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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圆明园大劫难-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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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攻陷大沽炮台（7）
诺利斯不顾孟托邦将军的抗议，后来毫不客气地写道：“与法国盟军的合作，给胜利制造的障碍比清兵的抵抗还要大……。孟将军在行动中把自己的责任洗得一干二净：尽管最后时刻出于谨慎盘算决定派四百步兵表明参战，但拒绝参加他所视为注定失败的行动”。诺利斯还告诉我们，孟托邦感到事实证明他的确有错，便要求收回其抗议。
引人注目的是，要参照对华远征正式起草人布隆戴尔将军的评述。他认为赞同孟将军的做法，不过为此辩护的论据显得勉强，含糊不清，难于理解。总之，不太有说服力……。
8月22日
中国守兵急切混乱地撤离炮台，扔下六百门炮和数量充足的各种军需。他们撤往天津；而僧格林沁由一百五十骠骑护卫，也同样离开，肯定是踏上了回北京之路。
英法陆军越过白河，毫无困难地进入右岸各炮台。他们在主炮台中发现清廷总兵用作指挥部的木板屋，陈设舒适，墙上挂有军事地图。两支海军则把堵住河口的各种障碍，铁链、竹排、树栅和突堤等清除。舰队投入行动。
英法将领们评估新的军事态势。由于首战告捷，对华征战似乎走上坦途。即使清军庞大骑兵完整无损。天津已将唾手可得。这座重镇距大沽约五十五公里，而离北京仅一百来公里。前去天津可取道旱路（白河两岸均通行）或水路。新河和大沽均为后方基地，而白河也是交通和供应要道。事实上，尽管河道蜿蜒曲折，炮艇一天足可开到天津。因而，北京之路似已打开。
孟托邦将军毫不迟疑地派身边第一副官德希安回巴黎，负责向拿破仑三世呈递大沽要塞投降的和约。格兰特将军认为，随着大沽炮台攻占并签署投降书，以及白河水路开通，对华征战业已结束，或基本结束。吴士礼以为可写信告知母亲：“第三次中国战争已经终结”。
第二轻步兵营少尉博瓦西厄深感失望，写道：“战争结束了，所有炮台都落入我军手中。我们刚开了个漂亮的头，而征战本身实在太少。这不值六个月飘洋过海”。而同营的另一个中尉保罗·德拉格朗热则高兴地写道，“天朝外交果然比其军队更有本领，很快给予我军将士其他补偿和好处”。
米特雷西伯爵强调，这是继1793年马戛尔尼、1816年阿美士德和1858年额尔金与葛罗之后，欧洲人第四次深入白河。他乐观地指出：“而这一次，由于1860年，后两位使节将直到北京，只在天朝都城签订一个条约，依此是将在这些遥远地区增强两大盟国的实力存在，并永久地创办向全球各国开放的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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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天津议和（1）
8月23日
令法军大为震惊和恼怒的是，他们未得任何通知，也想不到英海军上将贺布独自下令三艘炮艇出动，沿白河驶向天津。如高第所说的那样，停靠塘沽时，贺布借涨潮之势，“竟然大胆深入”内河。无疑，他是想为1859年惨败复仇！或者，他是对8月21日进攻战中海军只起次要作用表示不满！巴夏礼和罗亨利也加入这次行动，同在护卫舰《科罗曼德尔号》上。这简直是鲁莽举动！孟托邦称之为“轻举妄动”。天津大概由两大炮台把守，架有一批大口径的重炮。然而，英军炮舰沿河而上未遇到任何抵抗。
《科罗曼德尔号》刚在天津大运河与白河汇合处一抛锚，恒福总督即上船，随行的有一些大官。他从大沽坐马车而来。英军听说天津最近加固的城防已经撤消，宫廷大军已撤回北京。僧格林沁总兵仅由一小队人马护送，前夜路过天津城墙，未作停留直返京城。
