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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船去中国-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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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I saw Paris; the trees was dressed for spring; and lovers walk beneath those trees; and birds have songs to sing。 I dodged the same old taxi caps that I had dodged for years; the chorus of the sfucky hours was music to my years。 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 her heart was young and gay; no matter how they have changed her; I remember her that way。”范妮几乎一口气流利地背完这支歌,再强调说,“我最喜欢的是最后两句,no matter how they have changed her; I remember her that way。”
  “So what?”鲁问。
  范妮说:“我的意思是说,我要回家去,堕胎的手术到上海去做。”
  “决定了?”鲁问。
  “是的。”范妮说。
  “为什么?”鲁问。
  “在上海,我可以得到照顾。我希望这时候和我家里人在一起,而不是和你。”范妮说。
  “是的,我理解。”鲁说,“你可以把那笔钱用在上海做手术吗?在上海可以兑换吗?”
  范妮点了点头:“一个美圆可以换九个中国钱,够了。”
  鲁吹了一声口哨:“Nice。”
  “但飞机票在暑假可不便宜。”鲁提醒范妮。
  范妮说:“我知道。”
  “要是你愿意,也可以在纽约做这种手术,纽约做堕胎手术是合法的。”鲁到底吃不准到底范妮想回家做什么。另外,他也有点不安,不论如何,他总是不愿意范妮的家里人也知道要堕胎这件事,总是个伤害,不能算喜事。“我也可以帮助你,我有车,不常用,你知道的,开车对环境不好。可我也可以用车载你去医院,接你回来。”鲁说。
  范妮哗地抬起眼睛来,定定地看住此刻愚不可及的鲁,然后一笑,说:“我不是要帮忙,而是想在暑假回家的时候把孩子拿掉,我想家,你知道吗?”
  范妮脸上笑着,笑着,眼睛里渐渐蓄满了眼泪,因为怕自己的脸会变成一张哭脸,范妮始终保持着脸上的笑,她发现笑的时候和哭的时候,脸上的肌肉可以是一样的。范妮还想说些什么,但没有说,因为她怕会带出哭腔来。
  范妮的笑终于激怒了鲁,他轻声说:“奥地利有一句话,形容有人在心里藏着什么,让别人感到不痛快,他们说,你在地毯下面藏着什么。”
  第五章 No verse to the song(1)
  将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家里,要回家处理这个孩子,又只字不提孩子的父亲,这对任何未婚女孩来说,都是最难堪的事。对范妮这样曾经在中国千辛万苦保身价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何况,又是和一个美国人发生了这样的事。范妮开始也觉得自己说不出口。但是,一旦回上海的念头出现,就象燎原烈火,在范妮的心里日夜熊熊燃烧起来。常常,她突然想起上海家里自己的小床。夏天下雷雨时候,床上凉爽的宁波竹席,冬天被子里的热水袋,热水在软软的橡胶袋里沉闷的水声。有一次,她还突然想起,贝贝被关起来的时候,自己和维尼叔
