们的确下达了12万的指标，但实际没安置那么多。记者追问为什么要按12万而不按15万下指标时，郑博似乎明白了记者的意图，干脆承认：行署考虑人多了不好安置。记者问，改变安置人数是谁批准的？郑博回答：未经国务院批准，也未如实报告国务院，是我们报经行署同意决定的，这个数字省移民办也知道。“没有12 万移民为什么要上报12万？”郑博坦言：为了在中央争取更多的移民资金。
此后，渭南的确争取到了不少资金——中央有关部门仍按15万人给予拨款、分物和划拨土地。接着，渭南移民办经市府、省府、水利部，又先后向国务院呈报了《移民安置补充规划报告》、《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遗留问题近中期规划报告》、《移民遗留问题处理2002…2007六年规划报告》以及其它各类名目的项目索款报告计30多亿。其中大部分报告经国务院“同意”或“原则同意”后，便由中央财政逐年逐项向该移民办付诸拨款。同时，渭南移民办还向地处河南郑州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多次索要了大量的移民防汛经费、器材及小车等。于是，渭南移民办成了当地“钱多地多、家大业大”的“款爷”，这种富有给日后一些人随意将移民资金外借、随意处置富余土地等侵害移民利益的行为留下了偌大的自由活动空间，也为库区的稳定不断制造着祸患与麻烦。
“富余土地”留下的后患
渭南有关方面 “压缩”掉一半多的返迁安置人口，最明显的“效益”之一是从中“省”出了大量土地——按规定，每个返迁移民分得了2亩土地，73965个移民只占用了中央划拨31。2万亩土地中的14。79万余亩；而除道路、学校、医院等公益用地外下余的10万余亩土地则成了渭南库区各级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绝无仅有的“富余土�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