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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寄托。”
　　

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5）
巴西人也许天生就注定内心里有种悲剧性。他们没有趁他们主办世界杯的机会夺得冠军，这几乎是不能容忍和难以原谅的。世界上所有７个曾经夺得过世界杯冠军的国家，其中乌拉圭、意大利、英格兰、西德、阿根廷和法国都曾借助主办世界杯而一举登顶。而只有巴西，虽然５夺冠军，却从来没有在自己家门口，当着家乡球迷的面将金杯高高举起。
　　１９５０年的世界杯还没有电视转播。比赛当天里约市大约十分之一的群众拥进了马拉卡纳球场。试想想，修建一个超大的球场，然后里面挤满数以万计满怀信心的球迷，却在比赛的最后一刻输给曾经无数次战胜的对手，而且还是输在引以为豪的足球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打击巴西国民的自信心呢？
　　当球迷离开马拉卡纳球场时都很安静，只发生了一个小的“暴力”行为。曾经在赛前“向胜利者致敬”的里约市市长门德斯的雕像赛后被愤怒的球迷给掀翻了。
　　巴西为什么会输？因为奥古斯托头上撞了一个包？还是因为比戈德在比赛时被巴雷拉击打？或者是过度的自信心？也许是赛前球迷和舆论必胜的巨大压力？巴西人很难接受乌拉圭人比他们厉害这个理论，也难以把这段历史从记忆中抹去。逐渐地，开始出现这样一种声音：巴西人性格中注定就有的悲剧性。胜利固然能够加强国家荣誉感和对前途的乐观精神，但失败却加剧了巴西人的自卑和羞耻感。
　　作家若泽·林斯·多·雷古在《体育日报》上写道：“我看见人们低垂着头，满含泪水，静悄悄地走出马拉卡纳球场，好像他们刚刚从自己父亲的葬礼中出来。整个国家陷入失败之中——更进一步的说是——陷入绝望。我的心被刺痛了。开场时雀跃的欢呼声却化为散场时熄灭的焰火。突然一种失望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们是一个不幸的民族，我们无法去寻找胜利的欢乐，却只能在失败的阴影中蹒跚前行。”
　　八年之后，内尔森·罗德里格斯创造了一个词汇“流浪狗情结”——来形容“自卑的巴西人在失败时的状态……我们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输掉比赛，原因很简单：因为巴雷拉击打了我们，而我们，就是一群流浪狗”。从此，一旦巴西在某项体育运动上遇到挫折，罗德里格斯的这个词就被不断提起。其实巴西人缺乏自信心，没有坚强的神经。巴西人总是在找自己的毛病，他们的对手就是他们自己，是马拉卡纳的阴影。致命的决赛隐喻着失利。
　　决赛的失利使得巴西国内还掀起了一阵种族歧视浪潮。因为３名失误的球员——巴尔博萨、比戈德和茹韦纳尔都是黑人——使得反对黑人介入足球的思想重新抬头，其中巴尔博萨受害最深。尽管在世界各国的体育记者投票选举的最佳阵容中，巴尔博萨是得票最多的守门员，但１９５０年的决赛之后，巴尔博萨只代表巴西队打了一场比赛，之后就再也没有进入国家队。同时，球迷和舆论都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他，认为是他的失误才让乌拉圭人得分。巴尔博萨的阴影也影响到其他黑人守门员：１９９９年美洲杯的迪达是１９５０年之后，近５０年中第一个站在巴西球门前的黑人守门员。
　　巴尔博萨永远也忘不了１９５０年的那场比赛，在他辞世之前，他曾经说过他一生中最伤心难过的时刻，是那场比赛的２０年后的某一天，当他在街上买东西的时候，旁边的一位妇女指着他对自己的孩子说：“你看，那个家伙就是让整个巴西陷入悲痛之中的人。”
　　巴尔博萨是足球史上最大的受害者。因为迷信，怕接近他而沾染上坏运气，他甚至不被允许进入巴西队的训练基地，大家都躲着他。他总是叹息道：“巴西的徒刑最长不过３０年，而我，却被判了５０年。”
