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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画记-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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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字条。我心里打起鼓了，心想，我是算他的学生，还是他的好友？要是打扰了他多不好呀。正在我犹豫走还是不走的时候，师母过来了。她说你老师和你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他也快醒了，见个面吧，看看他。我这才决定留下，坐在一边等他。师母说，最近可染老师特别忙，每天晚上都是十一点钟才睡觉，早晨五点钟就起来了。说着，她就要去叫老师，我连忙拉住师母，说，“您不要叫醒老师。我走了，明天再来。”
第二天晚上七点多钟，我又到了可染老师家里。我跟老师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见面了。在那种很讲政治的年代，能常常和老师相处在一起，学习艺术知识，增长学问，使我受益很多。老师走了一个多月，我心里没着没落的，十分想念他。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想念一个人。我平常跟我父母住在一起，父亲文革时被隔离，我那时还小，不懂事。自从我上中学时认识了可染先生，就一直把他当家里的亲人一样。
老师见我来了，高兴地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都七点多了，吃过了。我说上次到家里来的时候听说您上井冈山了，他说是的，去了井冈山。这时他正在和另外一位同志在讨论“井冈山”的草稿构图，说是要在七月二十号之前完成，送到“毛主席纪念堂”。这一天已经是十八号了，还剩下二天，时间很紧张。我那天是带着我临摹的字和画去的，但坐在那里我没敢多话，老师也来不及招呼我。到了晚上八点钟左右，老师过来让我给他磨上点墨，我说：“都八点了，您累了，休息吧。”他只是指着砚台说，“磨墨，磨墨！”我只好站在那里磨了起来。他和那位同志又说话去了，过了一会，他拿了一把椅子过来，放到我身边说，“坐下，坐下磨。”他往砚台里加深了水，笑着说，“水多了，你不要着急，天也晚了，你今天走不了，你没听佩珠说吗？我晚上要十一点才能睡觉。反正你今天走不了了！”我愿意看老师作画，只是觉得他画得太辛苦了。既然老师需要我，我自然十分认真地磨起墨来。
十三、孺子牛
我磨了二十多分钟的墨之后，可染老师拿过来一张四尺整纸，让那位同志把纸裁了，他就在那纸上画了一个牧童趴在水牛背上。那时正是七月份，空气里没有一丝风，天气非常憋闷。老师穿着一件很旧很旧的白短袖汗衫，汗都湿透了，屋里的灯很亮，招来了蚊子，只有窗外不眠的知了懒洋洋地叫着。我说，老师您明天五点就要起床，明天再画吧！他说，不，今天的事情要今天做完。
画牛是可染老师作品题材上的重要内容，始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抗战时期，他住在重庆的金刚坡的一户农民家里，一墙之隔就是牛棚。他常常听到牛的喘气、啃蹄、蹭痒的响动，并且得以近距离仔细观察牛的习性和动作姿态。他把对牛“崇其性，爱其形”的感受，融进了画里。后来，他给自己的画室定名为“师牛堂”。齐白石曾在可染老师的《牧牛图》上题字“心思手作，不愧乾嘉间以后继起高手”。
可染老师晚年《牧牛图》的用笔、用墨，又是一次新的变法。牛的造型用深浅不同的明快墨块，牧童的造型在传统的线条上演变成那似积点组成的借鉴了西画的线造型。中西造型语言的融合在可染老师晚年的作品中得到了成功的实践。
画好了以后，老师把画放在一边，他说墨不够，让我赶快再磨。我又磨起了墨。老师拿过一张纸来，又画了一张在林子中的牧童和牛，牧童在歇响。他又找了一张纸头，在上面写了“龙飞凤舞”四个大字，这一天看得出来，老师特别开心。我看天色已经很晚了，老师应该歇着了，我要给他洗笔，他按住了我说，“等一会，等一会。”他指了指那张牧童趴在牛背上的画说，“这一张是送给你的！”我一听，激动得差点要喊出来。老师从印盒里把图章拿了出来；在画下面垫了一块皮子，他说他的印油是朱砂的，好看呐。他一边用图章在印盒里均匀地击打，一边把图章放在嘴边用热气“哈”着。其实这时已是炎热的夏天，根本用不着哈热气。我这才知道，这是可染老师盖印章时的一个习惯动作。老师盖印的时候，像是把全身的力气都倾注到了印章上，那一刹那间的动作，给我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见老师在自己的作品上打印章。
