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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恨倾城小团圆-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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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气、讨好地笑笑，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
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
有惊无险的罗湖桥头（9）
终于跨过了罗湖桥，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张爱玲百感交集！
在此后不久她写的一篇小说《浮花浪蕊》中，有一段描写，当是来自她亲身的体验：
“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挑夫。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干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
真是绘声绘色，刻骨铭心！
——她是给吓跑的。
她不愿意被越来越多的“清规戒律”所约束。
她也不想今后每件作品都要套上并不适合于她的“人民装”。
她是一个很纯粹的作家，对于写作题材上的山穷水尽十分恐惧。
她不忍目睹“更大的破坏要来”……
就这样，她走了，除了姑姑以外，没向任何人告别。
当时张子静已经回到上海，在浦东乡下教书，一般很少回市区。8月份他回来了一趟，去卡尔登公寓找姐姐。
姑姑开了门，一见是他，就说：“你姊姊已经走了。”随后便把门关上。
张子静惘然若失，慢慢下了楼，忍不住哭了起来。
柯灵对张爱玲的出走，也完全不知情。
当时“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刚刚成立，夏衍自兼所长，委任柯灵为他的副手。夏衍对柯灵说，要邀请张爱玲当编剧，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好稍待一时。
1949年之后，“自由作家”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到后来作家若没有“单位”，那是连作品也很难发表的。夏衍已经替张爱玲想到了这一层。
但柯灵还来不及把消息透露给张爱玲，就听说张爱玲已去了香港。柯灵把消息告诉给夏衍，“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
后来，夏衍又托人带信给张爱玲的姑姑，请张爱玲在香港可给《大公报》、《文汇报》写一点稿子，姑姑答复说“无从通知”，因而也就作罢。
夏衍毫不掩饰对张爱玲的惜才之意，后来他调到文化部当了副部长，柯灵还曾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买了旧版的《传奇》和《流言》，给他寄到北京去。想必是夏衍仍念念在心，总要把张爱玲的书放在手边为好。
这一年，张爱玲32岁，从此便离开故土，开始了无根的辗转流离。
她此去，是明智，还是不幸？
正如张爱玲自己在《十八春》里写道：“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如果张爱玲留在大陆不走，结局可想而知。
几十年后，也有人曾说：如果张爱玲不走，经历一番磨难的话，或许可以“给生命加强一点受过折磨的活力”。也有人说，她离开上海后，文字便黯然失色，所以她离开上海绝对是个错误。
这些见解很独特，但不免有些冷血的气息！
历史不能假设，探究张爱玲不走会怎样，似乎是无意义的，但我们不妨看一看苏青后来的命运——
1949年底，苏青加入了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算是尝试进入新的生活，但一时却找不到工作，无法养家糊口。
这时有香港的熟人告之，香港《上海日报》想请当年走红的老作家写稿撑门面，于是她便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夏明盈的自杀》等32篇稿件寄去，可是非但没有收到分文稿酬，反而因“讽刺新社会”的嫌疑而受到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有惊无险的罗湖桥头（10）
这条路等于断了。那些应得的稿费，她怀疑是被熟人侵吞，托已在香港的潘柳黛代为讨要，也无结果，以致生活越发困顿。
1951年，上海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前去报名，但没有被录取，后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
学习班毕业后，她被分到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写了几部剧本，都未获成功。
后来，她又改编了郭沫若的《屈原》，于1954年5月首演，反响甚好。该剧在参加华东戏曲会演时，佳评如潮，演职员获奖的甚多，可她这个编剧，却因为“历史问题”未能获奖。后来，由她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沪连演三百多场，创下了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这是她在解放后最辉煌的一个时期。
