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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声自说自画-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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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内行和假内行实际还是外行，造成的失误往往比纯外行还大。要命的是，大多数人常会把半内行当内行还大加赞赏，往往对真内行倒反而不以为然。这正也反映了当前国民变得普遍浮躁浅薄，其中包括不少高学历的做文化、教育、新闻、科研工作的，是缘于潜意识受官本位影响，迷信和崇拜的病毒感染愈加严重，实在是奴性的泛化。
总之，无论内行、外行还是半内行，若是出以公心，有真正的事业心，真有把事业办好的心愿和责任，并有自审的意识和*精神，始终自觉保持自知之明，尊重专业科学规律，就都能领导好内行。有了那样的个人素质，是内行当然会更加有利些。而这种素质，不是仅靠个人自觉靠宣传教育可以达到的，需要配套科学而又严密的干部选拔制度、考核制度、问责制度，还需使法规能得到严格执行。否则，讨论外行领导好还是内行领导好，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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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鹤真是长寿
从古至今一代又一代的花鸟画家，没有画过松鹤的恐怕极少。当代一位被称为工笔花鸟画大家的，也画过一幅松鹤图，长长的横幅画面，从右至左多只丹顶鹤和一排松树，其实无新意缺内涵，还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其嫡传弟子也是当代工笔花鸟名家，也画了“松鹤同春”……
在历代诗文、寿联中可屡见“松龄鹤寿”这四个字，于是画家们也画松与鹤“表现”长寿的“立意”。所有松鹤图，均是松伴鹤、鹤倚松。然而在自然界，松多生于高山，喜欢干旱；而鹤的生活习性喜在平原，在湖边、沼泽地、芦苇滩；有谁见过鹤栖于松上或立于松旁？其实诗文、联句中“松龄鹤寿”、“松鹤同春”，并不见得有松鹤同在一处的意思；将松与鹤画在一起，是画家硬搞“拉郎配”。
松鹤图算不算艺术作品？如算，它具有艺术的哪些要素？它算不算创作？若也算，又是如何体现其原创性的？“松龄鹤寿”，算是表达了一种意思吧，不过不是通过艺术构思、表现艺术形象流露出来的，而是靠拼凑加附会贴标签贴上去的，而且是抄袭前人、别人，至多是移移位置、变变姿势而已。你画我画大家画，无数次重复，谈何原创？值得惊奇的是，唯独国画艺术有不必原创的“特权”。这源于儒家文化的正宗血统。儒家学说在中国两千多年里一直是绝对经典、绝对神圣，读书人只需重复接受、理解，不能批评、突破、超越，就形成了独特的好重复轻创造的文化传统，形成了炒冷饭的心理定势、思维方法和治学价值取向。一个人一世只画梅、兰、竹、菊，或只画虎，或只画马，或……都可以成大名，其实都只是重复，也不过是布局、姿势、笔墨等形式的变化，不用通过艺术构思表现思想内容或情感趣味。更奇特的是，中国画临摹就不被认为是抄袭和剽窃。恽南田临摹王石谷的山水，照样被当做稀世珍宝。后人临摹前人，堂而皇之在落款中附记说明，似是理所应当。
中国画大都脱离生活，抽掉了艺术创作的思想内涵、艺术构思等诸多要素，形式和内容重复，照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良好的生存条件。这靠两种迷信：一种是迷信画家的名气，认为名气越大画越值钱。买名家画的大都是富翁，他们是把画当做风雅的招牌或金银珠宝来储存的，画好在哪里，往往不懂也不愿弄懂，于是炒作扬名成风，于是便落笔生金。第二种是靠画面取吉兆，松鹤图题“松龄鹤寿”就是，还有画牡丹题“富贵图”、画鲤鱼题“年年有余”……这些实际上都带有原始图腾崇拜的品质。中国画靠这两种迷信，长期难见真正的发展。
