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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迁徙(长篇纪实文学)完整版-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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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垦腿搜偷亟仙俚内浇ǹ夥桨浮�1952 年10月，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时，王化云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邙山建库方案。至此，三门峡建库方案历经了二起二落。当时，计划在邙山修建库容160亿立方米的滞洪水库，但有人主张修建冲沙水库。上述两种方案的计算结果，投资都在10亿元以上，移民超过15万人，由于花钱多，又没有综合利用效益，不合算。于是，1952年冬又第三次提出修建三门峡水库。
●1953：第三次提案及被否决。
1953 年2月，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三门峡建库及整个黄河的治理方策，毛泽东主席听后很高兴，认为可以研究。1953年2月15日，黄委会做出《关于1953年治黄任务的决定》。其后，水利部对修建水库解决黄河防洪问题给黄委会作了明确指示：第一，要迅速解决黄河防洪问题；第二，根据国家经济状况，花钱不能超过5亿元，淹没不能超过5万人。由于这一限制，三门峡的建库方案第三次搁置起来。根据水利部的指示，黄委会重新研究方案。1953年5月 31日，王化云据此上报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并转报毛泽东主席。由于当时国务院已决定将治理和开发黄河列入苏联援建项目，而未定案。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于1953年6月17日召集水利部、燃料工业部、地质部、农业部、林业部、铁道部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人开会，商讨苏联专家来华帮助制定黄河规划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以燃料工业部和水利部为主的黄河研究组，国务院有关部委指定专人参加，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调查、收集、整理与分析黄河规划所需的各项资料。由李葆华任组长，刘澜波、王化云、王新三、顾大川任副组长。黄河研究组初始集中技术干部39 人，整理、编写及翻译了黄河概况，包括主要坝址的地质、经济调查和水土保持调查等方面文献47篇与大量图表及统计数据。苏联专家综合组来华后，研究了上述各项基本资料后认为：已具备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以下称《技经报告》）的条件，并建议在进行黄河查勘的同时，开始编制《技经报告》，《技经报告》主要综合解决防洪、发电、水土保持、防沙、灌溉、航运和选择第一期工程等问题。
随后，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铸，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办公室主任袁隆、计划处副处长耿鸿枢等，陪同苏联专家格里哥洛维奇、瓦果林奇，乘船查勘黄河干流潼关、三门峡、王家滩、八里胡同等坝址。在三门峡下船，专家们仔细观察了两岸的形势和地质情况，认为该处建坝条件优越，应做比较详细的勘测工作，并为坝址指定了第一批地质钻探孔位。
●1954：苏联专家力荐三门峡方案。
在三门峡工程历史上，1954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苏联对华156项重点援建项目出台，黄河流域规划赫然列在其中。该年初，黄河规划苏联专家组一行7人抵京，同中国的水利专家以及官员组成考察团，进行了历时数月的勘查。作为结论，苏联专家组组长科洛略夫力荐三门峡方案。更关键的是，科洛略夫提出了“用淹没换取库容”的理由：“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可能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需要足够的水库库容，但为了获得足够的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
公共工程的决策，同时也是决策者对于各方利益进行权衡取舍的过程。正是这句“免不了”，三门峡工程是否上马的天平开始倾斜。
2月至6月，中苏专家120余人，行程12000余公里，进行黄河现场大查勘。苏联专家在查勘中肯定了三门峡坝址。柯洛略夫说：“任何其它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
●1954：泥沙淤积问题的估算。
几番起落，体现的是当时中央的两难——渴望解决黄河下游的千年水患，但八百里秦川终究不是新生政权能轻易付出的代价。当时苏联专家要数据，中方提供了数据：通过水土保持，兼上游支流再建拦沙大坝，到1967年来沙可以减少50％，而三门峡的寿命则可维持50－70年；而到三门峡水利枢纽运用了50年之后的末期，来沙可减少100％（1954年《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技术任务书》）。
多年之后反观历史，众多水利专家对于这个50％与100％的数据大不以为然——当时并没有任何的模型和统计，近乎凭空一数字。
因此，连苏联人都不大敢接受这些数据，建议“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数据因此又被凭空拦腰砍一半，修改为25％与50％。
这虽然审慎但同样没来由的25％与50％，却成为了解决泥沙淤积的依据。三门峡工程因此紧锣密鼓进入下一个环节。
1954年4月，李富春副总理主持召开会议，决定在黄河研究组的基础上，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以下简称黄规会）。委员会设立办公室，以配合苏联专家综合组工作，下设十一个专业组，主要由水利部和燃料工业部的技术干部组成，进行《技经报告》编制。
同年，苏联156项重点援建项目出台，黄河流域规划赫然在列。实地考察后，苏联专家组力荐三门峡方案，认为其解决防洪、灌溉、发电问题的综合效益巨大。
当时西北局认为，在移民问题上西北确有困难，但只要方案确定，愿在中央的领导下努力设法解决。从延长三门峡水库寿命和便于移民工作等方面考虑，西北局负责人希望水土保持和支流拦泥库的修建能同时进行。