叔正好到他家去。回家的一路上,维尼叔叔吓得不停地眨眼。知道他们回了家,弄堂里没有警察,进了家门,家里也没有警察等着,维尼叔叔将保险“喀哒”一声别死,好象将贝贝的危险全都关在薄薄的门外。维尼叔叔闭上眼,靠着墙,吐出一口长气。连那么小的时候的事情都想起来了,连那么小的事情都想起来了,范妮知道,自己是想逃到一个地方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她明白自己不可能24小时都保持得了体面。她需要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崩溃一下。
  除了上海,在这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地方。
  她绕开爷爷和维尼叔叔这两个自己最亲的人,选择和自己最生疏,也最怕得罪自己的妈妈,到邮局寄了一个快递给她,告诉她,自己有了孩子,要在暑假回家打胎,然后再回美国,其他什么也没说。她选择了上飞机前一个星期才通知妈妈,因为计算好美国邮局要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把那封快信递到上海。而这时,她已经在飞机上了。这样,家里人就不可能打电话来美国讨论什么,省得他们七嘴八舌,特别是爸爸。也省得自己当鲁的面向家里人解释。鲁是个聪明人,即使他不懂中文,也会从她的表情里发现那些她不想让他看到的东西。她给妈妈的信,象一个通知那样没有感情,没有说明,不可商量。她不敢这样伤爷爷和维尼叔叔的心,但是对妈妈,她敢。因为范妮觉得,妈妈爸爸没有资格对自己说三道四,而妈妈比爸爸更明白这一点,也一直小心识相。范妮知道,妈妈会将自己的快信马上交给爷爷他们。她将帮自己去重伤爷爷和维尼叔叔。
  准备回家的那些天,范妮的情绪稳定了一些。就好象筋疲力尽的长跑者在快要到终点的时候,也能找到一点力量那样。她参加了学校的考试,甚至对莲娜都没说自己要回上海打胎的事,甚至她骗莲娜说,自己根本没有怀孕,和她一样,自己也是虚惊一场。倪鹰真的在一个美国教授的帮助下申请了哈佛大学,竟然全班没有一个人说她象娜佳那样,反而都说,那是美国梦想comes true。范妮冷冷笑着,掩盖着心里冲天而起的悻然,她不愿意人家说她妒忌倪鹰的好运气,她也不肯妒忌倪鹰,她什么也没说。那些天,她心里充满了就要结束了的释然,她盘算好,自己下个学期再回来的时候,去找一个新班级,甚至一个新学校,也许还要找一个新地方住,那时候,一切都可以再是新的,什么危机都没有。甚至,范妮想到了倪鹰当时提到过的美国中部那些便宜的学校,没有华人的小城,说着纽约人看不起的中部口音的英文的地方,她想,索性回来以后迁到那样的地方去,谁也不认识,活得象一个真正的新人,不管那地方有多土气,多让人看不起。
  上飞机时,范妮感到了一种终于逃离压力的轻松。她用一小杯葡萄酒吃了半片晕海宁,酒精将晕动药迅速挥发出来,于是,她很快就睡着了。整个长途的飞行中,她差不多都在睡觉。有时她好象快要醒来了,在浅浅的睡眠里,她象一段树干那样安静,远远的,鲁的脸,倪鹰的脸,婶婆的脸,爷爷的脸,维尼叔叔的脸,街头的石头喷泉,园子里的石头喷泉,前进夜校的书,会话老师被大肚子蹦得露出了白布的裤子口袋,水龙头上写着蓝色的H的瓷砖,倒挂在龟裂门上的塑料花,象树叶一样在她眼睛里面息索闪烁。她努力想起,还有一些生活里致命的难题,它们那么大,那么高,使她一时都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就象瞎子站在大象身边的时候一样,她想,最重要的难题,恐怕是孩子吧,自己肚子里有个金发碧眼的孩子。然后,范妮想起来,自己的难堪,自己的失败,自己的被弃,自己的困境。但她在梦里制止自己醒来。她紧闭着眼睛,渐渐再次睡着。那些脸,那些事,终于无力的飘落四散。留下范妮自己,象一段结实的木头那样简单,随便放在什么地方,做成一块搓衣板,或者一片雕花板,甚至一根踏脚板,作为一块木头来说,都不会在乎。范妮想,原来随波逐流,是这么自由。她满意地叹了口气,她闻到了自己胃里已经发酵了的酒味。
  范妮的美梦最终被上海打断。上海到了。