原本中国画并不直接表现大众生活，是它的致命伤，然而称之谓品位高雅的，是文人玩赏的自娱艺术，画面气息起码还流露着文人的气质修养；而当今画家，又有多少具有画外的文化修养？画作还有多少“文人画”的气质？花鸟不似自然环境中的花和鸟，山水也不是自然的而是概念设计出来的山和水，几乎成了只有笔墨加上概念搭建的躯壳，有些人其实缺乏思想和艺术两方面扎实的积累和修养，违背生活，走旁门左道，把笔墨和形象搞得怪模怪样，还标榜为“表现自我”、“抽象”，就算“创新”了，说成风格、特色；圈子里人互相抬举吹捧，尽说些绘画“鸟语”，别说大众也难懂得，恐怕就连他们自己是否懂也是疑问。我年轻时还算做过专业美术工作，都看不出他们的“作品”有多少可供悟的意和可感的情。一幅画卖几千元甚至几万元，也未听哪位高明的说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然而在中国就这么有趣，有人相信这种画值钱，有人需要吉兆画满足欲望，而且这种求画风比过去任何历史时期都厉害百倍千倍。呵呵，现在当画家的，不乘机涂涂画画换进大把银子，岂不就成了傻瓜？何必花工夫去增加什么思想文化修养？何必还要费心去严肃地思考什么现实问题承担什么责任？岂不迂腐到家了！社会上为追求一己或小集团利益，挂着“改革”、“创新”的牌子，以不合理代替合理，侵害公众和长远利益的例子都屡见不鲜；我若至今也是画画的，干吗要守这条清规！
再说松鹤图吧，那些想活百岁的“寿星”家里挂了它，真能长寿吗？这类吉兆画求之挂之，是寄希望于迷信，盼望天上掉馅饼式的收获，淡化做实际努力的意识，是一种唯心的文化传统、一种愚昧的民族特性。
此图我临摹于二十多年前，说明我曾经也未能免俗；当然如今再不会愚昧地制造那种延续愚昧的“画作”。
然而，那种愚昧十分顽劣，觉醒真难。今后肯定还会有人画松鹤图。松鹤图的寿真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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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竹篮（1）
竹篮，也许是人类最早创造的工具，也许是先民们还未使用货币以物易物时代就是市上主要物品之一。漫长的历史中，人们生产和生活都无法离开它。
我生活在苏南水乡。这里多有竹园、竹林、竹海，有竹为料。乡间有好多人家房前屋后有竹园，村村都有会劈竹成篾做篮的手艺的人，小镇也有专做竹器的作坊，人们用竹篮自然更加普遍。新时期前，我见惯各种竹篮，大的有装秧苗、菜蔬、山芋、鱼儿等的苗篮，容量相当于箩，是用绳系着的，成对作挑运用；有江竹篮，容量小于苗篮，但还较大，是用篾做了绞丝篮绊，可以手提也可以臂挽；这两种竹篮都因为要装重物，编织用的篾便粗壮毛糙，不讲究好看，显得粗气。还有一种叫洞头篮，形状偏讲究，口大底小，口是圆的，底是六角形，所用的篾劈得很细抽刮得很光洁，编织形成的篮孔也都是六角形，比较精致美观，当地人称孔为“洞”，也许是因为篮孔好看，所以称为洞头篮。它比江竹篮小，不过它本身也有大小不同的型号，这要编竹手艺好的人才能做。
竹篮，乡村人用篮，主要是为生产劳作，装喂猪牛羊的野草，装菜蔬，装田里刨出的山芋、芋头，装捕到的鱼和虾……
小镇人每天早上提着空竹篮东街到西街悠然地走一圈，到沿街摆的蔬菜摊、鱼虾摊，到肉店、豆腐店，回来时荤荤素素装了一篮子。镇上人用篮子主要是为生活享受，拎着篮子上街买菜，是“街上人”的特征——当然多为家庭主妇，用的大多是那种做工讲究的洞头篮。当地有俗话说：“三世修（修行）个街旮旯，七世修个城旮旯。”是说用篮子干活的乡下人要变成拎篮子买菜的镇上人，得修上三世；要变成城里人得修七世，成了镇上人便犹如成了仙，提篮子干活和拎篮子买菜有着等级差异。
