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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书话-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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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吐鲁番出产的哈蜜瓜,的确不愧是人间美味,瓜瓤*,味甜如蜜。抗战胜利后,我们居住南京,每年父亲在新疆的回教朋友都要送来几大篓哈蜜瓜。晚饭后父亲召集我们开“生菜会议”,一桌子摆得黄澄澄的,一刀下去,满室生香,有一种哈蜜瓜竟有醇酒的芬芳,所以又名“醉瓜”,对此*,怎不叫人睹物生情。
  另一种支持荆棘成长的生命力量,我想必须归功于她自小对文学的热爱了。荆棘在少女时代便开始写稿投稿,虽屡被退稿,却并不气馁,直到她的小说《等之圆舞曲》登上《现代文学》后,才正式跨入文学园地,她自称那段日子是她“一段《现代文学》如醉欲狂的日子”。住在隔壁巷子的三毛,第一篇小说在《现代文学》刊出的时候,捧着杂志,跑上玄关,大喊大叫,发了狂一般。那个时代,台湾社会封闭、政治思想定于一尊,文学,对于许多心灵都不甘受禁锢的知识青年,不啻是肃杀严冬里的一脉熏风,是关得黑漆漆的密室里,破壁而开的一面天窗。文学,在那个年代,的确具有解放心灵的力量与作用的。60年代是个文化思潮风起云涌的历史转捩点,全世界由中国大陆到欧洲美国,战后成长的一代青年都在向传统文化挑战。60年代的台湾知识青年,表面安分守己,实际上也早已感染了世界性的文化震荡,思想及心理也在悄悄蜕变,在挣扎反叛父权社会给予他们的指定路线。三毛与荆棘,各从松江路出发,经历欧洲、美国,最后不约而同又降落在非洲大陆的沙漠里。这恐怕不能看作一种偶合,这是当时一些不肯受拘的台湾青年,挣脱思想牢笼,飞向海阔天空,去追寻自我实现的一段艰辛而又充满冒险刺激的精神行旅。虽然各人遭遇不同,三毛飞绕了一大圈,终于飞回台湾折翼而亡,而荆棘却在新墨西哥落脚与美国先生共同建立起他们的梦中堡——“沙堡”。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邻舍的南瓜(3)
荆棘飞离台湾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似乎把她在松江路阴郁的过去全部抛弃了,停笔十八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身上潜伏着文学创作的欲望,触电一般,突然惊醒,于是她重新执笔,一连串写出了《荆棘里的南瓜》及《异乡的微笑》两本散文,并且完成一部小说集《虫及其他》。又一次,是文学把她斩断了的过去生命衔接起来。荆棘这几本集子的文章有一个特点,散文与小说,往往是很难分界,有几篇是小说化的散文,也有一些却是散文化的小说,读荆棘的文章有一种亲切感,一直觉得作者在向你娓娓吐露她保藏的心事。《虫》便是一篇散文体的寓言故事。作者与先生到巴基斯坦,从当地运回新墨西哥一批质地坚实、纹路细微的木块,用来镶砌他们自己动手筑成的住屋“沙堡”的墙壁,谁知木块里有蛀虫,也一并封到墙壁里去,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蛀虫奋力啃吃木头,发出吱吱的哀音,但木块太过坚实,蛀虫至死未能破壁而出,见到天日。卡夫卡的《蜕变》描写一个人一觉醒来发觉自己竟变成一只大甲虫,无论他如何挣扎,始终也未能解脱“虫的存在”。是不是人跟虫也一样,有谁能够任意蜕变,突破自己赖以生存的时空大限呢。《继承者》是集子里分量比较重的一篇小说,荆棘又回到她一直最关切的主题:亲子之间,种种的复杂与矛盾。李琴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革命*,年轻时留学德国,与一位有恩于他的中德混血少女成了婚。李琴的母亲高贵优雅,对丈夫是无限量地谅解与无条件地牺牲。幼年的李琴,父亲是她心中至高无上的完美偶像。当李琴发觉道貌岸然的父亲竟私下与一个粗俗无知的军眷女佣有染,并且为此抛弃了她高雅的德国母亲,李琴的世界由此崩溃,抱憾终身,一直要到父亲在台湾弥留的时刻,才得到外国归来的女儿的谅解。荆棘在这篇小说中,终于与过去妥协、和解,由少女时代“原始的呼号”,转换成一阕中年人哀悼生命的挽歌。
