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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一个人的革命-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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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盛宣怀完全不认同王人文的如意算盘。6月15日前后，在他向载沣汇报的接收商办铁路的具体办法中，他还是强调，因为四川公司招的主要是租股，所以应全部发给国家股票，一分现银都不返还。而且，在他看来，只有结余的大约700万两可以用来换取政府的股票。而其余花掉的部分中有300万两是该公司的经理施典章在从事橡胶股票投机时亏空掉的，凭什么让政府来替你们补这个窟窿？盛宣怀义正词严地说：咱们政府的钱可是来自全国纳税人老百姓的，政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概，来弥补四川的一家公司的投机损失。
事到如今，情况已经很明朗了，川汉铁路的问题，实质上只是那700多万两剩余资金到底是归四川省地方政府还是归代表中央的邮传部的问题。这是个中央与地方政府争权的问题。以往，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其实很简单：撤掉一个最卖力抵制政策实施的地方大员，换一个听话的新官，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王人文头上的顶戴危险了。
为了便于落实政策，盛宣怀和端方的确已经开始谋划要撤王人文的职，而请赵尔丰回省城主政。四川的署理总督本来就应该是赵尔丰，但赵尔丰当时正在四川与西藏交界一带处理英国人煽动的民族分裂势力的叛乱问题，王人文是以布政使的身份担任“护理四川总督”的职务，相当于是代理总督。
被朝廷申饬了几次之后，王人文总算弄明白了，摄政王载沣现在只信任盛宣怀，根本听不进去他这种远在外地的地方官的话。无奈之中，他决心背水一战，用民意来抗衡中央的权力。于是，他就把盛宣怀6月1日的电报内容透露给了川汉铁路公司的负责人以及四川省咨议局的议长蒲殿俊。他肯定会做些添油加醋的功夫，来刺激四川人对国有化政策以及盛宣怀本人的愤懑。
借洋款的刺激
另外一件由盛宣怀干的，对四川人刺激极大的事就是他于5月20日在四国借款合同上签了字。从革命的逻辑看，修铁路这样关系国际民生的大事，你不用中国人的钱也就算了，你还要向洋人借款，你不是出卖路权是什么？你盛宣怀不是天下第一号卖国贼还能是什么？这种简单的意识形态化的逻辑一经与四川绅商们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股票问题相挂钩，那一时间，革命精神与利益纠纷齐飞，为国除害共挟私报复一色，无论是国有化政策还是盛宣怀个人的名声都越来越臭不可闻。
其实，这份合同的签订，绝对不是盛宣怀一个人倡导的。这笔借款早在张之洞手里已经敲定了大半，他去世之后，主导权才到了盛宣怀手里。本来朝廷在1909年就打算跟四国签订合同的，但是因为国内反对声太大，只能暂时搁置了下来。但四国不想让这笔买卖告吹了，也是催得紧，时不时地就去找清政府理论。从1910年秋至1911年初，清政府渐渐感觉到，主张商办铁路一派搞起来的拒款风潮稍微有点趋向缓和了，就让盛宣怀去谈判。在与美、英、法、德四国代表经过20多轮的艰苦谈判之后，盛宣怀终于使四国代表进一步作出若干让步，让步的主要内容包括：删除了原定四国有权参与建造的若干支路的条款，也减少了借款对路权造成的侵害。邮传部在反复斟酌修改之后，终于决定签约了。
如果要避免像激进革命主义者那样敏感，一看到与外国银行合作，就断定是丧权的卖国行为，那我们必须要落实到具体的合同内容上来判断其中的得失。
四国借款合同的借款总额为600万英镑，以两湖厘金、盐税为头次抵押，规定铁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的权利，全归大清政府独自办理，但要聘请英、德、美人各一名为总工程师，工程竣工后，在借款还没有清还以前，大清政府仍然要让欧洲人或美洲人作为该铁路总工程师。合同还规定，这两条铁路的物料，除钢轨由汉阳铁厂供应外，要由中英公司及德华银行担任购买外洋物料的经理人；另外，粤汉、川汉铁路如果要拓展延长，需要借外国资本，四国银行享有优先权。这项合同从纯商业的眼光看，就是一份合同，国家的铁路权利基本没有丧失。反而因此能一下子筹集一大笔款子，迅速把铁路建起来，而且还能避免无论是商办公司还是官办国营企业的各种积弊。