　　巴西队当时的主教练弗拉维奥·科斯塔后来接受报纸的采访时，认为巴西心理上根本就没有做好接受失败的准备，因为这个年轻的国家历史上还没有遭受过大的挫折。自１８８９年成立共和国以来，巴西从没有介入什么纷争，也没有因为疆界的问题而和邻国兵戈相见。这个国家只是通过政治方式一步一步走向民主，摆脱独裁统治，因此在国家历史上，缺乏重要的历史性时刻。“国家历史上所有历史性时刻中，１９５０年世界杯的决赛无疑是最光辉最耀眼的一刻。它就是我们的滑铁卢。”保罗·佩蒂冈写道，“这场失利从一场简单的比赛转变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传奇：它就像一个神话传说扎根于巴西人的生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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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6）
英国人以两次世界大战（１９１４—１９１８，１９３９—１９４５）把２０世纪分为３个部分；而巴西人，则是把１９５０年的世界杯作为划分２０世纪的大事件，似乎只有在世界杯的时候，巴西才更像一个国家。作为惟一参加每届世界杯的国家，巴西的历史似乎可以以每４年为一个阶段来分析看待。
　　１９５０年世界杯被视作现代足球元年的开始，而这个年份对于巴西人则是个不小的折磨，因为无论他们之后取得多大的胜利和辉煌，他们的起点都是这个永远也摆脱不了的失败。在马拉卡纳球场取得再多的胜利也无法掩盖这里最初是上演国耻的舞台。
　　也许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乌拉圭人——那场巴西人没齿难忘的决赛的胜利者——却并没有把１９５０年的世界杯当回事，虽然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登上世界杯冠军领奖台。２０００年７月的某一天，我在马拉卡纳球场遇见了一位带团参观的乌拉圭导游胡安·何塞·奥利维拉。当我问到乌拉圭人怎么看待巴西人被这场失利的痛苦折磨时，他回答道：“年轻的乌拉圭人根本都不关心过去，从来都不会谈论１９５０年的世界杯，那离我们太远了。”
　　１９７０年的墨西哥世界杯，在半决赛中，巴西队再次和乌拉圭相遇。这是２０年后两队在世界杯中的首次碰撞。若昂·路易斯赛前通过黄页找到了乌拉圭驻巴西大使馆的电话。当终场哨响，巴西队３∶１力克昔日劲敌，若昂飞快地拨通了乌拉圭使馆的电话，然后对着话筒大喊道：“我需要喊出我１９５０年没有喊出来的话——巴西队进球了！”说完这句话，他激动得哭了出来。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很可笑。这根本就不能改变什么，也不可能治愈国人心中的创伤。完全是个疯狂球迷的举动，缺乏理智。”
　　若昂随后发明了一种更好的办法来缓解１９５０年的痛楚。他改变了历史。这得从他看《卡萨布兰卡》说起。他很不喜欢这个电影的结局——英格利·鲍曼离开了亨佛莱·鲍嘉，于是他把录像带重新编辑了一下，使得鲍嘉最后留住了鲍曼，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受这个启发，若昂很快决定，用他的双手，要将历史重写。
　　若昂把他更改过的１９５０年决赛的录像带放给我看。吉贾带球突入禁区，起脚射门。但当球擦到门柱时，录像带忽然一下子倒带，看起来就像是球打在门柱上又弹了回去。“射门，门柱！”录像带的解说是若昂自己配上去的。下一个镜头变成比戈德解围，大脚把球开了出去——那是从另外一盘录像带上截下来的。
　　具有幽默感的若昂把最后的结局也变得很有趣。无疑，乌拉圭输掉了比赛。但若昂不需要费力地去找寻一些乌拉圭人哭泣的镜头，因为实际上在获得冠军之后，乌拉圭队队员激动得都流下了泪水。只是在若昂新版本的解说配音下，看起来更像是乌拉圭人输掉了决赛。场面上看起来相当感人，让人情不自禁对乌拉圭队产生恻隐之心。
　　巴西欢庆胜利的场景取自于里约狂欢节和纽约欢庆新年的镜头，疯狂的庆祝活动看起来很像真正的球迷欢庆。而另一边，在蒙得维的亚，乌拉圭人失望的表情取材于阿根廷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的贝隆夫人葬礼。“在我看来，乌拉圭人和阿根廷人差不多的，没什么区别，都是长着大胡子，穿着大衣。”若昂很是得意自己的作品。虽然是无心所为，但却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与若昂的录像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另外一本叫《巴西失去金杯的那一天》，作者就是保罗·佩蒂冈。书中写道主人公回到过去，正好赶上决赛，于是想改变历史。