1954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由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即《技经报告》。同时，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
1954 年10月，黄规会全面完成了《技经报告》的编制工作，选定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为实施黄河规划的第一期重点工程。《技经报告》指出：“在选择第一期工程时，必须能够解决防洪、拦沙、灌溉、发电以及航运等综合利用任务。在黄河中游，只有三门峡是唯一能够达到这样要求的水利枢纽。”
纸面上的规划令人兴奋：三门峡水库将蓄水至350米高程，总库容360亿立方米，设计允许泄量8000立方米每秒，黄河下游洪水威胁将全部解除；由于巨大库容可以大量拦蓄上游来沙，从此经水坝泄出的黄河水将是清水，清水冲刷下游河床，最终将黄河这条“地上河”变成“地下河”——千年未解的治黄难题将毕功于此役。此外，巨大的灌溉、发电、下游航运等综合效益前景，也令人惊喜。
《技经报告》确定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为350米高程，总库容360亿立方米，确定三门峡水利枢纽的主要功能是：将黄河（三门峡以上）千年一遇洪水由 37000立方米每秒下泄减至8000立方米每秒，并与三门峡下游的伊、洛、沁河的支流水库配合运用，“黄河下游防洪问题将得到全部解决”。《技经报告》认为：通过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可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充分调节黄河水量，初期可灌溉农田2220万亩，远景可灌溉7500万亩；发电装机总容量89．6万千瓦，年发电量46亿千瓦小时；下游航运条件可得到改善。
同时，《技经报告》也指出了枢纽存在的两个严重问题：一是水库正常高水位350米高程时，将淹没农田200万亩，移民60万人，巨大的淹没是兴建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困难问题，为减轻大批移民的困难，拟采取分期修筑、分期抬高水位运用和分期移民的办法；二是水库泥沙淤积，除计划预留147亿立方米的拦沙库容外，为减少水库泥沙量，规划拟定，一方面大力进行水土保持工作，同时近期还要在渭河、北洛河、葫芦河、无定河、延水等支流修建大型和小型拦泥库各5座。估算到 1967年水土保持的减沙效果可达25％至35％；如计入五大五小的支流拦泥库，则三门峡水库的入库泥沙量估计将减少约50％，三门峡水库寿命可维持50 至70年。《技经报告》还指出：“三门峡水库内泥沙淤积和水库寿命的估算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进一步研究，长期和根本解决拥沙问题的办法，需依靠全面的水土保持工作。1956年，苏联专家进一步完成了《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建议水库的正常水位360米，比《规划报告》中的350米，高出10米。这意味着必须淹没农田333万亩，移民90万。
●1955：全国人大全票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
1955 年2月15日，黄规会将《技经报告》和苏联专家组对该报告的结论等文件，上报国务院及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建设委员会，提请审查。1955年4月5日，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和国家建设委员会党组审查《技经报告》后，联名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邓子恢等41位中央领导人呈报关于对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的审查意见。呈文认为：《技经报告》中所提出的黄河综合利用远景和第一期工程都是经慎重研究和比较的，应当认为是今天可能提出的最好方案，建议中央予以批准。呈文同时提出：苏联已同意承担三门峡水利枢纽的设计和设备供应，可于1957年开始施工；为确保下游的防洪安全和延长三门峡水库寿命，对枢纽的泄量标准是否为8000立方米每秒和正常高水位是否定为350米高程、抑或355米、360米等问题，建议由黄规会向苏联专家组提出，在初步设计中进一步研究确定。
●1955年5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开会，基本通过这一方案，并决定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问题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
●1955年7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做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这份报告从古说到今，用大量的史实和事实历数黄河之害，并对黄河水患的产生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他最后指出，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提议，请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采纳黄河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并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全国人民，特别是黄河流域的人民，一致努力，保证它的第一期工程按计划实现。
他的话音刚落，中南海怀仁堂顿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一千多位人民代表为黄河的美好远景而欢欣鼓舞，许多代表称邓副总理的报告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报告，有的代表因过分激动而彻夜未眠。
周恩来对此描述说：“作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人民日报》1955年7月21日发表社论《一个战胜自然的伟大计划》。社论指出：“这个报告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彻底消除黄河灾害，大规模地利用黄河发展灌溉、发电和航运事业的富国利民的伟大计划。这个计划集中地体现了千百年来我国人民的愿望，也给今天正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忘我劳动的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
