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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书话-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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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冠礼——尔雅和隐地（1）
古代男子二十称弱冠之年，要行加冠礼，《礼记？冠义》：“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可见古时这项成年仪式是极隆重的。当隐地告诉我他的心肝宝贝“尔雅”今年竟然已达弱冠，我不禁矍然一惊，就好像久不见面的朋友劈头告诉你他的儿子已是大二生了，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那个小孩子没多久以前不是明明还在念国中吗？人对时间的流逝，心理上压根儿要抵制，所以时常发生错觉。“尔雅”创业书王鼎钧的《开放的人生》当年畅销的盛况还历历在目，好像只是昨天的事，一晃，怎么可能，“尔雅”已经创立20年了。大概王鼎钧那本书名取得好，“尔雅”一登场就是一个碰头彩，一开放就开放到如今，仍旧是“尔雅”的畅销书。沾过出版一点边的人都知道，在台湾出版文学书籍是一番多么坚苦卓绝而又劳命伤财的事业，能够撑上三五年已算高寿。眼前我们看到的这几家历史悠久的文学出版社，其实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幸存者，而许多当年响当当的出版招牌，随着时间洪流，早也就一一灰飞烟灭了。
隐地与我同庚，都是在七七战火中出世的，可谓生于忧患，我们那一代的文化工作者还继承了一些“五四”浪漫余绪，对于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怀有过分的热忱以及太多不切实际的憧憬。开始是写文章，抒发己见，次则聚合三五文友，有志一同，创办仝仁杂志，后来大概觉得杂志格局大小，影响有限，干脆办起文学出版社来。我自己办过文学杂志，也开过文学出版社，当然最后钱赔光了，也就都关了门。可是隐地却撑了下来，我知道，这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因为我是亲眼看他如何开始投身出版事业的。
这又得从头说起，推回到台湾出版界的天宝年间去了。开台湾文学出版社风气之先，还得首推“文星”。60年代初“文星”老板萧孟能策划出版的那套“文星丛刊”，如一阵清风，吹进了台湾当时正在蠢蠢欲动的知识界。“文星丛刊”那一套精美朴素的袖珍本，是当年台湾知识分子以及学生们的精神食粮，萧孟能有心将“文星丛刊”比照日本“岩波文库”，一直出下去，谁知当局一声令下，“文星”便被查封了。“文星丛刊”最后一批书是欧阳子、王文兴及我自己的三本小说集。我们初次结集出版，刚兴冲冲接到“文星”的书，接着“文星”便关门了，那是1967年。用政治力量可以随便关闭一家有理想又为知识界所推崇的出版社（其实还包括《文星》杂志及“文星书店”），今天看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当年台湾的政治对文艺就可以那样霸道。
“文星”一倒，台湾的文艺出版界便进入五代十国、群雄并起的局面了。“文星丛刊”成功的例子，的确鼓动了不少雄心勃勃有志于出版的冒险家。当时有两位曾在“文星”任职的年轻人林秉钦和郭震唐，他们二人凑了几个股东就开起“仙人掌”出版社来了，完全效法“文星”那一套，出版“仙人掌文库”，连版本设计也是模仿“文星丛刊”的。林秉钦是印度尼西亚侨生，台大毕业，人很能干，善言辞。他找上我要替我出版小说集，我很容易就被他说动了，因为林秉钦还有大志，他要替我经营发行《现代文学》，大概也想学“文星”希望有一本杂志在手。我正苦于《现文》发行不良，杂志堆积在台大外文系办公室，只好任学生随手拿去看。有出版社一手包办，我求之不得，什么都答应了，于是拿出几万块钱也就入了股。《现文》在“仙人掌”出了三期，余光中主编，果然改头换面，气象一新，版面、设计、印刷，样样都佳，但是三期出完，“仙人掌”也就倒了，因为扩张太快，周转不灵，那是1970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冠礼——尔雅和隐地（2）