  范妮不得不睁开眼睛的时候,正看见电视屏幕里,黄褐色的中国地图上,一个白色的小飞机正准准地压在代表上海的小圆点上。乘务员在报上海的天气,上海正在下雨。机舱里的白灼灯,使得经过长途旅行的人的脸,都象缩水的老青菜那样难看。有些着急的客人已经啪啦啪啦地开行李箱,将手提行李取下来了,范妮看到一件五花大绑的黑色手提箱从自己前面经过,那一定很重,托着它的那个男人被压得连嘴都张开来了。
  范妮突然有了一种被送回监狱的恐惧。她伸手捏了捏挂在脖子上的小袋袋,外国人长途旅行大都用这样的袋袋装护照和支票本子,套在脖子上,挂在自己的贴身衣服里。范妮临回上海时也买了一个。那里面,放着范妮回纽约的返程机票,贴着有效学生签证的护照。这些是她能够回上海来处理孩子的前提保证。但范妮还是感到不安全,那种会被禁锢起来的惊慌抓住了范妮的心。
  第五章 No verse to the song(2)
  飞机已经停稳了。前舱的人,慢慢向前蠕动,他们就要离开美国飞机,踏上上海的土地。范妮不得不跟着人群离开。慢慢地,不情愿地向前走着,范妮想起来,一个电影里面,失控的火车不得不沿着废弃的铁轨,向波兰奥斯维辛死亡营开去。火车上有一个当年从奥斯维辛死亡营里逃生的老犹太人大声地叫:“我不回去,我不回去。”然后,他就自杀了。后面有人粗鲁地推搡着范妮,想要越过范妮,走到前面去。即使是纽约,范妮也没有遇到过这样自私地拨拉别人身体的人。此刻,她那些在上海街上被人乱撞,下雨天自己的伞被别人的伞
不断地碰歪的回忆苏醒过来,然后,范妮记起来,那个外国电影叫《卡桑德拉大桥》,是在蓝馨剧场看的。还有在下雨的时候,自己在床上,看光了所有的书,杂志,没有东西打发时间的无聊,好象要生病似的心灰意冷。后面那个人恼火地催促范妮快走,范妮用自己的手提行李挡在自己和那个人当中,就是不走,也不让他抢先。“充军去啊。”她低声用上海话骂了句。哪晓得后面那个男人哇哇地用英文开始和范妮对骂起来。他的口音很奇怪,让范妮听不懂。范妮扭过头去不理他,但也坚持用自己的手提行李当在自己与他之间,不肯让他先走,也不肯走快。
  范妮怀着恶劣的心情走下飞机。
  等行李的时候,范妮往海关通道外面的闸口看了一眼,那里大门洞开。远远的,在青白色的灯光下,外面的栏杆后面站着些接飞机的人。在那堆人里面,范妮一眼就看到了爷爷的脸,她吓了一大跳。
  在见过那些照片上爷爷年轻活泼的脸以后,她此刻吃惊地发现,爷爷现在的脸肿得走了形。他的皮肤象在严重过敏那样,厚厚地翻起来,露出一个个粗大的毛孔。在婶婆的照相本里,范妮见到过爷爷他们当年唱京戏的照片。他们在一起演过《四郎探母》和《岳飞》,爷爷把他的眼睛和眉毛高高地吊向鬓角,象鹰眼一样有力与专心。那时候,王家的孩子个个喜欢京戏,春节的时候,在自己家里搭台唱戏,爷爷唱小生,奶奶唱花旦,婶婆唱青衣,众多范妮从来没见过面的叔公们和姑婆们,他们个个脸上都画着神采飞扬的吊眼角。叔公的眼睛仍旧是谐戏的,婶婆的眼睛仍旧是自信的,他们都没有爷爷的眼睛变化大。范妮发现,自己竟然只记得爷爷在纽约旧照片上的眼睛了,其实,爷爷的眼睛总是藏在厚厚的眼皮下,象是藏在壳里的乌龟头。范妮记得自己小时候常常玩爷爷的眼皮,他的眼皮可以拉得很长,软软的,如果把眼皮全都拉开来,爷爷的眼睛象麻雀那样惊慌地躲闪着。
  范妮发现,在纽约时,自己竟然只记得爷爷旧照片上的脸了。再接受自己从小认识的爷爷,竟然会吃惊和痛苦。爷爷的脸在记忆里闪着闪着,有了比较,范妮这才认识了爷爷在纽约时留下的照片,那上面的脸,满面都是春风,比演岳飞时高高吊起眉毛来的戏装还要得意。
  范妮想起来,当她告诉婶婆,自己这是第一次知道爷爷还会唱京戏,因为从来没有听到过爷爷唱什么。“甄展不唱了吗?”那时,婶婆吃惊地扬起她描得细细的眉毛,然后,黯然说,“好吧,It is life。”范妮那天才知道,爷爷从美国回上海以后,不肯去王家的航运公司,执意要去盛家办的造船厂当工程师,想参加造中国自己的兵舰。
  那时候,范妮是真的想要为爷爷争气。她以为自己比简妮要真挚。范妮认为简妮要光宗耀祖,有顺带着在上海家里建立她一席之地的用心。而范妮完全是为了心疼爷爷。
