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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定陵-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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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旨意传来,这位豆蔻年华、活泼可爱的少女悲痛欲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满怀悲愤与哀怨,写下了一首绝命诗,托一个要好的太监送出宫外,于是给世间留下了一曲深宫冤魂的千古绝唱:

  修短有数兮,

  不足较也;

  生而如梦兮,

  死则觉也;

  失吾亲而归兮,

  惭余之不孝也;

  心凄凄而不能已兮,

  是则可悼也。

  诗中饱含血泪,哭诉了梦一般的短暂人生,未报父母养育之恩却早归黄泉的遗恨,以及对命运的哀叹,对青春的痛惜,跃然纸上。其真挚哀婉的情感令人肝肠寸断。

  这首诗是真的出自宫女郭爱之手,还是后人所伪造,尚需考证。但却真实地道出了明朝从殉女性那无声的呐喊和对封建王朝残酷野蛮制度的痛恨与诅咒。这无疑是封建帝国女性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而历史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地重复着一幕幕人间悲剧。龙的传人、炎黄子孙,自诞生那天起,就带着叹息、流着汗水、淌着血泪。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艰难地一步步离开蛮荒和愚昧,寻找着文明的曙光。这是一种多么沉重痛苦的脚步?这是一条多么漫长和遥远的人间栈道?

  历史正是从这滴血的号子和沉重的脚步探寻中,泛起了文明的光芒。历史创造了人类,人类改变了历史。

  中国的历史进入封建社会,以俑代人殉葬的制度与风俗开始盛兴起来。近年在陕西临潼发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实例。在已发掘的三个俑坑中,有人俑、马俑和战车俑等近万件,有的还组成了庞大的作战阵式,其数量之多,气势之雄伟,制作之精美,在中国帝王陵墓史上不仅是空前,而且可能也是绝后的了。所以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

  汉代俑的尺度虽不如秦始皇陵俑这样雄伟庞大,但种类却丰富得多。除人俑之外,尚有各种骑射俑、舞蹈俑、杂技俑和人类各种生产生活用的陶屋、陶楼、井、灶、仓圈,甚至还有猪、牛、羊、狗、鸡、鸭等家禽俑。

  从(汉书·百官表》中的“东园匠令丞,主作陵内器物”来看,说明当时制作殉葬俑和器物已成为专门行业。唐朝的三彩俑在造型艺术上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女俑多丰腴圆润,形象地表现了国富民强的盛唐审美风尚。许多深目高鼻的“胡俑”,再现了中亚、欧洲等外国人的形象。而载运货物的骆驼俑,则展示了唐代东西交通发达、文化交融的盛况。

  俑的珍贵和重要,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生活形态和文化风格以及社会风尚和习俗。白居易诗中“双眉画作八字低”的描写,在唐代女俑中得到了证实。南北朝时期的艺术审美观点和唐代的“丰腴圆润”相反,出土的女俑大都清癯俊秀。俑的出土,对研究和证实历史,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

  自唐以后,又出现了以纸扎焚烧代替俑的方式。神道上则出现了由文武大臣和各种珍兽所组成的石刻仪仗队,而不再入葬,陵内的木俑也只是象征意义上的殉葬品。这一点从明十三陵中可以得到证实,而定陵玄宫出土的微型木俑、木马即是这种制度下的表现形式。

  木俑不同于金银器物,极易变质腐烂,在处理和保存上就需格外费心。从国外对出土木俑的处理情况看,大多采取冷冻的方法,即把木俑放在零下200℃的气温中,将水气脱去,然后放在玻璃箱中保存。

  这样的条件,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尽管到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时代,但面对一堆腐朽霉烂的木俑,白万玉老人却失去了揽月捉鳖的气概,只能老老实实地按二十年代跟斯文·赫定和安特生等西域探险时所学来的土办法进行技术处理。

  他在地宫内升起火炉,把白腊放在平底铜锅内熔化成液体,然后将木俑一个个放入铜锅,进行“腊炸”。小木人描着黑眉,染着朱唇,神姿活泼地在蜡锅中跳动,如同宫廷中的舞蹈,令人心驰神往,拍案叫绝。但这种欢乐之情不久就被痛惜所代替。用蜡浸泡的木俑,拿出铜锅之后,随着水气的蒸发,逐渐收缩变形,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少男少女,瞬间变成了面目奇丑可憎的老翁老妪。白老的一番热忱张罗付之东流,不管他多么痛心疾首也已无济于事。这座皇陵发掘的悲剧,刚刚拉开帷幕。这些“少男少女”的瞬间变态衰老,只不过是这场大悲剧中的一个小小序曲罢了。在不久的岁月里,将会有重场压轴大戏开演。不过那时已容不得他在台下观望和流泪,他将和他的伙伴一同登上舞台,和三具骷髅对话,将悲剧推上极至。让历史为之哭泣让人类为之震撼和铭记。