恒福总督要求保护直隶居民，答应贺布上将以贵宾相待。而贺布直言不讳，竟然回答他是那里的主人。他当即下令占领最近的城门，叫做象征性占领天津。好奇的市民观看英兵行动，似不抱敌对情绪。过一会，英吉利国旗便在东门城楼上飘扬。在中国人面前，英军竟如此成了唯一胜者……。巴夏礼请恒福为额尔金特使安排下榻府邸。随后，贺布回到大沽，其使命出色完成。
事态实在引人发笑。这不是法国人的意见，他们深感为背信弃义的阿尔比翁（不列颠人）所骗。埃里松觉得此事“滑稽可笑”，“是否再次证明私利的盘算主导着盟军”。额尔金勋爵和格兰特将军同来向孟托邦将军通报英海军上将何以“临时出动”。格兰特显得特别诚恳，而额尔金虽带“吃惊”神情，但说服不了人，这毕竟是装出来的。
第一次与此事有关而最难承受的人，是法国海军司令沙内。据埃里松所言，当沙内得知英军同僚不告而去的时候，“顿时无比怨恨，于是紧随其后追赶，很想与英军同时在天津展示我海军国籍旗。白河之上，两海军上将展开一场真正的船赛，一场驶向天津的竞渡……”。英法海军在中国河流上如此“奇特的水上竞赛”，当时随军作家无一不加以描述。
8月25日及随后数日
额尔金和格兰特同乘《格拉纳达号》前往天津。英军司令率领一千五百官兵同行。额尔金称，这是一次极为难受之行。皓月当空，须穿越蜿蜒曲折的河滩。
孟托邦带领两艘运有五百官兵的炮舰同去天津。葛罗则乘一艘小炮艇前往。在这条河上，船经常搁浅。
孟托邦二十六日晚上才到达天津。他采取各种措施安顿部队，设立服务部门。法军在华北作战期间，天津将是基地；直至战争结束，甚至之后，也可能仍是。
8月28日
孟托邦将军又沿河而下，返回新河，看望部队。30号那天，他亲率余部，取道白河右岸赴天津（英军则从左岸前去）。卡斯塔诺医生指出，法军经过在华近一年休整，包括曾在船上和登陆之后，官兵们失去了行军的习惯。中途不断休息已成必要。天气闷热得很，穿越光秃秃的平原，行进十分累人。两个兵和两匹马死于日射病。第二天，情景却变得非常合心意了，处处都有花园、菜园。部队接到指示，注意言行举止端庄，购食品需付清钱。
9月2日
占领天津，不费吹灰之力。联军受到欢迎。部队驻扎城外，分别安营在坐落于盐库中间的两座要塞城堡里。英军在左岸，法军在右岸。但是，法军主帅丝毫不满意。巴夏礼和贺布上将一起早于8月23日抵达天津，巴夏礼很为英军食品供应与城中主要供货商讨价还价，这得到格兰特将军的夸奖。可是，法军到来之时，什么食品也找不到了。按规定，凡途经各个国家所提供的粮食物品，两军应当兄弟般地分享。孟托邦愤怒不已。他威胁说，为使部下吃饱饭，只得去老百姓家抢粮了。英军只得让步，并且道歉。两方分享供给。不过，中国商贩总在食品有的是。
第十一章 天津议和（2）
天津是个大城市，工业重镇，人口密集，城墙环抱。不知市民是否有三十万或六十万。孟托邦发觉城市“脏得可怕”。天津东临白河，南接大运河，西连北京，既是良港，又为京城物资供应中心，尤其是大米、高粱、小米等粮食和其他各类食品。这也是个仓储之城，特别是销售堆积如山的食盐，以及从俄罗斯进口的皮毛与制品。在有盖顶的大商铺，货物应有尽有。
阿尔芒医生对天津物资供应充足大加赞扬，“凡出征过的大兵，恐怕从未见过这么丰盈的食物”。这里有法国农促会一样经营的农副产品。馒头米面等主食外，有菜农挑来的新鲜蔬菜，生菜、洋葱、胡罗卜、萝卜、笋瓜等；有鸡鸭肉蛋和野味，以及各种水产海味；还有糖类和白酒等及作料。而且水果中有一种白葡萄，好比枫丹白露地区产的那种。可以说，大家无不称心如意，可像《巨人传》中的庞大格昌埃那样一饱口福。
全城居民，有一部分出于安全考虑害怕被抢已经逃离。天津道曾扬言：西方人都是残杀成性的夷匪，到处破坏抢掠一空。因此，联军士兵接到军令要纪律严明；他们无权进城。但军官例外，故他们竞相前去游览市容，研究地形，了解物产，以为过冬准备打算。
在城内，英法使节和格兰特驻进一处宽阔舒适的宅院。而孟托邦情愿住在白河和大运河汇合处1858年法国公使住过的“衙门”里。两位特使决定再度上场谈判。按各自政府指示，他们要尽可能在天津达成和平协议。另一方面，自八月份以来，中方已多次发出新的信息。如高第所写，“中国人尽管高傲、固执，但也看清形势，即使不很全面，起码足以使他们希望尽快阻止英法联军挺进”。
