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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说提倡什　么勤俭节约、艰苦朴素都不合新时期的道德观念。还说‘用少数先进人物……甚至革命烈士的楷模律之于全民’也要受到责备，并且断言不会收到实效。这种观点是否太偏了？也　许是我自己太偏了？那么，请大家判断、批评。”《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牛汉的好朋友，后来牛汉找他约稿，被回绝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6。　第四次作代会（3）
老太太在文学创作上出道早，资历老，评论作品口无遮拦。1984年2月8日，丁玲主持作协创委会关于1983年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创作情况汇报会，讲了半小时话，谈最近看作品　的感觉。她说很喜欢邓友梅、王蒙、蒋子龙的作品，但有的文章白话太多，文字不讲究，邓友梅的《烟壶》有四分之一可以省掉，王蒙的《哦，穆罕默德·阿麦德》题目下的一行　小字可以省掉，蒋子龙的访美文章有些粗糙，他有生活，有阅历，应该爱惜自己。第二天，丁老问我对她的讲话有何感想，我说，一听您点了三位知名作家我就紧张，怕您又得罪　人，后来听到您前面做了铺垫，先肯定了他们，我才松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丁老又来到我屋里说，你刚才说的“铺垫”不对，用词不当，“铺垫”指虚伪的事，我可是真心诚　意，再说你这个词也有点现代派的味道。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她更是敢于讲话，不怕伤人，一定要表示鲜明的立场观点，所以她就经常处在风口浪尖上，被视为一种力量的代表，也因此遭到忌恨。刘白羽1987年1月22日在　中宣部座谈会上说：“四次作代会以前，张光年到我家，一口气说了三个钟头，中心就是从反丁玲起，要我跟着他们反胡乔木、邓力群……”可见，那次作代会之前，丁玲就已经　面临险境了，但她一点都没有察觉。
　　12月末，参加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陆续抵达北京，丁玲家里的客人也多了起来，大都是延安时期或五十年代的老友。马烽、康濯、陈登科来访，丁玲留吃午饭，接着马　加、峻青等人陆续登门。秦牧也来了，他是《中国》的编委，并参加了唯一的一次编委会。
　　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
　　12月28日上午举行预备会议，全体代表出席，作协党组副书记唐达成传达了12月20日会议上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核心就是“两个不提”（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不提“清除精神污染”），否定了中宣部、中组部人事安排小组提供的新一届领导名单。这个预备会议，为四次作代会奠定了基调。会议简报说：“传达完毕，会场内立即爆发　出热烈的掌声”。下午，丁玲住进京西宾馆739号房间，那是主楼七层东南角的一个套间，它的西侧737号住的是艾青，对门740号是舒群。
　　第二天上午，四次作代会开幕式，丁玲在主席台前排就座。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等中央主要领导出席，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主动跟丁玲握手打招呼，丁玲说：“今天要听你的　报告了。”胡启立开玩笑说：“我是广播员。”胡启立代表中央书记处向大会致贺词，讲到创作自由问题时说：“对于创作自由来说，党和国家要提供必要的条件，创造必要的环　境和气氛。同时，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整个创作活动，要同党和国家所提供的这种自由环境相合拍。”这时会场里响起长时间热烈掌声。会后，一些作家近乎失态地大喊：“自　由了！自由了！”散会后，胡耀邦和丁玲在主席台侧幕处还聊了一会儿，他关切地问到丁玲的身体，因为那天中南海开会时他知道丁玲住医院了。我站在旁边看着，听着，他穿了　一件半旧的花呢西服，没有打领带，我觉得他脸色不好，显得很疲惫。中午，一楼走廊里贴出了用毛笔写的大字报，代表们涌去观看。原来是一封给周扬的慰问信，越来越多的作　家在上面签名，密密麻麻。

