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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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戮褪侨ノ省氨狙谥稳绾巍保约旱⑽罅丝纬潭话病Ｔ�1943年2月4日（旧历壬午岁除）的日记中，他写道：“我自幸今年得在自由区过年，如仍僦居上海，则愁闷可知。”在远离故乡和亲人的昆明过春节，不感到“愁”而感到“幸”，这就难怪他能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毅力走完全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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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的饮食与胃病
1941年3月8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本来诸事顺遂的，然而因为饥饿影响了效率。过去从来没有感到饿过，并常夸耀不知饥饿为何物。但是现在一到十二点腿也软了，手也颤了，眼睛发花，吃一点东西就行。这恐怕是吃两顿饭的原因。也是过多地使用储存的精力的缘故。”饥一餐，饱一顿，朱自清习惯地多食，导致胃病发作，在他的日记中常常看到“胃病发作”、“胃痛，抽搐”、“每日呕水”等文字。我们能想象到朱自清先生清冷而孤寂的身影：胃部感到寒冷不适，夜间坐在那里，不能入睡。令人心酸。长期的粗劣伙食使他的胃病加重，状况恶化，最终导致了朱自清英年早逝。
朱自清的胃病显然是战时恶劣的条件导致，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朱自清经常进食过量，加重胃的负担，长期如此，导致严重的胃疾。在他20世纪40年代的日记中，随处可看到这样的记录。
在乔治家吃晚饭，食物好消化，但我吃得太多，以致胃又难受。（1939年12月1日）
天冷，贪食致胃病复发。（1939年12月10日）吃得太多，肠胃消化不良。（1939年12月31日）沈夫人（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做酒酿鸡蛋，我感到很新鲜，味道也好。（1940年1月25日）
戴太太午饭时给我们吃了馒头，因为一共吃了七个，致胃病发作。（1940年2月22日）
遇孟实（朱光潜），发现他酒量甚大，较我尤能豪饮。我们在盛开的梅花树下用餐，阳光融融，温暖宜人。我们拗不过冯将军盛情，饮酒十余杯，但愿此举于我无害。（1941年2月7日）
午餐、茶会上均食过量。午餐系大学里的人请客。在茶馆吃面条后，胃部立即抽搐。（1941年11月23日）今日两餐皆吃胡豆饭，不觉逾量。（1942年3月21日）
早晨很冷，三时醒来不能再入睡。勉力出席八时的课程，回到宿舍时像个软体动物。读钱基博（钱钟书之父）的《明代文学》。午睡后额外食月饼一块，致胃不适，当心！是收敛的时候了，你独居此处，病倒了无人照料，下决心使自己强健以等待胜利。（1942年12月11日）
读朱自清日记中关于饮食和食物的部分，隐约觉得，朱自清多食，是免于饥饿的恐惧。但也有生活习惯的成分。也许在他的潜意识中，吃得饱，吃得好，这不仅是每个人的生活本能，更是有精力授课、做学问、写文章的保障。朱自清作为大学教授收入不薄，但抗不住飞涨的物价，朱自清夫妇多病，又出身贫寒之家，子女多，家累，负担重。生活质量无法保证，有时他吃一块又黑又粗的面包，蘸点盐就是一顿。接受宴请时，遇到丰美的菜肴，自然会多吃一点。朱自清总归是一介寒儒，在昆明的几年，辗转流离，箪食瓢饮，弦诵茄吹，潜心向学，孜孜不倦。
日记中关于饮食的真实记录，还原了一个人间的朱自清，多食是导其胃病的主要原因，更接近历史真相。这样的判断无损朱自清的光辉形象，而是避免将其神话的完美色彩。笔者觉得，日记中的朱自清更让人觉得可亲，他的一饮一啄，喜怒哀乐，清晰地在日记中呈现。
朱自清熬过了抗战最艰难的时刻。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严重的胃病使得健康状况急遽下降。1945年夏天，抗战临近胜利，47岁的朱自清已经衰老得令老友感到吃惊。吴组缃见到他的时候，这样写道：“等到朱先生从屋里走出来，霎时间我可愣住了。他忽然变得那样憔悴和萎弱，皮肤苍白松弛，眼睛也失去了光彩，穿着白色的西裤和衬衫，格外显出瘦削劳倦之态。……他的眼睛可怜地眨动着，黑珠作晦暗色，白珠黄黝黝的，眼角的红肉球凸露出来；他在凳上正襟危坐着，一言一动都使人觉得他很吃力。”
1948年8月1日，朱自清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半年来胃病发作三次，骨瘦如柴……”而此前的6月18日，朱自清在拒绝“美援面粉”的声明上签字。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虽为精神上之抗议，但决不应逃避个人责任。”
1948年8月10日，弥留之际的朱自清对妻子陈竹隐断断续续地说：“我……已……拒绝……美援，不要……去……买……配售……的……美国……面粉。”这成为他的遗言。
清华大学邓以蛰教授对朱自清的悲惨遭遇发出抗议：举目伤心，此去焉知非幸事。一寒澈骨，再来不作教书人。冯友兰的挽联是：人间哀中国，破碎山河，又损伤《背影》作者；地下逢一多，心酸论语，应惆怅清华文坛。
朱自清以生命的代价维护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尊严。朱自清的胃病也是经历八年抗战之后中国学者的后遗症。
朱自清在胃病日趋严重的状态下工作，奉献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著作，最后的悲惨命运，让人慨叹。“青灯黄卷，焚膏继晷，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生命不息，工作不止，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大抵如此。”
沈从文晋升教授风波（1）