直隶总督的信函接连不断，要求停止敌对行动；宣布朝廷钦差大臣桂良（《天津条约》签字人之一）由帮办钦差恒祺（巴夏礼在广州任海关收税监督时认识）陪同，从京城出发来天津会晤英法两使。再度派桂良大学士前来，联军认为是中方有诚意的一个姿态。
难道是咸丰皇帝最终降旨结束战争吗？
两位钦差大臣前来劝说额尔金及英法联军放弃推进念头。8月31日，朝廷一品命官桂良大学士露面。对这位满清老贵族，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两年前就已认识。额尔金甚至用反话称其为“老朋友”；但在9月1日的致书中，他表示怕不得已要给对方一点颜色看了，“以便促使这个迟钝的政府有所悔悟”。
桂良钦差大臣声明拥有朝廷授予的全权，并持国玺。他表示准备就《天津条约》批准进行谈判。他保证，三月份最后通牒的任何条款都有可能达成协议。额尔金按惯例，责成威妥玛和巴夏礼把和平条件转递钦差大臣。钦差大臣则以同样方式，习惯只在谈判最后一轮之时对文书们和下级官员先前进行的工作予以干预。
英法盟国方面的要求仍然如下：
（一）对白河口发生的“令人不快事件”道歉；
（二）批准并执行《天津条约》，换文仪式要在北京进行；
（三）向英法盟国派出舰队和军队所耗的“大批费用补偿八百万两银子”。
战争赔款数额进行了艰巨的磋商。清朝钦差大臣要求英法联军不能越过距京城二十公里的通州小城。陪同英法专使赴京最终批准条约的仪仗队人数也构成问题。此系最大的问题。中方希望将人数压缩到尽可能的少。据解释，皇帝的圣威不容许过大的仪仗队，否则有可能看作是对武力做让步。这大概不合英法联军的利益。
相反，额尔金出于声望与安全，却打算带大队人马进北京。葛罗和法国人不赞同这种观点，只考虑派两百人仪仗队；他们认为，英国人称炫耀部队是为他们所代表的伟大国家和人民争光，这是很幼稚的。用布隆戴尔的说法，法国人担心，“在完成和平手续中”炫耀兵力会带来严重后果。但是，他们最后只得听任跟着额尔金的要求走。
最后达成一致，英法联军各派一千步兵、炮兵和骑兵随同两位特使进京，以向中国皇帝递交国书。孟托邦觉得，英国人总带着他们看来很自然的那种傲慢，只想一件事儿；尽量修饰他们的形象，以迷惑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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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天津议和（3）
据杜潘所记，法军从各兵种抽派小队组成仪仗队；而也怀着同样的考虑，“要在北京美貌的女士面前展现他们所有的优势”。孟将军下令给他们佩戴极为漂亮的领带和绚丽的肩章。一部分炮兵已改装成仪仗骑兵队，“以便在英军众多漂亮的队列中显示更好的面貌”。
总之，大家都以为到了北京似的！起码所有幸运选中者，能踏上中国首都之地倍感荣耀。大多数士兵去不了，有权板着脸表示不满。拉否例曾揣摩他们的抱怨情绪：
“至于大部队，本盼着在飘扬的旗帜下进入攻占的皇宫。而希望就这样失去了，梦想难成现实，他们不禁遗憾得很。他们咒骂外交，在征战最美好时刻突然要他们停下来；也对这些清兵刚一交火就退却大为愤慨。他们不去打仗，竟这样仅限于光派出炫耀的仪仗队与列队！简直是真正的幻想破灭……。来到北京何其近，却进不了城，好不令人大失所望。飘洋过海五个来月，接着在白河口只朝清兵开了几枪，尔后又在上海对太平军也如此。可以说，这是一场不成功的征战；部队上下只得相互安慰，都说将可能回家过圣诞节！
葛罗男爵准备了条约草案，写了一段故作庄重的开场白：
“今法兰西人皇帝陛下和大清国皇帝陛下，诚望了结两帝国之间出现的纠纷，恢复并永久保持双方业已存有但因遗憾事件而中断的和平友好关系，特命各自全权使节，即：
——法兰西人大皇帝陛下，让·巴蒂斯特·路易·葛罗男
爵先生，帝国参议员，法国赴华专使和高级特派员，荣誉军团皇家勋位大军官和数勋位大十字骑士等。
——中华帝国大皇帝陛下，桂良先生，内阁大学士，特命
钦差大臣……，就……”