  松江路荆棘里冒出来的南瓜,种籽飘洋过海,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砾地,终于结成丰硕的果实来。
  荆棘附注
  邻居家的翩翩美男子
  我家在台北与大名鼎鼎的白崇禧将军隔壁。白家小孩多,亲朋好友更多,还有大批以前的随从,整日人进人出,不时传过来京戏和喝彩的声音,门口的空地一下变成他们的农场,白将军还爱上山打猎,带回果子狸在笼子里一夜嘶嚎,的确是热闹非凡。两家的大人偶尔还打个招呼,小孩子却漠然不相往来,只是把隔壁的把戏看得津津有味。直到我进了台大,突然发现刚创刊的《现代文学》居然是白家儿子的杰作,这一下才对这位对门居的美男子侧目以视。
  1960年的台湾,政治保守压抑,文化艺术死寂。《现代文学》像是突破黑夜而来的一道火光,给文艺界带来无比的震撼和光亮,也供给年轻人一个自由创作的天地。很多著名作家的处女作都在这儿发表。我自己也在《现代文学》投下生平第一篇作品,当时胆战心惊地不敢用自己的真姓名地址。等到文章发表了,兴奋如狂,环顾左右,觉得天地都再也不一样了。《现代文学》后来登了一则启示,请荆棘赐示地址,可是我却羞涩胆怯不敢出面。白先勇到二三十年后才知道邻居的朱家小女也曾是《现代文学》的撰稿人。
  因为《等之圆舞曲》,我应“文星”的邀稿而写《南瓜》。由于《南瓜》,我才陆续写了一些散文和小说,先后出了四本书。(第四本记录我的非洲蛮荒行,书名《金蜘蛛网》,时报文化公司印行)可以说如果没有《现代文学》,如果文章没被《现代文学》采用,我绝对不可能开始创作。所以当我的《虫及其他》一书出版时,鼓起勇气请白先勇为我作序。我说,你一定不知道,到今天我还丢不开文艺创作,都是你当年“害”的。
  白先勇写了《邻居的南瓜》,写了好多台北松江路的童年往事。圣塔巴巴拉的院子养植凄美的茶花,满室飘荡兰花的幽香,在那儿第一次正式会晤到我当年的邻居,为我写序的人。对面的男子仍然俊秀出众,气势如虹。我提到自己时间的紧凑和工作的压力,如今投稿又如是难被采用,出版的书也没人去看,我说,请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还要写作?
  “为了永恒。我们都会消失的,只有我们留下的创作!只有这些文字才是永恒的。”男子沉静而严肃地说,他的影像在我眼前渐渐扩大,从松江路的一角延伸到圣塔巴巴拉延伸到世界。
  那么就写吧,不管有没有园地可发表,不管有没有读者要看。哲人说“我思故我在”,我也对自己说“我写故我在”。
  

花莲风土人物志——高全之的《王祯和的小说世界》(1)
1990年9月的中旬,我在北京听到台湾传过去王祯和逝世的消息,当时心中不禁一震。虽然知道王祯和多年疾病缠身,但是突来的噩耗,一下子还是难以接受。王祯和跟我是60年代一齐写小说的文友,是台大外文系的学弟,又曾经参加过《现代文学》。同侪凋零,令人惊心。我知道他这些年来,一直奋勇地在抵抗癌症的侵袭,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他在病中,创作欲特别旺盛,写出一本一本的小说来,文学创作,似乎变成了他的武器,挑战病魔,揶揄死神。可能他相信,只有艺术不朽,能够超越死亡与时间。然而这样一个强韧的创作生命,竟也不支倒下。王祯和盛年殒折,是台湾文学重大的损失。