过了一会，他说，我还得给你写上几个字，他蘸了蘸笔，写下“俯首甘为孺子牛，赠邓伟，可染１９７７年６月１８日于北京”。我说，我今天本来是来看老师的，一个多月没见了，您这么忙，没想到您还送我一张画。老师看看我，笑了笑说：“你跟我学习了一年多时间，你没向我要过画，这是很好的呀，你虽然没问我要，今天我也要送你一张。”他转过身来对那位客人说，“这孩子向来没跟我要过画。”然后他把画钉在墙上，和师母还有那位客人一起看，说是今天画的牛没有什么毛病，然后他对我说，“邓伟，画上我是给你画的春天的柳枝，春天对你来讲，是刚刚开始，我这是有寓意的呀！这张画里浓墨、淡墨都有，没有一笔废墨。”说到这里，他让我收拾笔墨，又高兴地说，“我今天的工作结束了！”我帮老师洗了笔后，已经晚上十点多钟了。
从三里河步行回到位于新街口的家，怀里揣着可染老师给我画的画，一路上我抑制不住兴奋和激动。那天到家已是十一点多了，睡在床上，思来想去，我觉得老师给我的这张画，不光是有春天刚刚开始的寓意，还有另外两层意思，就是小孩趴在牛背上，还没有开始劳动，我今后还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劳动。再一个，就是对我的鼓励。
下一次再去老师家的时候，我把自己的这些想法跟老师说了，他说，“一点都没错，说得很对。我就是鼓励你，让你今后要好好的努力。”我当时还对他说，“我要好好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不辜负你老人家的期望。”老师说，这才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好孩子。我说，这也是李老师培养出来的好孩子。
我说要把老师送我的这张画裱起来，他建议还是找我父亲的那个老朋友来裱，绫子边要用淡色的。老师对我说，下一次来的时候就不要带作业来了，“咱们不上课了，你帮我干点活，把家里的卫生打扫打扫。”
隔了一个星期，我到了老师家里，他给了我一张小纸条。他说家里的东西乱的很，东西没有几件，就是乱，不好找，他指指小纸条说，都给我写出来了，要我按照小纸条上写的去做。我的工作就是搬书架子，擦格子，摆书。他说第一项要搬的是中国古代画集，还有教学藏画，这都是古代的。第二项就是把中国现代的绘画分成一类。第三类是字帖，印语。第四类是西洋油画的画册。第五类是文艺理论方面的。第六类是文艺小说，还有其它，等等。
小条子上面没有标点，我跟老师开玩笑说，您这上面也没有标点，让我从哪里开始又从哪里结束啊？他说，好，你说的对。他在小纸条的“其它”两个后面，加了省略号后，又指指小纸条说，你这个要收好了，我说老师给我的东西我从来没有丢过。他说我知道你要把这个拿走了？说了老师会心地笑了。
我把很多书快要码好的时候，他来到我身边， 用手抹了抹书架，说，“你整理的很干净，连架子上的缝隙都擦干净了。”我说，“我这是跟你学的呀！你不是让我用放大镜看东西吗？那个缝我是用一点点的小纸擦的，这样才能把灰剔掉。”老师称赞说，我整理的这个书架子是最干净的！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在英国拍摄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他写了洋洋洒洒几百万字的十七卷巨著《中国科技史》。我到他家拍摄的时候，他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但头脑却还异常清晰。他要找一个东西给我看，就吩咐秘书帮他找。他告诉秘书到书柜的第几层、第几格的一个位置上取一个小盒子。小盒里面是他从来自中国的信件上剪下来的邮票。因为他非常喜欢中国，他收藏来自中国的物件也非常细心。秘书按他说的，到书柜那里很快就把小盒子拿来了。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呢？像李可染、李约瑟这样世界著名的大家，他们的工作学问都是非常有秩序的。像整理家里的卫生这类事情，可染先生完全可以不做，家里人和保姆就可以做了。但可染老师不光是自己做，还做得特别细致，认真。