孝端王氏

  万历皇帝梓宫的左侧,放置着他的原配孝端皇后王氏的棺椁,其大小形状和右侧孝靖皇后的棺椁相同,保存较好。尽管椁的外侧出现裂缝,但无塌陷。从已脱漆的木质看,亦为香楠制成。

  椁的盖部放置两个形体不同的青花梅瓶,白地青花,周绘龙纹,色彩与质地尤如宫廷中摆置的梅瓶一样光艳夺目。两个梅瓶的底款分别是“大明万历年制”和“大明嘉靖年制”。由此推断,这是孝端皇后生前宫中的陈列品。

  这种形式的梅瓶,在1951年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代贵妃墓的发掘中也有出土。明朝的妃嫔,除极少数受皇帝的宠爱被埋在十三陵内,多数都埋在此处。梅瓶作为殉葬品,可能是当时宫廷丧葬的习俗。

  发掘人员撬开木椁,一口木棺露了出来。棺外有椁,意在以椁护棺,从而更有效地保护尸体。从国内外出土的帝王陵墓来看,棺椁质料不同,层数也有较大差异。在埃及图塔卡芒法老陵墓的发掘中,就曾发现有石椁和两层黄金制作的棺。而中国晚期朝代的帝王,则大多采用两层木质棺椁的形式。这从定陵和清东陵帝后的墓葬中可得到证实。

  在孝端棺木的两侧,放置着四块玉料。这种玉料在帝后三人的棺椁外侧已发现27块,到清理结果发现,唯独孝端的梓宫内又增放四块。玉料大小形态不一,大部分都有文字。有的墨笔直接写在玉料上,有的贴着有墨笔字的纸,也有的两者兼备。写在纸条上的文字大都工整清晰,写在玉料上的笔锋粗糙,字体粗大,且不清楚,少数还有编号,都是记录玉料的名称、重量:

  玉料十三斤

  菜玉一块重十三斤

  六十八 玉料十五斤

  六十八

  菜玉料一块重十五斤十二两

  七十二号

  浆水玉料一块重十

  浆水玉料一块重十一斤

  二斤八两

  浆水玉料一块重二斤八两

  ……

  根据文字记录,最小的一块一斤十两,最大的一块四十八斤。有一块写明十三斤,发掘人员试称则是十六斤半,不知是当初的失误,还是明代度量衡与今天的差异,或者玉料本身发生了变化。其中一块玉料似有一条锯过的缺口,大概是当初用绳索之类的东西捆勒而成。在另一块玉料上,还特别标明“验收人”三字。

  中国历代帝王的殉葬品中,大多放有玉料,即所谓的“金井玉葬”。“金井”是为了接地气,保证灵魂长生不灭,“玉葬”则是为了保证尸体不腐烂变质。据(汉书·杨王孙传》称“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

  玉料殉葬自战国时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在河南洛阳的考古发掘中,曾清理过一批战国时期的墓葬,发现有些死者的面部有一组像人脸形的石片,身上也有石片,脚下还有两件兽形石片。这些石片上都有穿孔,可能是为了编缀在一起以便覆盖在死者的面部和身上,这就是后来出土的玉衣的雏形。

  到西汉时期,帝王对玉料护体更深信不疑。他们不再满足于用玉料殉葬,而是把玉片制成衣服,套在尸体之上,一同入葬,以期尸体永世长存。这种观念在东汉时期达到了极至。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刘胜、窦绾夫妇的金缕玉衣,为此提供了证据,同时也打破了《汉书》记载的:“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的神话。尽管刘胜和窦绾除身穿金缕玉衣外,还在胸部和背部放置了许多玉璧,且口有玉含,鼻有玉塞、两眼有玉石掩盖、两耳有玉填,结果,1968年发掘人员清理他们的墓葬时,却见玉衣尚存,而其中的尸骨朽烂得仅剩儿枚残齿和一些骨渣。