他坐在球门后面，当吉贾带球向禁区冲过来的时候，他站起来向守门员巴尔博萨大喊，告诉他吉贾要射门了，要他往左边扑。但也许是弄巧成拙，主人公的大喊大叫让巴尔博萨分了神，结果吉贾还是把球打进了。历史更改不了，但能够成为制造历史的那个人也许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这本书随后被改编成一部电影，还获得了巴西国内的电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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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7）
托马斯·苏阿雷斯·达·席尔瓦，或者叫大师齐扎，还有人叫他基吉尼奥，被认为是巴西足球史上没有获得世界杯的最优秀的球员，在巴西足球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承前启后，是４０年代利奥尼达斯和５０年代贝利两个辉煌时刻的过渡性人物。贝利经常提及基吉尼奥，说他是自己见过的最优秀的球员。如果不是因为１９５０年的世界杯，也许基吉尼奥将会被人们视作和贝利一样伟大的球星。但是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基吉尼奥代表的是１９５０年的失败，而贝利则是１９５８年夺冠的功臣，并随之代表着巴西足球黄金时代的到来。
　　１９５０年的决赛结束的那个晚上，基吉尼奥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不断涌现刚刚结束的比赛的场面和那两个令人坠入地狱深渊的进球。本来俱乐部给了他两个礼拜的假期，但到了第四天，他就跑回俱乐部，和队友一起开始训练。“我受不了闷在家里。我得出去释放一下心情。这样我就回到俱乐部，和队友训练，然后慢慢抹平了心理伤痛”。
　　基吉尼奥现在已经７９岁高龄了，但眼睛还炯炯有神，身体也很不错。说话带有明显的当地俚语口音，一说到高兴的地方就咧开嘴巴笑起来。坐在他在里约郊区的房子里，我们两个谈起往事，我问他以前的队友都是怎么度过那段艰难时期的。
　　“巴尔博萨就是因为这个死的。”他恨恨地说道。
　　比赛失利的压力让巴尔博萨早逝？
　　“是的，这真不应该发生。比赛结束我走出球场，没有人跑过来嘲讽我，看见我的球迷只是对我大喊：‘嘿，伙计，没事的。’但是星期二出版的报纸上就有铺天盖地的文章跳出来分析比赛失利的原因。他们都把矛头对准了巴尔博萨。一直都是。当然还有可怜的比戈德。比戈德之后几乎都不敢出门了。他只去两个地方：我家和阿德米尔家。有时候我会邀请比戈德到我家来玩，但是我要求每一位客人都不得谈论１９５０年的那场比赛，否则我就会毫不客气地请他离开。比戈德后来还是离开了里约，压力让他不得不选择逃避。他搬到了米纳斯吉纳斯，但那里的人们一旦在路上碰见他就会走上去，戳着他的鼻子大声质问他为什么会失误？他不得不离开米纳斯吉纳斯。现在他住在圣埃斯皮里图州。”
　　“茹韦纳尔现在住在巴伊亚，再也没有回里约来。”
　　在基吉尼奥看来，他强硬的性格使他免遭批评的压力。“从来都没有人指责我。如果我被人骂了，我会毫不客气地回击他。但是我的那些可怜的朋友却没有这样的勇气。”直到今天，基吉尼奥仍然不会让别人在口头上占到他一丝的便宜，他像一头易怒的狮子，随时准备跳起来反击。但是他还有风趣幽默的一面。当他的私人助理，罗莎妮小姐邀请我们喝咖啡时，他偷偷地扯了扯我的衣服，然后很得意地笑了笑：“你看，我几乎快８０岁了，但还会有女人爱上我。”
　　每年一到６月份，基吉尼奥就打电话给他以前的队友，给他们一个密码。这个密码是他们之间用来辨明身份的，以免受到无聊的报社记者电话的骚扰。而到了７月１６日这一天，基吉尼奥就把家里的电话挂起来，这样一个电话也进不来。“否则电话会叮叮叮地响一整天，全国各地的人都会打电话过来，问我们为什么会输掉了世界杯。”
　　在基吉尼奥客厅的墙上，挂满了他曾经效力过的球队和一些他职业生涯中辉煌的时刻的照片，其中有庆祝弗拉门戈队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三连冠的照片以及圣保罗队１９５７年夺得州联赛冠军的一刻。他还有一张海报大小的照片，是１９５０年世界杯时的那支巴西队的全家福，上面有全体队友的签名。