这天中午吃完饭的时候，老师忽然问我，你把小纸条收到哪里去了？我连忙找，他说，“我要休息了，你忙了大半天，老师对不住你，把小条收好，就算是老师对你的补偿吧！”临去休息的时候，他又说了一句，“高考的事要放在心上啊！”
这年的夏天，恢复了高考，全国各所大学正式公开招生，这也是文革以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被太多的中国青年渴望着。从这一年的一月份一直到高考之前，可染老师非常关心我的考学问题。他曾经和我深谈过。他说学习绘画是一辈子的事，到老了都可以画。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如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将会带来一辈子的遗憾。他建议我一段时间内要认真做好高考的准备工作。他问我是想在工艺美术方面、绘画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有所发展，我说还是想在绘画上努力。为了这事，老师特地给我写了几封介绍辅导的信，后来我也去拜访过相关的几位老师。
十四、改画
1977年的7月7日的晚上，我又来到老师家里。他正在和师母一起看他创作中的巨幅作品《井冈山黄洋界》。画是钉在墙上的，占了整个一面墙。
我那时是北京三中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每天功课安排得非常紧，包括星期天，都要用上，因此上老师家只能是晚上去。他见我晚上来了，说怕我学习太忙，也不敢让我老来。既然现在来了，就赶紧干活吧！我也不多说话，立即动手给老师磨起墨来。
在磨墨的时候，老师对我说，“你别光是磨墨，你的时间紧，要以学习为主，抽点时间到这里来，看看我，就行了。咱们原来是一个时间只做一件事，咱们爷俩现在要一个时间做两件事。”
这一天他拿出了一张“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图”的墨稿，是送给一个朋友的。他说，上次给我讲颜色还没有讲完，这一次要我一边磨墨，一边看他设色。他平常设色都是在上午，现在着色，就是专给我看的。他先上花青，着树的部分。然后他又把花青与藤黄一起调，调完以后，画树叶。他强调说：“上色的用笔和画画的用笔是一样的，不是往上染，是往上画，要一笔一笔地往上画。”
老师说话的时候，嘴里嚼着牙签，我怕他咽了，卡住了喉咙，让他吐掉再说话。他凑到我身边说：“卡不住我！”他又说，“我刚才给你说的你没听见，我再给你说一遍：一笔一笔往上画！记住，记住！”他还说，用色也是有深浅变化的。这是我第一次看老师在画上着色。确实像他说的那样，他像画画似的，一点一点地往上画。他说设色的时候，力要使得适当，墨色要透到纸上，如果为用力而用力，用的不当，就会出现相反的效果，就会画滞了。记得老师给我讲“滞〃字讲了不下五六遍，有时还用笔把滞字写下来给我看。”
这一天晚上临走的时候，老师让我到书店看一看有没有井冈山的画片一类资料，如果有，就抓紧买来，不要等太阳落山了再来，早来一些。那天我回到家，把老师要井冈山资料画片的事跟我父亲说了，他说宣武门新华社的中国图片社有一个资料部，那一定有井冈山的照片，可以花钱买。我就去买了不同内容的几张，当时一张只要几毛钱。
过了两、三天，我下午五点多钟就到了老师家里，把照片交给了可染老师。老师看了，说很需要这些东西，他听说是父亲给我钱买的，马上转身到他的屋里拿出钱来给我。我不要。他说是我父亲的钱，一定要给。算了帐后，他把钱用纸包好，递到了我手上。我知道这样的事情犟不过老师，非拿着不可。
吃过晚饭以后，我又跟老师到了画室，老师说他在井冈山这个稿子上改动了好多处，改动的地方要挖下来，再补上他重新画的满意的部分。现在他还要改。画上有一处是公路上行走的小卧车，老师改了好多次，最后才重新补好。他说他这个习惯不好，但是，为了画出好的作品，还非改动几次不可。他在画作前面改的时候，我就托一个小墨盘在他身边站着。他看我太累，不让我拿墨盘了。我说老师改画方便，你来回沾墨，别把墨淋到地上，还是拿着吧。他说这样也行，来回走走，也是个锻炼。那一晚上，老师来来回回地改，一身的汗。我手里托着小墨盘跟着老师来来回回地走，也是一身汗。七月流火，热得很！老师看我真有点累得受不住了，笑着说，“这样锻炼有收获吧？”我点点头说：“有！”