6。　第四次作代会（4）
下午，张光年作《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主题报告。可是刚开了约半个小时，许多人陆续离开会场，到走廊上聊天、抽烟……特别是看到几位当红作家也在走廊里说说　笑笑，我觉得奇怪。主席台上的人寥寥无几，丁玲穿着件枣红色毛衣，格外显眼。陈明让我去告诉她该吃药了，让她下来休息一下，但催了几次毫无效果，丁玲一直坐在主席台上　听完报告。第二天，香港的一本杂志就刊登了一篇对会内作家的访谈录，讥讽坐在主席台上的丁玲是“红衣主教”，是“左”王。
　　大概因为换了环境，加之京西宾馆的暖气太热，住进后，丁玲连续两个晚上都没有睡好。30日清晨五点她就起来了，说：“我住在这里不能安眠，很不习惯，还是搬回家去吧！”　我赶紧要了汽车，她连早饭也没吃，回木樨地去了，到家匆匆吃了一点东西，倒头便睡，上午一大觉，下午又是一大觉。
　　元旦，大会休息一天，代表们或访友或聚餐，十分热闹。丁玲家里却没有那么多来客，只有胡正、刘真、雷加、杨润身等来访。3日晚上，丁玲请了楼适夷、李乔和李辉英夫妇等几　位老友来吃饭。
　　那几天，会议选举也正在紧张酝酿进行。那一次选举，有很多极不正常的现象。张僖1987年2月28日在一次谈话时说：四次作代会，小兄弟、哥们儿在下边搞串连，半夜三更在516　房间开会。《文艺报》的×××说：“我们516俱乐部又开会了”。还有人肆无忌惮地大声嚷嚷着：“走啊，咱们多去几个人，把丁大妈选下来！”过了几个月，杨犁来看丁玲。丁　玲谈起那次选举说：“他们以为我在乎那个作协副主席啊，我才不稀罕呢！打成右派20多年，我在下边不是同样过得很好？”9月，刘白羽到协和医院来看她时，她又谈到四次作代　会的选举：“他们最讨厌的地方就是制造谣言，搞串联，‘文化大革命’那一套都学会了，所以这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人家就说你们真傻，还参加会，主要的活动根本不在会上，都　在会下面，天天都有请客的。”
　　1月3日上午，丁玲去投票选举理事会。5日上午去政协礼堂参加了柯仲平逝世20周年纪念会，发了言。下午是作代会闭幕式，大会公布了理事会选举结果，票数排在第一的是巴金，　633票，刘宾雁和张光年以534票并列第二，丁玲的票数是401票，排在第39位。1979年第三次作代会上，投票人数488人，她是472票，仅次于巴金的475票，与茅盾并列第二。
　　1月6日召开新一届作协理事会，选举主席团和主席、副主席。选举主席团委员时，张光年131票，唐达成121票，丁玲、马烽均为90票，刘白羽73票，均当选，贺敬之以65票落选。　选举主席时，巴金以134票当选主席，张光年128票、丁玲81票当选副主席，刘白羽以67票落选。张光年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晚饭后听到选举结果，刘白羽、曹禺、欧阳山、贺敬之四人　落选，（刘只选上主席团委员），不胜遗憾！”又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丁玲（差两票几乎落选）、刘白羽（已知选举结果）未参加今天的主席团会议。”①很有一点幸灾乐　祸的意味。
　　我在1985年1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今天公布作协四次代表大会理事会选举结果。丁的票数是401票，排在第39位。许多人为她不平，她却出奇地冷静。在参加闭幕式之前，我扶着　她走在京西宾馆铺着红地毯的走廊上，她语调平缓，对我说，眼睛不要光盯着京西宾馆的红地毯，世界大得很呢。现在这点小事算什么，比起五七年不是好多了么。五七年开完大　会把我打为右派，周扬找我谈话说：‘以后我们再也不能管你叫同志了！’想想那是什么滋味。”当时我听了，深为老太太的大气所震撼。她这一生大起大落，什么样的场面没经　历过，什么样的罪没受过，所以面对今天的事情才如此坦然。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6。　第四次作代会（5）