  以玉衣作为葬服, 从西汉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到三国后期,魏文帝曹丕认为,此乃“愚俗作为”而下令禁止使用。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也确未发现魏晋以后的玉衣,由此推断,这种习俗可能从魏以后真的被废除了。

  魏晋以后的帝王陵寝中,虽然也有玉料、玉器出土,但从规模和质量来看,不再考究,只是一种象征而已。定陵玄宫出土的三十一块玉料中,只有浆水玉、菜玉两种。浆水玉略带浅青色,表面稍有些润泽,菜玉像枯萎的白菜叶,浅黄中伴有浅绿。据《格古要论》的评述,两种均为玉中下品,很可能来自新疆、甘肃等地。

  但从随葬木箱中清理出的玉制容器来看,却是别具一番风采。这些碗、盆、壶、耳杯、爵等器物,质料细腻润泽,琢工精致,不少器物上都配有金制附件,镶有宝石、珠玉,显得光彩照人。细心的观光者如果注意一下摆在定陵博物馆橱窗里的那只玉碗,就不难窥见这批玉器纯美的质地和精湛的艺术造型,即使站在镶有玻璃的橱窗外,也能在碗的一面透视到另一面。其通体之细薄、造型之优美,光彩之夺目,如果不具备先进的技艺、奇特的构思和熟练的操作能力,是断然达不到如此辉煌灿烂的程度的。

  把殉葬的玉料和容器进行比较和研究,不难看出明代对玉葬的观念,已不在保护尸体,而仅仅是一种形式了。

  孝端皇后的棺木很快被撬开,里面露出一床绣有莲花和九龙纹的织锦被及殉葬的衣服,金器,漆盒等物。发掘人员小心翼翼地一件件取出,皇后的尸体出现了。

  只见她上身穿一件绣龙袄,下着绣龙裙和黄缎裤,静静地躺着。绣龙袄袖筒肥大,通体用黄线缂丝制成,绣有蝙蝠、寿字和令人恐怖的“■”符号。两袖之上,由于织品的宽幅不够,出现了接头的痕迹,但接上的用料寿字倒写,蝙蝠也是头向下,别的衣服也常有字迹倒过来的现象。这显然不是一种失误,而隐含有一种“福倒来”和“寿倒来”的寓意。这是一种建立在方块字加丰富想象力基础上的一种独特文化,大概只有中国人才可能有这种文字游戏和思维方式。四个世纪后,在中国城乡到处出现了姓名倒写的“打倒×××”的木牌,大概就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延续。

  孝端皇后的肌肉已经腐烂,但骨架完好。她头西足东,左臂下垂,手放腰部,右臂直伸;下肢交叠,左脚在上,右脚在下。裤管扎在袜子内,脚腕外用细带勒住,下穿一双软底黄缎鞋;依然像在皇宫一样,端庄文雅,向南侧卧。

  万历一朝,继张居正死后三十余年的漫长岁月中,朝廷逐步走向混乱和衰亡,皇帝昏庸,廷臣无道,相互勾心斗角,厮杀得不可开交。这时只有两个人清醒着,一个是首辅申时行,另一个就是孝端皇后王氏。

  中国历朝的制度,按理应当说是不能听任党争发展的。尤其在万历一朝这种混乱的局势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经书”的教导,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约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同舟共济。要是官员们口颂经典中的词句,称自己为君子,别人为小人,在道德的掩盖下夺利争权,这就是把原则整个颠倒了。这种做法无疑会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帝国无法治理。这不必等到1620年,早在1587年,万历的棺椁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时候才明白,申时行就曾鹤立鸡群地站在帝国的最高处,作出“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的结论。在大明帝国江河日下的危急时刻,申时行竭尽全力,以种种方法缝补皇帝与臣僚、臣僚与臣僚之间的裂痕。可惜,这种调和折衷的苦心,在帝国制度强大的惯性面前显得捉襟见肘,最后以失败告终。

  尽管孝端王氏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万历皇帝的爱,但她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以一个中国女性特有的驯服与忍耐力,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一切。她在道德与人性二者的夹缝中,找到了一条适合于自己生存的形式,并以她的殷勤、守制,给万历的母亲和臣僚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足以体现她清醒的事例,是对“国本之争”的处理上。在长达数十年道德与政治的旋涡中,她既不倾向臣僚,也不指责万历,只是以她的聪明与机智,站在二者之外,洞若观火,使争斗双方都对她无可奈何。即使后来万历皇帝在争斗失利之后,想对她施以打击,废掉她的皇后地位,但也只是由于她在处理诸多问题上完美无瑕,而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