可染老师在作画之余，还教导我说：“山水画最难表现的就是层次。最忌画得单薄。一定要画够。山水画的空间感比体积感更重要。”
这年放暑假后，我到呼和浩特和山西的云岗石窟画了一些画。8月14号的晚上我把自己画的一些写生稿带给老师看。这些全都是我对着景直接用墨画的。也不是用的墨汁，而是在云岗石窟边上，磨着墨画的。
打开几张一看，他立即批评说：“画得太黑了！由于太黑，画上的云岗石窟的楼阁就不突出了。”他又重复了过去他曾经给我讲过的人、山、树、建筑物之间的关系。我说在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用笔处理眼前的物象。他说这些都不重要，这也没有什么方法。
可染老师说，“以前给你讲过一些思维的方法。眼前有墨，纸，笔，颜料，把你知道的东西画出来就成了。没有一定格式。”老师略略沉思，又说，“你可以用画素描的方法画你要画的对象，也可以用线条的办法画。对象是什么样，你就按它是什么样认真地去画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讲什么西洋画的画法，还是中国画的画法。”
“你应该把山画得淡一些，把树画得浅一些，把房子也画得淡一些，要表现出层次来。”老师批评说。我说原来画的线条太轻，您批评过，现在画得又太硬，太重，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层次少了。他说不管怎么样，轻也好，硬也好，不能画成一个墨饼子，这样就滞了，死了。他再一次强调了不要把画画“滞”了。“层次是怎么来的？还是过去给你讲过的话，是从比较中来的。由于你在几个形态之间比较的少，所以才画成这个样子。”老师的样子有些严厉，他让我在这方面要好好再下一番功夫。老师回忆起他在干校劳动的时候，上面让背毛主席语录，有一句话叫“有比较才有鉴别”。他说这话有道理，他让我一定记住“比较”两个字对于层次来说是多么重要。
9月3日下午，我拿了自己的作业又到了老师家里。不过，这一次没有指点成，原因是老师家里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30多岁，是从西安来的，他带来了他的一些画让老师指点。我想这也是我的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就在一边也跟着听。
那位客人拿来的画中，有两张石鲁先生的画稿，一张荷花，一张画的是山石。另外还有一张石鲁先生的书法，都是原作。可染老师问那位年轻人进过专门美术学校学习过吗？那人说没有。但是他说他从1959年就开始画画了，今年34岁。他说他经常向石鲁先生学习，请教。
说到这里，可染老师关切地问“你能不能谈谈石鲁同志文化大革命初期和现在的一些情况？”老师说他很惦记石鲁。因为文革期间老师自己也失去了自由，不便也不敢打听别人的情况。那位年轻人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赵望云、石鲁等一批老画家受到了冲击。美协和美院之间有过不同的看法，这次斗争就有些激烈。这时有位中年画家某某为首的造反派，动手打了石鲁等同志。方济众也被下放到汉中文化馆。 美协被解散了。赵望云生了病，今年去世了。石鲁一直生着病，肝脏和神经都有毛病，现在正在恢复期间。那位年轻人又说，过去石鲁在创作技法上帮助过一些人，也曾经帮助过动手打过他的那位画家。因为石鲁在延安生活过，是老革命，还给那位画家提供过许多创作素材。年轻人说到这里，可染老师插话说，“现在形势好了，应该让石鲁同志画一些画。石鲁同志是老革命，技法好，又很聪明，应该为国家、为人民留下更多更好的作品。”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可染老师表达对一位画家发自内心的关爱之情。这也使我受到了很大启发。正是这一次的聆听，促使我日后去西安为石鲁先生拍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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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我高考，老师头疼
可染老师当年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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