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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晚年丁玲生活思想状态:丁玲办中国-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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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宫举行 开学典礼。丁玲先到了，坐在休息室里，她看见张光年走进来，便从沙发上站起来，主动打招呼。从1958年丁玲下放北大荒算起，他们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来往了。两人都有些激 动，很热情地握手，互相问到身体，问到近况。丁玲说刚从厦门回来，那里气候和条件都很好，建议张光年也去鼓浪屿休养。张光年1979年2月患肠癌在协和医院动过手术，他说事 情太多，脱不开身，马上就要去河南，从河南回京后就去丁玲家里看她。典礼之后拍合影时，张光年挨着丁玲，坐在她的左边。
那是他们之间唯一一次真诚的握手，唯一一次身挨身的合影。在他们的关系史上，1981年4月17日那个下午，真是历史性的匆匆一瞥。
张光年没有食言。4个月后，8月27日下午，他和朱子奇一起登门来看望丁玲。当时丁玲应聂华苓之邀，即将启程访美，张光年一是为她送行，二是为作协即将召开主席团会议、改 组书记处、成立顾问会等事项，听取丁玲的意见。那是他头一次登丁玲的家门，也是最后一次。谈话间，两人很快就发现，在这些问题上，彼此的意见看法差距甚大。4个月之前那种久别重逢的激动平息之后，两 人都恢复了理智：我们过去不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今天依然不是。
张光年的来访，加深了丁玲对中国作协工作的不满和担忧，她甚至夜不能寐，第二天凌晨起来就给周扬写了一封信：
……昨天听了张光年同志来讲的你们的对作协工作上的布置和打算，说打算吸收几个老作家当顾问，提拔作协内部的几个工作人员和个别作家参加党组或书记处，以改变现在老弱 病的现象。我认为这种敷衍一时的想法是不对的，是有许多根由的。我心里实在不得不添些忧愁，睡不着，现在四点多钟，爬起来把几点切要的意见写给你，望你把我当着一个普 通的、对党的事业关心的同志考虑一下我的意见。大道理你懂得，也会讲，因此我不谈它。我只说自从我回来北京以后，对于文艺工作的一些实在不得人心的种种做法。第一，我 从来没有听到你们提倡文艺为工农兵，你们把老解放区，把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培养起来的老作家都搁在一边，只在需要装饰的时候，表面上虚与委蛇一下，你个人从来不诚 恳的找一下这些人谈两三句话，连过去你的假团结都没有。只相信几个你认为可靠的人。于是你把作协、党的文艺工作的重担只交给病人，两年来都没有上班，最近才上班的张光 年同志，和忙人、又是文联党组又是文学研究所主任，后来又是电影总负责人陈荒煤同志，和一些没有多大工作经验，或长期脱离文艺工作或从来没有做文艺工作的人。这些人也 许忠诚，但他们是很少谈作品，过去是，现在是，他们是脱离作品，脱离作家，高高在上的人。而现在是决策一切的指挥者。……这封信没有写完，没有寄出，也从未公开发表。但是它有助于我们了解丁玲对于以张光年为首的作协领导班子的意见：把老作家们“都搁在一边”，依旧是周扬在“文革”前那个 老班底，手中拥有评奖、出国、提拔重用等手段，可以拉自己的山头。 。 想看书来
4。 作协党组的态度（2）
这也是中国作协作家支部那些老作家的普遍意见。这个支部里包括萧三、张天翼、丁玲、艾青、舒群、罗烽、白朗、草明、曾克等，这些人资历深，级别高，名气大，其中有中国 作协副主席三人，全国政协常委、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七人。他们许多都是直性子、炮筒子，几乎每次开会都要给党组提意见，火力十足。作协党组惹不起，只得敬而远之， 但老作家们不依不饶，非要党组领导出面来回答他们的问题。一次座谈会上，《人民文学》副主编刘剑青发言说，作协党组还是非常重视老作家，重视发表老作家的作品，光年同 志，冯牧同志都是这样。丁玲就打断他的话说，你拿出行动来嘛，我搞创作几十年了，也算个老作家了，我给你写信都好几次了嘛，都半年了嘛，想见你一面都见不到！
导致丁、张关系急剧恶化的，是所谓的丁玲“诬告”事件。
