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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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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联大财政困难,被迫将校舍铁皮屋顶卖掉,换成茅草顶。
叶公超太懒?
“喜画兰,怒画竹。”他精通英国语言文学,也有深厚的国学根底,擅长书法和绘画。这就是西南联大外文系叶公超(1904~1981)教授。1961年,叶公超在台湾被蒋介石软禁,连在大学授课都不得,只好以书法绘画消遣度日。我们不难想见,晚年叶公超画竹多一些吧。不知此时,这个高傲的学者是否后悔从政。
在联大外文系学生赵瑞蕻的印象中:“叶先生在外表有副西方绅士的派头,仿佛很神气,如果跟他接触多了,便会发现他是一个真诚、极有人情味儿的人,一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他并没有什么架子,相反的跟年轻同事相处得挺好,乐于助人,而且十分重视人才,爱护人才。”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叶公超是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不少当年联大的学生认为这是钱钟书的言论,尽管杨绛撰文否认。许渊冲认为:“这句话看起来像是钱先生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警句。”与其探讨这话是不是钱钟书说的,不如看一看这话说得是否准确。叶公超是不是太懒?许渊冲在《钱钟书先生和我》一文中,列举了很多证据:
他的学生季羡林说:“他几乎从不讲解”;另一个学生赵萝蕤说:“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的同事柳无忌说:“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公超(系主任)的让教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我(许渊冲)还记得1939年10月2日我去外文系选课时,系主任叶先生坐在那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却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图章而已,真是够懒的了。
1938~1939年,杨振宁和许渊冲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一年级,两人都上过叶公超教授的英文课。他们都认为联大绝对是一流的大学,“我们两个后来的工作都要感谢联大给我的教育”。据杨振宁回忆,叶公超教授的英文极枯燥,他对学生不感兴趣,有时甚至要作弄我们。“我不记得从他那里学到什么。”
当然,对一位教授的评价和印象,因人而异。李赋宁总结叶公超先生授课的特点是:“先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简明扼要的讲课要点,然后提纲挈领地加以解释说明。接着就是自由发挥和当机立断的评论。这种教学法既保证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传授,又能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并能培养学生高雅的趣味和准确可靠的鉴赏力。叶公超语言纯正、典雅,遣词造句幽默、秀逸,讲授生动。”
1925年,叶公超来到英国,幸运地认识了艾略特,后成为我国第一位介绍艾略特诗与诗论的人。早在1934年叶公超就写过一篇相当深入的评论,题为《艾略特的诗》,发表于当年四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1936年底,赵萝蕤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年,戴望舒听说她曾试译过《荒原》的第一节,就约她把全诗译出,由上海新诗社出版。在此之前,她已经听过美籍教授温德详细地讲解过这首诗,所以她的译者注基本就采用了温德的讲解。她还请其师叶公超教授写了一篇序,序言显示出叶公超对其作品及作品的影响有着超出一般水平的理解,其中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他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的价值呢。”
赵萝蕤在《怀念叶公超老师》一文中描写叶公超的家庭说:“一所开间宽阔的平房,那摆设说明两位主人是深具中西两种文化素养的。书,还是书是最显著的装饰品,浅浅的牛奶调在咖啡里的颜色,几个朴素舒适的沙发、桌椅、台灯、窗帘,令人觉得无比和谐。吃起饭来,不多不少,两个三个菜,一碗汤,精致,可又不像有些地道的苏州人那样考究,而是色味齐备,却又普普通通,说明两位主人追求的不是‘享受’,而是‘文化’,当然‘文化’也是一种享受。”赵萝蕤所写的情形,大概是战前的北平生活。在昆明,优雅、舒适的生活不再有。在赵瑞蕻的记忆中,叶公超穷得还向学生借五十元钱呢。
在此一提,叶公超和他的夫人袁永熹。上世纪30年代初,叶公超和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袁永熹喜结良缘。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期,一直单身的吴宓教授常在叶公超家中吃饭,并和叶家的孩子嬉戏。感受到家庭生活之乐趣,多少对吴宓的生活是一种补偿。关于袁永熹,《吴宓日记》中有多次记录,1940年10月19日有评论:“叶(叶公超)宅晚饭。近一年来,与熹(袁永熹)恒接近,深佩熹为一出众超俗之女子。……设想超(叶公超)昔年竟娶贤(陈仰贤,南洋华侨,燕京大学女生,叶公超的追求者———引者注),则宓在超家其情况又自不同。……又觉熹之性行颇似彦(毛彦文)。使宓以昔待彦者对熹,必立即径庭。”吴宓不但爱慕陈仰贤,而且也欣赏袁永熹。许渊冲曾在叶公超先生家见过叶夫人,他在《一代人的爱情》文中写道:“知道她(叶夫人)是我同班同学袁永熙(后来成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姐姐,那时已有一女一子,她叫女儿给我们唱英文歌,可见她是一位贤妻良母。”