那年夏天我回台湾正在焦头烂额处理“仙人掌”倒闭的善后事项。有一天隐地来找我谈事情，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跟隐地见面接触，隐地在1967年编了一本《这一代的小说》，选过我一篇小说，那只算是神交。那天隐地神色凝重，告诉我原来他也是“仙人掌”的股东之一，入股一万元，希望我去替他向林秉钦讨回来，隐地退役不久，那一万块大概是他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当时文化人手上的一万块台币，真好像天那么大，我自己为了《现文》那几万块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看隐地说得郑重，便去向林秉钦说：“隐地的钱，你一定要还给人家。”隐地的股份拿回去了，我的却拿不回来，林秉钦便将“仙人掌文库”的版权及存书交了给我做补偿，我拖回一卡车的书怎么办？干脆自己办出版社吧——于是我跟弟弟先敬便创办了“晨钟”出版社，出版了一百多本文学书籍，“晨钟”也就喑哑无声了。
所以说，隐地对于出版事业，老早就跃跃欲试了的。算起来，“仙人掌”应是他第一次尝试出版，而且我们还一起懵懵懂懂做了同一家出版社的股东。我不知道隐地从“仙人掌经验”学到了什么，但隐地是一个有心人——我想到隐地，就想用有心人去形容他——隐地一直有心要出版好书、有心要编好选集，那几年他一定在默默准备，有朝一日，自己播种，开创出版事业。“尔雅”是1975年创立的，所以其间也酝酿了五年。
好像是1978年的夏天，隐地请我们到他北投家里去吃饭，是隐地的母亲柯老太太亲自下厨做的苏州菜。隐地帮着张罗，忙得一头汗，可是脸却是露着一股遮掩不住的喜悦，因为他的出版社正在抽枝发芽，渐渐成为一梁茁壮的幼木了。那是我头一次见到“尔雅”，因为出版社就设在隐地北投的家中。
一家出版社能够生存下来，大概总要靠几本镇山之宝支撑的，当然“尔雅”也出版了不少叫好又叫座的书。但大家谈起来，总称赞隐地有魄力、有毅力，出版了那么多的诗选及小说选，这些选集不一定能卖钱，但却值得出版。有些作家自己有文集，作品还会留下来，但有些作家没有结集出版，作品很可能就散失掉了。看看《三言》《二拍》《唐诗三百首》这几本名选集对中国小说及诗歌的流传曾经产生多大的影响。谁知道，也许有一天，“尔雅”这些诗选、小说选都会变成研究台湾文学的珍贵材料呢。我有一位大陆学者朋友，专门研究台湾小说，我就送了一套“尔雅”年度小说选给他，跟他说，看完这套选集，台湾这三十年来短篇小说的发展，也就有了一个粗略的概念了。“尔雅”居然有勇气还出版了为数可观的现代诗集，因为难卖，现代诗很多出版社碰都不敢碰的。隐地自己喜欢现代诗，所以才会如此礼遇这位文学国度中的没落贵族。难怪隐地自己五十六岁也写起诗来了，而且写得兴致勃勃，成为一个“快乐的写诗人”。
这些年来每次回台湾都会约隐地出来聊天，跟隐地见面很开心，因为总有版税可拿，而且隐地对于台北文化现象观察入微，我从他那里会得到不少台北消息。看了他那本《翻转的年代》，就知道隐地是如何能够随着台北的后现代时期翻转自如了。隐地向我感叹：这几年文学书没落了，文学出版社不容易撑。近年来台湾人心浮躁，定不下心来阅读文学书籍。据说第一次大战后，欧洲人对诗又突然狂热起来。大概人类心灵受了创伤，就会向文学寻找安慰。等到台湾人心有了创痛，自然又会有人争着服用文学这帖安神剂的。隐地倒也豁达，他说既然文学书的市场摸不准，那就不要管它，有好书，出版就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冠礼——尔雅和隐地（3）
去年阴历年前，我第一次造访厦门街的“尔雅”出版社。许多年前北投那梁幼木已经长成亭亭华盖一株三层楼的文学树了。隐地带我去参观他地下室的书库，里面堆满了新的书旧的书，一阵书香（油印味）迎面扑来，我感到再熟悉不过。从前我到晨钟书库闻到的就是这个气味。出版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统统集在书库里。一批新书送出去就好像把自己的儿女打扮得体体面面花枝招展推上人生舞台，等到退书回来，一本本灰头土脸衣衫不整的狼狈模样，真使人有锥心之痛，惨不忍睹。这种痛楚，我办晨钟时尝过不少。
