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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人笔记-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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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棵树倒得这么急……兴许是树心已烂透了。” 
  “你是说把马克西姆砸坏了?”“砸坏了,老爷。” 
  “死了吗?” 
  “没有,老爷,还活着呢——可是他的腿和胳膊都砸断了呀。我就是跑去请谢利韦斯特奇大夫的。” 
  阿尔达利翁米海雷奇吩咐甲长骑马到村里请谢利韦斯特奇。自己则快马加鞭地奔向伐木地点……我也跟着他去。 
  我们看见可怜的马克西姆躺在地上。十来个庄稼人围在他的身旁。我们下了马。他几乎没有痛苦地哼哼,偶尔速把眼睛睁得老大,好像很惊异地瞧瞧周围,咬咬铁青的嘴唇……他的下巴在颤抖,头发粘在额头上,胸部忽快忽慢地起伏着:他快要死了。一棵年轻椴树的淡影在他的脸上轻轻地晃动着。 
  我们弯下腰看他。他认出了阿达尔利翁.米海雷奇。 
  “老爷,”他以听不大清的声音说起话来,“您派人……去请……牧师吧……上帝……惩罚我……腿、胳膊都砸断了……今天……是礼拜天……可是我……可是我……却没有让弟兄们歇着。” 
  他沉默了一会。他憋得喘不上气。 
  “请把我的钱……交给我老婆……我老婆……扣掉欠的……奥尼西姆清楚……我欠了……谁的钱……” 
  “我们已派人去请大夫了,马克西姆,”我那邻里说,“也许你还不会死的。” 
  他想要睁开眼睛,使劲地扬了扬眉毛和眼睑。 
  “不,我就会死的。瞧……死神来了,她来了,瞧……弟兄们.如存对不住的地方,请大伙原谅吧……” 
  “上帝会原谅你的,马克西姆?安德列伊奇,”在场的庄稼人以低沉的声音一起说,并脱下帽子,“请你原谅我们。” 
  他猛然绝望地摇了摇头,愁苦地鼓起了胸,又瘪了下去。 
  “总不能让他死在这儿吧,”阿尔达利翁…米海雷奇大声地说,“弟兄们,把那边大车上的席子拿过来,咱们把它抬到医院去。” 
  有两三个人向大车跑过去 
  “昨天……我在瑟乔夫村的……叶菲姆那里……”这个就要死去的人口齿不清地说,“买下一匹马……已付了定钱……那马算是我的了……也把它……交给我老婆……” 
  几个庄稼人把他抬放到席子上……他全身痉挛起来,像一只中了弹的鸟儿,随之便僵直了…… 
  “死了,”庄稼人们低沉地说。我们默默地上了马,就离去了。可怜的马克西姆的死使我陷入了沉思。俄罗斯庄稼人死得好 
  奇怪呀!他们临死前的心情既不能说是坦然的,也不能说是无动于衷;他们的死像是执行一种仪式:又冷静又简单。几年前,我的另一个邻近村子里,有一个庄稼人在烘禾房里被火严重烧伤了。(他本来就会死在烘禾房里了,恰好有个城里人路过,把这个烧得半死的人拖了出来:是那个人先让自己在一桶水里浸一身水,然后跑去打开那烧着的屋檐下的门。)我到他家里去看他。屋子里又黑又闷,烟气腾腾。我问,烧伤病人在哪儿?“那边,老爷。在炕上,”一个极悲伤的婆娘拖着腔回答我。我走过去,看见那庄稼人躺着,盖着一件皮袄,费劲地喘着气。“你感觉怎么样?”烧伤病人在炕上挣扎着想起来,可遍体是伤,命在旦夕。“你躺着、躺着、躺着……怎么样?好些不?…当然不妙呀,”他说。“很疼吗?”他没有作声。“不需要什么吗?”又没有回答。“要不要喝点茶?”“不要。”我走开一点,坐在凳子上。我坐了一刻钟,坐了半小时——屋子里死一般沉寂。在屋角里,在神像下边的桌子旁,躲着一个五六岁的小丫头,她在啃面包。母亲有时朝她吓唬一下。过道里有人走动、发出响声,还有人在说话;弟媳妇在切白菜。“啊,阿克西尼娅!”病人终于说话了。“要什么?…‘给点克瓦斯;阿克西尼娅端来克瓦斯给他。又是一阵沉默。我低声问:“他进过圣餐了吗?”“进过了。”看来是,一切都安排妥了:只是在等他咽气。我受不住了,便出来了……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我顺便到红山村医院去看望一位熟人,他是那里的医士,名叫卡皮东,也是个猎迷。 