●1956年，苏联专家进一步完成了《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建议水库的正常水位360米，比《规划报告》中的350米，高出10米。这意味着必须淹没农田333万亩，移民90万，远远超过350米规划中的60万移民。
●1957：三门峡工程开始施工。
1957年，为三门峡大坝举行的专家会议中，除了黄万里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及温善章提出“低坝、小库”建议外，专家意见出现一边倒的倾向。1957年，国家建委会同意了360米方案，4月13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
●1960年，三门峡水电站成立。
7 月28日以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张含英为主任委员，河南省副省长齐文俭为副主任委员组成的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拦洪验收委员会，于7月26～28日，听取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进行情况和拦洪准备工作汇报，并在现场实地检查了三门峡拦洪工程，审阅了拦洪工程的各项资料。经认真研究讨论后，拦洪验收委员会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质量是好的，具备了拦洪条件，全体委员一致同意验收。
7 月28日下午，庆祝三门峡水利枢纽胜利拦洪大会在三门峡大坝右岸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有：三门峡水利枢纽拦洪验收委员会全体成员，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地、市的负责人，苏联专家和各地来宾，三门峡工程建设者和三门峡市各界代表共30000余人。各级领导和苏联专家先后在大会上讲话，一致指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实现拦洪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是根治黄河的一个伟大胜利。
8 月7至9日三门峡市人民委员会和三门峡工程局先后举行宴会，欢送奉召回国的苏联驻三门峡工地设计代表组全体专家。三门峡工程局领导代表周恩来总理授予苏联专家中苏友谊纪念章；代表水电部副部长授予格里果里耶夫专家感谢状；三门峡工程局并给当时在三门峡工地工作的4名苏联专家发了感谢信。8月10日下午苏联专家离开了三门峡，三门峡市和三门峡工程局的负责人及近百名职工到车站欢送。
●1961：三门峡堵孔后的问题 。
1961 年，黄万里教授力争要求保留的导流底孔，被全部用混凝土一一堵死。而就在这一堵孔工程紧张施工之际，水库内的淤积已经开始迅速发展，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暴长4。5米，黄河上游及支流水面也连涨连高，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受威胁。
●1962年：三门峡水库改变运用方式。
3月19日国务院决定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防洪排沙”（后改称“滞洪排沙”）运用，汛期12孔闸门全部敞开泄流。
三门峡水库自1960年9月开始蓄水以来，水库淤积比原设计快得多。截至1961年底。库区淤积泥沙13。62亿吨，连同1959、1960两年淤积的 3。68亿吨以及库区塌岸1。8亿吨，共达19亿吨，下泄泥沙仅为1。1亿吨，致使潼关河床严重淤积，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加之淤积末端迅速上延，严重威胁到西安及关中平原和渭河下游的工农业生产安全，国务院据此决定改变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
●1963：第一次承认三门峡的失误。
1963年7月16日至31日由水电部副部长张含英主持，有120人参加的三门峡水利枢纽问题第二次技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着重研究了三门峡水利枢纽上下游泥沙冲淤变化，增建泄流排沙设施的可行性，非汛期发电以及增建工程的有关工程技术问题。会议还以三门峡工程的控制运用为中心，联系到黄河的治理方向，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干支流水库以及黄河、渭河下游的河道整治问题。
在三门峡是否增建泄流排沙设施上，讨论会仍有较大的分歧。
9 月16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会办字第784号文件指出，三门峡工程蓄水运用以来，渭河、北洛河下游河道出现严重淤积，形成“拦门沙”，且淤积有继续向上延伸之势。截至8月底，渭河淤积已发展到泾河口附近（距西安市草滩约11公里），北洛河淤积已发展到大荔县河城村附近（距北洛河口128公里）。渭河河床抬高 0。4至1。4米，北洛河河床抬高3至4米，两河河槽断面缩小约一半，过水能力大大降低
潼关河床升高，上游泥沙不断淤积，西安面临危险。对此难题，提出解决方案已经迫在眉睫。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改建势在必行，目标基本上回到温善章过去所提到的低坝方案。周恩来说：“要登报声明，他（温善章）对了，我们错了，给他恢复名誉。”
●1964：是炸掉，还是完全不改？
如果没有后来的两次改建，三门峡水利工程将以一个彻底的水害工程被废弃而告终。
陕西省代表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要求国务院尽快拿出方案———拯救陕西。
在第三次视察三门峡之后，周恩来于1964年12月再以总理的身份召开会议，强调“三门峡改建不能再等”。
这次会议同1957年那次大相径庭，各方意见分歧甚远，一边倒的现象没有出现。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认为：“黄河本无事，庸人自忧之。”主张将三门峡大坝一炸了事。而担任过三门峡水电枢纽第一任总工程师的汪胡桢却在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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