  她一生无子,而又得不到皇帝的爱,作为最有权力享受一切的皇后来说,这无疑是个悲剧。但她面对现实把痛苦埋在心里,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悲剧中自己要扮演的角色,并义无反顾地演下去,才没有像王恭妃、郑贵妃以及其他宫女妃嫔那样更加悲惨。或许这也算作是一种不幸之中的万幸吧。

  她安详地躺在万历皇帝身边,头枕一个长方形锦制枕头,残存的发绺上插满了镶有宝石的金簪,冷眼观望着世间的一切。她那交叠的双腿,给人的印象依然是超尘脱俗、看破阴阳两个世界的非凡女性。

  她头上的装饰显然比孝靖皇后的昂贵与华丽,几乎每一根金钗玉簪上,都镶有祖母绿和猫睛石。猫睛石在万历一朝曾是宝石中最珍贵的品种,据说它产于南洋一带,物以稀为贵,堪称无价之宝。史书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江南一位少妇,头带一支镶有猫睛石的簪子,虽然猫睛石并不太大,但被一位商人发现后,用极为昂贵的代价仍未到手。于是,狡猾的商人设法结识了她的丈夫,且终日以酒席相待。如此两年,最后商人才透露了他的心愿,猫睛石方到手中。这个故事不免具有野史性质,但由此可见猫睛石的价值之昂贵。

  在孝端皇后尸骨的下面,铺有一床缀着整整100校金钱的褥子,金钱上铸有“消灾延寿”的字样。褥子两侧,放置了大量的金钱元宝。元宝两面都刻有文字,刻文内填朱。其文字为:

  上:九成色金十两

  底:万历四十六年户部进到宛平县铺户徐光禄等买完

  上:九成色金十两

  底:万历四十六年户部进到大兴县铺户严洪等买完

  从元宝的刻字看,都是九成色金十两锭,且均为万历四十六年大兴与宛平二县所进,铺户也只有徐光禄和严洪两家。这就更加证实了史料中关于除“金取于滇”之外,京师的专设铺户也必须为宫廷重价购买的记载。

  孝端棺中的金银元宝为孝靖所没有,有些史学家认为是万历对孝靖的薄葬造成二者的差异。这个说法难免有些偏颇。因为孝靖葬时仅为皇贵妃,而孝端葬时则为皇后,按照当时的等级制度,自然不会等同。


第十四章 打开皇帝的棺椁

  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一场风暴席卷而来,发掘人员由此陷进了动荡的旋涡。春色正浓,然而花已落去。在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玄宫里,人们时而忧心忡忡,时而乍惊乍喜——

无可奈何花落去

  正当发掘人员忙于清理帝后的尸骨及殉葬品的关键时刻,一场反右的政治风暴在席卷广袤的城乡之后,又沿着曲折的山道,刮进定陵这片阴阳交汇的世界。

  这时的发掘队,已不再受长陵发掘委员会直接领导,而是和定陵博物馆的筹建人员组成了一个新的集体。确切地说,发掘队已由博物馆筹建组接管。发掘人员根据筹建组领导人的指示,立即停止清理工作,走出玄宫,参加已经开始的政治运动。

  尽管夏鼐几次向长陵发掘委员会反映情况,说明停止工作将会造成怎样的损失及危害,但此时委员会的人员已是自身难保,只有为之叹息和沉默了。

  对于这场风暴,已在夏鼐的预料之中,但却没有想到竟会在这个时刻到来。也只有在此时,赵其昌才悟出几个月前,夏鼐在发现金刚墙后,留下的那番话的真正含义:“赶快想办法打开地宫大门,不然就来不及了。”

  现在就已经来不及了。

  尽管队员们夜以继日地开门、启棺、清理,尽管夏鼐强忍着严重的胃溃疡病痛,用枕头垫在胸前,整日趴在棺椁上劳作,可依然无济于事。随着队员们恋恋不舍地放下手中的尸骨和器物,痛苦而又别无选择地走出地下玄宫,定陵的发掘,就注定要成为新中国考古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悲剧了。

  夏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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