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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声自说自画-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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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年学画时就开始画钟馗，从那时起就有人求我画，或家里有什么不安不顺，或家里并无事只为保平安。后来我改行爬格子，还不断有亲戚、熟人叫我画。我这几十年，所画的钟馗画像已不下百幅。说老实话，我画钟馗笔墨技巧并不怎样，也不是迷信自己画的钟馗有什么“神力”，更不借有人索要而乘机欺蒙牟取什么利益；我总是有求必应，从不讲代价。这是因为总觉得求者怀的是正当的企望，我给他们画，至少能给他们一点鼓励、一点精神安慰，对他们起点望梅止渴的作用；再则，所画的每幅钟馗像上总要题写“浩然正气”、“除邪惩恶”、 “正气凌邪” 等字，将钟馗当做人，作为现实人生中为人的表率，加深人们对正义、正气的印象。所做这些有多少作用，当然难说，但终究表达了我的一点愿望。
民间迷信钟馗，是把他当做正义的维护者，可以折射出人们对正义的向往，是迷信中健康的倾向。然而，国民这种伸张正义的向往，主要是把希望寄托在作为神的钟馗身上，是将钟馗当做上帝；这种心态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盼望出清官；不是将钟馗作为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的楷模、榜样，不是自己主动地也效仿钟馗精神身体力行，不是成为坚持正气的一员，缺乏正确的公民意识和独立的人格意识，总盼望天上掉下馅饼来，总甘愿把命运交给救世主，是一种不依附不行的天性。依附总是没有自己的方向，正是*事业的发展和捍卫自身*艰难的根源。
感受主席台
能上主席台就座是一种地位和荣耀的体现，这几乎成为当代国民的共识，成为一种已经普遍形成的观念。
作为家乡中学校友，参加了两次校庆，回想校庆大会主席台排座，觉得颇有些值得品味的东西。
头次是1992年的五十周年校庆。那次庆典的大会，主席台上坐的大体是三种人，一种是学校创办人沈九如先生的亲属、历任老校长和现任校长，一种是县里分管教育的领导、教育局领导及乡镇党政领导，还有一种就是历届校友代表。当时我不够资格上主席台，是坐在下面的。主席台上是否有校友中成了教授或者全国劳模的，似乎不甚突出，没给我留下明确的印象。
母校原是只有初中，后又添了高中，再后来又分成初中和高中两校。2002年10月，两校联合举办了建校六十周年庆典。我预先专门要了个车去宜兴丁山，挑了一对大花瓶做贺礼直接送到学校，具体负责校庆事务的一位副校长接待我时闲谈说道：“这回校庆主席台上排位置是个难题。” 在我听来，这似暗示我要有上不了主席台的思想准备。按照当今惯例，行政厅级以上，职称教授以上，一般要受特别抬举。我已经于1995年评上正高级职称，已具有那种惯例的资格，该属于坐主席台的上宾；只是我三个月前又已离岗退休了，自认应打点折扣，不坐主席台倒也释然。然而校庆那天，倒又出我意料，被报到名字要上主席台就座。我是作为专业上有成绩的对象。这次光临的领导，比十年前那次级别高得多，也多得多，我能上主席台，倒是确确实实感受到，校组织者眼里知识与人才的分量加重了。校庆纪念册里，逐一介绍从母校走出去而有成就的校友，排列顺序是按毕业时间，时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的潘震宙比我晚一届，就排在我后边，这里体现了平等。
我还是觉得校庆设主席台排座这种形式不可取——当然不针对母校这次校庆，而是指一种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主席台排座风气。