　　但要找到１９５０年世界杯的奖牌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一起找了好久，才在他摆放奖牌的柜子角落里发现了那枚银牌。只有邮票大小，又黑又脏。“我从来就没清洗过它，”基吉尼奥承认，“在巴西，第二名就是狗屎，还不如在进决赛之前输掉，决赛输球的打击太大了。惟一值得当的第二名就是当副总统，因为总统死了你就可以做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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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8）
但很快，他就改变了他的想法。“巴西没有人刺杀总统，所以副总统也不值得去当。”
　　退役之后，基吉尼奥进入了里约州政府，在里面工作了二十多年。他的社交圈子更多的是舞蹈界的人士，而不是足球圈的人。但只有一个例外：１９５０年世界杯的那支乌拉圭队。自从那场“致命的决赛”之后，他们的命运捆绑在了一起。“我和乌拉圭人打交道的时间比和巴西人打交道的时间还多。”
　　基吉尼奥向我讲述了他和奥夫杜略·巴雷拉之间的故事。“我有一次跟阿德米尔说，我有点想念那个乌拉圭混球，干脆我们去看看他吧。阿德米尔去了蒙得维的亚，见到了他。巴雷拉的妻子告诉阿德米尔，说巴雷拉也很挂念我。”于是以后每次基吉尼奥去乌拉圭，巴雷拉都会做东请他吃饭。而只要乌拉圭人到了里约，基吉尼奥都会陪他到处去转转。１９７０年，巴雷拉组织了一场慈善表演赛，比赛的双方就是１９５０年世界杯决赛的两支队伍。巴西队还是没有扳回来，他们２∶４再次输给乌拉圭人。但是往事如云烟，没有人再去看重比赛的胜负和分数，只有对过去岁月的蹉跎的无限感慨。巴雷拉后来告诉我说，蒙得维的亚球场已经好多年没有像那场比赛那样爆满过了。
　　在基吉尼奥的书架上，我发现了保罗·佩蒂冈的那本《悲剧之剖析》。我很好奇地问他是否读过。“没有，哈哈，”他大笑，“我从来不读伤心的故事。”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参加了那场比赛。在这本书没写出来之前我就已经读过了，在球场上。我相信这是一本很好的书，许多人都很喜欢。但是我不会再去感受苦涩，有很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你说，我会去看这本书吗？”
　　他接着说道：“你想不想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输吗？”
　　他拿出一张纸，在上面画出阵型图给我讲解道：“简单的说，因为我们的阵型是ＷＭ。”他用笔在纸上画出球场，然后是１１名球员的站位。ＷＭ阵型是赫伯特·查普曼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执教阿森纳队时发明的。
　　“世界杯上最后４场比赛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打ＷＭ这个阵型。西班牙、瑞典和南斯拉夫都是踢ＷＭ，结果我们都赢了。但是乌拉圭人没有采取ＷＭ阵型。他们的打法是布置一名球员拖后，其他人在前面。那是一个很糟糕的阵型，但与之相比，ＷＭ更差。”
　　基吉尼奥说他原来就见过乌拉圭人所采用的打法。他爸爸曾经效力过的俱乐部——圣贡萨罗地区的卡利奥卡队就是同样的一套打法。基吉尼奥在纸上画出他６岁时就认识的那些球员在球场上的位置。基吉尼奥不停地分析这两种阵型的特点，强调乌拉圭人的打法对巴西的ＷＭ阵型正好是相克的。他的目的是要说服我，１９５０年的失利，不是某一个人的失误，而是阵型的原因。
　　“我一直都在想乌拉圭人采取的是和卡利奥卡队一样的打法，但我不敢确定。直到有一次，我去乌拉圭，我碰到了马斯波利，我向他确认，问他：‘你们是不是这么踢的？’他证实了我的猜测。我接着问他们怎么叫这个阵型的，马斯波利想了半天，说这个阵型太老了，他都想不起来了。”基吉尼奥停顿了一会儿，用带有巴西口音的西班牙语说了一句：“老阵型。他们的阵型实在是疯狂的要命，但没有ＷＭ那么致命——那简直是垃圾。这就是我们输掉世界杯的原因。”
　　巴西队参加１９５０年世界杯的队服是带蓝色领口的白色球衣。输掉决赛之后，就连这套队服也没有逃脱被指责的命运，人们批评这套衣服不能体现国家特色。按照里约《早报》的说法是“完全的缺乏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