厦门街“尔雅”出版社进门前院的一角，摆设着一群盆栽，一盆盆碧玉层层，秀色可餐。一眼就知道，在台北这样污浊的空气及恶劣的环境下，这些花木不知须经多少细心呵护才能出落得如此枝叶光鲜，生机盎然。我在加州家里，屋内屋外，也种了几十盆花树，每天浇水、施肥、剪枝、除虫，经常忙得顾此失彼，一个疏忽，马上枝枯叶萎，香消红褪。栽培一盆花，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隐地种出这么大一棵文学树来，廿年的耕耘，辛苦恐怕非比寻常。希望这梁长青树，弱冠之后，更上一层楼去。
原载1995年10月2日《联合报》副刊
隐地附注
●林秉钦和郭震唐当年办“仙人掌出版社”的同时，另外也登记了一家“金字塔出版社”，和我一同入股的还有写科幻小说的作家黄海。金字塔第一批创业书五册：萧白的《絮语》、舒畅《轨逃之外》、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王令娴《球》以及尉天骢编的《文学季刊》小说选——《孤寂的声音》。出书的日期为1969年5月5日。
●先勇兄投入的“几万块”换回的是一卡车的“仙人掌文库”，这件事，要等到1995年尔雅二十周年社庆读先勇的这篇文章才知道（中间整整隔了二十五年）。我的一万元，因他的帮助拿了回来（否则，可能没有今天的尔雅出版社），他的“失落”呢？完全没有听他在我面前抱怨过，这样一个宽厚待人的作家，我要怎么说出自己心中的感激呢？
●根据2008年4月17日友人传给我陈逸华的个人网站，有一篇《金字塔的兴衰》，谈起1969年，林秉钦和郭震唐继“仙人掌出版社”之后，又邀约作家黄海和甫退伍的隐地等人成立金字塔出版社，但仅出第一批书即一夕瓦解。主要是受仙人掌出版社债务拖累。负责人林秉钦前往二担岛当兵，一走了之。所以金字塔可能是台湾出版史上最短命的出版社。
隐地自2000年《涨潮日》后出版的书
《我的宗教我的庙》
散文 2001年7月 尔雅出版社
《诗歌铺》
诗 2002年2月 尔雅出版社
《2002/隐地》
日记 2003年6月 尔雅出版社
《自从有了书以后……》
散文 2003年7月 尔雅出版社
《人生十感》
散文 2004年5月 尔雅出版社
《十年诗选》
诗选 2004年10月 尔雅出版社
《身体一艘船》
散文 2005年2月 尔雅出版社
《草的天堂》
散文选 2005年10月 尔雅出版社
《隐地二百击》
札记 2006年元月 尔雅出版社
《敲门》（尔雅三十光与尘）
散文 2006年3月 尔雅出版社
《风中陀螺》
长篇小说 2007年元月 尔雅出版社
《人啊人》（“人生三书”）
哲理小品 2007年7月 尔雅出版社
《春天窗前的七十岁少年》
散文 2008年元月 尔雅出版社
《我的眼睛》 （“三少四壮”结集）
随笔 2008年5月 尔雅出版社
邻舍的南瓜（1）
50年代的时候，台北市的松江路还未经开拓，路中央是一道崎岖的乱石泥径，长满了茅草，两旁铺了柏油的小路也十分狭窄，有汽车迎面驰来，骑脚踏车靠边闪让，不小心就会冲滑到泥坑里去。松江路靠近南京东路的那一带，一排排盖了不少木造平房，木板都漆上了军服的草绿色，看起来倒像是一大片军营。那些房子是公家盖的，大概那时松江路荒地多，所以选中了那一带。不过的确也有许多军眷住在那里，都是空军。有一回，一位老太太颤巍巍扶着她的小孙子到我们家来借用军用电话，老太太满面惶急，原来她的飞行员儿子值勤晚归，老母亲等得惊慌起来。省政府的官员住在那里也不少，但也不完全是公家宿舍，例如我们家在松江路的房子就是自己买下来的。那时聂华苓也住在不远那么一栋绿色木板屋里，倒是忘了问她住屋是公家还是私人的，若是公家不知是什么单位。总而言之，住在那一带的居民，不管什么来路，总希望那些草草成就的木造屋只是暂时落脚的所在，将就一下，挺过去再说。没料到大家一住下去就是十几二十年，一直到60年代末，松江路开成大马路，那些军营似的绿色木板房子才一栋栋被打掉铲平，改建成今日的高楼大厦。我们家那栋木板屋，也要等到1966年父亲过世后才卖出去。