其后，厄运突然降临。她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曾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不料，在1955年胡风事件中，贾植芳被打为胡风分子，公安机关在贾家抄家时，发现了苏青的信，苏青就此被打成胡风分子，被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也有人认为，苏青被捕是受潘汉年、*案牵连。。
1957年苏青被“宽大释放”，回到剧团无事可做，只能去看剧场大门。1959年芳华剧团迁去福建，苏青不愿跟去，遂被安排在黄浦区文化局下属的红旗锡剧团当编剧，兼做配角唱戏，同时还要负责字幕，工作相当辛苦。其时，她也配合形势写过《雷锋》、《王杰》等剧目，但毫无影响。
1966年*爆发，苏青被抄家批斗，同时被锡剧团辞退，生活无着。后来，总算被黄浦区文化馆收留，1975年退休，每月领退休工资元。
苏青晚年极为凄凉。她原住在市区瑞金路，环境简陋，要与邻居共用厨房、卫生间，且经常受邻居欺负。无奈之下，便与郊区一户人家调换了住房，以求安宁。
在漫长的岁月中，她与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小外孙三代人，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
晚年的苏青身患多种疾病，基本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唯与王伊蔚老大姐抗战前《女生》杂志主编。有所过从。她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说：
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
人到此时，方知生之艰难。若回想起当年对冰心的无情挖苦与调侃，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1982年12月7日，苏青去世。终年69岁。病危时，她很想再看一看《结婚十年》，但家中没有这本书。
苏青死后两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了《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称：“经复查，冯和仪的历史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据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
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张爱玲的被“发现”，苏青也被挖掘出来，《结婚十年》等旧作大量印行。可惜这轰轰烈烈的热闹，她是看不到了。
——无须多说。以苏青的命运作参照，张爱玲遵照母亲的劝告去了香港，是没有错的。
在当时，张爱玲并没有燃眉的危机，且已有夏衍这样强硬的庇护者，出走，只是出于一种远见。
“惘惘的威胁”，是张爱玲内心深处永远的结。
——她解不开。也许是一生也解不开。
所以，只有告别上海。
和胡适一道凝望赫贞江（1）
张爱玲这一别，是彻底告别了中国文化的土壤，要在异国的大地扎下她精神的根了。
如此的风险，她怎么就敢去尝试？她内心究竟有何等深重的创伤，才迫使她如此决绝？
难道是她把倔强的母亲当成了榜样？
——命运已坏到不能再坏，再来一次破坏性的大挪移，也许就会好起来？
那艘传奇式的“克利夫兰总统号”，是应该写进中国现代史的。在那激荡变幻的岁月里，它不知把多少中国名人运往了美国；同样，也不知把多少中国名人运回了祖国。
船是在旧金山入境的，审核张爱玲身份文件的海关人员，是一个矮小的日裔青年。张爱玲的身高，本是英制的五尺六寸半，结果他写成了六尺六寸半。
爱玲感到好笑，这真是一个“弗洛伊德式的错”。她想原因是——“我瘦，看着特别高”，而那日本人生得太矮，自卑的情结导致了笔误。
如果换算成公制，张爱玲也就是一米六八多一点，而日裔小伙子给她写成了将近一米九九！
这真是错得令人恐怖！张爱玲直到晚年还记得这趣事。
这支小小的插曲，难道是个兆头吗？——美国看不清楚她，她也看不清楚美国。
入境之后，张爱玲在旧金山稍事停留，就乘火车直奔纽约。在那里，有一个人在等着她——是炎樱！
炎樱此时已移居美国，在纽约做房地产生意。她性格开朗，适应力强，到哪里都不愁有碗饭吃。
纽约，这是资本主义文明的集大成所在，摩天大楼如林而立，摩登气息迫人而来。“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这咒语式的诗句，不知写出了多少人的悲欢。
在纽约，拂面不冷是香风。
但张爱玲似乎对这香风无动于衷，她欢喜的，就是能见到炎樱了。一开始，爱玲就住在炎樱的家里，她们还是手挽手地去逛街、吃东西，一如当年在香港、在上海。
她还想见一个人，那就是胡适。
1949年4月，胡适脱离政坛，从上海也是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到了美国，开始了他寞落的闲居生涯，闭门谢客，一心考证《水经注》。第二年，夫人江冬秀也来到纽约。
50年代初的那些时日，台湾海峡两岸都容不得他。他所主张的杜威式的自由主义，在台湾不受蒋氏父子的待见；在大陆，他的思想体系更是被批得体无完肤。
这位早年的“五四”新文化领军人物、抗战时期的驻美大使，现在只能蛰居在纽约东城81街的一幢小公寓中。
胡适晚年没有多少钱，日子过得清苦，以至请不起佣人，自己学会了做家务。他常对晚辈友人感叹：“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
虽然他荣膺了几十个美国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又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过书的，但在美国谋职也很困难；直到1950年5月，胡适才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谋得一个管理员职务，两年后卸任。
张爱玲在给他寄《秧歌》时，曾同时给他写过一封短柬；胡适认认真真地回了一封长信，对《秧歌》做了细致的品评。信中说：“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