  王祯和和我私下往来并不多,可是我们却曾结下一段弥足珍贵的文学因缘。王祯和在台大二年级时候写成的第一篇小说,是他亲自交到我手上替他发表的。我看了《鬼?北风?人》,当时便警觉到,这篇小说是一个新的声音,一个新的文学感性,《鬼?北风?人》登在《现代文学》第7期,那是1961年3月,王祯和才二十岁,写出了他出手不凡的第一篇创作,那一期我们用了顾福生的画做插图。我替王祯和的小说选了一幅题名为《我要活下去》的素描。画中是一个没有头的人体,双手却倔强地合抱在胸前。这幅画颇能点题,有点像小说中秦贵福的姿态。杂志出刊。我们在文学院的走廊墙壁上贴了一张大海报,把“我要活下去”也画了上去,以王祯和的小说为主题。一个年轻作家第一篇小说刊出,一定是很兴奋的,王祯和在回忆《现代文学》的一篇文章《二十七年前》中这样写道:
  当时文学院贴出海报宣传。我低着头从海报下走过去,又忍不住回过头来,看看别人的表情。正巧母亲从花莲上台北,我就领着她去看海报。那时候真年轻,写出小说那种得意欢喜,现在就不太一样了。
  后来接着王祯和又在《现代文学》上发表了《快乐的人》《永远不再》(后改题为《夏日》),这两篇小说也各有特色,已经看得出来,王祯和是一个在小说艺术上,不断创新求精的作家。我们毕业后去服兵役,王祯和跟他同班的两个学弟郑恒雄跟杜国清便正式参加《现代文学》,接手帮忙社务了。因为杂志社没有钱,校对要自己动手,王祯和他们还得坐公共汽车到印刷厂去看校样。杂志推销也得自己来,王祯和曾努力销出《现代文学》三十多本,也算贡献不小。《现代文学》是王祯和文学生涯的起点,他的几篇成熟后的杰作,却是后来在尉天骢等人创办的《文学季刊》上发表。
  1970年,阴错阳差,我又开办了“晨钟出版社”,那时候自许甚高,专门出版严肃的文学作品。小说当然是重要部门,我去找王祯和商量,要替他出小说选集,他欣然同意。这便是“晨钟”1970年10月出版的《寂寞红》,集子选了五篇小说:《那一年冬天》《永远不再》《月蚀》《寂寞红》《来春姨悲秋》,是尉天骢写的序,封底摘录了姚一苇先生的评论。猩红色的封面却是我选的。选集出版,反应很好。于是1975年9月,“晨钟”又替王祯和出版第二本小说集《三春记》,也收入了五篇小说,也附有他一个剧本《春姨》。集子封面是由郭震唐设计的,上面画了一个滑稽人物拉开裤子看自己,大概是《三春记》中那位雄风不振的区先生吧。可惜这本小说集出版没有多久,“晨钟”便关门了。原来开出版社也是在做生意,赔钱的生意是做不长的。那时我不懂这些,一味只想出好书。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从堆积如山的旧书里找到了晨钟出版的《寂寞红》与《三春记》,这两本书现在看看,还是很可爱,可是算一算却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事了。书在人亡,真是令人不胜今昔。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花莲风土人物志——高全之的《王祯和的小说世界》(2)
1979年,《中国时报》第三届小说奖,我正好做评审委员,时报设有推荐奖,当时王祯和的小说《香格里拉》正在人间副刊注销。《香格里拉》是一篇极动人描写母子情深的小说。王祯和十分推崇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他这篇小说,颇有小津安二郎平实自然的风格。我极力推荐《香格里拉》,后来终于得到首奖。可是那时我们已经听闻王祯和患了鼻咽癌,大家都不免暗暗为他着急。
  评论王祯和的文章,向来不乏。王祯和逝世时,《联合文学》还为他举行了一个作品研究会,收容了不少篇的评论。这些文章从各种角度来探讨诠释王祯和的小说,但迄今还没有一本全方位研究王祯和小说的专著问世。王祯和是一位有开创性的小说家,他最好的几篇小说《来春姨悲秋》《嫁妆一牛车》《香格里拉》《老鼠捧茶请人客》,我相信可以传世,他的作品在台湾小说史以及中国小说史上,也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王祯和逝世已经六年,可以盖棺论定了。高全之这本《王祯和的小说世界》是研究王祯和全部作品的第一本专书,来得恰逢其时。