  爷爷从来没要求过范妮做什么,他从来没要求过家里任何人。他最不喜欢维尼叔叔那种怀旧,不喜欢维尼叔叔整天摆弄旧唱片,不喜欢维尼叔叔带他的画画朋友回家来,但是他也没制止过。爷爷看不起他。范妮用来养花的花瓶,是家里劫后余生的唯一一只高脚车花玻璃酒杯,细长的,听说原先是用来喝香槟酒用的杯子,上面雕着复杂的花纹,而且是真正的捷克货,是世界最好的车料玻璃杯。范妮记得,有一次,维尼叔叔曾试过,用他的水彩颜料调在水里,做成香槟酒的淡黄色,倒到那只杯子里,将它放到灯光下面看。那只杯子像淡黄色的宝石一样闪着光。那杯子的漂亮,把维尼叔叔和范妮都镇住了。维尼叔叔告诉过范妮,在徐家汇的天主教藏书楼里,有一本外国人写的书里,说到过到外国记者王家做客的见闻。书上说,王家连女眷都能讲一口流利的美国英语。王家的客厅豪华得像个巴洛克时代的贵族,比他的美国大班还要奢华。这种奇观,让那个前来参观的外国记者吓了一跳。贝贝也告诉过他们,在香港的英文报纸上,登过王家投机股市失败的消息。维尼叔叔骄傲地说过,连我家投机失败也上报纸,可以想到王家的地位了吧。爷爷在他们身后,只说了句:“你们真的什么都不懂。”然后就回他自己房间看书去了。范妮在婶婆那里才知道,爷爷当年因为了解到王家当买办发家时,为东印度公司代理过长江一带的鸦片贩卖。从此,他不愿意在王家的公司里工作,不愿意住在王家老宅里,不愿意春节的时候参加祭祖。弄得家里人都怕他会参加共产党,所以,一听说他要到美国留学,马上就送他出国,把奶奶也送到纽约陪他。在上海的最后一夜,临近家门的时候,他希望范妮忘了这里的一切,远走高飞。他站在多年没有修理,又老又脏的门前,就象偷偷打开鸟笼,放飞小鸟的人。
  第五章 No verse to the song(3)
  那是范妮记事以来,爷爷第一次说出自己的希望。他从来没说过,被困在上海的几十年里面,他是怎么后悔的。
  范妮想过,自己有一天,一定要将爷爷接回到纽约住,让他也可以远走高飞。
  微微发胖的爷爷站在那里,努力挺直他的背,象一个靶子一样等待着子弹。但是他怎么
也不能象照片里面的那样直,反而看出来他的勉强。在朗尼叔叔从大丰农场回来,成了一个乖张的老光棍时,范妮看到过爷爷这种沉默的样子。她知道爷爷心里很伤心。后来,全家找奶奶,奶奶就是找不到,后来听说奶奶知道家里人在找她,成心避开的消息,爷爷也是这样,坐在他房间里的旧藤椅上,什么也没有说。就象一个靶子那样等着打他的子弹。范妮知道这就是爷爷最伤心的样子。他的心,已经被千刀万剐过了。现在,轮到范妮来伤他的心:好不容易送到美国的下一代,什么都没干成,先演了一出《蝴蝶夫人》。
  范妮这才意识到,自己没脸见爷爷。
  她慌忙转身向自己刚刚下来的楼梯走去,她的心乒乒地跳着,她小腹里也有什么东西乒乒地跳着。那里只有滚滚向下的电动扶梯,没有上去的楼梯。显然,进入了中国国境的旅客,已经不可能再要求从这里出境了。还有些旅客陆续从楼上的入境大厅下来,望着他们菜色的脸,她觉得他们象新犯人那样茫然。他们手里拿着咖啡面子的中国私人护照,还没来得及放好,象猪拿着一对翅膀。她讨厌他们那无辜的样子。范妮低下头去,什么也不看,恨不得眼前的一切,都还是在飞机上做的梦。
  恨不得自己这一生都只是一个梦。范妮想。她想起来当时美国罐头告诉她的一句话,好不容易做一世人,还做了一个不三不四的中国人。那时候她和他,一个笑嘻嘻地说,一个笑嘻嘻地听,好象与他们自己全无关系。
  范妮紧紧瞪着地面,那里铺着青色的方块瓷砖,她想起纽约的地铁里粘满了黑色胶姆糖渣的地面,她的脑子里布满了爷爷的脸,爷爷象靶子一样任人扫射的神情,和那神情里的忧戚。范妮突然感到对爷爷的厌烦。她讨厌看到他脸上的沧海桑田,她讨厌看到这种变化时心里的怜惜,她讨厌爷爷的百孔千疮给她的压力。
  行李传送带轰地一响,转动起来,范妮马上就看到自己的红色小行李箱被传了出来,这是她特地到唐人街的便宜箱子店里去买的新箱子。比洋人店里同样货色的箱子要便宜多了,只是感觉不象在名牌店里买东西那么舒服。当那个精巧的小红箱子转到范妮面前的时候,她学着金发女郎的样子,稳稳站在高跟鞋上,探身取下它来,拉开它的拉杆,离开行李传送带。这时范妮心里浮起了JFK机场里见过的那个金发女郎的样子,自己现在在别人眼睛里,也是一样的骄傲,精明,带着外国派头。
  她朝海关走去,但没有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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