那天开完大会刚回到家里，李伯钊的秘书就打来电话，说“伯钊同志要顺路来看看丁玲同志”。她来了，没有说多少话，只是反复说：“你要相信党，相信党中央。”丁玲明白她　的心意，想起李伯钊是1936年11月到达陕北苏区后认识的第一批朋友，她们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想起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天，吴印咸拍合影时，她们两人紧挨　着坐在前排；这几年，她们虽然一个是作家协会副主席，一个是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见面不多，但是就在不久前，李伯钊邀请丁玲陈明出席他们的家宴，席间她深情地说：“丁玲是我最好的朋友……”李伯钊只坐了　几分钟就告辞了，临别，两位好友紧紧握手。4个月后，比丁玲小七岁的李伯钊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丁玲在悲痛中赶写了一篇悼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杨尚昆读了，说写得　好，很有感情。
　　《中国》本来打算在作代会期间开一个座谈会，加强联系，约集稿件，但是由于形势突变，没有开成。
　　丁玲再一次感觉到寒风袭来，势头强劲，源头还是1955年和1957年整她的那些人。他们今天仍然执掌大权，仍然要压她一头。历史问题没有压住她，中组部文件为她彻底恢复了名　誉，那他们就要在文艺界圈子里压住她，把她边缘化。他们当年把她打成右派，现在又把她封为“左”派。丁玲给陈登科写信说：“我又有一点落在五七年的情况之中了。不过帽　子是换了一顶，‘右’的还没有完全摘掉，‘左’的又来了。”
　　那次大会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至今仍有不同看法不同评价。这些年来陆续看到一些文件、资料，结合当年的亲身见闻，我对那次会议有如下认识：
　　第一，反对精神污染，是写入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丁玲、贺敬之、刘白羽，乃至所谓的“四条棍子”，坚决拥护坚定执行，无可非议，何罪之有！虽然后来在高层领导人　中出现了不同声音，但始终没有写入党中央的正式文件。坚决拥护党中央决议的干部，在庄重的大会上却受到几近疯狂的“围剿”讨伐，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第二，那些“围剿”讨伐者，口口声声要的是创作自由，选举自由，那为什么就不能给丁玲们一点拥护党中央决议的自由呢？为什么因为观点不同就必欲除之而后快，非要采取小　动作把他们搞掉不可呢？这哪里还有一点“自由”可言呢？
　　第三，实际上，那些口称“自由”者，是利用了党内上层的不同声音，利用作家协会换届改选的机会，排除异己，风头十足地大大搞了一把宗派！他们争的是权力！所以他们后来　洋洋得意，认为是打了一场大胜仗，甚至把这次作代会比喻为“遵义会议”！
　　丁玲办《中国》，是真心实意要搞“大团结”，创刊招待会上方方面面来了那么多人，她天真地以为真的就要“大团结”了。人家并不想团结她，对“丁玲的人”始终十分警惕。　张光年就公然对贺敬之说：丁玲一掌权，文艺界可就大乱了！还说：马烽是丁玲的人，你们要叫马烽上来，不就等于是让丁玲掌权嘛！
　　丁玲不仅被边缘化，而且被妖魔化，沾了她的边就倒霉。贺敬之本来是周扬非常器重的干部，就因为他相信中组部的调查，赞同给丁玲恢复名誉，结果遭到周扬声色俱厉的痛斥，　甚至上升到“你今后是否还要在文艺界工作呀？你如果这样看就站不住了”的高度！张光年等则斥责他“背叛了周扬”，“投入了丁玲的怀抱”，甚至说，看来中宣部要再找一个　主管文化的副部长了！
　　四次作家会员代表大会，实际已经预示着《中国》的颓势。①
　　

8。　遇罗锦与刘晓庆同时出现在《中国》上（1）
创刊号上最招眼的文章，是《刘晓庆的生日礼物——〈无情的情人〉拍摄散记之一》。之所以招眼，因为写的是刘晓庆，作者是遇罗锦，两个有名气而又有争议的女人。1983年胡乔木曾经在《内参》上撰文《一个“堕落的女人”》，指名道姓批评遇罗锦，在国内外影响很大。