首先，从利率来看，平心而论，这项年利息为5％的贷款应属于低利率的。在当时，国内钱庄的平均利息高达12。5％至14。8％。四国之所以能以此种低利率贷款给中国政府作为铁路建设经费，倒并不是因为西方资本家和食利者慈善过人，而是因为这些国家正好有大量的游资没地方去投资，与其在银行里获取极低的利息，还不如以优惠的条件贷给清政府。
其次，贷款需要抵押，这可是经济学的常识，在当时的条件下，任何银行都不愿在没有抵押的前提下，把大宗款项贷给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项借款合同与中国以往的铁路借款合同相比，不是以铁路管理权或铁路所有权作为抵押，而是以百货杂类与盐厘捐为抵押品，风险性要低得多，而且对于路权的损耗也几乎归于了零。
第三，在当时中国缺乏铁路建造技术能力的情况下，雇用西方国家工程技术专家是在所难免的。雇用有经验的外国工程师，能够尽可能地避免“豆腐渣”工程，保证工程质量。而且，该合同在用人权上，也已经严格地限制了洋人总工程师的数量、职权范围，明确规定了他们必须听命于中方总办或督办，并接受邮传部的最终仲裁。应该说，在吸取以往条约的教训后，在保障中方利益方面，盛宣怀还是更加有经验了。
第四，合同还明确规定了优先使用中国工业产品与原材料。此外，即使要采用贷款国的产品与原材料，合同中也列明了中国所拥有的监控权利。
最后，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合同规定了四国银行及其政府为贷款方，并不拥有经济利益以外的政治附加条件。因此，这是一份商业性铁路建造借款合同，与过去在云南、山东与东北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铁路建筑合同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
如果把这项铁路贷款合同，与清王朝被推翻两年以后由北洋政府与六国银行所签订的“善后大借款”相比，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两者大不相同。后者附带的政治经济条件相当苛刻，以至于连美国总统威尔逊都认为，西方从这项“善后大借款”中获得的监督权利与措施，已经“近乎侵犯中国本身的行政独立”，因而撤销了对美国银行团的支持。
签订在盛宣怀手里，却发行在袁世凯治下的四国银行借款债券
即使与张之洞在1909年与英法德三国银行所签订的草约相比，盛宣怀所签订的这项合同，其条件也更为有利，盛也确实为此付出了相当的心血。作为一个成功的精明的商人，盛宣怀在与四国银行进行的艰苦谈判中，的确秉承着为国节帑、为民造福的精神，发挥了自己讨价还价的经商谈判才能。盛宣怀相信，只要采取上述办法，粤汉铁路分段赶造，三年内接通，十年之内肯定可以还本。
尽管清政府在过去签过不少丧权辱国的条约，在铁路上也没少出卖过权益，但是在这次后来广为世人诟病的借款中，清廷倒真的没有出卖国家权益，甚至外国人也没有打算要在这笔借款［·］中捞点政治权益。但是，问题就出在这个合同与国有化政策出现在几乎一个时间点上。你把民办的铁路收去了，说是国营的，但又大笔大笔向洋人借钱，即使没有革命党来煽动，大家伙儿也很容易把朝廷的意图想歪了。
国有化与四国借款，分开看，都是有利于铁路建设的明智之举，但搁在一起后竟然导致了整个朝廷因此而被掀翻，这实在是令人啧啧称奇的天下异闻啊。
四川人也保路
盛宣怀和清廷显然对四国借款合同是非常满意的，甚至可能有点沾沾自喜，于是，他们在还没有办妥还款收路事宜的条件下，就在6月上旬公布了对商民观念具有极大挑战性的借款合同。在合同的签署者看来，这个条约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相信大家伙儿都能够支持。
但他们大大低估了中国人在利益受到侵蚀之后被煽动起来的非理性情绪。合同内容传到成都后，本来已经对盛宣怀的国有化政策很反感的川省精英们更加愤怒了。对于大多数看不懂合同条款内容的人来说，讲道理只会是越描越黑。合同是和外国人订的，已经足够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你们把铁路权给卖了，把铁路的修筑权、管理权全部卖给了外国人。