  这所医院原先是地主家厢房;它是女地主亲自创办的,或者说,是她叫人在门上方钉了块蓝色牌子,牌上写着“红山医院,,几个白色的字,又亲手交给卡皮东一个精美的本子,让他作为登记病人的名字之用。在这本子的头一页上,这位慈善女地主手下一个谄媚者和仆从题上了以下的诗句: 
  Dans ces beaux lieux,oh r69ne l’a1169resse,Ce temple rut ourert par la Beaut6; 
  De VOS seigneurs admirez la tendresse.Bons habitants de Krasnogori 
  另有一位士绅又在下边附上一句: 
  Et moi aussi aime la nature!Jean Kobyliatnikoff 
  医士自掏腰包买了六张床铺,举行过祝福仪式之后,便着手替上帝的子民们治病了。除他之外,医院里还有两个人:患有疯病的雕刻匠帕韦尔和当过厨娘的一只手麻痹的梅利基特里莎。他们两人从事药剂的配制,烘晒或浸泡草药;他们还负责一些患热病的人。患疯病的雕刻匠神情忧郁,寡言少语;天天夜里都要唱《美丽的维纳斯》那首歌,一见到过路的人,便前去请求人家许他跟一个早已死去的姑娘马拉尼娅缔结良缘。一只手麻痹的女人常常揍他,还让他去照看火鸡。有一次我在卡皮东医士那儿闲坐。我们刚刚聊起我们新近一次打猎的事,突然有一辆大车驶进院子里来,拉车的是一匹异常肥壮的浅紫灰色马,像这样的马一般只有磨坊主才会有。车上坐着一个身穿新外套、长着花斑大胡子的壮实的汉子。“嗨,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卡皮东朝窗外喊道,“欢迎光临……”他朝我低声说:“这是雷博夫希诺的磨坊主。”那汉子呼哧着下了车,走进医士的房间,用眼睛找一下神像,并画了十字。“怎么样呀,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有何新闻?……您也许有点病吧,看您的气色不佳呀。”“是呀,卡皮东?季莫费伊奇,有点不对劲。” 
  “您感觉怎么啦?”“是这样的,卡皮东?季莫费伊奇。前些日子我在城里买了几个磨盘,运回了家,我从车上卸磨盘的时候,也许用力过猛了,肚子里咯噔地响了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断了似的……从那一会儿起就老是感到不舒服。今天特别地不对劲。” 
  “唉,”卡皮东嘟哝一声,嗅了嗅鼻烟,“大概是疝气吧。您得这病多久啦?已经是第十天了。”“第十天了?(医士从牙缝里吸了气,并摇了摇头。)我给您检查一下……唉,瓦西里?德米特里奇,”他最后说道,“你的情况不对头呀;你的病可不是闹着玩的;留在我这儿吧;从我这方面说,我会尽心尽力的,可是我没法打保票。”“真的这样糟吗?”磨坊主吃惊了,便低声地问。“是的,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很糟;若是您早两三天来我这儿,那就会没事,一下就可以治好;可是现在您体内已经发炎了,这就不好办,眼看就要变成坏疽了”“不会,卡皮东季莫费伊奇。”“我已对您说了嘛。…这怎么会呢!(医士耸了耸肩膀。)因为这一点小病,我就会死吗?我没有说会死……只不过请您留在这儿。”这位汉子琢磨来琢磨去,瞧了瞧地板,然后又瞧了我们一眼,摸了摸后脑勺,便拿起帽子。“您去哪儿呀,瓦西里。德米特里伊奇?”“去哪?还会去《呀,回家呗。既然病得这么糟,既然这样,就得去好好安排了。…那您就是糟蹋自己身体。T,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得了吧;就现在这样我都奇怪,您怎么到得了这儿的?请留下吧。…不,卡皮东?季莫费伊奇兄弟,要死,就死在家里吧;我在这儿死算什么呢——我家里天知道会出什么事呢。 
  “病情会怎么发展,瓦西里?德米特里奇,还不清楚……当然,病是危险的,很危险,这毫无疑问……所以您应该留下来。”(那汉子摇摇头。)“不,卡皮东?季莫费伊奇,我不留下……您给开一点药倒行。”“光有药还不行呀。…‘我说了,不留下。…那就听便吧……以后可别怨我!” 