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是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大一国文》主编杨振声的举荐，杨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新文学的影响，当然，也有友情的因素。在此之前，沈从文先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任教，1931年，沈从文到青岛大学任教，当时校长是杨振声。之前，沈从文有过做大学教师的经验和经历。
1939年6月6日，杨振声和朱自清参加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师节聚餐会和游艺会，杨向朱提议聘请沈从文到联大师范学院教书，朱自清感觉“甚困难”。6月12日晨，朱自清拜访罗常培，商量聘请沈从文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一事，结果甚满意。
1939年6月27日，联大常委会第111次会议，有一项内容是决定聘沈从文为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编制在师范学院的国文系。
沈从文进入联大，不如那些留学海外、拿了硕士或博士文凭的“海龟”那样顺利。杨振声之子杨起在《淡泊名利功成身退———杨振声先生在昆明》一文中谈到，沈从文入西南联大任教有较大阻力，当时的校委会和中文系似乎并不认可这位作家来当教授。“但是现在回眸看，确实是一步好棋。杨先生为中文系学生物色了一位好的指导习作的老师，使学生们很是受益。”西南联大名流荟萃，开设的都是学术性的课，新文学的影响力还达不到大学课堂。
《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一书中，记录了一个小故事，可以看到当时沈从文进联大执教阻力多么明显：一年暑假，在联大就读的杨振声的儿子杨起到昆明东南部的阳宗海游泳，休息时，在汤池边上的一个茶馆喝茶，桌上的查良铮（即诗人穆旦）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历史已经证明，杨振声的引荐慧眼识珠，而沈从文执教联大也是称职的。但在当时，查良铮的观点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查良铮，18岁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40年23岁的查良铮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在西南联大时期，查良铮用“穆旦”作为笔名，写诗，和闻一多、朱自清、冰心、冯至、卞之琳等交游。“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写新诗的穆旦，看不起写小说的沈从文，有点让人意外。
1943年7月，沈从文晋升为教授，校常务会议决定“改聘沈从文先生为本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月薪三百六十元”。这个薪水看似不错，但据余斌在《西南联大·昆明记忆》记载，晚沈从文两个月晋升的法商学院教授周覃祓因为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商学士，虽比沈从文小8岁，1942年才担任讲师的，月薪是430元。
据1945年4月份西南联大的薪水表记录，沈从文当月薪金是440元，扣除所得税元，印花税2元，实领元。沈从文所领薪金为教授一档的最低起薪。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沈从文晋升教授风波（2）
以新文学为业的沈从文，尽管小说名满天下，在西南联大并不为人重视，有人写小说影射他；甚至有人瞧不起他，并公开宣布。
写小说影射沈从文的是钱钟书。美国学者金介甫为写《沈从文传》采访过钱钟书，钱说，沈从文这个人有些自卑感。钱钟书的中篇小说《猫》影射文化艺术圈的好多名流，小说中的作家曹世昌，据说原型就是沈从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其作品给读者野蛮的印象；他现在名满天下，总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还觉得那些‘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自己”。《猫》写于1945年的上海，钱钟书早已离开联大，《猫》被看作《围城》的雏形。钱钟书1938年10月下旬到昆明，执教联大外文系，1939年暑假离开昆明，一去不复返。钱钟书在昆明期间，沈从文也在昆明。1939年3月30日下午，吴宓“同岱（梁宗岱）、济（林同济）至青云街169宅，访沈从文，适邀友茶叙，客有萧乾、冯至、钱钟书、顾宪良、傅雷等。众肆谈至7点始散。”
在梁实秋的印象中：“从文虽然笔下洋洋洒洒，却不健谈，见人总是低着头羞羞答答的，说话也是细声细气，关于他‘出身行伍’的事他从不多谈。”钱钟书在昆明这段时间和沈从文有交往，估计茶叙中，沈从文也不高谈阔论，只是听朋友聊天，尽管他是茶叙的主人。钱钟书是何等的目光，他觉察到沈从文内心的自卑。
公开瞧不起沈从文的是刘文典，据说在讨论沈从文晋升教授职称的会议上，他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还有一种版本，“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刘文典一向狂狷、自负，他说这样的话，并不意外。当时联大的一些教授以古籍、考据和国学为学术生命，对新文学和作家，并不接受。当然，刘文典不仅看不起沈从文，也瞧不起巴金，瞧不起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
刘文典最瞧不起沈从文的证据，当属跑警报时的一段掌故。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另一种版本中，刘文典对擦肩而过的沈从文面露愠色，对同行的学生说：“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