　　1984年11月21日召开的在京编委会上，冯夏熊介绍完创刊号的目录之后，牛汉特意对遇罗锦的文章做了说明：“我简单讲几句，遇罗锦是引起人们注意的一个人，这个人应该说是　很单纯的，生活道路很坎坷，过去她写的都是自己的生活经历，她自己承认跳不出思想感情的圈子，比较狭隘，比较低，这次她力图突破写个人的小圈子，写得很开阔，背景是改　革。刘晓庆他们是一个改革的小集体，第一次拍片子《无情的情人》，剧本是根据部队作家徐怀中的小说改编的，遇罗锦承认这是她从生活到创作的一个转折点。我们的想法是，　对于青年人不要歧视她，这样对整个文学有好处。刊登这篇文章比较大胆，并不是投其所好。”
　　牛汉特意做了“说明”的稿子，只有遇罗锦这一篇，可能担心有人提出异议。但是会上并无异议，还有几个人替遇罗锦说了话。姚雪垠说：“我与遇罗锦无半面之缘，现在第一期　有她的稿子，我感到很高兴。这次我在法国接触到许多尖锐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问，中国作家犯了错误是不是还能发表作品？我说：能，除非是叛国者！他又问，听说要是恋爱　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不能发表稿子？我说，没有这个事情，都能发表！如果我们这个刊物拿到外国去，目录拿到外国去，它会解决许多问题。遇罗锦，过去人家批评她，今天我们的　创刊号，这么有威望的丁玲同志主编的大型刊物上发表她的文章，这本身带有政治意义。”草明说：“原来我对遇罗锦的文章有些看法，现在既然她改变了自己的作风，我们登她　的文章也是对于她的一种鼓励，同时也表示我们是很能团结人的，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她这个文章。”
　　雷加讲得比较多，他说：“现在有的青年人，写了一两篇文章，就受到批评，我听到第一期目录里边有遇罗锦的文章，很感动。她受到批评以后参加北京市作协，是我介绍入会的　，批评精神污染时这成了我的一个罪状。遇罗锦在她那个单位工作得很好，从领导到群众对她都是支持的。到国外去，有些海外作家问起中国作家，白桦、遇罗锦，都有她一个。　她写的东西还没有政治上反动的嘛。其实我就见过她一面。我在市委党校学习时，她的单位就在那个院子里，她要给我一封信，我让她放到信箱里，免得担嫌疑。我的印象，她是个年轻人，比较单纯。还有北岛的诗歌，在国外也很有影响，我　一句也没有读过。国际笔会上，外国作家说：中国有这么好的诗！这些青年人至少是可以发掘的财富。我们这个刊物搞不搞宗派，搞不搞五湖四海，执不执行党的方针，在我们第　一期的篇目里就体现出来了，这比你做很多的解释、说明、宣言，都起作用！”
　　舒群早就对遇罗锦表示出宽容。9月11日的会上，舒群讲到组稿问题时说，遇罗锦的文章也可以约，她是个弱者，应该帮助她，挽救她。但后来他又对发表遇文兴师问罪。
　　遇罗锦以《一个冬天的童话》和《春天的童话》两篇文章登上文坛，写的都是亲身经历，以大胆坦率引人注目。她的哥哥遇罗克，曾经在“文革”中写过《出身论》，公开反对“　血统论”，因此惨遭杀害。遇罗锦受其株连，在十分压抑的环境中成长，《一个冬天的童话》记录了她的那段遭遇，控诉了“文革”对于人性的扼杀，引起读者的同情。《春天的　童话》刊登在1982年初的《花城》上，写的是“文革”后她的婚姻和感情生活，发表后引起非议，招致许多读者的反感。丁玲在1980年12月3日、4日两天，读完《一个冬天的童话　》，认为“较有深度”，后来又读了《春天的童话》，她多次表示过这样的意见：《一个冬天的童话》写得不错；《春天的童话》写得不好。

8。　遇罗锦与刘晓庆同时出现在《中国》上（2）
1982年12月中旬，丁玲在中国作协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发言说：“有些小说我不喜欢，并不是因为它们骂了我们一些干部，有些人是该骂的呀！我的确不喜欢那个《春天　的童话》，怎么写得这样不美呀？我喜欢看的是美的作品啊。尽管它揭露了何净这样的人物，但它的总倾向我不赞成。如果我们的作家都是这样的心灵，那我们的创作就危险了。　”
　　《〈无情的情人〉拍摄散记》以连载的形式，出现在1985年《中国》第一、第二期上。这篇文章很快就引起争议，最早提出意见的是魏巍，时间在1984年12月25日晚上，文章发表　之前，他在《中国》编委会上提出了“小的不同意见”（陈明日记）。创刊号出来后，意见渐渐多起来，主要是一些老同志，1985年2月13日，王阑西电话打到丁玲家里，对遇文提　出批评，后来舒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