1983年9月，作家支部的老作家们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的讨论会上，就文艺政策和文艺方针，指名道姓提意见，特别是给作协党组的领导提了一些尖锐意见，主要是文学作品应该 着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作协的刊物应该正确引导全国的文学创作，对青年作家不能“捧杀”，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标准不容置疑等等。会后，支部书记曾克把这 些意见写成一份学习简报，上报作协机关党委，并且通过私人关系的渠道，送到了邓小平那里。
10月11日下午，中央办公厅的庄桃之同志往丁玲家中打电话，但丁玲和陈明去了香山看望书法家康殷。他问我是谁，我说是丁玲同志的秘书。庄桃之说，你知道丁玲同志给小平同 志写信的事吗？我回答：没听说丁玲给小平同志写过信呀。庄说，也不是丁玲同志一个人写的，上面还有好多人的名字。接着他念了一串作家支部同志的名字，并念到记录者是秦 友苏和王增如。我马上说，那是作家支部的简报，支部书记不是丁玲，是曾克，其中的记录者之一就是我。庄说，你们的简报我们请打字室给打出来了，现在需要你们来两个人修 改、校对。只要是在简报上署名的，谁来都可以，今天就要搞好。
放下电话我很着急，丁玲联系不上，我便打电话找到曾克同志，因为她是支部书记，给邓小平的材料也是她转送的。曾克说，现在找谁都来不及了，就咱们两个去吧！大约下午三点多钟，我们到了中南海。
庄桃之有四十来岁，戴黑框眼镜，稳重和气。他拿出原稿和一份打印稿说：“小平同志看到了你们的简报，批示印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各位同志，我们已经打印出来了，现在请你们 来校对清样，也可以修改。今天一定要搞完。”
我看到，原稿写在8开大的作协稿纸上，是复写件，曾克同志的笔迹。抬头写着：“中国作协机关党委并转邓小平同志”，正文完全按会议记录形式书写，发言内容记录在每人名下 。原稿的天头空白处，用铅笔写着“印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同志”，落款是“邓办”，日期是10月9日。庄同志建议把发言人的次序按内容重新排列一下，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我 们照办了。打印稿上错字较多，曾克和我，一个人念原稿，一个人仔细校改。全部搞好以后，天已经完全黑了。
当时中央刚刚开完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在会上讲了两个问题：第一整党不能走过场，第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邓小平的讲话，或许多少受到了 作家支部那份简报的影响。 。。
4。 作协党组的态度（3）
这是10月份的事。到了11月中旬，一次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冯牧告诉张光年说：丁玲等14名党员到邓小平那里告状，说作家协会有“周扬宗派”，如何厉害。几天后的另一次党组 会上，唐达成又汇报说，中纪委来调查丁玲等14人反映的作协问题。张光年听了很生气，认为这是“诬告”，要求上级“查明更正”。
自此，张光年与丁玲，与作家支部老作家们的矛盾越来越深。
第二年，1984年春天，中央组织部拟定了《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分别送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等几位重要当事人征求意见。林默涵、刘白羽很快回复表示同意 。周扬对贺敬之说，这件事我不好表态，最好由你出面……然而，当贺表态同意中组部意见后，周对贺大发雷霆。张光年呢，先是把这份文件压了一些日子，退回文件时没有写任 何意见，却附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回忆录。徐在回忆录中说，当年丁玲被拘南京时，他曾对她多有优待。2002年2月14日，我去协和医院探视张僖，亲耳听他讲到这件事。他说：《文艺报》的×××去香港，拿回两本《徐恩曾回忆录》，给了张光年一本，给了夏衍一本，张光年上报材料时，就把这本 书附上了。张光年把中组部征求意见稿和徐恩曾的回忆录给我看，我认为徐只写了每月给丁玲100块大洋，一起打麻将，并未写她自首叛变，因此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1985年9月11日，丁玲在协和医院和刘白羽谈话时也说到这件事：“他把徐恩曾写的回忆录找了来，附给中组部。那个材料我老早看到了，中组部更是老早看到了，徐恩曾没有说我 什么嘛。我离开南京以后，他当然是挨了批了，陈立夫他们能不批他么，说丁玲怎么跑掉了？他必定要洗刷他自己，写一篇文章分辩一下，他就说他对我非常好，认为我是有才干 的，一定要想办法来利用我这个才干，他就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走掉。”