许渊冲提到的袁永熙,就读联大经济系,是地下中###员。1939年春任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袁永熙读联大时,和就读于联大地质系的陈琏(陈布雷之女)恋爱。皖南事变后,这对恋人曾到个旧隐蔽。1947年8月10日,陈琏和袁永熙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婚礼。
再回到“叶公超太懒”这个话题上来。有人认为,叶公超述而不著,可惜了一肚子学问。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他“懒”。1941年叶公超离开西南联大,到重庆外交部任职。那一代学者从政,鲜有成功的个案。连王云五也说,
自己从政不过是客串。叶公超的这个转型,很难说成功,倒是接近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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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的严谨与浪漫(1)
抗战之前,吴宓在清华大学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吴宓留学美国时,和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1921年,吴宓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是白壁德(IrvingBabbitt)“新人文主义”的坚定拥护者。1922年,作为《学衡》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他用文言文写作,批判白话文。1925年,吴宓被聘为清华外文系教授,制定了清华外文系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并参与筹办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
吴宓本来有一个外人看来幸福美满的家庭,他和陈心一结婚后,生了三个女儿,他却公开宣布自己爱上了同学朱君毅的表妹———毛彦文。1929年,吴宓和陈心一结婚7年后协议离婚,三个女儿跟母亲,吴宓出抚养费。离婚之后,吴宓在追求毛彦文的同时,又和清华大学的女生、燕京大学的女生传出绯闻。1935年2月9日,毛彦文嫁给了大自己33岁的熊希龄(民国初年的国务总理)。
吴宓天生情种,雅好恋爱,但在这方面屡败屡战。恋爱固然可以产生佳话,但也不断催生笑话。吴宓有一首诗,开头说:“吴宓苦爱×××(原文如此),三洲人士共惊闻。”尽管没有写出真名实姓,从押韵上看,却是欲盖弥彰。×××者,毛彦文也。吴宓还有一组《空轩十二首》,他在授“中西诗之比较”课时,分发给学生,据说,每首影射一位女子———吴宓酷爱《红楼梦》,这种写法,令人想起“金陵十二钗诗谜”。钱钟书在评论其师吴宓的诗集时,一语道破:吴诗中“太多自己”,简直像作者的履历表,甚至“偶而当众外扬家丑”。
吴宓生活上风流韵事频出,学术上严谨,授课一丝不苟。他的性格是浪漫与严谨的矛盾的统一。我们不妨看看当时他的同事和学生对他的评价。先来看关于他性格浪漫的评价。
温源宁的《吴宓》文这样评说吴宓:“他立论上是人文主义者,古典主义者,但是性癖上却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浪漫主义者。”
吴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在他身上表现出不少矛盾,季羡林曾对他作如此评价:“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
赵瑞蕻在《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文中说:“西南联大外文系里有五位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就是吴宓、叶公超、柳无忌、吴达元和燕卜荪这五位先生。其中吴宓先生可说是最有意思、最可爱、最可敬、最生动、最富于感染力和潜移默化力量,也是内心最充满矛盾、最痛苦的一位了。吴先生外表似是古典派,心里面却是个浪漫派;他有时是阿波罗式的,有时是狄俄尼索斯式的;他有时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时却是堂吉珂德型的;或者是两种类型、两种风格的有机结合。”
吴宓的严谨与浪漫(2)
再看他的治学之严谨,这从他的教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南岳时,教授宿舍紧张,于是合并,吴宓、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四人同住一室。在钱穆看来,三人平日孤僻,不爱交游。每天晚上,闻一多自燃一灯放在座位上,默默读《诗经》《楚辞》,每有新见解和新发现,就撰写成篇。吴宓则为明日上课抄写笔记写纲要,逐条写,又合并,有增加,写好后,用红笔加以勾勒。吴宓严谨备课给钱穆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次日,吴宓一早最先起床,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拿出昨晚备课所写条目,反复诵读。等他人都起床后,回到宿舍。
钱穆和吴宓同住一宿舍,了解其为人之后,慨叹:“余与雨生(吴宓字雨生,又作雨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