而对于少数理解条款内涵的精英来说，这么优厚的借款条件肯定会抢了他们的饭碗，外国人一借款，中国债主们肯定会没了生意，国有化政策的实施也将更加顺当。所以，无论是明白或者不明白事理的人，都对这份合同极不待见。这些人中的一些特别擅长舆论煽动，他们断章取义，隐瞒合同的真相，把一些歪曲的但很容易为四川人相信的言论四处散布。保路同志会的《宣言书》就完全置盛宣怀争取的优厚条件不顾，说：“政府铁路借款合同，实葬送人民死地之合同也。六百万磅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共二十五款，实将三省三千六百里路政全权，完全授与外人。四十年内购一铁钉，用一厮役，亦不许国人置喙。”该会副会长罗纶更是以奥斯卡影帝级别的表演哭诉道：“各位股东！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出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
要收我们的铁路，还不给钱？而且还要把铁路卖给洋人！这还了得！四川人立刻跳了起来。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的代表与四川省咨议局的代表集会，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以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
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成立意味着本来只限于四川总督与邮传部大臣之间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成为了清廷与四川人的利益之争，这种性质转变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王人文和盛宣怀都不可能预料到的。
所谓的保路同志会，在要求继续保持川汉铁路商办这一点上，与川汉铁路公司口径是统一的，但他们增加了要盛宣怀下台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王人文的影响。盛宣怀在朝廷上完全不顾他的意见，屡屡给他难堪，让他上下都做不了人，这笔账他当然要借商人们的力量跟他算个清楚。而商界精英们也有意要找个攻击对象来激发民愤，以便加以利用。
于是，盛宣怀的形象立刻在四川人心目中完全负面化。一时间，痛骂盛宣怀的声音传遍了川蜀大地。《蜀报》刊发号外，揭露盛宣怀卖路十大罪状，其中，一为“卖路”，二是“路线给了外人”，三是“用款规给了外人”，四是“工程规给了外人”，五是“购料规给了外人”，六是“利息规给了外人”，八是“夺诸国民，送给外人”。原来支持铁路国有化政策的邓孝可在读完合同后，在《蜀报》上发表《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一文说：“十七日得读盛此次借款原奏，始恍悟其奸。夜乃得读其借款合同。嗟乎！谁能梦到其奸欺如是哉！”保路同志会的纲领性文件《保路同志会宣言书》也把盛宣怀当做了罪魁祸首。生怕商人们捣鼓了不给劲儿，王人文还上密奏说：“惟有乞我皇上，我监国摄政王先治盛宣怀以欺群误国之罪，然后申天下人民之情，提出修改合同之议。”
绅商们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打算跟政府对着干，因此他们也在为清廷开脱，而盛宣怀就成了承揽全部责任的替罪羊，保路同志会的一份《白话告白》中说：“这回借款修路，是政府错听了盛宣怀的话。送掉了湘、鄂、川省的铁路，罪在盛宣怀一人，与我皇上无干，与四川及他省官吏无干，与洋人无干。”四川绅商们也算精明，不仅帮皇上洗脱了干系，连洋人也不打算得罪，只有呕心沥血为铁路拉来条件优厚的借款的盛宣怀成了他们集中火力攻击的对象。
那些保路同志会里的人，很多并不知道川汉铁路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因为在当时的专制政治体制下，突然出现了一个由地方政府暗中支持、怂恿的抨击朝廷的机会，于是那些在黑暗之中被压抑很久的人一下子进入了某种解放般的无限亢奋之中，几乎每场保路演说中都有如喜儿痛斥黄世仁般的声泪俱下的控诉场面，不断有人写血书，甚至用以刀断指的方式把这场本来是属于利益之争的运动的情绪推进得越来越激烈，形势越来越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
远在北京的盛宣怀根本没有意识到情况的急转直下，他以为王人文不断发来的电报都只是故意夸大其词的耸人听闻之语，不仅置之不理，而且打算继续按他原来的思路走下去。
酿成巨祸