丁、张矛盾的高峰，是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
为了选配新一届作协领导班子，中组部和中宣部成立了一个人事安排小组，两年多时间跑了许多省市，听取了近千人的意见。对于丁玲，大多数意见是做新一届作家协会副主席或 者是主席，关于作协党组书记的人选，马烽的呼声很高。张光年对此很恼火，他认为马烽是丁玲的人，五十年代文学讲习所时就是老关系，于是说：“马烽上台就等于是丁玲上台 ，那不是要天下大乱吗？”他对丁玲这“一派”始终保持着高度戒心。
由于这样一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因由，所以，丁玲、舒群等人从《中国文学》谋划之初，一直对作协党组有所警惕。丁玲1986年3月去世之后，中国作协终于开了杀戒，在那 一年的年底将《中国》一刀斩落马下。
6。 第四次作代会（1）
1984年中国文学界的收官之作，是年底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当丁玲们在为《中国文学》亟亟奔走的时候，张光年们则在为第四次作代会殚精竭虑。作代会的主要议程是两项，一是工作报告，一是人事安排。报告是虚的，人 事安排则是实实在在的权力，为万众所瞩目。
12月10日上午，丁玲到作协参加主席团扩大会议，讨论张光年在四次作代会上的报告。所谓“讨论”，全都是一片赞扬之声，唯独丁玲发出了“不同声音”。她说，这种报告没有 什么实际作用，谁的心思也不在报告上，开完会就把报告丢到一边了。张光年对此十分不满，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丁玲发言，说什么老规矩改不了，还是要做报告，会上不能从 容讨论，只好通过，会后就忘了云云。我说明两点：第一，中央要求一个好报告；第二，当前一系列问题，作协需说明态度。她说我歪曲了她的意思，她指的下次会云云。会场上 沉默片刻，荒煤发言激动：“我拥护光年同志报告”。我还念了王蒙的意见，有“激动人心”等语。
中国作协历任党组书记里边，张光年是很厉害的一个，掌控局面的能力很强。即便作协的领导层，也都有些怕他，但丁玲有这个胆量，在主席团扩大会议上敢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的 ，除了丁玲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张光年也有些怵丁玲，他对作协的工作人员说过：丁玲厉害呀！丁玲去世后，他和张僖讲到老太太的家事时又说过一句：丁玲是条龙！……四次作代会，是非常敏感的一届大会，对于它的评价一直存在争议。
中央对这次大会十分重视，1984年12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勤政殿开会，专题讨论四次作代会筹备工作。胡耀邦总书记亲自主持。第一项议题，是讨论张光年的大会报 告。胡耀邦说：“我看是个好报告，有激情。”并问有什么不同意见。这时，张光年念了李锐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上表示，不赞成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认为界限不易说清 楚。张光年补充说，黎澍也认为这个提法不准确。张光年讲完，万里、胡耀邦都说：“反自由化不要再提了”，代之以“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遗毒”。第二项议题， 是讨论新一届作协人事安排。由中宣部、中组部联合组成的人事安排小组汇报了名单之后，夏衍就问：这个新领导班子名单，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总书记说：什么指令性、指导性，是无效性的，像文联、作协、科协这些人民团体的人事安排，党委组织部门就不要干预了，选上谁算谁， 选举后报中组部备案就行了。