  二十年前,高全之便出版了《当代中国小说论评》(后改书名为《从张爱玲到林怀民》)一书,里面收集了他从学生时代便开始撰写的一系列论文,论及欧阳子、黄春明、七等生、水晶、林怀民等人的作品,他对60年代崛起的一批作家是相当熟悉的,因此他研究王祯和的这本专著便有了60年代台湾文艺思潮作为参照。高全之在大学主修数学,后来从事电脑工作,但文学、或者说小说,却是他一生精神所托。我有一个感想,往往一些本行是医、理、工又爱好文艺的读者,他们有科学分析的训练,态度客观,不容易为一些流行的文学理论所左右,他们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及了解,反而更加直接,而常常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新鲜见解。近年来世界上各种新兴理论大行其道,一些理论家挟着语言学、心理学、社会、政治、经济各种学科中一些新奇理论,入侵文学领域,于是一阵“解构”、“颠覆”,把文学一座七宝楼台,拆得不成片段。论来论去,好像都是对文学本质不是很相关的议题,文学的艺术性,这么重要的一个题目,却偏偏给忽略了。我对文学,倒是一直抱持着一个相当古老的看法,文学作品总应该走在文学理论的前面,没有作品,又哪里来的理论呢。高全之这本专著,并没有依附任何特定的理论,他是秉着极度虔诚谦抑的态度,去研究王祯和的作品的,他凭着冷静的分析头脑,敏锐的文学感性,以及中年人对人生的深刻体验,精心细读王祯和的作品,多年酝酿,终于得出了一些阅读心得及独创见解来。
  高全之的《王祯和的小说世界》里,有宏观鸟瞰式的整体总论,有单篇深入的精微分析,他侧重王祯和在小说艺术上苦心孤诣的实验与开创。但他也从不忽略王祯和小说对社会的关切,他论到王祯和如何写生命卑微,人生命运,他比较王祯和与黄春明小说对娼妓的态度。他也举出王祯和小说人物一项重要的论题:母亲形象。他的这些论点,许多前人也曾提过,但高全之却往往能推陈出新,独具慧眼。有时他甚至独排众议,另创一格。
  《王祯和的小说世界》第一篇长达四十三页的总论开宗明义标题为《王祯和的小说艺术》,这便有正本清源的作用。从王祯和留下来少数的序言、访问、演讲稿,以及我对他创作的了解,王祯和创作最大的追求,便是小说艺术上的精益求精,不断的创新求变。高全之解说了王祯和小说几个重要的主题关切之后,又提出王祯和小说的叙事观点及他的小说语言来仔细分析讨论!这也是大家都论过的题目。但论到王祯和的小说,就不得不突出这两项要目来,因为复杂多变的叙事观点以及丰富多元的生动语言,正是王祯和小说的一大特色,可论的地方还是很多。王祯和对小说的叙事观点一开始便有浓厚的兴趣,他每写一篇小说,便在叙事观点上,几乎都有创新的实验。一个小说家写一篇小说的时候,首先碰到的难题便是如何选择叙事观点,叙事观点一旦选定,一锤定音,整篇小说便定了调。王祯和自己承认对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提创的单一观点曾经潜心研究过,他的多篇小说也以单一观点叙事为主。詹姆士是西方现代小说的一代宗师,他的小说以心理分析见长。王祯和的小说采用单一观点时,优点是能马上带领读者切入小说角色的内心,他又大量采用内心独白,有时甚至拔高到意识流动,因此小说角色内心的波澜起伏,种种隐秘思念,都一一披露出来,于是来春姨内心的挫折悲怆、万发的尴尬无奈、老祖母的焦急哀怜,我们都深切感到,因为王祯和借着他的小说角色,徐缓不急,娓娓道来,一腔心事,都诉诸读者。我们读王祯和的小说,都会明确地听到一个特殊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作者的,也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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