我出生和读书及早期工作都在小镇，上世纪70年代末因工作调动，到城里安家落了户，看来我早已“修了七世”。从老母到妻子，都还是拎竹篮到菜市场买菜的。用的篮，多是乡下亲友送来的。初住到城里，乡下有位亲戚来串门，就带来一大一小两只新的洞头篮，篾是青青的，不仅做工特别考究，还用桐油涂得亮光光的，按当地风俗，送篮不能空着，得装着东西，那一只小篮装了几十个鸡蛋，大篮里装了一只母鸡，这便有了吉兆，有了精神含义。
乡村房前屋后有竹园的农民，大多会劈篾编篮编畚箕、鱼篓之类的竹具，取自家之料，做了自用。其中自有手艺好的，在农闲时还编上一批，作为副业，挑到街上去卖。“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我家乡小镇闹过这样一个笑话：有个农民挑了几十只竹篮上集市卖，为了兜售，向人们宣传他的篮质量好，谎称早上一到这儿就卖掉十来只。哪知流动巡查的税务员正好站在旁边，便拿出随身带的税票，叫他按卖出的十只篮子纳税……当地原有句讥笑的套话：“吹牛不用交税”，这事后来被人总结为：“看，这吹牛不是照样要纳税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匮乏，早上买肉都得在食品公司开门前先排队，开始以先来后到排成长条队伍，后来人们实践出智慧，改用各自的篮子排队，人便可以先离开去做别的事。因为人不在而篮被调换到后位置的事也常常发生，也总少不了一场争吵，有时甚至还拉拉扯扯推推搡搡。
想起竹篮（2）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饥饿逼得许多人不得不去做“贼”。在春天青黄不接时，我母亲为了一家四口有填肚子的，也跟同三四个年龄相仿的中年女人结伴，半夜各带着一只大江竹篮，去镇外集体的田里去偷了两次紫云英（当地叫“红草”），第一次偷了满满一篮，尽管当时有许多人因为无粮多吃了绿色菜蔬得了脸发青发紫的“青紫病”，饥饿难熬的我们一家，每人一碗煮熟的“红草”，吃得还是比现在的山珍海味还要享受。第二次母亲提篮再与人结伴去偷时，没料到已有人在看守，快装满一篮红草时被发现了，她们怕被抓住，拼命逃跑，只能丢弃装着红草的竹篮。母亲逃回家冲进门后，惊惶地把大门关上，背靠门板上气不接下气地急喘，脸色惨白……那情景，像用利刀刻到了我记忆里。平时拎篮上街买菜的“街上人”，竟拎篮去偷红草，身份和心境有了天壤之别。母亲拎的那篮子，装着的实是她对全家人的爱呵。
第二年，食品依旧紧缺，样样是昂贵的黑市价，二十一岁的我虽是当了教师，月工资仅三十元，一斤胡萝卜黑市价竟要卖一元八角，那点钱怎够饱一家人的肚子？母亲要我用一个月工资做本钱，和弟弟同到十里外的舅家村上去，找捕鱼的远房舅舅收点鲫鱼到镇上来卖，想赚点钱。星期天，我和十八岁的弟弟各拎一只大江竹篮起黑早出发，到那儿顺利地收到了近四十斤鱼，装了两篮，各人臂挽一篮往回走。那时这种贩卖是“投机倒把”，犯禁，我们在篮上盖了破衣裳，大路不敢走，专走小路，尽量避着人们的眼睛。才走了一里多路，一个驾牛耕田的中年汉子突然放下犁蹿过来拦住我们，强行揭开我弟弟拎的那只篮上盖的旧衣裳，凶狠地说我们是投机倒把，强夺我弟弟拎的一篮鱼说要去大队部。我弟弟幼时生过脑炎，智力不如常人，小学都没能念毕业，左臂也落下残疾，却容易激动，拼命拉住篮绊破口骂：“操你娘，怪你什么事？日你娘……”那汉子黑脸、鹰目、连腮胡子，身强力壮，一股横蛮的气势；我也是文弱书生，兄弟俩绝对敌不过他，闹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为缓和冲突，我狠狠打了弟弟两个耳光，呵斥他不该骂人，连连对那人说对不起。幸好有个年轻人走过来，帮我们说话，那汉子才勉强让一步说：“我要吃活鲫鱼！”我就给了他两条大鲫鱼，才算了事。臂挽两篮鱼到家，篮绊粗硬的篾把我俩臂弯都勒出了一道道带血印的凹糟，但这只是皮肉痛；弟弟被我打的左边脸颊那红红的手印，是心头的痛。
那回，那年轻人与我们同路上小镇，路上告诉我，中年汉子与他是同村，其实当过长工，是贫农，也没犯过什么大错，仅是为人强横，土改时划定成分，村干部歪曲政策，竟把他硬划为“坏分子”。那时的“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右（右派）”称做“五类分子”，是“阶级敌人”。他受冤头上戴着政治黑帽子，遭遇了不公，却还借政治气候欺侮我们，实在也是鲁迅笔下的悲剧型性格，令人感到悲哀。