后来，1987年1月26日，曾任作协党组副书记的朱子奇在中宣部座谈会上说：准备四次作代会的第一个阶段，贺敬之同志领导的人事安排小组，一年多征求了近千人的意见，像我们 这些人，每个人都有鉴定的，你的优点，你的缺点，留不留，非常慎重，非常客观。1984年9月在京西宾馆由贺敬之召集的党内文艺工作座谈会，他们说贺敬之同志搞极“左”，要 整人，打小报告捅到胡耀邦同志那里去。一个中宣部管文艺的副部长，等于靠边站了，根本不起作用了，这很不正常的。对人事安排小组名单当然可以提意见，甚至也可以否决， 但你不能在会上，用手一指：“作废！”
6。 第四次作代会（2）
那天中南海勤政殿的会议，丁玲本应参加，但她因为洗澡受寒，患了感冒，在协和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一直到20日下午才出院，错过了亲眼目睹那个场面的机会。第二天上午一位 熟人来家，讲了昨天中南海会议的情况。吃午饭时，丁玲在饭桌上说：昨天中南海开会，讨论作家协会代表大会，胡耀邦讲了三条：一、中央对文艺界加强党的领导不够。二、派 到文艺界做工作的领导不熟悉作家，不了解情况。三、文艺界行政领导和作家之间不团结，互相搞小动作。胡耀邦还说，这次报告不要再提“精神污染”了。
胡耀邦不是对作协党组的领导不满意，而是对中宣部分管文艺的领导不满意。
这些情况，说来话长。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会后一大批作家纷纷发表谈话，拥护党中央的决策。丁玲先是接受新华社记者郭玲春采访，谈话刊登在《 人民日报》上。后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星期演讲会”发表广播讲话《认真学习，开展批评，整顿文坛，繁荣创作》，更加完整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中国作协召开了一次座谈会 ，发言摘要刊登在《新观察》上。一些稍年轻的作家，发言调子都比丁玲高得多，却只有丁玲等几个老作家被诬为“棍子”。
1984年9月10日上午，丁玲在中宣部京西宾馆文艺座谈会上发言时说：“夏天我到福州，有人告诉我说，这里听到北京有人说，你们是‘四条棍子’（指的是我与艾青、臧克家和欧 阳山）。我想来想去，不就是在清理精神污染时新华社记者采访了我们这几个人，说了那么几句话吗？这怎么竟成了棍子！”老太太敢说话，就在那次会上，又对张贤亮的《绿化树 》提出了批评：“三年前，我在厦门读到了张贤亮同志的《灵与肉》，我欣喜难安，整天在走廊上徘徊，看着起伏的海浪，不由得写了一篇赞扬文章。几年来我一直注视着他，把 希望放在他身上。但最近读了他的《绿化树》，心里很难受。这篇小说却又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好评，使我一时不能理解。……我不喜欢这篇小说，我觉得太过分了，使人感到是共 产党把人变成了兽。这个世界太阴暗（好像只有一个队长稍好一点，还有一个有人性的女人，和一个流浪汉），对此我心里是不愉快的。……我认为我们对作家是不必深究的，因 为他有这种感受，他不能不写出来。我们完全可以开诚布公地和作者共同探讨、商榷，互相提高。但我认为文艺界的领导，思想战线上的领导，研究、指导写作的理论批评，与一 些普通读者一样，对这一作品也如此偏爱，却使我不能理解。”1980年2月，她在厦门鼓浪屿疗养时，阅读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参评篇目，陈明在日记中说，丁玲“甚赞张贤亮的《灵 与肉》、邓友梅的《三猫图》，及刘绍棠的《二度梅》”。
同时，丁玲还不指名地批评了9月3日《人民日报》8版上的一篇文章《农民到大饭店订酒席——南行随想之二》，说：“《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说农民花两千元请客，意思是 农民富了，可以而且应该有这点享受，如果加以反对是不应该的。其实农民请客并不一定是从万元户才开始的。抗战时期战争环境，农民很穷时也是要请客的，农民向来也很慷慨 大方。不过这些都没什么。文章的后面，并不是说农民请客，而是骂特权阶级、骂这些人养尊处优，不关心群众疾苦和人身安全，不让别人高消费，这是该骂的；但甚至说提倡什 么勤俭节约、艰苦朴素都不合新时期的道德观念。还说‘用少数先进人物……甚至革命烈士的楷模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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