平时从电视或新闻图片上看到，西方国家开会，或是谁要讲话谁走上讲台，讲台上没有凳子可坐，讲完就得走下讲台；或者是像联合国安理会讨论问题那样，围成圆桌，不分主次。这就在会议这种形式上消除了等级。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实行共和，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都致力于消除封建等级观念，记得新中国建立后，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学校还是乡村、城市党政开大会，主席台都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执行主席即司仪，一个是轮到讲话的人。
后来不知怎的台上座位越排越多，多到满台都是 “主席”，有几十甚至上百人。台上坐几排“主席”，前与后、中与边，论资排辈，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总有这个心里不舒服那个不满意。坐在台上就比坐台下的高一等，前排、后排又分等，主席台成了划分级别的一种程式，强化着人们的等级意识，这难免会使人联想到水泊梁山忠义堂交椅排老几。“五四”要批判的等级观念，不知怎的如今又会找到主席台这种好似现代的形式延续甚至发扬光大。现在在恢复的，是不是正属当年千万革命志士要消灭并甘愿因之流血牺牲的东西？
坐上校庆主席台，也促使我思索了有关校庆的意义。
其实，校庆的意义应当是很明确的，是通过回顾建校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使办学的方向更正确、措施更科学。而学校真正的成绩，主要应不是眼前的升学率，应是从学校走出踏上了社会取得成就的人才，应看出了多少社会的栋梁。哈佛大学没有彰扬升学率却是世界顶尖的名校，主要靠所出有杰出成就的人才和科研成果。校庆应当着重介绍所出人才，既要突出社会精英，也要突出校友中踏踏实实作为的普通劳动者，介绍他们的成长过程，宣传他们的作为，褒扬他们的人生境界，除了印上校庆纪念册，还应陈列在学校廊下最显眼的地方，让参加校庆的校友有一个参观的过程，也让在校学生日后常见。这就突出了校庆该突出的主题，也才有该有的实效。有了这样的表彰形式，就不必到主席台上去排位置。
这种主席台，本是供“主席” 在台上主持会议，或者让发言者讲话的，不讲话坐在上边有什么意思。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领导干部，若把上主席台就座当一回事，便是要凌驾于民众之上，又怎会有公仆心态走进民众。渴望坐主席台是为维护那么一点优越感，将光荣异化为虚荣，是一种扭曲的心理，似乎有点可怜。其实，一次短暂的会议，过后谁还会记得台上坐过哪些人？计较能不能坐主席台，是重形式重虚荣轻实效的国民劣根性的表现，是我们精神走向文明进步背着的一个沉重包袱。我在职时，也坐过主席台，也不止一次两次，也有过那种从台上鸟瞰台下的荣耀感，有过希望台下人留意自己的心理，因为自认没有硬性乌纱帽不是党政要员，尽管只有些文艺组织的类官职虚衔，偶尔也会留意自己座位该排在谁的前边，现在想想，自己这心理也实在浅薄，也实在可怜。
学校是百年树人的地方，主席台排座的做法能否首先从学校革除，让学生的心灵远离等级观念的影响，塑造出真正具有包括平等意识的健康灵魂，让他们踏上社会后能以平等的心态担任职务、对待民众，不再做那种恋权恋利恋虚荣恋地位的“官”，为这个民族消灭封建等级做出努力。
走过灵隐寺
最早知道灵隐寺，是儿时听大人们讲到《济公传》。后来看到文字资料介绍得知，它创建于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当时印度僧人慧理来到杭州，看到这里山峰奇秀，认为是“仙灵所隐”，所以就在这里建寺，取名“灵隐”。清康熙南巡时，曾登上寺后的北高峰峰顶览胜，他看到山下云林漠漠，整座寺宇笼罩在一片淡淡的晨雾之中，十分幽静，于是就赐名灵隐寺为“云林禅寺”。灵隐寺在我心目中，是与济公活佛“哪里不平哪有我”的惩恶扬善的佛性融为一体的。只是我一直未有机会前往寻访。
2005年中秋时节，受文友邀请，才下决心去了一趟杭州。到名茶西湖龙井的原产地梅家坞，用过农家餐，喝过龙井茶，便驱车前往灵隐。