这些与竹篮相干的痛，深深植根于我心底，至今触摸不得。
近二十年，竹篮渐渐在城镇居民生活中消失了。如今买菜或者买早点，没人再拎竹篮，每买一样，店主、摊主都会给用塑料薄膜方便袋装上。老伴去一趟菜市场，总要带回五六个甚至七八个大小不同的塑料方便袋。我过去不上菜场，没留意这些生活细节，今年开始与老伴每天早上一同外出散步，顺便买早点买菜，那铺天盖地的塑料方便袋，那家里每天都增添许多会污染环境的无机垃圾，开始刺激我神经：人类在为地球环境日益污染而忧虑，政府在为日益增多的白色垃圾处理而犯愁，人们也知道塑料制品对健康有害，为什么就不能重新把竹篮找回来拎着上菜场呢？我家储藏室还有一大一小两只洞头竹篮，就是上世纪80年代乡下亲戚送来的，二十多年了，还是结结实实的一点没损坏。我找出篮子送到老伴面前说，今后上菜场就拎着它，也减少家里垃圾。她似乎有点不以为然，说是你一个人拎篮能减少多少垃圾呀——她显然已被这个时代的风气同化了。经我坚持，她最后虽然勉强同意了，可是去买菜却还是常常忘记带上篮子。唉，当一个人一旦形成了一种习惯，往往不是道理所能轻易使其改变的。我想，也不必强迫她一下接受，以后就多陪她去买菜，篮子由我带上吧。
按理说，竹篮是古老甚至可以说是原始的手工制作的用具，代表着陈旧落后；塑料方便袋则是现代科技的产物，体现着现代物质文明。然而这两种东西对于当代人生活的意义，却恰恰相反，竹篮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使人们保持文明生活习惯；塑料袋却在制造污染，造成人们不文明的作风。现代的物质并不全等于文明，犹如塑料袋；古老的物品未必都没有现代文明的精神特质，竹篮便是。这道理很浅显明了，重拾竹篮其实不是难事，可是为什么想到而又愿做的人这么少呢？我想，这也许就是理论界常说的集体无意识吧？好无奈。
弄清吉尼斯与基尼斯
原先概略地知道吉尼斯纪录大全，总觉得那与我们这里的生活很遥远，没去细究它的意义和价值。近几年忽然听说当地也有上了吉尼斯纪录的了，忽儿是谁做了一支特大毛笔，忽儿又是谁制作特大的钟，忽儿又是谁的盆景艺术……据说有的品种上过还不止一次。当地媒体对此也十分热心，好像上了纪录大全就是得道成仙或者修炼成佛，不遗余力颂扬、溢美。有的竟被抬到九霄云上，被封为“大家”、“大师”，于是也就有一批瞪大眼球的人，其中还有相当多的领导干部。这倒逼着我这个孤陋寡闻者去瞻仰一番神圣的吉尼斯，该有眼识一识进入纪录的“泰山”们了。
《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是1954年英国诺里斯和他的双胞胎兄弟罗斯共同汇编整理出的首版。该书由吉尼斯酿酒厂出版，“起初，其目的只是为酒馆内闲聊的人们提供五花八门的谈资。” 后来明确为记录世界之最。而近年当地振聋发聩的，原来还并不是英国吉尼斯，而是基尼斯。
基尼斯虽是舶来品式的名称，却是我们国内的土产，是上海大世界1992年才创办的。“基”与“吉”，一字之异，又是谐音。吉尼斯是公认的“世界纪录大全”，而这里又是“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似乎上海“大世界” 也成了“世界”，高！想出这个主意的人确是聪明，打洋牌子混水摸鱼可是绝招，既然国民爱认洋招牌甘当洋盘，有鱼不摸白不摸。现在流行夸大和假冒伪劣，文学艺术“各种”大赛、各种“典籍”、各种“名人传略” 多如牛毛，哪怕是一个县级单位办的，搞个“组委会”也是“全国”、“中华”、“当代”、“世纪”、“国际”、“世界” 的招牌；也有时真的借国家哪个部哪个局哪个全国某协会、学会的名，参赛参展的虽然跨三四省却只是四五个地级市的作品，征集范围、参赛人的层次跟真正的全国差之十万八千里。这个上海大世界“创”出个“基尼斯”目的究竟是什么？记什么呢？也记世界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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