1911年8月初，在盛宣怀和端方的一再敦促下，正在前线督办边务的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返回成都，王人文同时被免职，盛宣怀以为这下子可以没问题了。
但其实，还在返回成都的路上，赵尔丰就和王人文做过沟通，在对待川汉铁路公司的事情上，他和王人文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同为地方官，身处与四川商民打交道的第一线，明白四川商民要的到底是什么。赵尔丰8月4日到任，8月5日就参加了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在大会上，他并没有以强硬态度要求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改变立场，完全按朝廷的要求做，而是和王人文一样，表示自己理解大家的要求，作为地方父母官，他也愿意帮助大家；但他还是呼吁大家伙儿要保持冷静克制，“维稳”是第一要务。
于是，盛宣怀和端方很快失望地发现，赵尔丰居然和王人文是一伙的。于是，端方酝酿要自己亲自去四川督办这件事，有必要时，甚至打算取代赵尔丰担任四川总督。
与此同时，盛宣怀做了件在四川人火头上浇了一壶油的举动。他说服了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的经理李稷勋接受了他的方案，在未经川汉铁路总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把存放在宜昌分公司的现款交给了盛宣怀和端方。这一动作使得事态进一步升级，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和保路同志会的人怒不可遏，把李稷勋这个“叛徒”骂得狗血喷头。股东会做出决议，撤销李稷勋宜昌分公司的经理的职务。盛宣怀和端方与其针锋相对，马上就任命李稷勋为新的国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经理。这下子，保路同志会被彻底激怒了，他们宣布，自8月24日起发动全川罢市，以示抗议。
其实，在这次的事件之前，李稷勋和所有川汉铁路公司的人一样，是反对把川汉铁路国有化的。他之所以后来改变了立场，还把钱交给了盛宣怀，很可能是在权衡了各种情况后，担心如果按保路同志会的做法继续闹下去，很可能导致铁路就修不成了。他本人是迫切希望能修好这条路的，不管以什么方式，只要把路修通就行。他以为把路款交给盛宣怀，又有外国借款做后盾，这条路就能正常修下去。但后来这段路还是停工了。不管怎么说，当时围绕着李稷勋的倒戈，事态严重升级。盛宣怀、端方拒绝撤销对李稷勋的任命之后，8月28日，四川保路同志开始酝酿发起全省范围的抗捐、抗粮行动。“火烧盛宣怀！炮轰端方！油炸李稷勋！”的口号响彻四川。8月24日，成都“已一律罢课罢市，四门厘税亦停”。至9月13日，据报纸报道，罢市罢课已成蔓延之势，“成都府属十六州县、绵州属五县、资属三县、眉属三县均同日罢市，各中小学堂一律罢课。沿江之嘉定府、叙州府、泸州、重庆府均一律罢市”。
形势急转直下。但就在这个时候，政府还没有完全失去平息风潮的机会。保路同志会和四川商民们下不了决心和清廷撕破脸，依然是力主和平争路，规定“勿在街头群聚”，“勿暴动”，“不打教堂”，“不得侮辱官府”。这种状况在大多革命态势中都会出现，毕竟，股东多是有产者，社会危机一旦无节制发展，肯定与其利益背道而驰，所以，他们力主把保路运动限制在秩序范围之内。只要政府肯作出让步，路潮随时有消弭的可能。
但一辈子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大变动的绅商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群氓时代的力量控制已经不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了。被煽动的人们，尤其是无产者们越来越渴望一场痛快淋漓的大运动。当年法国的大革命，也是大资产阶级要死要活搞起来的，他们原本只是打算谋取更大的政治利益，而没有打算将运动激进化，但下层人民一激动，就立刻超出了有产者的控制，接着政权就被极端激进的雅各宾派掌握了，造成了后果严重的恐怖时期。大资产阶级偷鸡不成蚀把米，自己也成了被镇压的对象。
这时，身在一线的赵尔丰已经充分认识到事态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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