司机停车说到了，我大为突兀：眼前是一片闹市，各种大小商店和摊位杂乱铺陈，目光扫了一周没有看到寺院，经司机手指，才发现寺院大门被建筑脚手架和塑料布遮掩着，正在施工装修。老天，这哪是当年印度僧人慧理看到的“山峰奇秀”、“仙灵所隐”之处呀？哪里还是云林漠漠、十分幽静的“云林禅寺”呀？看到一些游客从建筑工地旁边临时安排的通道磕磕绊绊往寺里去游览，我心里像塞进了一堆芒刺。
在我的印象中，无论佛家建造寺院还是道家建造道观，原本大都要选在幽深僻静的山林，那是为远避尘世，晨钟悠悠、暮鼓沉沉、木鱼清亮、梵音依依、香烟袅袅，身入其中，益于万念归一、心神入定而静心修行。普陀山、九华山、五台山、峨眉山等，都也因之修炼出一代又一代得道高僧而成为佛教圣地。宋徽宗赵佶以“深山藏古寺”为题考画家，便经典地道出古寺藏于深山的规律。而眼前，灵隐寺已被包围在红尘之中。山门外，红男绿女熙熙攘攘，几个僧人无所事事地闲逛或面对面站着闲谈。因气候反常，这中秋时节天气还奇热，穿短袖短裙竟还随时可能汗流浃背，不时有裸露着大半胸背和大腿的女子，从这几位僧人身边擦过，艳色分明在不断刺激他们眼球，脂香也会不断冲进他们的鼻孔；还有那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商品，五味飘香的荤素食品，都在熏染他们。这就不由使我想起那首曾经非常流行的歌曲《小和尚下山》，不由心生疑惑：他们每天面对这么多俗世浮华和这么多可爱的五色“老虎”，还能六根清净静心入禅修行吗？僧侣在这样的环境里，还有多少能在参悟佛经，还会有多少能得道成为名副其实的得道高僧或学识渊博的禅师呢？
灵隐名刹的幽静环境维持了近千年，就在最近这二三十年突变成这样，是城市急速向外膨胀的结果。不知城市的决策层在这过程中，究竟是怎样看待灵隐寺存在的价值的？是把它当做佛教圣地希望其弘扬传统文化，使之在新时期道德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还是仅仅作为一种失去精神力量的抽象的文物古迹为保护而保护，还是作为一种可供旅游赚钱的工具？……
正在施工的山门，我原以为古建筑损坏需要修缮，走近了透过临时拦隔围栏看到的，并不是修缮，而是增添配置不锈钢栏杆隔成的卡子口，是用于拦住游人收、查门票的。那玻璃杯粗细雪光锃亮的不锈钢管栏杆，嵌在那古色古香的寺院山门前，就像给僧人脖子系上根鲜红的金利来领带，是那般突兀、滑稽、可笑。我随后去的新建雷峰塔园林进口，也是这样。管理这些名胜的人竟是如此的美学水平如此的审美眼光！无人对这提出异议，文化名城杭州仅是如此的文化水平？
那不锈钢管栏杆配到灵隐寺山门前，不仅是破坏了名刹的外观，更是改变了它的性质。寺院是佛门圣地，当是禁忌物欲，善男信女随缘捐助钱财原是用于寺院修缮维护。佛门应是弘扬佛法，普度众生，救苦救难的，一是从精神上普度，引导众生向善；二是帮助物质上有急难者（行善，兴办慈善事业，东西方宗教几乎完全一致的）。在旧社会，逢腊月初八，常州天宁寺总是煮大量“腊八粥”布施，也该算是物质的善举，自古不乏寺院收留落难文人或义士的例子……这些便是散放佛教慈悲为怀精神的光芒。山门前一配上不锈钢栅栏，完全变成商业性质、经营场所，变成了换取金钱的资本，与众生的关系变成了买与卖，彻底摧毁了神圣的宗教精神。在我心目中，出过济公活佛这样的名刹，竟与周围弥漫铜臭的环境相融相混而浑然一体了，落到了这一步，真不知佛教的神圣究竟还能以何种方式存在？佛法究竟又怎能广大？文化的灵魂又如何显示？……
其实，应该回答这些问题的，又岂止一个杭州灵隐寺！
眼前那配置不锈钢栏杆的山门，在我心目中犹如一只巨大金属钱币的方孔，让我十分反感。我毅然对友人和司机说：“我们别进去了，走！”
我走过灵隐寺，没进去。
再说外行、内行
记得1957年反右派运动，“右派”有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对 “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有力”反击，便是“外行就能领导内行”！这两种观点在当时，一种是反动的，一种是革命的。那时的“外行”，不是我上一篇《官本位与奴性遗传》中所指的具体的领导干部，而是将其上纲上线到“党的领导”，由具体上升为抽象，由微观上升为宏观，由方法论的分歧上升到政治敌对，这不能说偷换概念，至少是转移了概念，是无限上纲。