胡适在信中还向她索书，张爱玲就马上寄了《传奇》、《流言》和《赤地之恋》去。 txt小说上传分享
和胡适一道凝望赫贞江（2）
当年11月，刚到纽约一个星期，她就迫不及待拉着炎樱一块儿去见胡适。
纽约东城81街上，有一排白色的“水泥方块”房子，门洞里现出楼梯，完全是港式的公寓房子。胡适的居所就在这里——104号。
那是个星期日的下午，在太阳底下晒着，爱玲都有点恍惚起来，仿佛人还在香港。
上了楼，她看着室内陈设也眼熟得很，就是那种中国味道十足的堂屋，一律的漆木红亮桌椅、古香古色的纹图花瓶……枝枝节节的，全都能引起故国之思。
胡适先生穿着长袍。他的太太江冬秀在一旁，说话还带着点安徽口音。爱玲的家里有不少女佣是安徽人，因此她听着更觉亲切。
在张爱玲眼中，江冬秀“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
爱玲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又想起以前读过的有关文章里说，他们夫妇俩是旧式婚姻中罕有的幸福的例子，看来说得不错。
胡适夫妇俩都很喜欢炎樱，问她是哪里人。炎樱用国语回答，不过她离开上海久了，中国话已不大娴熟了。
爱玲喝着主人泡着的绿茶，还没进门就有的那种时空交叠感，现在越发地浓了。
眼前的这位尊长，以前从未谋面，但是丝丝缕缕的渊源，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以前看过的《胡适文存》，是放置在父亲窗下的书桌上的，与一些不入流的书并列着。
还有《海上花》，记忆里似乎是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才去买来的。《醒世姻缘》则是爱玲破例向父亲要了4块钱去买的。
最可称奇的，是姑姑和爱玲的母亲居然和胡适先生同桌打过牌！
抗战结束后，有一次各报上都登出胡适回国的照片。爱玲记不得那是下飞机还是下船了，只记得胡适先生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
姑姑看见，笑了：“胡适之这样年轻！”
那时，胡适对局势还抱有很高的期望，保持着他宣称的那股“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劲儿。
现在，胡适先生年届64岁，堪堪就要步入桑榆向晚的境地，而他当年亲手放出“魔瓶”的力量，则完全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他恐怕早已意态萧然了。
初次拜访之后，爱玲后来又去看过胡适一次。这次她注意到：在胡适的书房里，整个一面墙上是一溜书架，几乎高齐屋顶，造型简单，但似乎是定制的。可是这书架不是放书的，全是一叠叠的文件夹，多数都乱糟糟地露出一截纸。
这大约是先生作《水经注》考据用的，整理起来不知要耗多少时间与心力。爱玲一看见这个，就心悸。
胡适在思想界名声若日月，张爱玲不大会应酬，所以她跟胡适谈话，总是如对神明。以她自己的话形容，“是像写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只觉得那空茫里蕴藏得很多，但又不知究竟有些什么？
她后来还记得，在交谈中有两次因为自己不大会说话，以至险些卡壳，亏得胡适老练，马上转寰了过去。
一旦谈得深入，爱玲才知道，胡适与她的家族原来大有渊源。胡适的父亲认识爱玲的祖父张佩纶。胡适说，你的祖父帮过我父亲一个小忙。
由于爱玲的长辈们都不愿提及家族往事，所以爱玲并不知道有这段小故事。
光绪七年（1881），张佩纶写信介绍他的父亲胡传，去见一位有实权的“清流”朋友，这是胡适父亲后来事业的开端。待张佩纶遭贬谪时，胡适的父亲很关切，曾寄信函并寄银200两。张佩纶似甚感动，在日记里特书此事。 txt小说上传分享
和胡适一道凝望赫贞江（3）
看来，张佩纶所帮的这个忙，可不是一般的“小忙”，而是决定命运的“大忙”。
胡适在收到《秧歌》后，显然是专门查了资料，弄清了两家先辈的这些关系。他后来对张爱玲格外关心，大抵也是出于此。
就在张爱玲跟炎樱初访胡适以后，炎樱对这位中国的大名人也很感兴趣，特地向周围的美国人打听，而后对爱玲说：“喂，你那位胡大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
林语堂是下了功夫做中西文化交流的，在美国也是大名鼎鼎，当然不足怪。张爱玲只是替胡适抱不平。
她后来在《忆胡适之》一文里说：大陆的下一代人当中，“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而“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用她的话来对照近年大陆一些中青年学者对胡适的狂热追捧，真该感叹她的先见之明！
后来，胡适对张爱玲一直很关照。感恩节那天，怕她一个人寂寞，还打了电话来，请爱玲与他全家一起去吃中国馆子。
不巧，那天张爱玲跟炎樱到一个美国女人家里吃饭，饭后走出来，看见满街灯火，橱窗通亮，完全像上海。一高兴就没大注意，吹了风，回去就呕吐。——奇怪的是，她此后成了惯例，每遇风寒感冒，必要呕吐。
爱玲感激胡适的细心，在电话里告诉他，刚吃了回来就吐了。胡适也就作罢。
在炎樱家住了一段时间，爱玲感觉不是长远之计，所以听说炎樱曾有熟人住过一个职业女子宿舍，去看了看还行，于是就搬过去住了。
这个宿舍，是救世军办的。救世军是基督教的慈善团体，以救济贫民而出名，因而这种住处不很体面，“谁听见了都会骇笑，就连住在那里的女孩子们提起来也都讪讪地嗤笑着”。
爱玲此时一是没别的办法，二是反正没别人认识，也就不在乎了。
女子宿舍的场景，有些怪怪的。入住虽然有年龄限制，但也有几位年长的胖太太，大概与教会有点关系，似乎是打算在此终老的。管事的老姑娘，都称为“中尉”、“少校”。餐厅里为大家代斟咖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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