  医士从本子上撕下一小页纸,开了药方,并告诉他还该做些什么。那汉子拿了药方,给了卡皮东半个卢布,便离开房间,坐上车子。“再见了,卡皮东?季莫费伊奇,有对不起您的地方,请多原谅。万一有了什么,请关照我的孩子们!…‘唉,留下吧,瓦西里!’,那汉子只是摇摇头,用缰绳抽了马,就驾车出了院子。我走到外边大路上,瞧一会他的背影。道路泥泞,而且坑坑洼洼;磨坊主很自如地驾驭着马,小心翼翼地、从容不迫地赶着车,跟相遇的人点头招呼……到第四天他就呜呼哀哉了。 
  俄罗斯人往往都死得莫名其妙呀。此时此刻我回想起许许多多死去的人。我也想起了你呀,我的老友,没有读完大学的阿韦尼尔’索罗科乌莫夫,卓越的、极为高尚的人!我又看到你那患肺病的发青的脸,你那稀疏的淡褐色头发,你那和蔼可亲的微笑,你那热烈兴奋的目光,你那修长的四肢;又听到你那细弱而亲切的声音。那时候你住在一个大俄罗斯地主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家里,教他的两个孩子福法和焦济亚学俄文、地理和历史,耐着性子去忍受主人古尔那些令人难堪的玩笑、管家粗鲁的恭维、恶劣的男孩子们的恶作剧;你带着苦笑并不怨不怒地去满足无聊女主人的刁钻无理的要求;不过,每天晚饭过后,你终于忙完了各种各样的事,完.成了各种各样的职责,坐到了窗前,抽起烟斗而沉思了起来,或者饶有兴味地翻阅起那个如你一样无家可归、命运不济的土地测量员从城里带来的残缺油污的厚本杂志,那时候你便会休息过来,感到轻松舒坦!当时你多么喜欢形形色色的诗、形形色色的小说呵,你的眼睛多么易于流泪,你笑得多么的开心,你那孩子般纯洁的心灵对人们充满多么真挚的爱,对一切善和美充满多么高尚的同情!应该说句实话,你不是一个非常聪明机灵的人;你既没有天生的好脑力,又不生性勤勉,在大学里你被认为是学习最差的学生之一;上课时你睡觉,考试时你目瞪口呆,可是,看到同学成绩好、进步快,是谁的眼睛会高兴得闪光,是谁会激动得喘不过气?——是阿韦尼尔……是谁盲目地相信自己朋友们的高禀赋,是谁为他们骄傲、吹捧,并极力加以袒护?是谁没有嫉妒,不讲虚荣,是谁无私牺牲自己,是谁乐意去服从那些不配替他解鞋带的人?……都是你,都是你,我们善良的阿韦尼尔!我记得:你为了“应聘”,怀着多么悲伤的心情和同学们告别;不祥的预感使你深受折磨……果然,你在乡下过得很不舒心,在乡下,没有你可向之恭敬请教的人,没有你可惊叹的人,没有你可爱慕的人……乡下人和一些受过教育的地主都把你当做教书匠来对待:有的对你粗鲁,有的对你不恭。再说,你的长相不大出色,胆子又小,容易脸红、.冒汗,口齿又不麻利……连乡间的空气也未能使你恢复健康:你却像蜡烛似的熔化着,可怜的人呀!不错,你的房间朝向花园;稠李树、苹果树、椴树常把自己轻盈的花瓣撤在你的书桌上、墨水瓶上、书本上;墙壁上挂着蓝绸的时钟垫子,它是那位善良多情的德国女郎——一个金发碧眼的家庭女教师——临别时赠给你的;有时有些老朋友从莫斯科来探望你,朗读别人的甚至自己的诗引得你欣喜若狂;然而孤独、难以忍受的奴仆般的教书匠身份、不能获得的自由,还有无穷尽的秋天和冬天、缠人的病患……多么可怜的阿韦尼尔呀! 
  我在阿韦尼尔死去之前不久曾看望过他。他那时几乎已走不动路了。地主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没有把他撵出家门,但停发了他的薪金,给焦济亚另聘了一位教师……让福法进了武备中学。阿韦尼尔坐在窗边一张IH的伏尔泰式安乐椅里。天气出奇地好。明朗的秋日天空在一排掉了叶子的深褐色椴树上方欢快地泛蓝;树上还有最后一批金灿灿的叶子在微微颤动,簌簌作响。冷冻的大地在阳光下冒着水汽,渐渐化冻;太阳红红的斜光照着枯衰的草地;空中仿佛有轻微的响声;从花园里传来园丁们清晰可闻的话声。阿韦尼尔穿着一件破旧的布哈拉长袍;绿色的围巾在他那瘦得可怕的脸上投下死沉沉的色调。他见到我高兴极了,伸出手来,打开话匣子,接着咳嗽起来。我让他缓缓气,并挨着他坐下来……阿韦尼尔的膝上放着一本抄得工工整整的柯尔卓夫诗集;他微笑着用手拍拍这本诗集。“这才叫诗人呢,”他使劲压下咳嗽,嘟哝着说,继而用难以听清的声音吟诵起来: 
  鹰的翅膀 
  难道被捆住了?它的道路 
  难道全被堵了? 