笔者曾在《万象》看到一个沈从文跑警报的掌故。有一次，沈从文和联大的学生一起，躲在郊外的壕沟里。有一位联大的老教授，新文化运动期间反对白话文，瞧不起白话写作，固执地用古文，一直坚持不读任何新文学作品，当然有几分迂腐。这位老教授恰好和沈从文在一起，聊天时，问起沈从文姓名和职业，沈腼腆地告诉对方自己是小说家，写白话小说。老先生一听，连说久仰、久仰，并说读过沈的小说。这虚假的客套话，旁边的学生听了，掩口胡卢而笑。
事实上，联大的教授待沈从文不错，不少教授和他成为朋友。比如，与刘文典关系不错的吴宓没有这么偏激，从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和《吴宓日记》中，可以得知，吴宓和沈从文在昆明结下友情，两人颇谈得来。
当沈从文晋职时，这个闻名遐迩的小说家被许多人贬为学术上的无名之徒，吴宓却挺身而出，为他辩护：“以不懂西方语言之沈氏，其白话文竟能具西方情调，实属难能。”别忘了吴宓在白话文兴起的运动中，是竭力反对者，为此，他和梅光迪组织《学衡》，与《新青年》抗衡。吴宓能为以白话文写小说的沈从文说这么一番话，真是难得。
沈从文如何教书
沈从文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他上课“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他不善于讲课，而善于谈天。汪曾祺对此印象非常深刻。在他记忆里，沈从文教联大学生写作，非常敬业，这源自一颗诚挚地爱学生的心灵。
每次上课，沈从文总是夹着一大摞书走进教室，学生们从他手中接过仔细批改后的习作和特意为他们找的书，他们的心中就只能充满了感动。为让学生省点事，沈先生总是不怕自己多费神，多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完全可以让学生自己去找，作为老师，指明方向也就算尽职了。沈先生不，他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成了，卷成卷，上课时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是夹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学生们接过沈先生费心找来、精心抄写的资料，内心感动之余，又平添了几分震动。
沈从文不善辞令，他的课，学生多因其浓重的湘西口音听不懂，兴趣渐无。倒也有个补救法，就是任由学生去写，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然后，他逐一认真阅读同学们的作文，并在后面附上大段的读后感。很多读后感，甚至比学生的原作还要长。
日寇轰炸昆明时，沈从文全家疏散到呈贡桃园新村，每星期上课，进城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的一间屋子。访客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从文收藏的宝贝，谈天。进进出出向他请教的学生非常多，有的学生向他借书，他总是慷慨应允。据汪曾祺的记忆，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的名字（上官碧是沈从文的笔名）。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校，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汪曾祺还发现，沈先生的书多而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之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
沈从文提携培养了不少作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汪曾祺。沈从文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好的文章，就推荐给报刊发表。据他当年的学生回忆：“沈从文的路子是寂寞的！他是默默地固执地走着他的寂寞的路子……只要你愿意学习写作，无时无刻不可以和沈先生接近。我当时在国内发表的文章，十之###，都经过沈先生润色，全篇发回来重写也是常有的事情。”［1］［1］林蒲《沈从文先生散记》
1944年，沈从文致信还在美国的胡适，报告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还写到在昆明的文学界、教育界朋友的近况，以及他们的创作成果。在信中，可以看出沈从文对国内腐败政治的不满和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向望。
信中写到沈从文的小说英文译本，即将在英美出版：“最近联大一个英籍教授白英先生，与同学金堤先生，同译了我二十个短篇作英文，内中计有《习作选》中一部分短篇，加上那个《边城》，预备在英美分别出版，今年或者即可付印。”沈从文“希望先生能高兴为写个短短英文序言放在书上”。当时联大和美国的各大学，有学术交流，沈从文的好友杨振声已经到美国讲《中国美术史》，这也激起沈从文到美国看看的想法：“我希望因此有机会到美国看看，住二三年，或自费，或在需要教‘现代中国文学’的什么学校，担任这个部门的课。”
沈从文去美国讲学的这个想法在当时没有实现，联大和美国各大学的学术交流，金岳霖、罗常培、冯友兰等联大学者都应邀去了美国，当时的名单还轮不到沈从文。他的这个愿望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实现，这时沈从文已经不是小说家的身份了，而是不折不扣的研究中国文物的学者，《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其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1944年，沈从文给胡适的信在末尾写到：“我们在这里过的是挖土种菜，磨刀生火，生活虽琐碎，并不痛苦，但想起与生活离得相当远的国家社会种种，却不免难过。”想起沈从文坎坷曲折的一生，想起他的命运浮沉，“不免难过”！
1944年，联大财政困难，被迫将校舍铁皮屋顶卖掉，换成茅草顶。
叶公超太懒？
“喜画兰，怒画竹。”他精通英国语言文学，也有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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