我们住在松江路127号，因为家里人多，把连在后面的一栋也买了下来，两屋打通，成了很奇怪的一幢狭长房舍。我们的右邻是一家空军校官，周家孩子多，常常墙头上倏地冒出三四个小萝卜头来，一张张小脸充满了好奇的笑容，好像随时随地想来探看我们家有什么事发生似的。前几年我巧遇周家老二，原来已经是华航的正驾驶了。我们的左邻松江路125号住的便是朱家，那就是荆棘的家。当然那时我不知道朱家小女后来又会变成了作家荆棘，而且她的第一篇小说竟是发表在我办的杂志《现代文学》上的。这个谜要等到二十多年后才解开：原来荆棘就是朱立立，当年我在松江路的老邻居。荆棘投稿没有写地址，《现代文学》给不起稿费，文章刊出，照例是要送两本杂志给作者的。我们在《现文》登了一则启事，请荆棘赐示地址。大概荆棘不好意思暴露身份，也可能青年作家有她的自负，不愿意跟我们攀关系，她没有理会我们的“寻人广告”，所以我也就始终无从得知，隔壁朱家小女，也曾是《现代文学》的撰稿人。
荆棘的父亲也在做官，两家家长彼此应该认识的，大概不同系统，所以没有什么往来。做了十几年邻居，中间一道墙把两家隔得开开的。但两家的佣人过往却甚密，互通有无，朱家的一些点点滴滴，偶尔也会传些过来。比如说，我们知道朱家母亲早逝，继母入门后，朱家儿女的日子不很好过。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场名句：“幸福的家庭，家家一样，不幸福的家庭，各有所难。”其实中国人说得更干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那个年代，尤其来台的外省人，刚遭巨变，国破家亡，连根拔起，难念的经，每家恐怕还不只一本。我们家就有好几本，恐怕早也由我们的厨子小王传到隔壁朱家去了。
一直要到很多年后，80年代，我看了荆棘出版的第一本文集《荆棘里的南瓜》，尤其其中带有自传性的几篇：《南瓜》《饥饿的森林》《凝固的渴》，我才了悟到为什么从前在松江路隔壁那个终生穿着白衣黑裙的朱家小女，从来看不见她脸上的欢颜。这三篇文章都是写对亲情的追念与渴求。荆棘十二岁丧母，十二年后终于写出这篇《南瓜》，悼念她来自农村一生忧劳而又极端温柔的母亲。“南瓜”大概象征了荆棘生命中获得的母爱吧，从荆棘中生长出来，南瓜生命虽然短暂，却带给家人如许的温馨与喜悦。“南瓜”因为情真，所以写得意切，《文星杂志》上发表后，又在《读者文摘》重新刊出，是荆棘的成名作。荆棘大学选读了园艺，最后竟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开垦出一片二十多英亩的农场来，遍植各种瓜果叶蔬，当然也有南瓜。是不是荆棘禀受了她来自农村母亲的遗传，最后还是归农庄稼。我们真不能低估了父母亲在我们身上所刻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有位心理学家写过一本书：《原始的呼号》（Primal Cry），他让他做实验的心理病人大声呼叫“爸爸”、“妈妈”，叫着叫着，病人会发狂一般，心理退化到原始阶段，对父母种种的愤怒、渴求、惧畏、孺慕——这些最基本而又强大无比的情感，随着“爸爸”、“妈妈”原始性（Primal）的呼叫声中，宣泄出来。《饥饿的森林》《凝固的渴》，是荆棘“原始的呼号”，文中少女对父爱的饥渴，真有原始森林那般庞大。情感早已僵化了的父亲，对女儿无助的呼求，竟无法回应。而继母将一些名牌的生日蛋糕锁在书房里，任其腐烂，饲喂红头绿蝇，也不肯拿出来与儿女共享。亲情的饥渴，使心理的创伤转化成为生理的痛楚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邻舍的南瓜（2）
令人惊奇的是，荆棘，正如她的笔名所示，在松江路那般荒瘠的环境里，竟还能抽发茁长，最后落根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挺伸成一棵傲岸坚实的仙人掌。荆棘进入台大园艺系，毕业后到美国留学，改习心理，最后成为颇有成就的心理学教授，而且又随着从事教育行政的先生到世界偏远的地区：巴基斯坦以及非洲的史瓦济兰，去帮助那些贫穷落后国家，教育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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