  我不让他往下念了,因为大夫不准他多说话。我知道什么合他的心意。可以说,索罗科乌莫夫从来没有去“追求”科学,但是。他对当今伟大思想家们已取得些什么成就这样问题则是很感兴趣的。他常在某个角落里抓住一位同学,向他细细询问起来,他倾听着,惊异着,别人说的他都相信,然后便人云亦云地去说。他对德国哲学特别感到兴趣。我给他讲起黑格尔(要知道,这是陈年旧事了)。阿韦尼尔便信以为是地点着头,扬起眉,微笑着,轻声地说:“我懂,我懂……啊,真好,真好……”这个死之将至的、无依无靠、被人抛弃的穷苦青年那种孩子般的求知欲使我感动得掉泪。应当指出,跟一切肺病患者大为不同的是,阿韦尼尔对自己的病情心中很有数,他不去骗自己…?一可是又怎样呢?——他不悲不叹。对自己的境况竞一次也不提…… 
  他鼓起气力,开始谈莫斯科、谈同窗学友、谈普希金、谈戏剧、谈俄国文学;他还回忆起我们的宴饮、我们小组里的热烈辩论,痛惜地提到两三位亡友的名字…… 
  “你记得达莎吗?”最后他又说,“那是颗金子一般的灵魂呀!多真挚的心呀!她多么地爱我……她现在怎么样啦?也许消瘦了?憔悴了?这可怜的姑娘呀!” 
  我不忍让病人失望——又何必让他知道,实际上他的达莎如今胖得滚圆,正跟商人孔达奇科夫兄弟打得火热呢,她涂脂抹粉,说话嗲声嗲气,还会骂街。 
  然而,我瞅着他那张憔悴不堪的脸,心想,能不能让他搬出这儿呢?也许还有可能让他治好病……可是阿韦尼尔没有让我把话说完。 
  “不,老同学,谢谢啦,”他说,“在哪儿死都是一样。反正我是活不到冬天了……干吗白白打扰别人呢?我在这一家已经习惯了。说真的,这儿的主人们……” 
  “很差劲,是吗?”我插嘴问。 
  “不,不是差劲!像是些木头疙疸。可是我不能怨他们。这儿有些邻居:地主卡萨特金有一个闺女,蛮有教养的,是个很可爱的极善良的姑娘……不骄傲……” 
  索罗科乌奠夫又咳嗽起来 
  “一切都无所谓了,”他歇了歇,又接着说,“要是准许我抽烟就好了……我不能就这样死去,我要把烟抽够!”他狡猾地眨眨眼睛,添上一句:“感谢上帝,我活够了,认识了一些好人……” 
  “你起码该给亲戚们写封信嘛。”我插话说。 
  “给亲戚写信干什么呢?求帮助吗,他们是不会帮助我的;我死了,他们自会知道的。唉,谈这个干什么呀……你最好给我说说,你在国外见到些什么?” 
  我谈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听着我说。傍晚时我离去了,过了十来天,我收到了克鲁皮亚尼科夫先生如下的来信: 
  阁下,请允许我告知您一个不幸的消息,您的友人阿韦尼尔‘索罗科乌莫夫先生,即住在我家的大学生,已于三日前午后二时病故,今日我出资将他安葬于本区一教堂内。他嘱我转交一些书籍和本子,今随函寄奉。他遗下二十二个半卢布,还有其他一些物件,均已交其有关亲戚。您的友人临终时神志清明,心绪可谓泰然,我全家与之诀别时,他亦无任何遗憾之表示。内人克列奥帕特拉.亚历山大罗夫娜向您致意。您的友人之死,使她深为感伤;至于我,托上帝的福,身体尚佳。 
  顺致敬意 
  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 
  我还想起了许多其他的例子,这里无法一一细述。只再说一件吧。 
  一位年老的女地主就要死了,当时我正在她身边。神甫已为她盒起送终祈祷。他忽然发现病人真的要咽气了,赶紧把十字架给她。女地主不满地挪开一点身子。“你急什么呀,神父,'’她用僵硬的舌头说,“你来得及的……”她吻了吻十字架,正要把手伸进枕头底下,气便断了。那枕头下放着一块银卢布:这是她为给自己做送终祈祷的神甫准备的劳务费…… 
  唉,俄罗斯人死得好奇怪呀! 
  科洛托夫卡是一个不大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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