葛罗心花怒放，特向图韦奈尔外交大臣寄去一封欣快的书信：
“部长先生，
本人今日从天津给阁下写此函，十分高兴地向您宣
布，中国政府已在各点上全部让步，一个条约即将在此
签署……。额尔金和我拟去北京，由一个体面的仪仗队
同往，以互换《天津条约》批文……。
本人非常高兴向阁下转告其他好消息。对皇上恩
宠、派我再次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履行使命，实感荣幸
之至”。
葛罗告知部长，下次信件日期完全可能从北京发出。
英法联军竟偏偏忘记中国一则古老的谚语：切勿杀虎先卖皮。
条约签字日期定于9月7日。但是5日晚上，简直令人震惊，沮丧不已！清朝钦差大臣又提出联军仪仗队过于庞大的问题。经过数日讨价还价，他们最后竟然申明说，“续增条约不先行入奏，并无画押之权，亦未奉授为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之谕”……云云。
其实，恒祺最后向法使团一等秘书巴士达和译员德拉玛神甫及美理登泄露机密。巴士达在报告中说，在得知消息后，他即由恒祺陪同去到桂良处。“这位老者看上去身体衰弱，假装与否，本人不得而知”，他这样写道，但觉得“是在演戏”。从钦差大臣那儿回来后，巴士达马上向葛罗汇报，两钦差承认无权商谈签约，是在故意哄骗对方。因此，要断绝同他们接触，今后拒绝任何商谈，要坚决向北京进军。葛罗听了，显出不止是吃惊的神情。
英法联军认为，中国宫廷钦差就此撕下了面具。在他们看来，很显然，两位大员承认不拥有全权，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争取时间，推迟联军挺进京城，迫使他们就地过冬。同时，旨在使朝廷总兵僧王调集清兵，加强京师城防。再者，也许为宫廷赢得“北走”的时间。
换句话说，英法外交官完全让人愚弄了……。葛罗比之为“可恶的装模作样”、“最大的复杂化”。“装模作样”一词用得恰如其分。在使馆专员凯鲁莱看来，“计策实属无礼，不愧为中国式外交，奸诈得过分，未免稚气了”。
和谈破裂第二天，巴夏礼对中方的诚信提出质疑。在英法联军看来，中国人缺乏真诚，肯定无疑。
第十一章 天津议和（4）
然而，英方却有一个声音站出来维护清朝钦差大臣。随军医疗队队长芮尼1864年发表远征纪行一书，竭力为中方诚意辩护。他首先问道，桂良和恒祺拖到最后时刻才宣布他们来天津谈判不拥有全权，是否表明他们不诚恳或缺乏诚意。他解释说，两位钦差大臣是来商谈《天津条约》批准事宜，却出其不意地碰到英法盟国提出新的要求，于是他们觉得无权听从。他认为，他们不能超越使命授权，只准备在基本点上让步，甚至同意天津对西方通商开放。但是，他们拒绝赔款以及等候期间军事占据某些港口，拒绝英法使节由联军仪仗队跟随进入北京。
另一位看来较为尊重历史真实的观察家西班牙全权公使玛斯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解释说，英法联军关于桂良玩弄“狡诈”手法以争取时间的说法是错误的。后来从圆明园找到的一封皇帝手书朱谕，责备怒斥桂良接受丧权辱国的赔款条件，并答应英法联军各派一千士兵到北京出席条约批准换文仪式。
谕旨称，夷人索费一层，多方要挟，必遂其欲而后止，无论二百万不能当时付与，即有此款，亦断无此理。城下之盟，古之所耻，若再腼颜奉币，则中国尚有人耶！……京师重地，尚可问乎？以上两条，若桂良等丧心病狂，擅自应许，不惟违旨畏夷，是直举国家而奉之。朕即将该大臣等立置典刑，以饬纲纪，再与该夷决战”。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桂良钦差大臣等并未试图愚弄英法两使节，只是受到本国皇帝的责备……。
中国一些史学家对此解释加以肯定。如贾桢1930年撰文指出，皇上得知新协议条款，大为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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