吴宓先生记忆惊人,许多文学史大事,甚至作家生卒年代他都脱口而出,毫无差错。吴先生还为翟孟生的《欧洲文学简史》作了许多补充,并修订了某些谬误的地方。他每次上课总带着这本厚书,里面夹了很多写得密密麻麻的端端正正的纸条,或者把纸条贴在空白的地方。每次上课铃声一响,他就走进来了,非常准时。有时,同学未到齐,他早已捧着一包书站在教室门口。他开始讲课时,总是笑眯眯的,先看看同学,有时也点点名。上课主要用英语,有时也说中文,清清楚楚,自然得很,容易理解。[1][1]赵瑞蕻《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吴宓的陕西同乡、弟子李赋宁也有类似的回忆:“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熏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废话。先生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每堂课必早到教室十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先生上课从不缺课,也从不早退。先生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耐心解答,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自己解答问题。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更是细心、认真,圈点学生写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并写出具体的评语,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不断进步。”[2][2]李赋宁《怀念恩师吴宓教授》
鉴于吴宓的突出成就,1942年8月,国民政府###聘他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同时获得“部聘教授”殊荣,后又被聘为###学术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这是对吴宓学术成就的一种肯定。
1944年秋,吴宓离开求学执教三十年的清华大学,追随他的好友陈寅恪,去了成都。据说,与系主任陈福田之间的矛盾是他离开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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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和联大的《红楼梦》热
吴宓是一位热心的老师,对学生的请求几乎有求必应。他在联大开设的“欧洲文学史”是一门很重要的基础课,他还教英国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选读、欧洲名著选读、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等课。除了教课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吴宓还推动了联大的《红楼梦》热。
据余斌考证,1940年至1942年间,联大出现了一次《红楼梦》热,这股热潮大概由陈铨的一次演讲引起的,吴宓和刘文典推波助澜,使之升级。
1940年4月11日晚,陈铨大西门内文林堂演讲《叔本华与红楼梦》,反应热烈。这次演讲吴宓帮助张罗,他在日记中记下讲演之盛况:“听者极众,充塞门户。其盛夙所未有也。”
一个月后,“以研究《石头记》为职志”的“石社”成立,核心人物黄维等欢宴于同仁街曲园,行红楼梦酒令,吴宓应邀参加。吴宓是“石社”的重要成员。想要入社的联大学生需提交一篇对这部小说的鉴赏文章,最好用第一人称写,因为这样可以把自己比作书中的某个人物。这个社团夜间在南食堂举办的活动生气勃勃,异趣横生,话题常常不知不觉从品评《石头记》转到各自阅读的诗文及个人恋爱故事。在这种场合,吴宓如鱼得水。
在汪曾祺的记忆中,吴宓先生讲“红楼梦研究”,经常有后来的女生没有椅子坐,他看到后,马上就去旁边的教室搬来椅子,等学生都坐好,才开始讲课。吴先生此举,也引来一些有骑士风度的男生追随学习。
吴宓有曲折的恋爱情史,他经常把自己比作《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顾毓琇有“千古多情吴雨僧”句,吴宓字雨僧,让人想起蒋捷的《虞美人·听雨》:“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事实上,吴宓一生的苦恋和痴情,也的确如这半阕词所写,“悲欢离合总无情”。有同事取笑他是“情僧”。吴宓并不因此恼怒。
不要以为吴宓多情,就是好色之徒和轻浮的浪子,事实上他对女性的爱慕和尊重,发乎情,止乎礼。他处处对女士设身处地着想,照顾非常细致:“遇有车马疾驰而来,他就非常敏捷地用手杖横着一拦,唤着苏生和我,叫我们走在街道里边,自己却绅士派地挺身而立,站在路边不动。等车马走过才继续行走。他这种行动不禁令人想起中世纪的骑士行径。”[1]
在西南联大,广为流传着吴宓教授的一个故事。联大新校舍对面(曾在联大求学的郭冠球回忆说是联大附近的府甬道)有一家湖南餐馆,名曰“潇湘馆”。吴宓见后大怒,认为是玷辱了冰清玉洁的林黛玉,竟然动粗砸了那家店的碗碟,强令改名。
这个故事的另一种版本是这样:有一天,吴宓发现有个饭馆,上面写“潇湘馆”,他一进去,里面都是喝酒划拳的,就说,叫老板来一下。老板说,先生有何指教?吴宓就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一些钱,你把这个名字改了,别叫潇湘馆。老板说怎么了,“林妹妹会难受的”,吴宓回答。因为林妹妹的潇湘馆是有幽幽篁竹,适宜吟诗的地方,怎么能划拳?
笔者猜想,吴宓酷爱《红楼梦》,以此自况也,他时常陷入情感的冲突与矛盾之中。1942年,刘文典在联大讲《红楼梦》两次,吴宓都去捧场。一次,“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另一次:“听典露天讲《红楼梦》。见琼在众中。宓偕雪梅归途。”琼是联大生物系助教张尔琼,有一段时间她在昆华中学教书,与吴宓关系时冷时热,若即若离。雪梅即贵州女诗人卢雪梅,多次婚恋失败后转向吴宓。吴宓陪她听刘文典讲演《红楼梦》,却心猿意马,张望人群中的张小姐。
吴宓写过一篇文章,名为《红楼梦评赞》,有一部分将太虚幻境与但丁的《神曲》中地狱、炼狱和天国相比较,引导人从幻灭和痛苦中解脱。这是吴宓的拿手好戏。他在一种文化与别的文化之间来回穿梭,跨越好几个世纪,还经常朗诵同一主题的英诗和唐诗,让本科学生惊叹不已。那天晚上,“听者填塞室内外”,在回答学生的提问时,“因畅述一己之感慨,及恋爱婚姻之意见,冀以爱情之理想灌输于诸生。而词意姿态未免狂放,有失检束,不异饮酒至醉云”。又有一次上《文学与人生》课,不知不觉讲到《红楼梦》,将自己的情史作为“反面教材”,讲自己“订婚、结婚及早年认识彦(毛彦文)之往事。听者拥塞。”下课后,吴宓细思量,觉得对学生叙生平,不妥当,很后悔。
1942年暑假,吴宓为联大学生讲《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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