无论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还是“外行就要领导内行”，似乎都不正确也不科学，都有片面性，都是绝对化。
内行当领导，有能领导好内行的，也有领导不好内行的。按理说，内行当领导，与专业人员容易沟通，容易把握专业在事业中发挥的作用，容易了解专业人员的甘苦。我们平时逢事先听说调一个知识分子到文化或教育、科研部门当领导，文化或教育、科研部门的专业人员便往往会有很高的期望值，认为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心会与知识分子贴近。其实这往往被后来的事实证明大都并不是这样。在职务还是由上级任命的干部制度下，知识分子一当领导，极容易变化。知识会是知识分子式的，而思想、观念、意识、人格、看问题的角度，却可能会官员化，会持官本位的立场。正如当前官场流行的一句话“屁股指挥脑袋”，大都会个人得失为第一；上司意志为先，是非曲直、正义公道为后；也就往往把同行当做拦路障碍或当垫脚石。譬如文艺界，建国五十五年来，好些专家做了官当了内行领导，在政治运动到来时，不照样颠倒黑白，把同行整得死去活来？丁玲、刘绍棠不都是遭当官的同行落井下石九死一生吗？中国本来就有句俗话：“同行是冤家”。我曾在另一篇文章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因科举争自己的前程，养成了根深蒂固的排他性，一遇名利诱惑这种排他性就会恶性发作，同行就要遭殃。
再说外行当领导，有不能领导内行的，也有能领导好内行的。建国初期有位将军到“三线”某基地去当政委，在全体人员大会上讲话，读政治部主任事先为他写好的讲稿，读了一小会便突然把稿子一丢说：“这上面有好些字不认识，念不了。”然后他又说，“你们看，我讲话得别人给写稿子，写了潦草字我还认不得。这搞三线建设，不是靠我这样没文化的，要知识、技术，要靠你们，你们得好好学习，不断提高！”这样勇于承认自己有所短的领导，有自知之明，没有虚荣，有对事业的忠诚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大无畏的精神，不仅没有失面子，相反更令人敬仰。这样的外行，就未必不能领导好内行。还如刘备，文不行，武不能，是“外行”；然而其高明在于识己识人识才，三顾茅庐，成为礼贤下士的千古典范。这连诸葛亮都不如。
其实，并不只是外行和内行两种人，还有不同程度的半内行、假内行。外行和内行都比较容易区别，半内行和假内行就很难被大众辨识清楚。譬如有的人在文化部门当领导时间长了，就会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无论书画、摄影、戏剧、曲艺、博物就全都懂了，就敢于居高临下发表意见，一次一位领导批评一幅白描人物画说：“这线条不够飘逸。”这还真像内行的语言，纯外行可说不出来。然而在真内行看来，又是十足的外行话。国画线条，本身就分工笔和写意两大类，而传统工笔线条，按描写物像外形特征要求有十余种描法，就如山水画描写各种山石结构有十余种皴法，虽属程式，却仍有相对的多样性；写意画线条用笔融进了画家主观意气情态，有洒脱，有泼辣，有刚健，有凝重，也有古拙……飘逸不过是其中之一。用什么样线条表现，首先是应决定于画作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和形象的特征，作者的情态应是与画作思想感情融为一体的。艺术本身应是百花齐放，若线条一律飘逸，还谈什么艺术的个性艺术风格呢？国画大师黄永玉的工笔人物线条工细，连环画大师贺友直的经典作品《山乡巨变》线条短促而有节奏，都是既不飘逸也不洒脱。掌握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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